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意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机论文,意愿论文,妇女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转型使妇女就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城市妇女的就业动机、意愿也出现了转变，其中，最显著的是生育期间就业意愿的转变。调查表明，由于文化程度、职业、年龄、收入、就业状况的不同，城市妇女的就业动机与意愿有较大的差异。
目的与方法
1996年11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在全国六城市进行了城市妇女就业意愿调查。调查采取主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从全国选取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同水平和特点的六个城市，即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上海；传统工业城市沈阳、天津、武汉以及中等城市济南，每个城市随意选择两个街道中综合性较强的四个居委会，以25 —45 岁100名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为调查对象，居委会在限定的条件中， 采取随机等距方法严格抽样，最终获得600份女性样本、582份男性样本。经查核，抽样符合要求，问卷有效率为100%。
表1 六城市机样表
城市 街道居委会
1 武汉
汉中街 马家 长寿 古南一居
生六居
2 济南
舜玉路 六居 八居 乐山南区三
杆石桥 居 乐山二居
3 沈阳
北市街 十四里 十间房 正贤东
风云坛路
委 新建南委
4 天津
体育馆街
团结里 起福里 孙家二
挂甲寺街
条 智慧胡同
5 广州
芳草街 德政北路 豪贤路 十二
昌华街 居 五居
6 上海
天目西路
长安 梅园 西圹 乐山四
徐家汇 五村
问卷以观念调查为特征，主要的内容为以职业状况为主要的背景情况，调查人们的就业观念（包括就业动机、就业欲望、对目前职业的满意度；对生育期间就业方式的选择及看法；对中国是否应该提倡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的态度）。调查问卷为封闭式问卷。本文以分析此次调查数据为主，并同1990年全国妇联进行的妇女地位调查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以探寻当代妇女生育期间的就业意愿。
作为本调查对象的600名妇女中在业的仅377人，占62.8%；临时工、个体经营、自由职业47人，占7.8%；下岗再就业49人， 下岗未就业71人，有过下岗经历的比例为20%，还有将近10%的妇女从未有过就业、待业、退休、病休经历。数据表明城市女性的就业已经受到市场经济剧烈的的冲击，出现过早的分化和局部萎缩。妇女从业单位性质， 337人为全民所有制（56.2%）；152人集体所有制（27.2%）， 可以说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作的妇女还是占主流（83.4%）；而在三资、私营、个体工作的共占10%左右。职业中以工人、一般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为主要成分，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商业人员，企事业负责人所占比例非常小。
被调查者的丈夫不仅在职业层次上比妇女高，职业分层的差距也比妇女大。这主要体现在（1 ）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比妇女同类人员高2.4个百分点，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妇女的1.7倍。（2）在全民所有制工作的比例要高10.8个百分点，在集体所有制工作的比例低10个百分点，两项比妇女相差20多个百分点；三资、私营、个体比例为17.7%，高于女性5个百分点。
六城市女性职业分布如下：
表2 六城市女性职业分布(%)
职业
武汉
济南
沈阳
天津
广州
上海
专业技术人员
15.3
19.28.2
21.4
19.3
17.5
企事业负责人 0 4 8.2 29.6 1
管理办事人员
29.4
16.2
17.5
14.3
19.3
17.5
商业人员5.9
19.2
12.48.2 129.3
服务性人员 11.8
18.2
21.66.1
19.3
18.6
生产运输工人
28.2
21.2
21.6
42.9
10.8 34
不便分类的劳动者9.4 210.35.19.62.1
人数合计
85人
99人 97人
98人
83人
97人
在此次调查中妇女就业动机的调查通过三个问题体现：就业目的、就业欲望、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在就业目的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从设计的答案中选择两项，分成第一选项和第二选项排列回答的办法，结果显示如表3：
从结果看，妇女就业动机虽然出现分化，但（1 ）维持生计仍然是中国妇女就业目的的首要因素。比1990年的56.7%上升了21个百分点，说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从拉力和压力两方面进一步刺激了妇女就业中的经济动机。（2）仍然有34.4 %的妇女在第一选项中没有选择纯粹的经济原因，说明获得经济收入还不是妇女就业动机的全部，有的女性更看重个人在经济中的独立地位，体现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其中希望经济上自立比1990年的35.9%高出8.8个百分点， 如果把“实现经济自立”、“为社会做贡献”、“充实自己生活”、“发挥自己才能”、“喜欢生活在集体中”这些政治性和社会性就业动机总和在一起，更超过经济动机的比例。当代年轻的妇女要求经济自立、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意识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因为别人都工作”的从众性比1990年低8.5个百分点，纯粹赚钱和被动从业的人始终是少数。
