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思想转型期徐渭与王世贞之比较——兼论吴越文化、朝野文学之异同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朝野论文,异同论文,文学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嘉靖、隆庆与万历前期，是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也是文学思想变革的酝酿阶段。此时，作家辈出，流派纷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是越地的徐渭（1521—1593），一位是吴地的王世贞（1526—1590）。对于同一时期的两位重要作家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区域文化、社会地位和不同艺术追求的作家对文学发展的不同作用；而对于他们由艺苑失位到得位或由享有盛名到背负骂名过程的考察，也有利于我们认识时代文学思潮的演变影响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两首咏物七绝说起
王世贞曾经写有《戏为樱桃题二绝句》[1]（卷23），其中第一首云：
葡萄赐紫那同贵，金橘堆黄剩是酸。何似琢圆千靺鞨，深红透出水晶盘。
靺鞨，宝石名，因产于靺鞨，故名。《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中记载：“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一曰玄黄天符……七曰红靺鞨，大如巨粟，赤如樱桃。”显然，王诗中的“靺鞨”指樱桃。而且，科举时代庆贺进士及第时常设樱桃宴。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云：“新进士尤重樱桃宴。”元代贡师泰《和马伯庸学士拟古宫词七首》其三中写道：“近臣侍罢樱桃宴，更遣黄门送两笼。”[2]（卷40）由此可见，王世贞在这首咏樱桃诗中展示了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贴近庙堂、高贵典雅的心态。至于被王世贞视为不能与“靺鞨”“同贵”的葡萄，徐渭有多首诗咏唱，其中最为著名的七绝《葡萄五首》其一[3]（P401），诗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显然，这首咏葡萄诗是作者徐渭自我形象生动的写照，其中体现了卓然自立、任其野性的精神，不仅与王世贞《戏为樱桃题二绝句》中的樱桃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对此，我们联系徐渭有关王世贞及“后七子”的作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万历四年（1576），五十六岁的徐渭客游留都南京。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八日，他写下了引起后人注意的《廿八日雪》[3]（P143、144），其中涉及到“后七子”内部的矛盾，颇为布衣诗人谢榛抱不平：
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
“朱毂华裾子”，指达官贵人，此处指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李攀龙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成进士，试政吏部文选司，后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又迁山西司郎中。王世贞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于嘉靖三十年（1551）迁为刑部员外郎。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同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均授为刑部主事。他们都是新科进士、郎署要员。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徐中行、宗臣等人与布衣谢榛游处，赋诗酬唱，相互结社。当初，由于谢榛在诗论上有独到见解，李攀龙、王世贞等“心师其言”[5]（P424），大力延誉，使得谢榛名扬京城内外，“茂秦实以布衣执牛耳”[5]（P423）。然而，不久彼此意见相左，李攀龙终于贻书与谢榛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6]（P7375）连谢榛“眇一目”的生理缺陷，也成为李攀龙等人取笑的话柄和撤销其后七子盟长的理由：“岂其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以从其淫而散离昵好，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7]（P576）李攀龙又有《寄谢茂秦》诗[7]（P318）：“老去长裾满泪痕，秋风又曳向何门？可知十载龙阳恨，不道前鱼也主恩。”龙阳，战国时魏有宠臣食邑龙阳，号龙阳君。后因称男色为龙阳。李攀龙在此诗中以魏王自居，以男宠龙阳君喻谢榛，“意谓龙阳君虽如‘前鱼’之见弃仍当怀旧恩而感激。”[8]（P153）王世贞也在《艺苑卮言》中指责谢榛：“谢茂秦年来益老悖，尝寄示拟李、杜长歌，丑俗稚钝，一字不通，而自为序，高自称许。”[9]（卷150）这些，大概就是徐渭所说的“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吧。
