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我一直关注《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建立的问题，今天我想和丽娃沙龙同仁讨论“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这个话题。
一、胡乔木、周扬、丁玲的讲话
胡、周、丁三人的讲话并不直接针对《人民文学》而发，都是在北京文艺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专就文艺整风和改造思想问题所作的报告。但它们其实又都与《人民文学》问题的处理有着深刻的关系。从中既可发现其时的文艺整风运动的主要关切所在，而且也能理解在此运动中对于《人民文学》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以下择要引述并作简单的评析。
1.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胡乔木、周扬、丁玲三人的讲话，均据《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下文不另出注。）
胡乔木的讲话一开始就点明了主旨，即这次运动首先针对和要解决的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他说，事实表明，不经过像1942年延安时的那种“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就不会“真的”被接受。特别是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我们两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进展受了重大的限制”。从现象上看，“我们今天普遍感觉作品的不足，而已经有的作品，多数不能和劳动人民的新生活互相呼应，这些作品往往缺少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感情，新的主题，并且往往因为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斗争，或者因为把劳动人民的形象和斗争抽象化公式化了，成为反现实主义的东西（在描写历史的时候就成为反历史主义的东西）”。胡乔木以引述《讲话》内容的方式，重申并强调了“文艺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为此，文艺工作者就必须要改变“立场”，“就必须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文艺家，“就必须竭力改造自己”，“以便‘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转变阶级立场，其实就是突出了“思想改造的原则意义”及其重要性。因此显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阶级斗争，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领导地位。胡乔木总结说：“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解决这个“首要问题”即“思想领导”和“思想改造”的问题，文艺界的“出路”即途径和方法、措施是什么呢？胡乔木给出了六条缺一不可的具体“出路”。一，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全国文联有指定的学习文件），解决立场问题。二，充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彻底认识文艺的阶级斗争属性和政治武器功能。三，整顿文艺事业的领导，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和“事务主义”的作风，既扩大和加强对文艺的全面领导，同时也要尽可能减少行政事务。四，整顿文艺团体，缺乏或没有“存在必要”的文艺团体“应该宣告解散”，不能实际从事文艺劳动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被所属的文艺团体所开除”。五，整顿文艺出版物，首先是期刊，坚决、迅速地实施全国文联已经作出的整顿文艺期刊的决定。六，要求党员文艺工作者成为运动中的模范，反对其“任何无纪律现象”。
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的讲话，所针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阶级立场问题、政治观念和思想斗争问题、领导权问题、工作作风问题、组织管理和纪律问题。这也就是1951—1952年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中的核心内容，即文艺界思想改造的主要问题。运动的目标（目的）既在解决具体问题，但最终是在建立一种全面且严格规范化的“国家文艺”或“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思想问题、文艺问题、权利问题、工作问题、组织问题等等，都应归属于立场问题和政治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服务于最终目标——国家文艺或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建设——的完成，当然同时，它们本身最终也构成了国家文艺或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建设中的组成部分。
2.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
周扬首先强调了“文艺的思想性”问题及其重要性。所谓思想性，简言之就是阶级性或阶级意识。因此，对文艺思想必须首先“进行一番阶级分析的工作”。他依次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思想，结论自然是“只能用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而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才能确立。这就点明了“思想整顿”、“思想改造”的运动主旨及其必要性。