从调查对象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文化水平及职业分布的妇女在就业动机上存在一定的差别。我们取比较典型的经济因素为主、自我实现为主、社会参与为主的三类作分类比较如第4 表（其中的百分比是交互比较中每类群体选择与自身总体的比率，即纵百分比）。
表3 妇女就业动机选择表
表4 妇女就业动机交互分析表
通过选择中两极的比较，从每一栏的纵向观察，可以明显地看到文化、职业、收入对就业动机的深刻影响，高学历的、在职人员（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负责人最为典型）、中高收入的群体在就业动机上一般比较重视自身价值及社会价值；文化程度低、工人（特别是没有工作保障的，包括临时工）、低收入的群体把就业作为谋生手段的比例要高于其他群体。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重：
（1）年轻的女性是一个最看重自我价值实现的群体， 有很强的自立意识，她们就业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从生计角度考虑，但同时她们的社会责任感又低于高年龄段。而所调查的41—45岁女性显示，她们负有较重的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维持生计被视为主要就业原因；同时，她们也比其他年龄段的女性更重视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这与她们的生活经历、多年接受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在就业动机上年龄段的差异与1990年的调查基本符合，当年20—24岁到35—39岁的女性和此次调查的对象吻合，而她们就业动机的在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选择和此次调查结果恰恰是一致的。
（2）被调查的工人群体就业动机比较消极，维持生计占大多数， 对女性经济独立和对社会贡献的认同比例在各种职业群体中均是最低的。
与工作动机相连系的是工作欲望，此次调查有两个问题反映妇女的工作欲望，一是工作打算：79.5%的妇女选择“工作到退休”；16.1%的女性选择“工作到经济条件足够富余”；“工作到结婚”和“工作到生孩子”的比例微乎其微。对于“如果有足够的经济依靠，您是否还选择就业？”，有407位妇女选择“是”（67.8%），有124位妇女选择“不一定”，只有68位妇女“不再就业”，所占比例仅为11.4%。这两组数据说明城市90%的女性有强烈的就业欲望和就业习惯，坚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问卷中已经出现部分自动退回家庭的女性。如广州，有16名女性处于“待业”状况。她们中不排除少数人是缺乏就业机会，但多数已经没有就业要求，属于“自动失业”。具体分析这部分女性可以看出，她们全部是初高中文化水平，家庭最高收入为6000元，多数在2000元左右，一般属于中高水平，伴随家庭生活的富裕，家庭主妇阶层实际上在许多城市已经出现。
妇女就业欲望和就业动机与她们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六城市妇女对工作满意度如下：
表5妇女对工作的满意度
自我感知频次(人) 频率(%)
满意 90 15.9
较 满 意 185 32.7
一般 18132
不太满意 38
6.7
不 满 意 71 12.6
合计 565
100
女性对工作感觉的程度，总的看，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将近二分之一，感觉一般的占32%，感觉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有119人，占19.3%。 如果加上一些由于下岗、待业而没有填写的人数，不满意的比例要超过20 %。 因此不太满意、 不满意的也达到二分之一。 我们进一步用significance值表示的显著水平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SIG 值小于0 .05证明显著水平高，大于0.05说明变量之间关系不显著。 ）工作满意程度与年龄关系不显著（SIG＝0.5397 ）， 而与文化水平（SIG ＝0 .0258）、特别是和职业状态（SIG＝0.0000）、收入（SIG＝0.0000 ）关系极为密切。文化水平越高、职业越理想，收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也会越高，自然会越满意。如从文化水平看，大学文化水平的持满意态度的占同学历的60%，高于平均水平（48.6%），这与她们的职业状况、社会地位以及收入呈正相关的联系。同样从职业分布看， 负责人（73 .9%）和专业技术人员（62%）对工作满意度高于平均水平（49.3%）；但工人满意程度低于一般管理人员，甚至低于商业、服务人员（仅为32%），而不满意程度又高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为18.9 %， 工人为32.6%）。联系到前边所显示的数据，工人就业动机比较消极，这种状况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妇女阶段就业的准确定义，国内国外有不同的认识。