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构
□马建富
摘 要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有赖于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精英的培育和支持。然而，目前农民人力资本匮乏成为了制约乡村振兴的严重桎梏，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乡村振兴主体空心化；乡村精英单向流动，留守农民资本低劣化；后继农民危机重重，增量资本来源虚无化。为破解乡村振兴人才制约的瓶颈，就必须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路径，培训留守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培养乡村精英，以全面提升乡村发展的内生能力。为此，必须构建发达的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这一培训体系，必须体现县域性和现代性特征；必须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中心，形成多层次的、网络化的、体现城乡融合和“互联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乡村精英；新型职业农民
我国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长期以来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贫困治理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的预期目标。然而，“三农”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推进，成为“四化同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短板”；与此同时，“新三农”问题，即“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问题亦已凸显出来，成为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腿”。乡村衰退现象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是中国社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障碍。
1.3.4 鼻胃管、尿管的使用 传统组术前常规插鼻胃管，术后引流量小于100 ml/d之后，予拔除鼻胃管。ERAS组术前不常规留置鼻胃管，如术中有插管指征则选择性使用鼻胃管，手术结束或者清醒后，予尽快拔除鼻胃管。两组病人术前均由手术室护士插尿管，但ERAS组术后24 h内尽量拔除尿管，传统组病人开始下床活动后拔出尿管。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是人才，乡村振兴有赖于多层次多类型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在这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职业教育和培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职业教育和培训要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基于乡村振兴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
一、乡村振兴的基石：拥有一批以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精英为主体的乡村实用人才
首先，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特征看，乡村振兴是对“乡村”作为发展本体关照的价值追求。从“乡村振兴”一词的结构上看，这三个二级词（“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共同呈现了乡村振兴战略“本体”具象的、自然的外在符号和语言形式，而且还隐含了中国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密码，具有特殊的国情和农情意蕴[1]。浓缩在乡村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以来显性或隐性存在、并且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当今社会提出的诸如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和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四化同步发展”等战略，都是对长期以来潜存在于中国社会深层矛盾的正视。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及要求集中体现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上，这一发展要求与早先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不是简单的字词的更换或形式的转换，而是人们对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的转换与升华，是基于乡村场域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群众生活全面改善和幸福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
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日益严重的“新三农”问题，关键还在于人才。因为只有人才问题解决了，农村的有效治理、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自身的发展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谁来种地”“谁来治理”等问题也才能迎刃而解。
第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构建为离岸法庭后，在没有当事人协议的情况下，涉及中国的国际商事案件要在中国起诉，只能由中国的国内法院受理。中国需要就此作出准备。由于该类案件既涉及商法又涉及国际私法的内容，对法官有较高的要求，所以设立国内商事法庭是一条便捷的道路。
其次，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目标看，乡村振兴“三步走”目标的实现都与人才培养息息相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颁发的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能否预期实现所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全部脱贫。人们坚信，在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才支持下，实现预期目标应该不是问题。然而，进入后扶贫时代，即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以后，针对以相对贫困为主要类型、具有隐性贫困特点的扶贫时代，要实现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目标，还是要继续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在这过程中，职业教育不可或缺。这就是必须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路径，强化贫困人口自我能力建设，从而有效预防返贫率高发，推进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同样取决于作为“三农”核心的“农民”问题的解决。只有农民自身现代化了，才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而农民现代化的根本是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毫无疑问，这同样有赖于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实现农民自身人力资源的开发。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则不仅需要有多类型的人才支持，还需要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这一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更需要教育，尤其是多类型、多层次、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需要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支持。
1.县域性：反映乡村的语义逻辑。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沿用“农村”和“农村职业教育”等相关概念，但事实上“乡村”和“农村”存在区别，所以，在我国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以“乡村”取代了过去常用的“农村”。这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它意欲营造的独特语义环境，在凸显其价值初衷的同时也揭示其微妙的适用范围、实践取向[9]。由此，人们必须对重构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服务的主要范围以及路径和策略进行更为精准的界定和建构。笔者认为，以“县域”建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更为合理。这就是以县（或县级市）为体系构建的地域范畴，既能反映乡村的语义逻辑，又有助于构建出更具服务效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二、乡村振兴的桎梏：农民人力资本匮乏