李攀龙、王世贞等将谢榛排挤出“七子”之盟（当时，实为“六子”，吴国伦在谢榛被“削名”后方入社），此“削名”事件发生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距徐渭写《廿八日雪》诗，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为什么徐渭在二十多年后还要重提此事，而且气得“发指冠”呢？对此，徐渭在诗中有所交待：“昨见帙中大可诧”。有的论者更是明确地指出其直接原因：徐渭“突然想起昨天在他（松江画家璩仲玉）那里读到李攀龙、王世贞他们骂谢榛的诗，觉得大可惊诧。”[10]（P601）其实，触发此诗之情的，还有一件更为密切的事，那就是谢榛于上年（万历三年，1575年）冬天去世。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谢山人榛》说，谢榛晚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至八十余，投笔而逝，乙亥之冬月也”。乙亥年，万历三年。谢榛于万历三年冬天去世的消息，很可能于次年的初春已传到徐渭的耳中。正是“削名相骂”一事与谢榛布衣终老的一生，深深触动了徐渭，使他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廿八日雪》中的有关十句诗。这是外因，再说内因。对于后者，论者多有探究。其中之一是借诗明志说，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沈记室明臣》中说王世贞排挤山人布衣诗人王稚登、王叔承、沈明臣，“夷三君于四十子，而登胡元瑞于末五子，虽未能一切抹杀，其用意轩轾犹前志也。徐文长独深愤之。自引傲僻，穷老以死，终不入其牢笼。于论谢榛诗见志欹焉。”其二是同病相怜说，如徐朔方先生在《徐渭年谱》中指出：“文长与茂秦同为布衣，故为此诗以鸣不平。”[8]（第三卷P154）这两说颇有道理，但应作进一步地补充与深化。首先，要进一步强调徐渭与谢榛都是布衣身份。包括徐渭在内的人们谈及谢榛，都以“山人”、“布衣”相称，其明时不遇，奔走风尘，所谓“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7]（P185）徐渭也是一位布衣诗人、戏曲家、书画家，他虽然学富五车，但八试不售；虽然短期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府，但终为布衣，坎坷一生。他在四十五岁时所写的《自为墓志铭》[3]（P638—640）中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争笑之，而己不为动。”一生中又有七年牢狱，多次自杀，其艰难困苦大大超过了谢榛。其次，再考察徐渭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之间的关系。约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左右[8]（P155），徐渭有《拟寄白雪楼》[3]（P287、288）诗讽刺李攀龙，诗云：“闻道楼成贺雀飞，题颜却是怨金徽。齐风大国谁其解，楚雪高张听者稀。岛蜃翻来窥百尺，啼蛟只自堕双玑。古来一曲令人老，此曲多从弃妾非。”李攀龙于隆庆四年（1570）去世，尔后主盟文坛者为王世贞。王世贞为吴地太仓人，徐渭为越地山阴人，其家其地相距不远。徐渭《九马圉人图二圉醉频堕》[3]（P155）诗中有云“此时八骏谁传形，太仓老王太仆卿”，并在诗题下注云：“王元美为太仆卿时刻《穆王八骏图》，形如蝘蜓。”显然，徐渭对王世贞比较熟悉。应该说明的是，王世贞赴京任太仆寺卿是在万历二年（1574）二月，而于万历四年（1576）六月升南京大理寺卿。显然，徐渭的《廿八日雪》诗与《九马圉人图二圉醉频堕》创作的时间相距不远。将徐渭的《廿八日雪》与《九马圉大图二圉醉频堕》联系起来看，颇值得玩味，尤其是《九马圉人图二圉醉频堕》诗的结尾两句“此时倘堕无扶持，马且失矣太仆（指王世贞）笞”，更值得深思。对此，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说得十分明白：“忆昔元美主文盟，一捧珠盘同受记。七子五子广且续，不放他人一头地。踽踽穷巷一老生，崛强不肯从世议。破帽青衫拜孝陵，科名艺苑皆失位。”[11]（P73、74）凭心而论，徐渭八试不售，名落孙山，与王世贞的关系不大，但“艺苑失位”，作为七子派后期盟主的王世贞颇有责任。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还是徐渭与王世贞等人的人生态度、艺术趣味相异，“抵死目中无七子”[12]（P178）。综上所述，王世贞与徐渭各人的一首咏物七绝有意无意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世贞的《戏为樱桃题二绝句》（其一）诗中展示了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贴近庙堂、高贵典雅的心态；而徐渭在《葡萄》诗中借物咏志，展示卓然自立、任其野性的精神，不仅是针对朝廷命官、文坛盟主，还有蔑视权贵、愤世嫉俗的精神。
吴越文化背景下王世贞与徐渭的异同
