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I.汉德尔欺骗理论研究 *
马千繁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摘 要: [目的/意义] 美国著名情报学家迈克尔·I.汉德尔以“三重噪音”理论蜚声学界，但国内外鲜有针对其欺骗理论的专门研究。研究汉德尔欺骗理论有助于填补对汉德尔情报理论体系研究的空白，对我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改革与发展亦有借鉴意义。[方法/过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研读汉德尔发表的原始文献，系统梳理其情报与战略欺骗理论，并运用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将其理论置于纵向的历史维度与横向的领域内多家理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结论] 汉德尔对战略欺骗具有独到的认识，提出了在战争中运用欺骗的方法，关于战略欺骗的三个悖论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囿于西方军事理论传统和个人经验，对欺骗本质的认识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
关键词: 情报；欺骗理论；战略欺骗；悖论；迈克尔·I.汉德尔
0 引 言
迈克尔·I.汉德尔(Michael I. Handel)是美国著名情报理论家和战略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并先后任教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和海军战争学院。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投身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美国著名情报理论家和战略家，其研究成果帮助“情报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使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对于情报学科走向公开和成熟起着重要作用。汉德尔著有《战争、战略与情报》(War ，Strategy ，Intelligence )、《世界体系中的弱国》(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二战中的战略与战役欺骗》(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领袖与情报》(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等著作，并与剑桥大学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联合创办了情报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刊物《情报与国家安全》(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其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情报史、情报的功能、情报分析、情报与欺骗、情报与决策关系等诸多领域，成为美国有数的情报理论研究大家，其情报理论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2003年美国情报学界为纪念两年前逝世的汉德尔，出版了《战略情报的悖论》(Paradoxes of Strategic Intelligence ) 、《战略的逻辑及政治合理性》(Strategic Logic and Political Rationality ) 《二战前夕的丘吉尔及战略困境》(Churchill and Strategic Dilemmas Before the World Wars )三部论文集，汇集了汉德尔生前十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所组织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上的情报与战略名家名作。国内学界对汉德尔情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三重噪音”理论方面，如高庆德等的著作《美国情报组织揭秘》[2]、张扬等的论文《国外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以“社会公共安全”为视角》[3]以及瑞琪的论文《情报预测中的两难困境》[4]中都详细介绍了汉德尔的“三重噪音”理论。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汉德尔欺骗理论的研究中，仅张晓军主编的《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辑)》对汉德尔主编的《军事欺骗和战略突袭》(Military Deception and Strategy )进行了评介[5]。另外高金虎在《中西情报思想史》的导论中简要介绍了汉德尔的情报思想[6]，但囿于篇幅，也未以专门章节详细论述。