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然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却面临着与目标实现相悖的现实状态。众所周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自上个世纪开始的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农村人口大迁移，尤其是乡村精英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负面作用日益显露。原因就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实质是乡村精英甄别和筛选的过程，这一筛选引发的直接后果是显著改变了农村留守劳动力的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农民人力资本结构，这些对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一）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乡村振兴主体空心化
2017年春节期间，河南农业大学利用学生返乡的机会，对全国13060人进行了调查，其结果与全国情况差不多。农民的文化程度和学历层次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70%，高中、中专或大专学历的占23%，而本科以上学历的仅占7%。受过农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农民仅占12%，受过非农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农民占19%，乡村人才的文化程度较低，高层次人才匮乏[4]。如此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教育文化及技术结构的留守农民队伍怎能担当乡村振兴的重任！
追肥是核桃栽培过程中的重要过程，可以为核桃树提供充足的肥力。追肥以速效性氮肥为主，一般每年追肥2-3次，在开花前、开花后以及硬核期进行追肥。
图1 城乡人口变化情况比较
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引发了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主体的缺失和弱化、农业逐步边缘化现象，导致了“老人农业”“女人村庄”人员稀少、土地荒凉的景象；也正是人口单向外流，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即村委换届选举时，选民人数不足，继而出现了“谁来种地”问题以后的“谁来选举”的新问题。有些乡村地区，即使选民数量勉强凑够了，但由于精英外流，“选举谁”又成为了选举中的新难题。如此尴尬的人才状态，又怎能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之目标呢？如此苍老、荒芜的凄凉景象，让人们对乡村振兴不禁产生了焦虑、迷茫和担忧。
对于手术治疗而言，其虽然能够帮助患者解决因病痛产生的痛苦，但同时也会使患者的身心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治疗效果[1]。近年来，随着护理模式的不断完善，手术室护理不仅需要熟练的操作与配合，更需要为患者提供舒适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患者能够在安全、舒适的状态下完成手术治疗。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模式，舒适护理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一定的整体性与个性，能够使患者感觉到舒适和愉悦。
（二）乡村精英单向流动，留守农民资本低劣化
乡村精英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三维资本”于一身，因而他们能够率先向城镇转移和实现就业，并在城市立足与发展。然而，经过持久的转移，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留守农民结构失调，人力资本质量下降。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其中女性14927万人。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35岁及以下的6023万人，36至54岁之间的14848万人，55岁及以上的10551万人（见表1）。不难看出，留守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中35岁以下的仅占19.2%，而55岁以上的却高达33.6%。
(2)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融资租赁期过程中，固定资产从签订合同到期满，其所有权都属于出租方，而使用权属于承租方，这样，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3]。
表1 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单位：万人、%）
2.融合性：体现城乡融合新趋势。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市取向的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的。为了纠正这一发展偏向的政策，我国先后提出了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和政策。就“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本质而言，其政策重点依然侧重于城市发展，农村仍处于从属地位，只是考虑到了在发展城市的同时要推进农村的发展，尽可能缩小城乡差距，体现公平；但是，在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政策下，城乡差距依然客观存在。相对而言，乡村振兴目标中所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更具现实意义，也更具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城乡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可能性。这种城乡发展理念的重要转变，必然要求作为乡村振兴命运共同体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体现城乡融合的特点，必须围绕“融合”进行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设计与构建。
表2 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单位：万人、%）
表3 2016年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结构（单位：万人、%）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持续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图1清晰地反映了2005-2016年期间我国人口变化的轨迹。有关统计公报显示，到2017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139008万人，其中乡村人口数量57661万人，是总人口数量的41.48%；另外，2001-2015年农村人口数量平均增速是-1.9%。
（三）后继农民危机重重，增量资本来源虚无化
在留守农民结构失调、人力资本严重下降的同时，我国后继农民队伍也很不乐观。由表1可见，2016年全国35岁以下的农民仅占19.2%。即便如此，这些目前留守农村的人员并不是真正愿意在农村从业，一有机会，他们将继续“一江春水向东流”或“逆流进城”，这是后继农民存在的数量之忧。另外，留守农民愿意提升自己人力资本，更好经营现代农业的人数也不容乐观。从河南省近些年来农民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每况愈下的情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部分留守农民缺乏经营农业的准备（见表4[5]）。所以，未来“谁来种地”、现代农业如何发展将始终成为国人的心头之患。
表4 河南省2012-2016年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情况一览（单位：人）
三、乡村振兴的路径：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农民自我能力建设
