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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以和谐发展为主导的社会，需要各种社会要素的协调、人际关系的和睦，亦即政通人和。而政通人和，尤其是和谐干群关系的实现，离不开和谐领导观。所谓和谐领导观，即重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互动和谐的领导观。确立和谐领导观，需要确立简约领导观、平民领导观和柔性领导观。
领导简约化趋势呼唤简约领导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统的官僚组织模式和领导方式开始受到挑战，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领导替代理论以及相应的自我领导、超级领导观念应运而生，体现了领导简约化的发展趋势。
以往，领导者手中拥有权力、资源、信息，处于科层组织“金字塔”的顶端，被领导者只能俯首听命，被动地听从领导者的指挥，毫无主动权，因而，势必造成这种状况：什么事情都得领导点头、拍板；什么事情都得领导参与、插手；领导不在场，被领导者工作无法施展；领导者事情一大堆，忙得不可开交，被领导者却无奈地被动等待。这是民主政治不发达、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也是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民众自主性缺乏的产物。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如上所述种种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原有的一切听命于领导者的领导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改观，简约领导应运而生。简约领导的根本特点在于：领导者的部分职能为被领导者所取代，从而使领导职能简化，领导职数减少，领导机构精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界限变得模糊，直接领导向间接领导转化。在我国，简约领导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如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是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形成什么样的领导观。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万能的，任何事情都由政府包办，从决策到具体实施，都由领导者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规模越大，事务越多，领导机构就越庞大，领导者也就越忙。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政府职能转换，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形成，许多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开始归还给社会、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无需政府这只行政的手去过多干涉，从而领导被简化。
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有一种公认的观点，即把现代化理解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应是全面的。在政治方面，就是从不发达政治社会向发达政治社会的过渡。这里所谓不发达的政治社会，主要特征有：专制主义；人治；政治和行政决策为少数人所垄断，只反映少数人的意志；政党为少数政治领袖所掌控，不能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中介组织，公民参与政治的水平很低；以家族、血缘和身份关系分配政治角色；等等。与此相反，发达的政治社会是与民主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特征有：民主政治，政府的权力得到公民的认同并受到公民的监督；政体具有弹性，能够容纳和吸收社会分化出来的群体和新生的政治力量；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和行政决策均来自民意，并有较高效率；政党成为公民参与政治或成为联系政府和公民的中介；政治参与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不发达政治向发达政治的过渡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可称此为政治现代化。从不发达政治与民主化政治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下的领导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不发达政治制度的领导方式以专制为特色，而民主化政治制度下的领导方式必然是简约化的。我们当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法治与民主，还权于民，必然实行简约化的领导。
其三，信息化技术的充分发展。信息技术的充分发展、因特网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垄断，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被领导者只能从领导者那里获取信息的状况，领导者不再是“信息的中心”。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领导者的某些优势，替代了领导者的部分职能，原来必须领导者做的事，现在拥有信息的被领导者完全可以胜任，从而领导被简约化。目前，人们对高科技政治价值的考察较多地集中在高科技带来的社会信息化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调节、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问题的影响上。一种观点认为，高科技促进社会分权化、多元化、民主化。如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信息化能提供官僚机构绝不能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电脑将“粉碎金字塔”，改变社会结构——“从等级制结构到网络状结构”。尼葛洛庞蒂则指出：“分权心态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和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这里所涉及的，正是领导方式的转换：从极权领导向简约领导的转换。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需要简约领导观。这是因为，和谐社会必然是一种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广大群众发挥出空前的积极性，各方面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不再是单纯的受控者、被指挥者。他们有能力自定目标、自我提示、自我检查、自我排练(即在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之前的周密安排和训练)、自行实施奖励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社会领导力的重点就应放在带领下属领导自己的策略安排上，诸如示范、引导下属参与，帮助下属实现从依附型向独立型的转变等。这显然体现了简约领导观的要求。