“昔人论者，谓诗本于地，岂不谅哉其言乎？略而较之，如陕、蜀之雄刚，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华，真有不可强而齐者。”[3]（P902）诗风的差异如此，心态的差异也是如此。徐渭与王世贞心态的的对立，既与他们的科考经历、朝野身份等有关，也与吴、越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有关。
句吴与于越同属古老民族——百越，都是春秋末崛起的的强国。吴国相传为周文王伯父泰伯、仲雍奔荆蛮而创建的：“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4]（P1445）因此，孔子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3]（P154）这奠定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基础。泰伯、仲雍“礼让”的传统在吴国不断延伸，如吴王第十八世寿梦之四子季札继承上祖泰伯盛德，三让王位，世人称为“至德第三人。”季札曾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于鲁国观周乐，他借评论周乐，说明诸侯争霸的大势，显示出很高的礼乐水平。吴国北有齐，西有晋，又和楚接壤，与中原的关系密切。如春秋末吴国子游（言偃）北上向孔子求学，王世贞有诗咏其人其事：“名号诚佳丽，其始未雕朴。三让道故尊，居然一鱼服。人文萃东鲁，垂晖耀南陆。言游遂北学，与商获偕目。以彼弦歌化，革此诸离俗（专诸、要离）。遂令大江表，儒林被膏沐。”[1]（卷5《张幼以舍别墅为言子祠敬用志微》）越与吴相比，与中原的联系较少，比较偏僻。当孔子的弟子子贡求见越王夫差时，夫差很诧异，问道：“此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于此？”[4]（P65）显然，越王夫差与中原文化有某些疏离感。与吴季札等好礼乐不同，越王不善礼乐而好“野音”。据《吕氏春秋》卷14《遇合》中记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反善之。”由此可见，徐渭草野文人的心态与王世贞尚礼崇雅的心态，与吴、越不同区域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他们不同的心态也影响到各自的交往。徐渭交往的文人主要是“越中十子”，据《绍兴府志》说：“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柯、朱东武公节、沈青霞鍊、钱八山楩、柳少明文及诸龙泉（诸大绶）、吕对明（光升）称越中十子。”他与中原文人的交往比王世贞少得多，因而“其名不出于越”[15]（P716）。而王世贞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后，授刑部主事，他加入浙江临海的王宗沐、寄籍山东濮州的李先芳、浙江孝丰的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唱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6]（P7379）其中李攀龙为山东历城人，宗臣为扬州兴化人，梁有誉为广东顺德人，徐中行为浙江长兴人，吴国伦为湖广兴国人。显然，王世贞“名日益盛”，固然与他借助于父亲王忬的影响有关，与他较早考取进士有关，与他顺应当时的文学复古思潮有关，但也与他有意识地结交南北文士有关，尤其是与他和北方文人李攀龙联手共创“后七子”流派密切相关。在这方面，他继承了吴地乡前辈徐祯卿的接轨中原文化的传统，《艺苑卮言》卷六中的一段话正是“夫子自道”：“昌谷（徐祯卿，字昌谷）少即摛词，文匠齐梁，诗沿晚季，迨举进士，见献吉（李梦阳，字献吉），始大悔改。其乐府、选体、歌行、绝句，咀六朝之精旨，采唐初之妙则，天才高朗，英英独照……今中原豪杰，师尊献吉，后俊开敏，服膺何生（何景明），三吴轻隽，复为昌谷左袒。摘瑕攻纇，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王世贞在继承徐祯卿的传统而结交南北文士之中，尤其是与山东历城的李攀龙成为莫逆之交。李攀龙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所写的《送王元美序》[7]（P395）中说：“先是濮阳李先芳亟为元美道余，及元美见余时，则稠人广坐之中而已心知其为余。”同年，王世贞在《与李于鳞书》[9]（卷117）中说：“嗟乎，俯仰上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几何！三十之年，仆垂及矣，肝胆委拆，仅一于鳞（李攀龙，字于鳞），又焉别也！”正是由于李攀龙与王世贞等南北文人齐心协力，以后七子群体的力量续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前七子之焰，因而重新燃起了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热火。当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又主盟文坛二十年，他奖掖后进，广纳文士，于后七子外，又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南园后五子、琅琊四十子，以及王世懋等未入流之余子，所谓“自嘉庆末，迄今八十余年，七子之风声，浸淫海内。”[5]（P499）而徐渭之所以在当时的文苑“失名”，固然与他在科举中八试不售有关，与他“抵死目中无七子”而自立于当时的复古文学思潮之外有关，也与他的交友往往不出于越地有关。换而言之，越地的徐渭“名不出于越”[15]（P716），与传统越文化中地域比较“僻狭”、和中原交往较少的一面有关。