周扬在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也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讲话》。他说，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面”？这就是最为关键的立场问题。周扬的原话是：“‘屁股’坐在哪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这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即“立场决定论”。——这可能就是中国当代阶级论文学观和政治功利主义文学观（包括文学思维、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最形象、最通俗、也是最生动的表达。——但事实却是，这个首要的“立场”问题现在非但还根本没有获得解决，相反，思想的混乱和错误现象甚至于更其严重。因此，周扬明确断言：“今天，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需要改造的”。
《人民文学》的问题当然也直接进入了周扬的视线。他在讲话中直接举出的反面例子中就有《人民文学》刊发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周扬是把这篇小说及其改编拍摄的电影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来“领教”的，他的措辞和说法中颇含有点戏谑、讽刺的味道。
3.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丁玲当时是《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主编），不久便正式调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替换艾青的职务，主编仍是茅盾），实际负责该刊的工作。她的讲话核心是阐述如何才能办好文艺刊物的问题，她首先批评的也是刊物的问题。她说：“据今年五月间统计，仅仅文艺刊物，全国一共有九十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不上不下，毫无目的，也没有销路的杂志。宣传会议后，地方刊物都有些调整，在编辑方针上也有些改变，但全国性的大型刊物都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改变，也没有看到有所检讨或新的计划；因此在这次学习中，改进我们的刊物，提高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她以过去的“所谓同人刊物”为例，指出“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丁玲对于刊物的“定位”是极其明确的，即刊物负有领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刊物首先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刊物既然是最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司令台”，那么，“编辑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必须具有高度明确的政治思想性、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倾向性。但是，“上述的任务，我们的刊物（指全国性的刊物）就没有很好完成”，“我们刊物办得不能令人满意”。
丁玲讲话之“大胆”，甚至超过了胡乔木和周扬。
《人民文学》是丁玲讲话中第一个被“点名”批评的刊物：
《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则更表现了懒于去用思想。它在前边照抄了六条文协的章程，然后说，“如何使它具体化，那就是本刊的责任。”怎样具体化呢？没有说，只把责任又加在大家身上。然后就要各种形式的稿子，对于稿子思想上内容上的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只着重地说：“最后，本刊编辑部有一点意见也要乘这机会奉告文艺界同人，我们觉得编一本杂志，实在也就是一种组织工作，一要善于组织来稿，使杂志内容不单纯，不偏枯；二要善于邀约作家们写稿，使每期的杂志都能把握我们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而又富于机动性。我们希望用了这样的方法，尽可能地把本刊编得活泼，多方面，而又不至于漫无重心。”从这个发刊词里面，我们恰巧找不到这个刊物的重心。
丁玲的“大胆”正在于，她由《人民文学》的发刊词来对该刊且主要是对该刊的负责领导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而《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并非出自普通人之手或集体撰写，它的作者（执笔、定稿）恰是《人民文学》的主编，也是全国文协（中国作协的前身）的主席茅盾。直接接着上引的这段话，丁玲甚而还公开点出了茅盾和艾青的名字，对他们作了看似委婉、实则明确的批评：
文协的常委或编辑部并没有讨论过这作为文协的机关刊物的方针。我也是文协的负责人之一，我就没有关心，好像这只是茅盾同志和艾青同志的事，我到今天才提出来，我就应该在这件事上受到严重的批评。
照丁玲讲话的逻辑，如果并无直接责任关系的她要“受到严重的批评”，那么，直接的责任人茅盾和艾青，岂非“更”或“最”应该“受到严重的批评”么！
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检讨
《人民文学》编辑部“检讨”得很快。刊物的检讨文章在1952年2月号（2月1日出版）上就公开发表了，题为《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署名“编辑部”）。
《人民文学》检讨自己以往的“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它没有实现坚定明确的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因而也未能完全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换言之，刊物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即文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首先发生了问题，使非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领导权），也就是“思想混乱”。这是《人民文学》产生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原因”。