从情报的功能来看，美国情报学者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认为情报不仅要预测未来，也要塑造未来[1]。而欺骗正是塑造未来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军事欺骗很早就已经在战争中得到运用，且成效显著，而情报与欺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金虎和张佳瑜认为，在欺骗过程中，情报与反情报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情报是制定欺骗计划的前提，是进行欺骗评估的核心，也是识破欺骗阴谋的唯一途径[7]。汉德尔结合史实，以多个典型战例为证，从哲学层面的高度论述了情报与战略欺骗、战略突袭等多对概念的逻辑关系，对战略欺骗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进行了辩证思考，强调了运用战略欺骗手段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战略欺骗中几个经典悖论的创造性总结，更是在情报学理论大厦中闪烁着历久弥新的思辨之光。汉德尔关于情报与欺骗的理论相较于其“三重噪音”理论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和创新性。因此，本文试图从情报的视角，研究汉德尔的欺骗理论。
1对欺骗手段的理论认识
汉德尔首先认为欺骗是一门创造性艺术，而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或技术，尽管它具有逐渐专业化、高科技化的趋势，欺骗的核心环节仍然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和对敌我双方的充分了解，即强大的情报和反情报能力。
分布式温湿度传感器可以监测环境异常，有异常则报警。动态密码电子锁代替普通的机械锁和电子锁，结合热释电传感器检测非法侵入。动态密码电子锁代替传统锁具锁闭集装箱，其开关状态信息通过锁具内嵌的蓝牙实时传输至处理核心。热释电传感器安装在集装箱内用于检测是否有人进入，检测到有人进入后与主控制器收集到的电子锁的开关状态进行比较，如此时电子锁状态为打开则判定为正常开箱，如强行开锁或未开锁暴力拆解进入则会被判定为非法侵入，此时树莓派控制核心向平台发送报警信息并调用摄像头录制现场视频并发送。安全保障模块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1.1对欺骗手段本身的认识
1.1.1 欺骗概念的界定 欺骗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的现象，但这一概念长久以来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家有“诡道”一说，西方则有“谋略”(Stratagem)一词。在现代社会中，欺骗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辞海》将欺骗定义为“欺骗即欺诈”；巴顿·惠利认为“欺骗是一种错误认知”[8]。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认为“欺骗是指设法让对手相信虚假的信息或表象，诱使其作出有利于我方的反应”[9]。唐纳德·C.丹尼尔和凯瑟琳·L.赫伯格认为“欺骗是指为获得竞争优势而故意对事实进行歪曲”[10]。这些定义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指出了欺骗的艺术性。
“第二种是欺骗行动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存在矛盾”[11]，换言之，即便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敌方的信任，从而取得成功，但是长期看来却适得其反。欺骗行动可能会对对方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使其相信自己处于相对弱势，形成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会促使其加快调整政策，努力弥补差距，结果反而化弱为强。另一方面，这种问题也会造成欺骗方自欺欺人，因为早期的成功得意忘形，忘了眼前的优势只是短暂的结果，低估对手，高估自己，从而失去长久的胜利。最好的例子就是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当初赫鲁晓夫夸下海口，就苏联在洲际导弹的设计测试和生产总量大吹大擂，由于苏联社会的封闭性，西方情报机构当时几乎得不到任何有关苏联洲际导弹实力的真实信息，苏联人成功地让全世界相信其拥有远超于美国的最先进的洲际导弹部署能力。而对此最为惊慌的就是美国，由于相信两国之间存在危险的导弹差距，美国竭尽全力地增加投入，提高能力以追赶苏联。结局是如此具有讽刺意义——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际，美国已经弥补了这个本不存在的实力差距，而且其能力已经远远领先于苏联。所以从长期来看，汉德尔认为，这种夸大自身糊弄对手的欺骗方式无异于自食恶果，“要为自己编织的谎言付出代价”[11]。
橘红，你现在还好吗？一个女人，夫离子散，孤苦凄凉，能好到哪去？没有这笔钱，怎能把橘红从水深火热的凄惨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仿佛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脸，脸上的绉纹就像干涸了的稻田，到处布满沟沟叉叉；一身肮脏的衣服，绉绉巴巴，散满了星星点点的痕迹，弓腰驼背，仿佛无力再承受生活之重。
从战略欺骗的定义出发可以得出两点启示。首先，能称得上运用战略欺骗的政策和军事活动就已经基本具有了战略意义，这可以算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其次，这也凸显了欺骗手段的极端重要性，在高层次的决策活动中具有举重若轻的作用。本文中所探讨的汉德尔欺骗理论主要是应用于与军事决策和情报活动密切相关的战略欺骗。
1.1.2 欺骗手段的类型 战争中的欺骗手段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式。汉德尔经过仔细研究，从“达成战争的突然性”这一核心角度出发，将军事欺骗行动具体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Following above rules, we will improve efficiency of assembly and reduce the loss rate of material.