在很多发达国家里，职业妇女生育后有产假制度，但一部分妇女自愿自动退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待孩子长大后，再通过各种职业介绍重新谋职。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辞职和再就业带有很强的个人行为色彩，政府不给予干预，没有基于性别的针对妇女生育的就业制度。中国最早提出妇女阶段就业是在80年代初期。1984年6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我国妇女应实行阶段就业》，“建议在职妇女从怀孕七个月至孩子三岁这一阶段停职休息，在家哺育儿女，领取75%工资，孩子三岁以后再继续工作。”90年代又有人提出妇女阶段就业，认为解决妇女就业“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妇女阶段就业。社会对于生育期的妇女个人及所在企业给予合理的补偿，生育期结束后妇女重新进入职业生活领域”（《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以上的提法，我们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段就业，而是用休长假缓解企业人员过多的负担，解决女职工的生育哺乳困难。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以及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妇女阶段就业，实质上就是生育期间的妇女自动退出经济活动，处于不在业状态，即使在生育期间可以通过生育保障体系领取部分生育津贴，但和原工作单位已然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子女长大后再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谋职。不管学者们从何种理论框架出发提倡妇女阶段就业，一旦这个意见被确认形成一种共识或政策，那就意味着，大批年轻的女性将被企业以此为理由，清退回家，这无疑是妇女解放运动中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也是此次调查的核心问题。
1.对阶段就业的态度
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尚没有明确定义，也没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因此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明确使用“阶段就业”的概念，而是用“妇女生育后辞去工作回家抚育孩子，若干年后再重新就业”的提法。在600 份问卷中，对该问题的答案分成三种：“同意”、“不同意”、“由妇女自由选择”，统计如下表：
表6 对阶段就业态度统计表
女 男
频率频次
频率 频次
(人)(%)(人) (%)
同意
145 24.2
113 19.4
不 同 意
413 68.8
287 49.3
由妇女自由选择 41 6.8
182 31.3
合计
599 99.8
582
100
数据显示，尽管妇女是双重压力的直接承担者，她们同意阶段就业的比例略高于男性，但持不同意的女性和男性（其丈夫）仍然大大高于同意的比例，这是中国人对就业态度的基本状况。
SIG值显示，妇女的选择和她们的文化（0.0533）、职业（0.0034）、收入（0.0276）密切相关。具体交互情况见以下三表：
表7 不同文化水平的妇女选择对比表（%）
文化程度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技校 大专 大学
同意 23.1 26.9 23.8
30.5 1812
不 同 意5069.2 67.3 72.3
62.6 6672
妇女选择50 7.7
5.8
3.96.8 1616
表8 不同职业的妇女选择对比表（%）
下岗 临时 自由
分类在职 下岗 就业
工
职业 退休 病休
同意
19.6 20.831 29.4 23.3
25
33.3
不 同 意
71.9 77.1 66.2 58.8 76.7
75
53.3
妇女选择8.5
2.1
2.8 11.8 00 0
表9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妇女选择表（%）
200500
800
1000
1500
2000 2000
户收入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同意38.7
20.1 19.1 31.6
27.5
38.1 25.9
不 同 意54.8
74.9 73.4 61.4
62.5
57.1 25.9
妇女选择 6.5 5
7.5 7 104.8 14.8
通过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的选择同文化、职业的选择具有一致性。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高学历的妇女有88%以上的人强烈反对妇女阶段就业并认为应尊重女性自由选择，两者比例普遍高于其他群体，说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知识女性对关系到自身利益和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保持着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态度十分鲜明。（不识字者人数仅2人， 因而其比例数不具备普遍性。）