对此，《人民文学》的检讨实例是，在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表现消极，“只发表过一篇文章”。而且，刊物本身“还发表过不少思想错误的作品”，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方纪）、《改造》（秦兆阳）、《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血战天门顶》（白刃）、《老工人郭福山》（丁克辛）等等。
以下接着又检讨了另两方面的错误现象，即联系群众问题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尤其是在后者，通过这检讨文章，也颇能见出《人民文学》当时在文学批评问题上表现出的突出性格。
关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北京《人民日报》、读者、《文艺报》以及文艺界许多同志都曾有过不少正确的批评，但我们却很少足够认真的考虑和勇敢的接受。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这样的作品，直到北京《人民日报》提出了公开尖锐的批评，并且上级领导机关建议我们转载这篇批评的时候，我们还在按语上说，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我们看稿时是疏忽了的”，对于《老工人郭福山》这样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作品，在别人已经公开批评以后，我们也同样的认为发表这样的作品只是一个“疏忽”。
特别是，编辑部承认以往的“检讨”都是“不深入的”、“笼统的”，因此也就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对“批评”的抵制，而且不失为旗帜鲜明的抵制，最能表现出创刊早期的《人民文学》的独特个性。但无论抵制得如何，最终都构成了它的错误。《人民文学》是党和国家政权体制内的最高刊物（习称之为文学“国刊”），它如不能成为“一个统一思想的刊物”，也就不可能承担并完成建立典范、权威的“国家文学”的政治文化使命。创办《人民文学》的（意识形态）制度动机及其运作，显然在《人民文学》自身的实践中遭到了（部分）消解。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制度）对于“国家文学”的想像、设计和实践，被其产物的《人民文学》对于文学的想像和实践引入了歧途、偏离了正轨。文学（思想）的价值观（立场）发生了问题，这才是从《人民文学》抵制批评的现象中能够发见的实质问题（即错误的严重性），也就是整个《人民文学》所犯“错误”的实质所在。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统一性，使意识形态的表现与其制度规范保持高度、完全的一致性，至少不使其构成对制度的明显分歧或冲突。这也是“国家文学”的基本要义，是国家（意识形态）制度运作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第三（最后）是领导机构不健全方面的原因。
三、《人民文学》的整风结局
结局应该是预定好了的。首先自然是人事的变动，即领导班子的调整，由丁玲担任整风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实际负责刊物工作。原副主编艾青离职，转任刊物的编辑委员，也算是没有“一棍子打死”。茅盾仍担任刊物主编，这个位置他人是不易取代的。同时，刊物的编委会也有了重大调整，“半数以上不在北京”的编委不再兼任此职，即原编委会正式解散，仅设了四位编委，他们是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这两项人事调动和重组，在《人民文学》1952年3、4月号合刊（1952年4月1日出版）上正式公布。
在此之前，《人民文学》的编委名单并没有在刊物上公布，名单的公布自本期（即合刊）始。联想到刊物检讨文章中提到的“编委会形同虚设”，“丧失了对于刊物的集体领导的作用”，那么，编委名单的公布，就有了对其警策和督责之意。同样的细节是，此前各期刊物都标有“编辑者”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的公示字样，也是从合刊之期起，“编辑者”一项全部取消。对此合理的解释是“编辑者”由“编辑委员”所取代，但或许也未能完全排除这种猜想，即“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的不再冠名，隐含有“领导机构”为求自保而全身撤退——尽管只是表面名称上的撤退——之意。因为刊物的检讨中也着重提到了《人民文学》“从创刊以来便缺少一个健全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全国文协对刊物的工作“缺少必要的领导和检查”，“很少正式的指示”等等。同时，此举也可能同样含有督促四位编委必须全力尽责的意味。
其次，为全力投入整风运动，适应刊物领导层的调整，改善刊物的编辑工作，《人民文学》不惜以停刊一期的非常方式为代价。1952年2月号上登载了一份署名“本刊编辑部”的“启事”：“为了调整编辑部工作，本刊特决定三月号休刊一期，四月号继续出版。亟望对本刊提供改进意见，并盼继续源源赐稿。”停刊或休刊，对任何一个刊物而言，都是迫于不可扭转的重大变故，不得已才会采取的下下策。由此可见《人民文学》的整风决心——应该更准确说是“被”整风的命运。
与整风运动的思想成果相比，组织和行政手段的实际效果最为立竿见影。这反过来也更能引起思想上的震动，激发“灵魂深处闹革命”。为促进文艺整风学习运动的深入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就编辑出版了一本运动学习参考资料，书名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这个书名用的是胡乔木讲话的标题。《人民文学》1952年3、4月号合刊的封二上，刊有此书的出版广告。同时出版、也在同样地位刊出广告的还有周扬的论文集《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
《人民文学》问题的处理终告一段落，文艺整风运动也徐徐落幕。但斗争却未有穷期。不几年后，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还意气风发的丁玲本人，也陷进了与“胡风集团”有瓜葛的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去了。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远虑近忧实在也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