领导柔性化趋势体现柔性领导观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被领导者受教育的程度也在普遍提高，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增强，领导替代因素日渐增多。在此历史条件下，传统的领导观已逐渐变得不适应。新世纪领导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领导作用的发挥正在由刚性转向柔性，由显性转向隐性。即领导者不只是靠控制、约束、命令、管理等刚性手段要求被领导者干什么，而主要是靠激励、沟通、协调、引导等柔性的方式来影响追随者；不只是靠直接的、外显的手段去指挥、监督被领导者，而是靠间接的、内隐的领导艺术去支持追随者。刚性的、显性的领导手段主要靠硬权力起作用；柔性的、隐性的领导则主要靠非强制性的影响力即软权力起作用。
行为科学认为：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尽可能运用影响力，而不能光凭地位、权力去推进工作。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P·科特则指出，真正的权力来源于知识；是建立在相互尊敬、羡慕、了解、义务和友谊基础之上的良好工作关系；是良好的业绩和较高的威望，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各种施加影响的技能等。无数事实也证明，那些单凭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以权压人，搞命令主义的领导人，是无法获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的。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领导软权力的作用也越来越凸现。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的领导力也应是一种影响力即软权力，而不是单纯的权力即硬权力。相应地，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领导：强制性领导和凝聚性领导。强制性领导凭借组织体系维系，与被领导者无感情的分享和行动的联结，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领导者的权威来自于群体之外且凌驾于群体之上，往往得不到下属的响应和支持，人们接受领导者的支配，不是出于自觉，而是根源于避免遭受惩罚的苦痛。凝聚性领导则不然，其领导力的实施依靠的是群体成员的自发认同和对群体过程的奉献，以群体成员的参与为基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一体的互动关系，领导力建立在充分开发和运用认同资源的基础上，领导者的权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自发接受，人们对领导的接受根源于他们对领导者自身价值的认可及其需求助满足。凝聚性领导是一种柔性化的领导。这种柔性化的领导力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和谐社会的领导力必须依靠具备智慧、幽默、乐观、进取、正直、公平、宽容、有爱心等个性魅力的领导者来施展。和谐社会的领导力要成为一种吸引、凝聚的力量，要能营造出一个活力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可信赖的氛围，并以此来激励下属潜能的发挥；要用爱心和榜样的力量去感化人，用尊重理解的心态去帮助人，用积极进取的激情去影响人，设法提供舞台和机遇去吸引人，这样才能成为真正促成和谐的领导力。
柔性化、隐性化领导力的实施具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率先垂范；二是共启愿景。所谓率先垂范，即是身先士卒，保持领先。美国组织行为专家道格拉斯·K·史密斯(Douglas K.Smith)认为，在21世纪的组织中，如果要在领导方面取得成功，所有的领导者必须学会一种新的技能，那就是追随——追随我们的想象力和目标，追随我们为迈向目标而制定的管理原则，追随所有那些能够使组织理想实现的人们。他认为，追随，正是一种“保持领先”的方式。在传统的组织中，领导者和追随者是截然分开的，领导意味着制定决策和确定发展方向，而追随意味着服从；而在一个作为和谐整体的新的组织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领导和追随，“在一个有效组织中，人们必须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既要管理他人又要管理自己，既要在思想上做出决策又要在实际中做出具体的工作”。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懂得，组织目标的实现靠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不是单个人，而无所不知的领导已经成为过去，因此，领导者应该学会追随他人、向他人学习，追随团队、带领整体前进。一个和谐整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追随、相互领导的关系。
所谓共启愿景，即齐心协力，共同奔向目标。美国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戴维鄂里奇(Dave Ulrich)指出：“有效领导的结果是很简单的，它一定要将理想付诸于行动中。理想表现为许多形式：战略、目标、使命、眼光、预见和计划。不管过程如何，领导者总能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的渴望。”领导者的任务不是去想象，而是去行动，而且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善于将理想的意图化为团队的实践。为此，要实现3个转变：一是从高高在上转向领导共享，包括目标共享、利益共享、困难共享、成功喜悦共享；二是从追求“个人冠军”到旨在团队获胜，置身于团队中，而不是凌驾于众人之上；三是从居高临下解决问题转向敢为人先，大胆创新，勇做先锋，与大家一起共同开创美好的前景。
通过这两条途径实施的隐性领导是一种“不知有之”的领导，在通过这两条途径实施的领导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被领导者而不是领导者。领导者仅仅是提供服务，提供支持，提供情景，提供条件；被领导者在感觉不到被管理、被引导、被带领、被影响的情况下，领导作用却已施加到了自己身上。隐性领导的作用好比“磁场”的作用，无形而有吸引力、感召力。
领导平民化趋势呼唤平民领导观
领导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英雄领导观向平民领导观转化的过程。早期的领导特质理论企图从性格、生理、智力及社会因素等方面寻找领导者特有的品质或应有的品质，并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惟一标准。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领导行为和风格理论兴起，集中对领导者展现的能力进行研究。而领导特质理论和领导风格理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假设：如果特质理论有效，则领导者实质上是天生的；如果领导者的成功重在行为、能力，则领导者应是后天培养的，可以训练的。从特质理论到行为风格理论，体现了领导观的悄然变化：领导特质理论的实质是英雄领导观；而领导行为、风格理论则孕育着一种新的领导观——平民领导观。
我们说，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其权力重心越下沉，普通民众就越受到关注。与之相适应，领导的平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面向21世纪的领导观应是平民领导观。从传统的英雄主义领导到当下的平民化领导，领导观念主要发生了如下几方面的转换：