（一）培训现有留守农民，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乡村振兴需要各级各类应用型人才的支持。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农业部和教育部等五部委印发的《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到2020年，农业科技人才增加到70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达到1800万人，其中，生产型人才630万人、经营型320万人、技能服务型360万人[6]。这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固然可以多源化，但是，着眼现实，必须首先把31422万留守农民作为潜在人力资源进行积极地开发，以解燃眉之急，特别是要将留守农民中1289万规模农业经营人员作为重点培训对象，使之成为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如果能够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使这些留守农民人力资本得以较大提升，则乡村振兴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人才保障。
（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3.层级性：满足多层次培训需求。首先，从政治高度来看，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构建，必须反映现时代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和培训多样化、高层次的需要。其次，从乡村振兴人才战略的实现来看，既要满足普遍提高留守农民职业技能对培训的需要，又要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要，还要满足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对乡村精英培养的需要。因此，未来所构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不仅要能够体现培训的多层次性特点，还要体现培训主体的多样性，更要凸显培训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培训实施的协同性。
首先，要将现有的3亿多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的一部分，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等路径，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尤其是要将占比19.2%的35岁以下的青年留守农民作为后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还要对占比47.3%的36-54岁的留守农民积极关注。要基于他们的年龄特点、教育文化程度和发展需要，进行适宜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其次，要将返乡农民工和军转人员作为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来源。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发展环境的改善，返乡农民工创业渐成趋势。与此同时，军转人员原本就是农民出身，他们对乡村有着特别的情感，多年的军旅生活以及转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引领留守农民创业成为可能。另外，大学生（村官）以及城市自愿“上山下乡”人员也将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从长远来看，随着有关乡村振兴激励政策的出台，不乏一些有志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人才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创业。这些都是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来源。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要主动瞄准返乡创业人员、军转人员以及有志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大学生，对他们进行更高层次的相对系统的培训，使之成为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由此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三）培养现代乡村精英，促进内生能力提升
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帕雷托认为，相对于一般民众，精英是一个具有“高度”和“素质”的少数统治者群体[7]。他们一般是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更具相对优势的农村人口。如上所述，伴随着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大量乡村精英率先外流、持续外流，由此导致了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下降。所谓乡村的内生能力是指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水平能够在市场中获取生存和取得利润的能力[8]；它还包括乡村自身对外在激励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乡村振兴实现过程中，必然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精英人才来主导，如此才能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也才能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的乡村资源才能被充分、高效的开发。有鉴于此，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以及有关涉农高校，尤其是地方高等职业院校及相关涉农专业，都应积极研究乡村精英培育这一重要课题，主动提供相应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使这些精英更加杰出，或者使潜在的乡村精英显性发展，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带头人。
四、乡村振兴的策略：建构发达的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为使职业教育和培训能够成为乡村振兴人才战略的强大支撑，必须对我国现行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优化和重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需要在体系架构上，以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以具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路径为体系构建的依据，以效能发挥最大化为体系建构的策略选择。由此，笔者尝试对基于乡村振兴的区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重构。
（一）以乡村振兴目标为引领，彰显培训体系的区域性和现代性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高度重视农村社区教育中心（成人教育中心）在乡村振兴人才培训中的作用。一方面，农村经常性的、大批量的技术技能培训以及社区民众丰富生活的培训和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培训都还是主要依托社区教育中心进行；另一方面，还要依靠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具有乡村情怀和管理才能的人才，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再一方面，要积极基于社区教育中心，构建社区居民一刻钟学习圈，成为农村社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策略看，必须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实用人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3]由此不难看出，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最为有效的策略就是要抓住“人”这一关键要素，其中必须特别关注农村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即“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问题。这三个问题都集聚于以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精英为主体的实用人才培育问题。所以，职业教育和培训任重道远，未来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现的需要，一方面面向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以及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开展诸如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青年农场主等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进行乡村党员干部的培训，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支持大学生回乡创业，并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这些有识之士的技术技能素质、创业素质以及管理素质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留守农民受教育程度让人担忧。第三次全国农业人口普查显示，在这31422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小学及以下的占比43.4%，初中及以下的占比更是高达91.8%，而高中及以上的仅占8.3%（见表2）。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1289万规模农业经营人员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竟然高达34.2%，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89.6%，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0.4%（见表3）。