第二，试图诱使敌方在不重要的方向，甚至是不存在的目标上损耗时间、弹药、武器、人员等宝贵资源，让敌人违反节约用兵的原则[11]。例如，在不列颠战役中，英国通过干扰德国的电子导航设备，使其进攻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机场。
第一，试图误导敌人的注意力，使其将兵力集中在错误的地方，迫使敌方违反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例如诺曼底登陆中，盟军通过欺骗将德国的注意力从诺曼底海滩引向了挪威和加莱海峡，使其误认为后者才是盟军的登陆点；同样1940年德国的欺骗行动促使盟军将部队集中在位于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南部，而不是位于其对面的阿登地区。
如果说二战中的欺骗行动主要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学术游戏，是“业余者”发光发热的绝佳舞台，那么未来的欺骗行为则更需要电子和计算机专家的深度介入，在和平时期就要花费更多精力为欺骗计划做准备，掌握更多的高科技领域技术，这样在战争爆发时才不用临阵磨枪，这样一来，欺骗的艺术性会不可避免地被削弱，而科学性则会被加强。也就是说，欺骗手段会逐步走向专业化，由越来越细化的具体领域的专家进行策划和实施，同时，欺骗的效能与敌我双方的博弈难度都会得到相应地提高。
略加分析可以发现，汉德尔所总结的前两种欺骗实际上是对应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认识：一是集中兵力，二是节约兵力。由于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总兵力，为了能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上保持总兵力的优势，必然要求在总体上要注意节约使用兵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集中兵力和节约兵力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汉德尔所说的两种欺骗，即第一，通过有效欺骗使敌方在错误时间做出错误决定，将兵力部署集中于错误的地点或者是地方；第二，将兵力部署大量集中于不重要或不存在的威胁上，应该可以认为是一致的。如果敌人兵力过于分散，就会浪费很多不必要的兵力在价值不高的地方；过于分散导致无法集中并形成优势兵力，自然也就是一种对总体兵力的浪费。
至于第三种欺骗，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在意图和能力两方面对我方进攻的实力进行隐藏。通过隐藏真实能力使敌方认为我方没有足够进行某种行动的能力，自然也就没有发起进攻的意图；同时，在正确的方面尽量保密或增加噪音，也就是在别的错误方向上尽量减少模糊度，最终使敌方难以判断我方意图，诱使其最终自己做出错误判断。
1.2对欺骗手段的辩证认识
1.2.3 使用欺骗的动力与军事实力成反比 汉德尔认为，使用欺骗手段的动力和军事实力之间存在着反比的关系[11]。军事实力越弱，越倾向于使用欺骗手段以快速弥补差距，以小博大，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相反，如果军事实力明显优于敌手，则使用欺骗手段的动机减弱。如美国凭借优越的军事实力，除了战术层面的少数几次例外，在越战和二战中几乎不使用欺骗行动，在二战中盟军的欺骗行动也都交由英国处理。
术后疼痛程度评分比较,观察组VAS评分结果(3.05±1.00)分,与对照组评分结果(5.50±1.5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1如何提高欺骗手段的运用能力 欺骗手段在战争中的策划和运用必然是由个人和组织推动的，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较好地运用欺骗，汉德尔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归纳了成功运用欺骗的条件。
战略欺骗的范围则更狭小，罗纳德·舍温指出“战略欺骗则是指在战争中或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迷惑敌人或将敌人诱入歧途，来隐藏自己的外交和军事意图。欺骗一方的首要目标是诱使敌人对真实事态作出不恰当反应，从而取得战略优势”[10]。这个定义从性质上说明了战略欺骗的发生环境和具体运用方式。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则根据欺骗对象的不同对战略欺骗的定义进行了框定：“战略欺骗的对象是指政府和军队指挥链的最高层，通常指国家和政府元首、部长或内阁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总参谋长、战区司令等。围绕这些高层官员需要亲自处理的问题而进行的欺骗叫做战略欺骗”[9]。
第三，“对手通过某种方式掌握了整个欺骗计划并将计就计”[11]，反过来利用欺骗方的欺骗计划。尽管这种逆向骗局在实践上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但仍然不能对其小觑。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情报在欺骗手段运用上的极端重要性，欺骗计划需要强大而出色的情报和反情报工作进行全程支持，需要对己方的计划进行高度保密，也需要不断从欺骗对象处获得反馈，从而了解敌人对欺骗计划的知情程度，以便灵活调整政策。
1.2.1 欺骗手段并非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同克劳塞维茨一样，汉德尔并没有神化欺骗手段的作用，他更倾向于将欺骗手段看作“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他看来，战争中的欺骗不是一种灵丹妙药，不能替代胜利所需的其他军事因素，“如果坚信欺骗可以纠正或消除所有弱势，只会在军事上遭致灾难性后果”[11]。因为一切欺骗行动都需要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即便是最天衣无缝的欺骗行动从长远来看也无法扭转失败的结局。