吴、越文化既有相异之处，又有相同之处，正如《越绝书》卷7中所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隋书·地理志》在论吴、越风俗时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吴越风俗文化共同影响到徐渭、王世贞的，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尚武好勇演进为“文士争雄武艺场”[3]（P345《凯歌四首赠曹君》），关注乃至投入到当时的抗击南倭北虏的斗争中。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烧杀抢掠，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闻道三吴血，犹腥大海涛。”[9]（卷25《时事有感》）吴、越之地是倭寇侵扰的重灾区。嘉靖后期，倭寇入侵绍兴一带，有志于“文士争雄武艺场”的徐渭挺身而出，或亲临前线，观察战况，或运筹帏幄，献计献策，他直接参加了柯亭之战、皋埠之战、龛山之战等，并且写下了《海上曲五首》[3]（P59、60）、《龛山凯歌》[3]（P339、340）《龛山之捷》[3]（P1294）等，将尚武好勇的气概与爱国爱民的精神结合起来。戚继光是当时的抗倭名将，徐渭有《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1]（P342、343），其一写道：“战罢亲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湿龙衣。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甚是雄浑，甚是悲壮，并将雄浑悲壮的风格与尚武好勇、保家卫国的精神融为一体。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曾任山东、浙江等地巡抚，任用作战勇敢而富有才略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加强防御，为一代抗倭名臣。对于这位抗倭名臣，徐渭颇为敬重，他在《彭应时小传》[3]（P628）说到尚武崇文的浙江山阴人彭应时，“始以文敏为生员。既以侠败，乃用武，中武科，为镇抚，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郁甚。久之，都御史王公忬来镇浙，檄使练士。”确实，王忬是明嘉靖年间发扬吴越地区“文士争雄武艺场”精神的一个典型人物。正是这个典型，一边连接着越地的徐渭，一边连结接着吴地的王世贞。王世贞在《先考思质府君行状》[9]（卷98）中说，其父“于材好诸葛武侯、范文正及近时王文成公。于诗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马子长、贾长沙、苏子瞻。”王世贞继承了乃父精神，他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青州兵备副使，整饬兵备。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二年（1553）之际王世贞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太仓故里，因“倭寇之警，挈家避地吴中”（参见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面对着倭寇的肆虐，他以血泪相和写成了《二贞篇》、《时事有感》、《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9]（分别见于卷14、25、24），或描写“闻道三吴血，犹腥大海涛”的惨状，或为抗倭殉国者立传，或抒写“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的沉痛之情，大都是以爱国的激情与沉郁的风格交织成时代悲歌。王世贞还结识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情谊深厚，戚有良剑相赠，王世贞遂作《戚将军赠宝刀歌并序》[9]（卷50），其五云：“曾向沧流
怒鲸，酒阑分手赠书生。芙蓉涩尽鱼鳞老，总为人间事不平。”怒鲸，指代海上入侵的倭寇。此诗借歌咏宝刀，一方面歌颂了戚继光转战东南、肃清倭氛的英雄事迹，另一方面抒发了不能施展才能的感慨，气韵沉郁，也不乏雄奇之气。