双向不锈钢是指金相组织具有铁素体与奥氏体双相组织的不锈钢种，在固溶组织中铁素体与奥氏体各占约50%的比例，一般较少相的含量也在30%以上。金相组织决定了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的性能介于铁素体不锈钢与奥氏体不锈钢之间，兼具两种不锈钢的优点，不仅具有良好的塑性、韧性、耐腐蚀性和焊接性，而且具有更强于其他种类不锈钢的抗晶间腐蚀能力，因此在能源、化工、制药、造纸、海水淡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中电建核电沙特吉赞项目面对业主阿美石油公司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双相不锈钢应用于公用水、消防水系统，使管道系统在服役环境差、抗腐蚀要求高的条件下得以长久工作。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现代农业发展更需要高素质人才；但随着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农业人口快速转移的势头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乡村振兴和“四化同步”发展中产生的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怎么办？笔者认为，将部分留守农民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工、军转人员、大学生等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是化解这对矛盾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体，建构多层次的网络化培训体系
乡村振兴需要培养以应用型为主的各级各类人才，这些人才除少数高层次技术和管理精英需要依托有关高校等进行高层次的、系统的培养与培训外，更多的还是要基于区域职业教育培养与培训机构以及相关涉农企业来协同完成。当然，这些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以及企业可以有各自的分工，但它们更应该在一个共同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框架来完成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任务。根据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构建的县域性原则，应建设以县级职教中心（或社区培训学院）为主体和龙头，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为骨干，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教学点）为网点的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科学越轨行为频发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危害不可忽视，正如本文章节4.1中所论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越轨行为对科学技术最基本的安全问题都不能提供有效的保证，特别是医疗科学与工程科学中，科学越轨行为可能是数据造假、临床结果造假、工程效果造假，这些越轨行为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医疗事故，工程事故等，最终对这社会生活造成不可预计的危害，甚至造成人员的伤亡。
从我国各地职教中心建设的现状来看，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把县级职教中心作为其投资的重点，作为地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一般一个县建有1所职教中心，部分有2所职教中心；职教中心在教育资源以及办学条件等各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各地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应把县级职教中心建设作为政府重点工程，并基于现代化的标准加强建设。作为职教中心自身，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办学定位，按照“中心”应是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主体，培养乡村振兴所需的各类人才；要按照中心是“领头羊”的龙头思维，组织和引领乡村成人教育中心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还要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现代农业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加强专业的现代化建设，尤其要强化涉农专业建设，培养区域产业振兴、现代农业发展以及促进乡村治理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乡村精英和其他各类实用型人才。
随着全球对蔬菜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人们对于绿色食品需求的多样性也在不断提高。水生蔬菜发展的市场前景广阔，而我国水生蔬菜在国际市场中一直占有主要地位，是提供水生蔬菜的主要国家。而我国当前的生鲜蔬菜保鲜贮藏技术暂时难以满足销往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保持和提高我国水生蔬菜的优势地位，必须要加强水生蔬菜加工业的发展。洪湖市在不断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资金扶持，并加大金融信贷投放，对在品牌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根据《2018年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兴村强县示范行动项目申报指南》，洪湖市将立足乡镇优势特色产业（产品），做大做强1～2个特色主导产业。
我国乡村振兴“三步走”目标既指向当下的近期目标，更是瞄准未来乡村的全面振兴，以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实现。这种目标的未来指向性，要求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具有区域性和现代性特征。
另外，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应积极发挥高职院校作用。高职院校，尤其是涉农高职，其本身具有地方性特点，其重要服务定位就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此，高职院校一方面要根据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开设相应专业，培养高层次的新型职业农民和管理者；另一方面要利用自身具有的教育资源优势等，承担对农村留守农民、返乡创业农民工以及军转人员等等的高层次培训工作；再一方面要与县级职教中心以及涉农企业协同开展线上线下的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还要积极开展诸如课程和教材等各类培训资源的研发工作。
（三）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镶嵌开放的远程职业培训网络体系
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然成为了当今社会人们学习、生活和教育培训当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具有高速、便捷、经济等特点，为人们随时随地全天候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创造了条件。
首先，作为现代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构建，互联网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所构建的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中心，或者以高等职业院校为龙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只有基于互联网技术，才能真正形成以人为服务中心，以教育培训机构为实体的能够体现现代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体系。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必将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新常态、新动力，也必将助推职业教育和培训效能的提升。