克劳塞维茨也曾论述过欺骗手段对于弱势一方的重要性：“如果弱势的一方拥有优秀的指挥官，那么其实力越弱，使用战略欺骗的愿望就越强烈”[12]。(此处汉德尔原注：“克劳塞维茨并不将欺骗视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不值得为此费心。”)相较于克劳塞维茨，汉德尔则侧重于强调易被忽略的强势一方。汉德尔认为“欺骗本身十分廉价，既非劳动密集型，也非资本密集型，可以说是最廉价的现代情报工作类型”[11]。欺骗的特点就是用较低的投入获取高额回报，即使欺骗行动比其所掩护的军事行动在物质和其他投入方面要更为昂贵，但如果能因此避免战争的拖延，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该投入也是值得的，因此，欺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行为。在人员上，欺骗行动使用兵力总体较少，且往往大多不是正规的一线作战部队；在物质上，大多数情况下欺骗行动的物质投入可以忽略不计，无非设置假的目标引诱敌方进攻，成本相对较低。与廉价的投入相比，一次成功的欺骗带来的回报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巨大的，因此汉德尔认为“放弃欺骗手段就如同在银行存钱的人拒绝接受利息一样不可理喻”[11]。欺骗手段对于实力本身已经较强的一方来说，更加不可轻易放弃，因为单纯依靠武力是对自身实力的浪费，且会导致成本增加，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在双方的动态博弈中产生实力的衰退，因此较为强大的军事组织必须有意识地逐步将欺骗手段系统地融入其军事思想中。
1.3欺骗手段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化 在汉德尔生活的上个世纪末，他已经目睹技术发展对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改变。作为一个目光长远思维开放的战略家，他对欺骗手段在未来的运用进行了有根据的预测。汉德尔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战场内外的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成功实施欺骗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困难[11]，高空侦察飞机、卫星及其它各类感应器已经可以跟踪陆海空任何领域的动向，各种报警和控制系统都使得欺骗行动举步维艰。
第三，创造一种假象让对方放松警惕，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从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11]。欺骗方会努力制造一种一切活动都很正常的假象，让对方逐渐适应某一种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保持一种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直到突袭发生的那一刻。例如，直到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发生的前夕，希特勒对苏联一直采取这样的政策。
汉德尔能看到欺骗手段的未来发展趋势十分难能可贵，但是正如马克思认为的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欺骗手段作为一种起于观念的行为，更多还是依赖于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是更偏向于艺术性的层面，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构思策划阶段。因此，即使专业化和科学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欺骗手段的产生和作用终究都在于人类的认知领域，其艺术性的特点依然不可忽视。
每个民族大体上属于各自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态、军事军情、民俗风情、生活习惯都会在语言中有所表现。这种表现无不被民族文化所包含，形成各种类别的文化现象，比如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而当这些文化用语言进行表达时，经过翻译这一工具来置换，就出现了跨文化交际中词汇的盲区、多义、误解，甚至是由于延伸词意的不同带来麻烦。所以说，商务英语仅仅是专业英语的范畴，也不是掌握了专门的词汇和技巧就可以得心应手的，必须要和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通盘考量。否则，不但影响了翻译内容的偏差，而且失去了作为商务英语的独特作用。
2欺骗手段的实践运用
1.2.2 欺骗手段可能会适得其反 欺骗行动有时候会适得其反，无法达成原定目的，甚至危害己方。汉德尔认为通常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敌方没有上钩”[11]，这种情况常常是因为敌方的情报工作质量较低，或者说我方的设计思路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与敌方的先入之见不符。
2.1.1 组织层面 从组织角度看，首先，组织规模不能太大，欺骗活动的策划部门通常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否则会过于囿于规则制度而降低整体活力。其次，这个机构必须愿意将较大的权利赋予这一小部分核心人员，并能用人不疑，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欺骗计划的实施与奏效，而不能急于求成。简而言之，“必须要容忍官僚机构当中有艺术家的存在”[11]，这样的机构通常是情报机构，必须要高度保密，并尽可能多地获取对手的机密，这样才能知其所知，知其所想。如果一个机构在反渗透方面做得越好，其开展欺骗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任何欺骗行动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同其它有关机构进行协调，防止行动泄露或遭到破坏。
