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路径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路径论文,现状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在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回顾与审视我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探讨与展望我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路径与走向，是很有意义的。
一、我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形势不容乐观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达到高潮。以后的十年，研究讲入平稳期、平静期、平淡期。综观这十年的情况，可以说，1993年的盛况已不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受重视程度已大不如前，形势不容乐观，甚至相当严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七少”：一是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研究的著述减少，1993年各地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的丛书和专著，现在这方面的书已是凤毛麟角。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减少，上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减少，一些高校、党校、社科院原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研究所）大多不复存在，或是撤消，或是改变名称。四是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研究的刊物减少，1993年时，全国共有四家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刊物，即《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海），《毛泽东思想论坛》（湖南），《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现在除四川的刊物还保持原名外，另三家一家已易名（刊名易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但仍发表有关文章），两家已停刊。五是高校中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课程减少，哲学系本科生中原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课已基本取消，在研究生中开设此课程的也极少。六是研究生中以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为选题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减少，一些以此方向招进来的硕士生、博士生，往往也不以毛为论文选题。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人员减少，队伍严重萎缩、老化，青黄不接，随着一批资深学者的陆续退休，今后几年的情况将更加令人担忧。
总的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形势严峻，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难度很大。这个难度的关键就在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生长点不多。笔者看来，在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课题中，有可能讲出新话的现在并不一定适宜做（如晚年），而适宜做的又大多已经做了，很难讲出新话，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的症结所在。因此，尽管这十年理论界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有关方面还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和十三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但突破性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与1993年前后的研究水平总体上处于同一平台，没有形成质的突破与飞跃。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也要与时俱进
1993年以来的这十年，可以说是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极其剧烈、急速的十年，这种巨大变化，是我们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
首先，世情的变化。当今世界总的态势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什么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什么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什么文明冲突论、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什么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什么资讯与传媒社会、消费社会、文化商业化，什么一超多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跨国公司实力大大增强、欧盟的新形式、世界经济组织作用的强化等，所有这些今天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和人们极感兴趣的话题，都是这十年提出或凸现出来的。
其次，国情的变化。这十年，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从改革来看，经济成分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从开放来看，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主办世博会，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和世界连在一起。从发展来看，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社会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局面。
再次，党情的变化。由于时代的发展，世情和国情的变化，党情也会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两个转变”，即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要成为“两个先锋队”，即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巩固“两个基础”，即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贯彻“两个纲领”，即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要提高“两个能力”，即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与抵御风险的能力，等等。
最后，民情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展了重大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和文化建设中来。为此，就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正、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逐步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上述变化告诉我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情况。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也应有这样的理论品格，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者也应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与时俱进，一是要有鲜明的时代性，要着眼于世界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前沿，紧扣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的步伐。二是要有浓厚的现实感，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三是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断拓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达到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四是要转变话语结构，更新研究方法，不断提高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吸引力、感召力、说服力。
三、拓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路径与走向
这十年来，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诸多内容，而主要的研究路径是以下三个方面，从这些路径中，也可以体察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当代走向。
（一）三代领导人思想的比较及其整体研究
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十分令人瞩目。如果仔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的重心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樊瑞平等主编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有较大反响。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重心是三代领导人思想的整体研究，这一路径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其中刘林元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碑——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下面笔者将着重分析三代领导人思想的整体研究，毫无疑问，这一研究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以下几点尤为令人关注：
一是对三代领导人坚持的党的思想路线的深刻阐发。从党的历史来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实事求是，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毛泽东讲实事求是的关键词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在他看来，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而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这一根本途径。而邓小平讲实事求是的关键词则是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在他看来，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而江泽民讲实事求是的关键词则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这些论述不仅突出地强调了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对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而且使与时俱进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三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文化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观点，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明确界定了文化的含义，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内容，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联系，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目标，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着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新的挑战，江泽民对文化问题尤为重视，多次阐发了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关于文化是综合国力重要体现的论述；关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论述；关于文化创新的论述；关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论述；关于文化产业的论述；关于发展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御腐朽文化的论述；关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的论述等等。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三是三代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恰当地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思考与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体现在“提出”和“创立”上，即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论述了两类矛盾的性质、特点和处理方法，进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体现在“补充”和“丰富”上，即强调科学判断主要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妥善处理利益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保证。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主要体现在“发展”和“完善”上，即从改革、发展、稳定和依法治国的高度，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同时切实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更加科学化、具体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当前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兴奋点，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既可以如上所说，从三代领导人思想的整体研究入手，[1]也可以着眼于文本研究；[2]既可以从理论分析和历史反思入手，[3]也可以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4]。2007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50周年，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回顾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总结半个世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实践，理应有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问世，这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与当代中国哲学结合的研究
近十年来，以《当代中国哲学》、《中国当代哲学史》、《当代中国哲学五十年》等为书名的著述不断问世，已达十余种之多。而当代中国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联系极为密切，因此结合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成为第二条重要的路径。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1.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哲学体系的改革。比如毛泽东关于“不必抄斯大林”[5](p.507)的论述；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命题；关于辩证法一个规律、一系列范畴的构想等。2.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心。比如毛泽东关于两个对子、部分质变、一分为二、波浪式前进的论述，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究。3.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普及。毛泽东对哲学的普及与解放的思考，对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尝试，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哲学体系改革的思考，还是哲学重心的阐发和哲学普及的努力，实际上都反映了一点，这就是建立有别于斯大林哲学模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基本的思路是：第一，要搞自己的哲学，不要照搬别人的哲学。（这是理论层面）第二，要搞实际的哲学，不搞烦琐哲学。（这是实际操作层面）第三，要搞大众性的哲学，不搞纯书本的哲学。（这是社会民众层面）第四，要突出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不搞玄而又玄的哲学。（这是思维方式层面）当然，毛泽东的这些思考，也是一家之言，应当具体分析，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与创新的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验教训和前沿问题，来深化和拓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的重大和重点课题。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主要涉及到：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和全面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阶段和系统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阶段和当代勃兴阶段。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包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等。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沿问题和当代走势。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定位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中，一些学者的见解引人注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和真义被长期遮蔽，因而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文本和原生形态，其提法有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人学化、生存论化等提法。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问题，尤其是关于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解读与评价。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互应互动的内在关联，传统文化一方面对凝聚民族精神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对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又有消极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接的“结合点”和“思想桥梁”。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