在职人员多数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和劳动权利，对阶段就业持否定态度，认为应由妇女自由选择的比例也比较高。同时职业状况的选择也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前经济状况对妇女心理产生的影响。下岗女工经济状况决定她们不同意阶段就业的比例最高，但她们对于自己选择权利认知程度却最低，除经济、文化制约因素外，也从一定程度反映了下岗这一冷酷现实对她们的心理、特别是自信心产生的巨大冲击。而下岗再就业女性选择却出现较大的反差，她们同意阶段就业的比例几乎是最高的。这反映出这一群体就业观念的变化。
鉴于目前国民的收入与其职业、文化甚至贡献间的关系较复杂，仅从收入看人们的观念态度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低收入（200元以下）和高收入（2000 元左右）的群体选择比例中发现经济核算在妇女选择中的作用。中间收入的群体则有比较一致的选择，即是同意比例大大低于不同意的比例，其中较大的差别在于1000元左右收入的群体更加重视自己选择的权利。 联系到中国目前职业构成的情况， 1000元左右收入的群体大致是在行政事业单位或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工作的女性，她们一般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是知识女性集中的群体，她们的选择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女性独立和追求发展的意识。
2.对生育期间就业方式的选择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妇女对生育期间就业方式的选择意向，问卷分别作出几种假设，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各种假设是独立存在，互不关联，调查对象可做多项选择。
表10 男女生育期间就业方式统计表
女同意男同意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人) (%)(人)(%)
休正常产假507
84.549585.1
休一年长假274
45.8238 41
休三年长假202
33.8226 39
休六年长假 54 9 64 11
休长假领津贴 517
86.250286.3
休长假保留公职196
32.718931.5
辞 职125
20.813623.4
夫妻协商由一方休长假 285
47.7273 47
从结果看，（1）绝大多数的男女表示可以接受目前的产假制度， 即90天产假后按时上班；（2）如果政策允许，有88.6%的妇女和91 %的男性同意休1—6年长假；但同意休长假的选择的前提是由社会或单位给予津贴，如果以辞职为条件实现休长假的话，则只有20%的男女可以接受。（3 ）虽然同意夫妻双方协商决定由任何一方休长假的仍略占少数，但其同意与不同意的差距在各种选择中差距最小，有的被调查者在问卷中表明，“谁能干就让谁干”。这种说明伴随现代化的进程，文化技术素质在劳动力价值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综合实力越来越取代体力优势。在价值取向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能接受男女平等地参加家务劳动的选择。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这个比例数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它反映了健康的性别意识正在影响着更多的人的思维，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多年来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成功地赢得男性尊重的现实。
从显著水平分析，同意辞职选择与收入关系最为显著。
表11 家庭收入与女性同意辞职统计表（%）
500
800
1200 1600 2000 3000 3000
家庭收入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妇女同意
24.1 17.7 15.5
23
24.2
30
53.8
表12 妇女收入与女性同意辞职统计表
200
500
800
1000 1000
妇女收入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妇女同意
26.4 16.9 19.7 18.5 37.1
表13 丈夫收入与女性同意辞职统计表
200
500
800
1000 1500 2000 2000
丈夫收入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妇女同意
25.8 17.3 14.5 24.6 37.5 42.9 29.6
表14男性收入与男性同意女性辞职统计表
200
500
800
1000 1500 2000 2000
男性收入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下 以上
男性同意 32.8 18.7 14.6 38.6 37.5 38.1 45.5