汉德尔认为，能够较好策划欺骗的机构，一定要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能够从敌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要详细且准确地了解有关敌方的文化、语言、行为模式、行为过程以及类似情况。在设计欺骗诱饵时，必须要具备实践性，也具备想象力，不能考虑得过于复杂，也不能单纯为了欺骗而欺骗。埃文·蒙塔古将这个微妙的过程和标准形象地喻为“填字拼图游戏”[13]，与玩游戏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如果玩家(被骗方)成功了，赢得奖品的反而是欺骗方。因此，欺骗方必须具有一个灵活的头脑，才能够超越大型机构或官僚部门所形成的常规思维定势，从而策划出成功的欺骗计划。
2.1.2 个人层面 汉德尔认为欺骗更接近一种艺术，因此“我们很难教会一个人如何进行欺骗，除非他天赋异禀，就像很难将一个人培养成原创性的画家一样”[11]。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大量讨论欺骗的战争回忆录和详细的军事历史，却鲜有人触及欺骗理论或者其实践方法。人们通常认为某些军事或政治领导人具备欺骗思维，如丘吉尔、麦克阿瑟、希特勒、劳伦斯等，他们都曾将欺骗使用得近乎完美，而其他人却没有这种思维，所以几乎没有系统性、完整性的传授欺骗艺术的方法，“也许学习欺骗艺术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借个人经验”[11]。巴顿·惠利曾竭力去探究和寻找善于理解并能具备进行欺骗、偷袭实践能力的某种性格类型，但是他并没有成功。汉德尔则努力从上述的典型人物性格中发现共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这些人通常都具有极强的个性和竞争意识，认为自己高人一筹，不会轻易融入集体，也不甘于从事任何一种常规工作，而是喜欢特立独行，在性格方面他们“更像那些孤独而古怪的吉普赛艺术家”[11]。反之，那些能够很好地融入一个大组织、喜欢达成协议、喜欢民主共识、十分适应常态工作的人在欺骗领域都难成大器。
2.2如何应对对手敌方的欺骗手段 避免被骗的困难与预测突袭的困难十分相似，众所周知，突袭是很难避免的，理查德·贝茨认为：“从定义上看，突袭是不可预见的。如果突袭的准备被探测到、意识到、并做出反应，突袭就不存在了。”[5]汉德尔对此也也比较悲观，但在承认避免被骗十分困难的基础上，仍提出情报机构有必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该船钞标准确定之后，实施尚未满一年，美、法两国分别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对船钞标准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具体如表2所示。
合理确定各因子权重对评价系统非常重要。目前，确定权重的方法有很多种，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的指标融合权重，使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计算权重更加合理、真实。
汉德尔对防止受骗提出以下告诫：首先，换位思考，不断问自己对手最明显最可能进攻的方向是哪里，不管手里的证据是否支持这种偶然性的存在。有趣的是，这个建议与如何成功实施欺骗的首条建议竟然是同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欺骗本质上是思维的游戏。第二，警惕那些巧妙地符合某一特定类型的信息，这种信息具有排他性，并且看似十分合理[11]。这个建议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因为从少数样本中得出的结论十分不可靠，尤其是从一小部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数据中所得出的结论。R.V.琼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拓宽信息来源：“不仅包括要从敌人的眼睛和耳朵里感知世界，还包括要吸收了解有关地方经验和愿望的背景知识”[14]。
这些专家学者竭力运用自己的智慧想要探寻出避免上当的办法，然而以上建议仍有缺陷。汉德尔的建议看似科学，可惜的是，在实践中收效甚微：因为一旦接受某个观点，人们就很难再改变想法，而且会立即排斥与之相关的证据。R.V.琼斯的建议也存在问题，有时候信息渠道越多，不仅不能获取更好更可靠的消息，反而会增加更多的噪音，使得信号更为模糊，“信噪比”问题一直是情报工作当中最根本也最难解决的问题，而且随着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会更加难以解决。
2.3欺骗手段运用实践中的悖论 汉德尔关于情报与战略欺骗的理论中，最具创新性的堪属发掘和总结了几个经典的悖论并以经典凝练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下面重点论述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悖论：
2.3.1 悖论一：诚者，骗之至也 首先那些经常实施欺骗的人很快就会失去信用，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受骗者迟早会吸取教训，对他们保持戒心。最终，他们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与其缔结协议，所有被欺骗过的国家都对其保持更高的警惕，并且不断发展自己的情报系统，最后也许会诉诸相同的欺骗手段。与之相反，“一个名声越好，诚信越高的人想要行骗时就会越容易”[11]。一个被认为天真和诚实的人总是有着好名声，当他想要进行欺骗时，他的对手很难认为他也会进行欺骗，所以会放松警惕，他也会因此做得比别人更好，如二战后期德国轻易地就上了英国的当，他们可能无法相信一个在和平时期屡次被骗的国家，竟然在战时将这门欺骗艺术发展到了如此高的境界。