二是深受商贾精神的影响。“商贾并凑”[16]（P876），是吴越地区的传统之一。明代中后期，吴地的洞庭商帮、越地的宁波商帮和龙游商帮十分活跃。这三个商帮与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右商帮、徽州商帮等称为十大区域商帮。王世贞或多或少地接触了其中大部分区的商贾，这从他所撰写的大量的墓志铭和传记中可以看出来，据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中统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90篇，为商人所作15篇，约占16.6％。而《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种类同上）总数250篇，为商人所作44篇，约占总数17.6％。”[17]（P335）其实，还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为商人所作的传记等，如《许长公小传》[9]（卷82）、《孙义卿传》[9]（卷84）、《张隐君小传》[9]（卷84）、《张隐君传》，[1]（卷70）、《程母传》[1]（卷72）、《童子鸣传》[1]（卷72）、《许本中传》[1]（卷73）等。王世贞堪称明中后期为商贾撰写墓志铭与传记最多的文人之一。徐渭的祖上有经商的传统，其《问军中之系于国用吾宗两支，其一虽衰，而时一振，尚有对于廷而仕者，最衰者则我之支也》[3]（p86）诗中说：“屈指四纪来，挛痹剧一臂，耕者鬻取锄，贾者降为侩。”又在《赠族兄序》[3]（P951）中指出：“吾宗居会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隽富贵老寿之人。”其兄徐淮曾经商，他自谓“有二兄，伯贾于外”[3]（p1107《上提学副使张公书》）。在他的交游中，也不乏出身于商人家庭者，如其友沈明臣、王寅等（沈明臣见于屠隆《由拳集》卷19《沈嘉则先生传》，王寅见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十岳山人王寅》，其中有云：“父贾淮北”）。徐渭还曾一度与长子徐枚在京城经商，他在《答吴宣镇》[3]（P1013）中说：“儿以所惠，权什一于京师，自不得便去。”什一，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其中说：“（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后也将“什一”泛指经商牟利。徐渭有为商贾所作的墓志铭如《高君墓志铭》、《伯兄墓志铭》[3]（p632—633、635—636）等，也有给商贾的赠序如《寿王翁五十序》[3]（P947、948）、《赠某叟序》[3]（P964）等，也有多首写商贾的诗歌如《赋得贾客船随返照来二首》[3]（P301）、《胡市》[3]（P361）、《集胡贾馆请作乐山诗》[3]（P738）等，其中《赋得贾客船随返照来二首》之二云：“千金不惜买鸣筝，万斛鱼盐水上行。几度烟波愁日暮，半程风物趁天晴。西郊鹳鹤摩云入，东道舲舠晚饭迎。笑指红霞如有意，乾衣骑马广陵城。”叙商运旅程之事中写烟波淼淼、红霞映照之景，展示了商贾苦心钻营、得利而自得的风貌。正是这种苦中作乐、自得自乐的商贾精神，加上他在科举中八试不售等原因，徐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3]（P639）至于王世贞，则是明代中后期直接和间接地受商贾影响最大的文士之一，他在关注吴地商人时说道：
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遴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揳琴、揄袂，跕屣，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9]（卷84《张隐君小传》）
翁少负气倜傥，不喜习博士家言，而独手《庄子》一编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书耳。”至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亵闻，而翁间喜之曰：“亦可以快浊世愤也，不犹愈于城旦书乎？”[1]（卷92《外士南野顾翁墓志铭》）
吾闻之吴俗讳富，以避官侵牟，然亦不善居富。独徽人不讳富，其所致富与居亦类有道者。[1]（卷100《将仕佐郎太医院吏目春溪张君墓志铭》）
在王世贞看来，吴地商人形成了鲜明的特点：（1）既以“钻天”术经商致富，又讳富藏富；（2）挣脱束缚，纵情享受，畅舒心志，逍遥自在；（3）不好诗书，游离士林；（4）趣在俚俗，不厌“猥亵”，所谓喜好“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亵闻”。“传水浒者以猥亵闻”，很有可能是指《金瓶梅》。苏州商人中有喜好《金瓶梅》等“猥亵”小说者，反映了明代中叶吴地市井中一种欣赏趣味，这也与王世贞有某种契合之处。谢肇淛《金瓶梅跋》[18]（卷24）中说“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又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屠本畯《金瓶梅跋》则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总之，明代中叶吴地商人中转向俚俗，畅舒心志的倾向，与王世贞有契合的一面。
王世贞的“剂”与徐渭的“畸”
哲学思想是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明代中后期逐渐打破朱（熹）学独尊的局面，而王（阳明）学兴盛。在这个以哲学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思潮转向的时代，徐渭、王世贞都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其文化心态和艺术心态同中有异。