图表中，不论男女，都出现了一个不完全对等的U字型趋势， 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同意比例基本高于中间层次收入的群体，而且比例比较悬殊。如何认识经济收入在影响男女选择中的作用呢？低收入实际上反映的是职业状况的恶化，选择同意的背后潜藏着的是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受到市场经济无情的冲击，职业和收入已经令她们（他们）对企业的前途丧失信心，辞职与不辞职对于他们没有太实质的影响，从低收入者的选择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无奈无助的情绪。而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男性有37%同意他们的妻子在生育后回家抚育孩子，2000元以上收入的达到45.5%。除了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可以看出“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文化仍然对男性有深刻的影响。天津的一位男性被调查者在问卷上写到，“如果我每月能够收入2000元，我就让我妻子回家，她已经40多岁了， 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虽然这位被调查者收入离2000 元还有1500元的差距，但他的思想却代表了多数男子的思维特征：既有保护女性的责任感，又流露出对女性发展缺乏足够的信心。女性的选择同样让我们感到一种依赖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男性的妻子同意回家的比例大大低于1500—2000元收入的家庭。这种选择是否是偶然现象？我们可以从天津的一份问卷中寻找答案，恰恰是那位希望自己每月能够收入2000元的就一定让妻子回家的人，他的妻子也作出反应，“我不能不工作，假如丈夫现在每月能有2000元，我也要就业，谁能保证今后他永远这样呢？”这对夫妻远远不是中国目前高薪阶层，但从妻子的思路中或许可以折射出一些女性的心态。与低收入、高收入形成反差的是中间层次收入的家庭，不论男女，对辞职保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800—1200元收入的家庭或男女本人，比例最低。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群体。
显著系数显示，关于辞职的选择和被调查者的就业状况（0.0000）和职业构成关系（0.0119）密切。在职人员同意的比例最低（16.2%），而自由职业、待业、从未就业者的同意比例均高于33%，最高甚至达到60%。在职人员中，企事业负责人、一般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普遍不同意辞职，比例最高达到91%，最低也是81%。只有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女性有将近1／4的同意辞职。她们作出这一选择或许是出于职业的特征，辞职后再就业的范围可选择性比较大。
除了职业、收入的差异外，城市之间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此次调查所得出的数据表明，区域间的差距不仅在收入上拉开档次，在观念上也出现分化。可以说，广州妇女处于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的过程，女性选择分布趋向多极化趋势；相对来说，天津选择的趋同性则非常强，两个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各项选择中的“同意”为例，进行两个城市的对比，有助于我们预测妇女观念发展趋势。
表15天津和广州女性对生育休假的各种选择对比表
休正休 领 保留 夫妻
同意项 常假 1—6年 津贴
公职
辞职协商
天津(%) 80.8
68.372 17 4
37
广州(%)
63 9996 5041
65
正如上表显示，传统工业城市中的天津女性保持着强烈的就业愿望。虽然天津的大型企业的亏损使下岗人员猛增，再就业机会狭窄，在此次被调查者中下岗比例达到29%，下岗女工靠给别人帮工、摆摊、卖馒头、办家庭小饭桌、甚至去建筑队打桩等为生，收入很低，但仍有92%的女性不同意阶段就业，只有4 %的人可以接受生育后辞职回家的设想。问卷中为数不少的女性强烈表示“不能辞职”，“工作是妇女起飞的翅膀，失去经济的支持，妇女就不能获得解放”，“妇女辞职，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都不利”，特别是一些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女性，更加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工作对女性的重要，不止一个人表示，目前生产不景气，如果妇女辞职，再就业将更加困难。正因为天津女性重视就业权利，29位下岗女工有19人重新就业，比其他城市再就业比例要高出许多。可以认为，天津女性的态度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与天津相比，广州妇女思想开放性很强，除了休正常产假的比例低于天津外，其余各项选择的同意比例高于天津，99%女性和100 %男性同意妇女生育后休1—6年的长假，这个几乎是全数的选择大大高于其他城市，反映出广州要求之普遍。分析其原因，一是广州近些年经济发展快，群众收入增加；二是广州经济体制比较灵活，就业机会多，人们的就业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固定工作照样可以寻求自己的发展，如问卷中出现为数不少的靠炒股票为生的家庭即是一例；三是不能排除地处沿海、与香港毗邻，较多较快接受港澳生活方式的影响。基于有如此普遍的强烈要求，她们对于休长假的各种假设的接受能力也很强，其中既有96 %的女性希望妇女生育后都得到社会或单位的津贴； 也有50%的妇女能够接受“休假期间不领工资，保留公职”；甚至41%的人表示可以接受辞职的假设。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城市同意比例为1∶10， 可以看出两城市妇女的心理特征和承受能力差别十分悬殊。