2.3.2 悖论二：骗得越多，越不会骗 汉德尔认为“惯例化的欺骗行动是无效的”[11]。那些在和平时期经常不断实施欺骗的国家，如德国和苏联，通常会为欺骗建立一些特殊机构，将d欺骗行动交由职业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策划实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欺骗工作的常态化反而会破坏他们思维的创造性，从而削弱欺骗的艺术性，降低欺骗的有效性。相反，自涉足情报与欺骗这个领域后，英美都开始重组其情报机构，并快速成长。与德国和苏联这些专业人士不同，英美的情报机构广开言路，主要由学术界挑选的业余人员组成，他们不落窠臼，不拘一格没有繁文缛节，频频带来新的创造力；他们具备学术开放的思想，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并且能对真理坚持不懈地执着追求，这些都是情报工作，尤其是欺骗所必备的智力素质。这使得他们通常能在最后关键性的分析上超越专业人士。
为了衡量制作的CO2气体传感器的特性是否满足朗伯—比尔定律的关系,将6组标定实验测量的电压比值平均值与标准CO2浓度进行指数拟合,其函数关系如图12(a)所示,指数拟合系数为 0.993,拟合公式为:
2.3.3 悖论三：越警惕，越容易受骗 对可能存在的欺骗过度警惕，会让人们付出代价。因为“对欺骗行动的警惕会影响人们对新信息的接受程度”[11]，从而破坏原有的正常思维路径，做出超出合理化的判断。比如改变对现有形势的评估，就必须认识到当前的评估与新证据之间存在不相容，如果新证据的解释令人满意，而且还不会改变人们的既定看法，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没有必要调整其现有的观点。正如小理查兹·霍耶尔所言：“我们通常过分依赖约定俗成的观念，会立即排斥那些与传统不符的观点，而且很难立刻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15]另外，一个人对欺骗越是警惕，就越容易对所获得的新信息产生怀疑，从而更为小心和系统地审视该证据。但是，“可能受骗”这一预期难免会使分析人员怀疑所有的证据，以至于认为所有证据都不可靠，这时分析人员的先入之见在确定证据可信度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犯错的几率也更高了。例如，二战中在盟军实施欺骗行动成功，掩护了其在西西里岛的登陆作战路线行动后，德国人变得十分敏感，总是担心再次受骗。以致于当德国通过英国驻安卡拉使馆获取了诺曼底登陆的详细作战计划后，仍然认为这是盟军的骗局，从而拒绝相信这个计划的真实性，浪费了一份宝贵的情报。
5E-APS智能全自动制样系统可实现机采在线制样或人工上料制样功能。在线制样功能模块进料单元将直接与汽车(火车/皮带)采样无人传送系统相连，煤样将直接转送至全自动智能制样系统，同时设置人工进料单元实现人工进料制样。
3对汉德尔军事情报与战略欺骗理论的评价
3.1汉德尔军事情报与战略欺骗理论达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汉德尔的情报理论研究，在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这一点上十分出色。一方面，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是一种应用性的理论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纯学术性研究，其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见微知著、鉴往察来，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理论，又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验总结，必须具有理论的深度和高度。汉德尔对西方军事欺骗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由追溯历史开始深入分析了西方军事欺骗实践活动长期滞后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欺骗手段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军事欺骗的问题，辩证地评价了欺骗对获得战争胜利的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汉德尔还展望了欺骗手段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在未来战争中开展欺骗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他的理性思考抓住了军事欺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他的分析论证为现实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达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为今后情报学界对于战略欺骗的研究和形成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汉德尔的欺骗理论在实践运用层面较为悲观 囿于个人学者身份，汉德尔在提出如何成功实施欺骗与反欺骗的理论思路和具体策略时，着重偏向于从情报分析人员的个人认知和团队组织水平出发，对实施欺骗的机构规模、特点、组织方式、人员的心理和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实操性较强；对于反欺骗策略来说，汉德尔也从个人心理认知方面提出要善于换位思考，避免“一厢情愿”式的愿望思维，从组织方面提出要警惕指向性过于明显集中的证据。