徐渭与王阳明同为浙江绍兴府人，王阳明曾筑室于会稽山中的阳明洞，地缘上的亲近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但徐渭真正接受阳明心学，是在嘉靖二十六、七年（1547、1548）他拜王阳明弟子季本为师，同时与王阳明弟子王畿交往。《畸谱》[3]（P1328）正文谓二十八岁（嘉靖二十七年）时“师季长沙公”，而其中《师类》则说“嘉靖廿六年丁未，渭始事先生（指季本）”。徐渭受季本影响很大，自己说“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极矣。”[3]（P1332）徐渭有《先师彭山先生小传》[3]（P628、629）、《师长沙公行状》[3]（P643—650）等。他在《先师彭山先生小传》中说：“少受《春秋》于其兄木，遂以经名诸生中。其后往师新建，闻良知之旨，益穷年治经，心悟手书，忘昼夜寒暑，历仕与处，从游者数百人。所著书……为言数百余万，悉破故出新，卒归于自得。时讲学者多习于慈湖之说，以自然为宗，惧其失良知本旨，因为《警惕说》以挽其弊，识者谓其有功于师门。”徐渭与王阳明的另一位弟子王畿是姑表兄弟，徐渭在《畸谱》的《师类》中将王畿列为第一人，受其影响更大。他有《送王先生云迈全椒龙溪老师》[3]（P628、629）、《次王先生偈四首龙溪老师》[1]（P348、349）等。在季本、王畿两位老师的薰陶下，徐渭对王阳明及其心学有了更深的理解，“独知良知有所传”[1]（P267）。诚然，“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最基本的理论。王阳明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9]（P990）他将“致良知”的宗旨定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7]（P117）对于这“四句教”，王畿将其与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强调“良知”“无善无恶”，“主张只要守住这无善无恶的本心，任其自然。不作任何调节、束缚，就是‘致良知’。”[20]（P43）王阳明与王畿、钱德洪曾有一席谈话，后来被王门弟子称为“天泉证道”，王阳明在评说王畿的意见时说：“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19]（P117）显然，王阳明及其弟子王畿等人强调“良知”说，强调“心外无理”，无疑为宋明理学中的变异。《明史》卷282《儒林传》中指出：“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脉，师承有目，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显然，阳明心学与朱学背道而驰，别立宗旨，打破“一宗朱氏，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21]（卷2）的思想僵局，重在自我悟解、直指人心、解除束缚、自立自适。正是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加之庄学、禅学等的作用，徐渭“传姚江（王阳明）纵恣之派”[22]（P1606），形成了“疏纵不为儒缚”[3]（P639）、“眼空千古，独立一时”[3]（P1343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思想作风。与之相关的是他的文学思想。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23]（P347—359）中分别从论述南戏、论本色、论宫调等方面分析徐渭的《南词叙录》，尤其强调他的本色论，重“情”尚“真”。对于他的诗论，指出：“他强调作诗必出于己之所得，反对复古派的剿袭模拟”，又引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评说：“文长讥评王、李，其持论迥绝时流。”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师心横纵，任其野性，崇尚俚俗。徐渭在《吕山人诗序》[3]（P902）中评其诗说：“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则有《长歌行》、《感遇》、《夏夜》、《溪堂》、《和谪仙》等篇在。”又在《书田生诗文后》[3]（P976）中评其诗文说：“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了无痕凿可指。”他又在评梅禹金《昆仑奴》杂剧时说：“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3]（P1093）这些充分展示了徐渭在阳明心学等影响下的草野文人心态和艺术追求的精神。他在文学创作上独立于七子派复古思潮之外，直抒胸臆，“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15]（p717）“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22]（p1606）他的杂剧《四声猿》，更是体现其艺术精神的力作。“徐渭第一次把明代社会新思潮引入到戏剧创作中，公然宣扬人的情欲具有天然合理性，冲破了笼罩着戏剧领域的迂腐酸臭的空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玉禅师》的出现，可以说标志了明代戏曲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就肯定人欲，否定虚伪的禁欲主义这一点而言，它无疑是汤显祖《牡丹亭》的先声。”[20]（P82、83）。显然，徐渭是明代中后期文学解放思想的先驱者。