反映两个城市性别观念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产假过后，由夫妻协商由任何一方休育儿假”的选择上。按照现代化的过程的主要标志，不论男女，应该具有平等、自主、公平意识，即便是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家务劳动，也提倡男女共同分担。 但天津在六城市中同意的比例最低（女 37%、男48.5%，女性低于男性11.5个百分点），而广州比例则最高（女65%、男64.1%，女性高于男性1.1个百分点）， 典型地反映了开放城市和内地城市观念上的差异。从历史上看，广州很早就有“女主外”的习俗，妇女能干、吃苦、有主见有其历史渊源，而改革开放的现实又进一步增强了她们自立自强的信心；天津作为一个内地城市，“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仍有影响，问卷中天津的不止一个女性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强调，“是否能够辞职，要看丈夫收入”。
3.对阶段就业利弊的认同
为了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阶段就业的看法，问卷设计了具体的答案，请被调查者作出多项选择。
表16 对辞职缺陷的认知选择
女 男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人)
(%) (人)
(%)
家庭收入下降444 74 428
73.5
妇女很难再找到理想工作 278
46.3 284
48.8
不利个人发展276 46 274
47.1
影响妇女素质提高254
42.3 239
41.1
妇女地位下降,影响夫妻感 197
32.8 138
23.7
损害妇女劳动权利182
30.3 239
41.1
妇女生育价值未得承认167
27.8 135
23.2
没有任何缺陷 152.5
223.8
表17 对辞职好处的认识选择表
女 男
频次 频率 频次 频率
(人) (%)
(人) (%)
子女能够得到良好的哺育教育
387 64.5 363
62.4
可以缓解生育期间双重压力 265 44.2 268 46
有利妇女健康 254 42.3 294
50.5
有利丈夫的发展
19833 256 44
没有什么好处 129 21.5 101
17.4
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122 20.3
96
16.5
有利家庭和睦 119 19.8 155
26.6
数据表明男女对阶段就业弊病的认同没有太大的差异。经济上的考虑仍然对多数人起着决定性作用，74%的男女担心失去工作将降低收入，导致家庭生活水平下降，这是男女不同意阶段就业的主要原因。同时不利女性发展各种因素也被调查者普遍认识。男性更多地批评要生育妇女辞职回家是损害妇女劳动权利，说明中国男性对妇女权利的重视有了一定的加强。
对阶段就业好处的认同统计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很多人不正视“辞职”的条件，而是通过自己申明“以不辞职为前提”的情况下作出选择。这恰恰反映了多数人的矛盾心理。她们渴望缓解因生育带来的双重压力不愿放弃表述自己愿望的机会，又不能同意辞职为条件。但由此而导致此项数据有较大的误差。这里我们仅仅就一些倾向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子女的成长教育被列放到男女双方考虑的首位，看法基本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子女的培养教育几乎已成为一个家庭的核心，甚至可以左右男女双方的思想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在帮助家庭分担对儿童的抚育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有足够经济条件请保姆或送幼儿园的家庭仅占被调查者中生育过子女户数的13.7%，而且多数人已经认识到家务劳动社会化受社会生产力、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生活节奏的诸多因素影响，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子女的抚育仍需要家庭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其它的选项上男女出现不一致。女性对于生育期间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感受普遍比男性更深刻，要求也比较强烈：“可以缓解就业压力”选择比男性高，反映妇女已经深深感受到就业中的困难。而一般男性在考虑家庭问题时更趋于实际，他们看重妻子的身体健康，而容易忽视妻子的心理健康；更看重妻子对自己的支持以及因妇女回家带来的家庭便利，而较少考虑自己对妻子的支持和理解，更少考虑妻子的牺牲是否具有社会价值。虽然数据显示的差异不是很典型，但还是可以说明男性对女性角色的期待。
在分析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对阶段就业认同时，有一个数据是值得重视的，即有21.5%的女性（129人）和17.4%的男性（101人）认为实施阶段就业对妇女和她们的家庭没有什么好处。为了进一步掌握持这一观点的人的文化职业背景，以便了解她们（他们）的认识是否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对这一人群作了具体分析。
从SIG值分析，这一人群的观点和他们的年龄、 职业构成关系比较显著。认为实行妇女阶段就业没有任何好处的群体中，较大年龄段的女性比低年龄段的比例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比其他职业高；虽然数据没有显示出被调查者文化水平直接的影响，但透过职业角色，仍可以确认文化水平对调查者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张艳霞、蒋永萍、陈方、丁娟参与本项目的讨论、设计问卷，张艳霞帮助进行计算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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