可以看出，汉德尔的欺骗理论在实践层面欠缺从更高一级的组织关系层面——即决策者或情报用户与情报分析人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上提出要求和建议。决策者是情报产品的最终接受者，他们拥有情报产品的“生杀大权”，直接决定情报产品能否作用于现实并产生影响，他们直接作出政治与军事决策，在欺骗这个起于认知终于认知的领域，决策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即使决策者常常也是欺骗理论中的“个人”，对“个人”提出的要求也适用于决策者，但是后者在整个横向组织和纵向流程中发挥的效能大小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在反欺骗方面，汉德尔显得更加悲观一些，他在文章中也透露出“理论更擅长于解释灾难，而不是组织灾难”的论调。汉德尔的欺骗理论在个人心理认知维度的建议已经论述得较为充分，在现实运用中仍然过于理想化，由于“三个悖论”等复杂因素的存在，反欺骗的成功率仍然很难得到保证。可以发现，汉德尔并未从决策者即情报用户的角度提出要求，比如应该加强与分析人员的关系，改善欺骗与反欺骗实施的流程。这与他多年处于学界，较少踏足实际的官僚机构和组织不无关系，也可能是有意避而不谈。无论如何，这一点使得汉德尔的欺骗理论在实践层面显得较为悲观，欠缺了一些积极性。
3.3汉德尔在认识欺骗手段本质方面与东方兵学存在差距 对于西方在使用欺骗手段方面长期滞后的原因，汉德尔从现实层面作了解释：在战争实践中成功有效的大规模欺骗行动，要求战略和战役层次的高度协调合作，特别是涉及欺骗计划的情报专家和遂行欺骗行动的人员之间要要密切配合。情报专家如果对己方计划和行动并未了若指掌，就无法同步协调己方的真正意图和欺骗行动。同时，在研究了中世纪欧洲的战争历史后，他也意识到，由于基督教教义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骑士精神被整个社会所广泛接受，尽管在战争中偶尔也会使用计谋，但是只是个别例外，从战争的总体实践来看，欺骗还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16]。汉德尔进一步对拿破仑战争研究后指出，直到近代，西方仍然认为最能展现军事家的指挥艺术和才能的场所仍然是战场本身，仍然追求战场上决定性的直接会战。汉德尔鼓励运用军事欺骗手段，尤其是实力本就较强的一方，仅仅是考虑到其较高的性价比，能取得较好的成效，避免兵力的浪费。
一是继续加强制度建设，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出台或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扶贫小额信贷等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石。
汉德尔的这种分析显然是理性而中肯的，但是与我国三千多年前的孙子相比，在认识深度上仍然有所欠缺。他没有意识到，比起停留在功利主义阶段的单纯考虑欺骗手段与所得效果的性价比而言，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谋略的运用乃是战争的本质要求，即《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战争是国之大事，不但斗力更要斗智，它迟早要突破“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君子不看他人信函”而走上使用谋略的道路，这是由战争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是战争的内在本质要求。汉德尔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高度，但是在这一点上仍显得有所欠缺。
参考文献
[1] 高金虎.军事情报学研究现状与发展前瞻[J].情报学报，2018，37(5)：477-485.
[2] 高庆德，宗 盟，任珊珊.美国情报组织揭秘[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216-227.
[3] 张 扬，金品轩.国外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以“社会公共安全”为视角 [J].情报探索，2014(8)：13-14.
[4] 瑞 琪.情报预测中的两难困境[J].情报杂志,2001(11):83.
[5] 张晓军.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辑)[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286-311.
[6] 高金虎，吴晓晓.中西情报思想史[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1-19.
[7] 高金虎，张佳瑜.战略欺骗[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29-34.
[8] Whaley B.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 in war[M].Cambridge,MA:MIT,1969.
[9] Shulsky A N，Schmitt G J.Silent warfare: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M].Potomac Books,Inc,2002.
[10] 唐纳德·丹尼尔，凯瑟琳·赫伯格.战略欺骗[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11] Handel M I.Intelligence and deception[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1982(5):1，122-154.
[12] Clausewitz C.On wa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203.