王世贞早年就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他在《读书后》卷4《书王文成集后一》中说：“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在三苏之上。”又在《书王文成公集二》中说：“王文成公之致良知，与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动处见本体，不必究析其偏全而沉切痛快，诵之使人跃然而自醒。人皆可以为尧舜，要不外此第孟子之所谓善足矣，乃必尽辟他说以伸吾是，文成之所谓良知足矣。”也与地域的亲近感有关，王世贞在王阳明的后学中，更倾向泰州学派中的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在《王丈汝止偕张牧过祗园作》[1]（卷5）中写道：“皇穹不爱道，爰产良知翁。奔走举世豪，先生得其宗。说法五十年，甘雨天南东。”由于阳明心学，还有庄学、禅学，加上前文所说的商贾精神的影响，作为朝廷命官、主盟明中叶复古文坛的巨子又展示了另一心态：转向俚俗，畅抒心志。王世贞欣赏通俗小说《金瓶梅》，前文已谈及。至于他是否创作《金瓶梅》与戏曲《鸣凤记》，则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两个时常争议的问题。在此暂不作为我们论述的例证。而王世贞在小说戏曲创作与批评上的实践，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尚俗的文学思想。首先看他的《曲藻》[9]（卷152），他在《曲藻》中揭示了戏曲与词、绝句、古乐等之间的历史渊源，并指出是否“入俗”（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对于戏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又批评《香囊记》“近雅而不动人”，却肯定《荆钗记》“近俗而时动人”。在《曲藻序》中还指出：“大抵北（曲）主劲切雄丽，南（曲）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他还评点《西厢记》（见起凤馆刻本王世贞、李贽合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琵琶记》（见《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琵琶记》）等。他又辑小说《剑侠传》，杂采古今说部编撰《艳异编》，编撰“大而朝典，细而乡俗”即雅俗兼容的《觚不觚录》等。王世贞被视为明中叶复古文坛上的巨子，文主秦汉诗主盛唐，倡言格调，崇尚古雅。但是，他还在明代中叶较早地提倡性灵说：
至所结撰，必匠心缔而发性灵。[1]（卷3516《封侍御若虚甘先生六十序》）
顾其大要在发乎兴，止乎事，触境而生，意尽而止。毋凿空，毋角险，以求胜人而刿损吾性灵。[1]（卷46《湖西草堂诗集序》）
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1]（卷168《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
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1]（卷73《邓太史传》）
从与“工于色象雕绘”（即在格调尤其是文辞上刻意修饰）的对立面来论述发抒性灵，既是王世贞对七子派宗汉崇唐、追求典雅等复古理论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
虽然徐渭、王世贞都在明中叶深受阳明心学、商贾精神等的影响，崇尚性灵，转向俚俗，但由于他们之间朝、野心态和受吴、越不同区域文化影响的区别，造成了很大的差异，这其中还有他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徐渭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畸”。徐渭为自己编写的年表称之为《畸谱》。这“畸”的含义，见于《庄子·大宗师》：“子贡曰：‘敢问畸人？’（孔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徐渭与庙堂文化以及朝廷命官、文坛盟主对立的草野文人的心态，乃至“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15]（P716），一个“畸”字便可概括。正是他以“畸”型的思维方式，草野文人狂放的精神，猛烈地冲击着独尊朱学的庙堂文化、占据文坛的复古思潮，往往在奇思妙想中有奇文瑰句，因而往往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成为明嘉靖、隆庆和万历前期具有最强烈色彩的文学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王世贞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剂”。这也是“夫子自道”。他在《黄淳父集序》[9]（卷68）中说：“夫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格不必步趋古而能无下，因遇见象，因意见法，巧不累体，豪不病韵，乃可言剂也。”“剂”在这里指调剂和融合，即以调和、折衷的方式将“趋古”与“致新”、“法”与“意”、“巧”与“豪”等加以调剂、融合。