第一，从集权领导向分权领导转换。英雄领导观把领导权力和责任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认为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执掌领导权，发挥领导作用。而平民领导观则把领导权力分散化，把领导责任分散化，把领导机会分散化，把领导的作用分散化。平民领导观认为，领导的实质是一种积极作用、一种影响力，而这种积极作用和影响力并非只有少数人能垄断得了。-领导者可以发挥领导作用，被领导者也能发挥领导作用，每一个人都可对组织发挥或强或弱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从而成为实质上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把自己看作组织中的普通一员，应该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并非别人不能做；一个被领导者则应该认识到尽管自己也许目前还不是领导者，但仍然可以在组织中、在社会上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
第二，从有界领导向无界领导转换。在传统的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就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就是被领导者，二者界限分明，不可逾越。平民领导观则打破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界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角色都变得模糊化了。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鉴于两点：一是依据平民领导观，领导作用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人都可发挥领导作用，既然如此，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也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极其平常的事；二是依据领导替代理论和自我领导、超级领导理论，现代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增强，他们完全有能力实行自我领导、自我激励，在组织实施组织目标时，完全可能形成以被领导者为主导的“颠倒的金字塔”，即被领导者是主体，领导者仅是一个“追随者”，或为被领导者服务的公仆。
第三，从无限领导向有限领导转换。英雄领导观脱离领导情景、领导对象，孤立地看待领导的作用，因而把领导看作万能的、无所不包的即无限的领导，甚至把领导者奉为不同于凡人的神。平民领导观则在领导的情景中，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互动中看待领导者的作用，因而把领导的作用植根于广大被领导者中，认为一旦脱离被领导者，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再高明的领导者也只能一事无成。因此，在平民领导观看来，没有无限的领导，只有有限的领导。领导者应把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责任留给被领导者。
确立平民领导观的首要条件是牢固确立群众观念，树立执政为民的正确权力观。而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能否构建平民化的领导力的关键。只有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为人民服务的手段，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如若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或作为个人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途径，是决不能确立平民领导观．构建出平民化的领导力的。
确立平民领导观的根本途径是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本质上说，民主化的决策即群众参与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贯彻客观性原则、群众性原则和集体性原则，是决策民主化的关键。其中，客观性原则是前提：衡量决策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决策方案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保证决策方案的可行性，决策者必须面向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凭主观意愿。群众性原则是根本：决策民主化的根本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多方面听取群众意见，善于集中群众智慧。集体性原则是途径：民主化决策要求领导者在重大决策上，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方专家人士的意见，集体讨论，共同做出决定。和谐社会的领导力特别重视民主决策，下放更多的决策权，更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
是否确立了平民领导观，最终应以群众满意度为检验标准。衡量领导力有效与否的最终标准，在于是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即民本问题。诸如：能否为人民解困救急；有无便民利民的切实措施；是否建立健全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是否缓解了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其中，解决当今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是构建平民化领导力的关键。从世界范围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一段时期是社会矛盾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当今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不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所带来的贫困群体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新的“穷人”阶层产生的根源，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就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的领导力要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下功夫，必须从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入手。
简约领导观、柔性领导观和平民领导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不把领导的作用视为领导者的专断，立足于广大被领导者中，才能削减领导者职能，实现平民化的领导；只有重视软权力的作用，注重影响力，才能关注被领导者，还权力于民；而平民领导观的实质就是简约领导、柔性领导、隐性领导。和谐领导观则是简约领导观、柔性领导观和平民领导观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