[13] Montagu E.Beyond top secret[M].London:Corgi Books,1979:60.
[14] Jones R V.Intelligence,deception and surprise[C].the 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by Tuft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1979：8.
[15] Heuer Jr.R.Strategic deception: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C].The 21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Los Angeles,California,1980:43.
[16] Handel M I."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in war,strategy and intelligence[M].London:Frank Cass CO.Ltd,1989:362.
On Michael I .Handel 's Intelligence Deception Theory
Ma Qianf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lleg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Michael I. Handel is a well-known American intelligence scientist famous for his "triple noise" theory,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his intelligence deception theory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 systematic study of his intelligence deception theory is helpful for filling the gap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andel's whole intelligence theory system and can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ience in China.[Method /Proces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Handel's intelligence and strategic deception theory by studying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Handel. Moreover,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to place his theory in the vertical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the horizontal field of several competitive theories for comparative study.[Result /Conclusion ]Handel ha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ic decep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method of using deception in war. The three paradoxes about strategic deception have the mos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but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deception is still limited due to the western military theory tradi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intelligence; deception theory; strategic deception; paradox; Michael I. Handel
收稿日期： 2019-07-05
修回日期： 2019-08-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编号： 17ZDA29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马千繁 (ORCID：0000-0002-0936-3487)，女，1995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情报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 G3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2-0021-06
引用格式： 马千繁.迈克尔·I.汉德尔欺骗理论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12)：21-26，113.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2.004
(责编/校对：王平军)
标签：情报论文; 欺骗理论论文; 战略欺骗论文; 悖论论文; 迈克尔·I.汉德尔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