他又从吴与中原士风交流的角度论“剂”：“今吴下之士，与中原交相诋，吴习务轻俊，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为豪，亦不能以其粗而病淳父之细者，淳父真能剂矣。”他这种“剂”的思维方式，源于早期儒学中的中庸思想，他在《读书后》卷4《读中庸》中指出：“子思说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至诚如神处，绝得《易·系》之精，非孟子之可及。”众所周知，王世贞被视为明中叶复古文坛的盟主，文主秦汉，诗主盛唐，倡言格调，崇尚古雅。但他在明代中后叶文化与文学思想转型的特定时代，以“剂”型的思维方式，“师匠宜高，捃拾宜博”[9]（卷144《艺苑卮言》一），的姿态，将“趋古”与“致新”、格调与性灵、雅与俗等相互调剂、融合，这样既使他在阳明心学及王学左派（如泰州学派中的王艮等）和商贾精神等影响下，从复古转向趋新，从格调转向性灵，从古雅转向俚俗，又使他有关抒写性灵、务趋俚俗等文学解放思想的因素混杂在复古与格调说之中，其文学创作也“譬如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22]（p1508）
艺苑地位的变迁与徐、王的历史价值
明代文学思想转换期的徐渭、王世贞，他们在文坛上的名声与影响，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先，“世贞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6]（p7381）但不久后，“毁誉翕集，弹射四起”[5]（p436），艾南英（1583—1646）甚至说“王元美、李于鳞古文尽抄《史》、《汉》，是以臭腐。”[24]（卷5《与郑超宗书》）王世贞是从享有盛名到背负骂名，徐渭则是从“科名艺苑皆失位”到被晚明袁宏道（1568—1610）等人重新发现、重新定位。在徐渭去世后四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在会稽友人陶望龄（1562—？）的家中读到徐渭的诗集《阙编》，不觉惊骇跃起，叹为奇绝，“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钜匠，浸浸知向慕云……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自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3]（P1342、1344）不久，袁宏道将徐渭定为“我朝第一诗人”[15]（P506），汤显祖（1550—1616）则称赞徐渭的“《四声猿》乃词场飞将”[25]（P32《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显然，徐渭由“艺苑失位”到被推上高位，王世贞由享有盛名到背负骂名，固然有评论者矫枉过正等因素，更有时代社会思潮以及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6]（P479）。尤其在明代中后叶文学思想的主潮由复古崇雅转向重情尚俗转变的时期，作家或流派的名声与其在文坛上的地位往往前后有很大的变化。由于王世贞对于争夺（徐渭指责李攀龙、王世贞等排挤谢榛，即为例子）与巩固文坛盟主的地位过分急切，因而极力高举李梦阳等前七子传下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6]（P7348）的复古大旗，集结力量，壮大队伍。他虽然努力割断与程朱理学的关系，“不欲掇伊、洛之遗”[9]（卷1《王氏金虎集序》），致力于扫清台阁体以来萎弱的文风，也深受以阳明心学及王学左派等放纵恣肆思想和商贾等市民意识的影响，有转向性灵、转向俚俗等文学解放思想的因素，但他终被盛名所累，被后七子前期盟主李攀龙以及庞大的复古联盟所累，使他难以成为明代中后叶不断转变、不断进步的文学思想的代表。诚然，作为一介布衣的徐渭也与王世贞一样，主张抗击倭寇的侵扰，反对权奸（虽然他曾入与严嵩有牵连的胡宗宪的幕府，写过谀文，但他还是反对严党的）[20]（P30、118），守志持身，独立不移，在反对程朱理学、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与艺术性等方面，两人有共同之处。并且都受到阳明心学及左派、商贾精神的影响，在崇尚性灵、务趋俚俗等方面有相通之处。然而，他们在继承吴、越文化，各具朝、野心态等方面大有区别，尤其是王世贞作为明代中后期复古文坛的盟主，与“科名艺苑皆失位”的徐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正是“科名艺苑皆失位”的不幸遭遇玉成了徐渭，使他在文学思想酝酿变革的特定时期以草野文人的心态而放纵恣肆，轻装上阵，单骑突进，长驱直入，一跃而到达时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最前沿，成为明代中后期文学解放思想的先驱者。由此可见，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主要不是靠争名夺位或位高名盛等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文学思想的创新与文学创作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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