其次，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所构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可以充分、有效地整合县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为乡村各层次多类型有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群提供优质共享资源。由于基于“互联网+”职业教育和培训平台，人们可以把所开发的各类课程资源，以一定的方式呈现在互联网上；而且，还可以基于互联网进行学员与教师、学者或者知之较多者进行教学活动，所以，学习者可以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真正的随心所欲的培训与学习；再者，依托互联网技术建立社区居民在线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可以通过开通社区教育培训公众微信号，根据乡村社区居民需求，设置具有社区特色的各类教育培训专栏，以满足乡村不同层次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满足人们提高生活品质以及精神生活充实的需要。另外，还可以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精准开发网络课程，实行个性化培训。在现时代，要做到精准扶贫，同样离不开以互联网以及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利用[10]。
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构建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将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与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有机融合，从而构建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职业教育和培训”。一是在架构县级职教中心（社区学院）——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村教学点这一网络化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过程中，要有机融合互联网技术。这样既便于线上线下培训教学的结合，也有利于区域网络课程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尤其是区域特色的职业技术培训的开展，全面满足区域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二是县级职教中心（社区学院）应该充分发挥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组织、协调、课程开发、农民培训需求调查、网上课程资源建设等等的作用。三是社区教育中心是“互联网+”网络体系的关键节点。要重视社区教育中心基本网络设施的建设，确保与县级职教中心的主网顺畅连接，由此推动“互联网+”与“三农”的深度融合，促进乡村建设。四是要特别重视数字化学习资源库建设。资源库必须内容丰富，反映各层次农民或者社区居民的需要，并且即时更新，以把最新的信息以及技术充实进资源库；五是要建立县级职教中心（社区学院）与企业、培训机构，以及区域高职院校“数字资源链接点”，发挥各自优势，提升学习资源的覆盖面和共享度，丰富社区居民学习内容或者培训课程。
（四）以培训共同体建设为重点，构建城乡融合的培训体系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积极引导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互动，就是要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创客等新主体，则有利于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然而，要培育家庭农场主、“乡村工匠”和农业产业工人、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则有赖于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这是城乡融合的应有之意，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中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培训农业龙头企业各类人才、家庭农场主以及为返乡农民工和城市“上山下乡”创客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也是应该并且能够承担的职责。这里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才有助于这些新的经营主体以及创业人才资本的积累和提升。
根据乡村振兴对人才需求的多元性，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各类人才自身需求的差异性等特点，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由政府、涉农企业、行业（协会）、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个人以及非政府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共同体。这些单位或个人和组织都是利益相关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成为该培训体系中的重要角色。由于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各类培训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因此，非政府公益组织有义不容辞的参与和组织培训的责任。
在城乡职业教育和培训共同体中，各相关方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优势，因而，应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如中高等职业院校在师资、技术以及互联网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应该重点担负起培训教学以及互联网课程资源开发等工作；涉农企业应更注重为职业教育和培训与产业、市场的结合提供信息与实践的机会，并提供必要的专业技术师资的支持；相关行业协会一方面应根据市场培训需求，提供人才培养培训的需求信息，另一方面应主动预测和研究乡村人才市场人力资源开发的需求，还要基于现代农业发展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向职业院校及相关培训机构提出任务和要求，为地方政府实施乡村人才培训工程的设计与实施提出决策参考意见。
2014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松辽委将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和水利部各项决策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改革创新的内在规律，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深化改革的关系，充分发挥总揽流域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坚定信心，统筹谋划，协同推进，重点在不断强化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建设、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持续加大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快推进民生水利建设、持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不断加强管理能力建设上下功夫，切实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开拓创新，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在新的起点上奋力推进流域水利改革发展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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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建富（1962-），男，江苏溧阳人，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与模式研究”（编号：17JYA001），主持人：马建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农科教统筹的新型农民培训的研究与实践”（编号：14YJAZH02），主持人：郭耿玉；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返乡创业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社会支持体系的研究”（编号：2017ZDIXM048），主持人：马建富。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518（2019）06-0030-08
责任编辑 肖称萍
标签：乡村振兴战略论文; 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论文; 乡村精英论文; 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