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教科书论文,由来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迄今，日本国内围绕教科书的斗争从未中断。它一直是日本国内不同历史观较量的一个焦点，并几度引起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摩擦。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一、战后以来的教科书问题
根据日本国会1953年修改的《学校教育法》，教科书的审定权归文部大臣。1955年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同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该党发表《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专集称：某教科书中“日本‘侵略大陆史’占了大部分。而且，正像中共的儿童所受到的教育那样，日本被描写成‘东洋鬼子’”，“教科书逐渐被红色魔爪所控”，“事态已发展到不能坐视的阶段”。（注：朝日新闻社会部“‘政治’の风景”、すずざわ书店、1982年、194-195页。）
当年，日本文部省加强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许多初中、高中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1956年日本政府为加强审定工作，建立起教科书调查官制度。而首任调查官中就有原东京帝国大学右翼团体“朱光会”的成员。“朱光会”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其纲领是“信奉天皇中心主义”，“遵照皇道形成人格”。它在战后被解散，但其部分成员离开东京大学，进入文部省，摇身一变成了教科书调查官。（注：每日新闻社编“教科书检定”、1982年、68-70页。）
1957年，原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上台执政。他宣称，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从根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对亚洲的民族独立，或者说摆脱殖民政策发挥了作用”，“东南亚各国对此还曾有感谢之情”。（注：田尻育三等“岸信介研究——
力に对する野望”、“文艺春秋”1978年7月号。）他执政期间，文部省的审查迫使一些出版社和作者把初、高中教科书中有关“侵略中国”的表述改写为“进出大陆”。（注：“朝日新闻”1982年9月17日。）1958年10月，日本文部省修改了《学习指导纲要》，进一步加强了对教科书编撰者的约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家永三郎教科书事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主编的教科书《日本史》记述了南京大屠杀、日军"731"部队等史实。文部省却引用一些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书籍要求他删改，1963年还把他的《新日本史》定为“不合格”。家永教授不服，从1965年起状告文部省的行为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几经反复，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才判他胜诉。20世纪80年代，围绕日本教科书的问题展开了两场斗争。1980年，由政财学界巨头组成、岸信介任会长的右翼团体“协和协会”挑头主张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偏颇”。1981年，部分日本国会议员组成“教科书协议会”，要求文部省全面修改历史教科书。1982年6月，文部省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要求把“侵略”一词改为“进出”；把“三光政策”改为“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把朝鲜人民的“独立运动”改为“暴动”等。这一行径遭到日本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和中、韩等国的抗议。日本社会党和公明党等在野党、6个日中友好团体、8个群众团体以及162名国会议员分别上书铃木善幸首相，要求政府及时纠正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错误。（注：杨正光主编、张暄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1993年，第432-433页。）
在这种形势下，同年8月26日，铃木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讲话称：“过去我国的行为给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害”，“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我国的学校教育、教科书审定中也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我国教科书的记述受到来自韩国、中国等的批评。作为我国，要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友好、亲善的基础上充分倾听这些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今后审定教科书，由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讨论修改审定基准，充分落实上述精神”。（注：朝日新闻社会部“‘政治’の风景”、すずざわ书店、1982年、217页。）同年11月，该审议会同意在社会学科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一项规定：“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注：朝日新闻社会部“‘政治’の风景”、すずざわ书店、1982年、220页。）这就是所谓“近邻诸国条款”。同年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时表示，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诚挚地进行纠正，积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注：杨正光主编、张暄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并不甘心失败。铃木访华刚结束，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便开始炮制内容更恶劣的教科书，进行反扑。1985年8月，他们完成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送文部省审定。该书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尚无定论”，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说成是“被迫应战”，把太平洋战争美化成“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1986年5月，该书被文部省审定为“合格”。《朝日新闻》揭露此事后，引起日本在野党和各界人士强烈反对。我外交部立即要求日本政府改正教科书中的错误。朝鲜、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也纷纷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中曾根内阁最后不得不决定，由文部省根据1982年内阁官房长官的谈话精神敦促编者作出修改，否则不得出版。
二、“编撰会”教科书的出笼经过及其主要错误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又开始变本加厉地编造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1994年，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藤冈信胜等人公开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关于日本侵略暴行的记述。1995年，他们成立了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要求修改教科书。但文部省于1996年审查通过的7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仍提及日本的侵略暴行。这令日本右翼势力极为不满，于是他们开始酝酿炮制反动的教科书。1997年1月30日，日本电通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等人，牵头成立起“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会”号称约有1万名会员，在日本全国共设有48个支部，一些地方首脑、国会议员、地方议员，以及企业法人参与其中，以会费等形式为炮制美化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提供资助。
“编撰会”于2000年4月完成初中历史教科书原稿本后，送交文部省审定。同时送审的还有另外7种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美化了日本的侵略历史。其中，“编撰会”炮制的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编撰会”教科书）是一部全面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宣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代表作。他们为加强宣传，在审定通过前便急不可待地向日本一些学校提供了这部教科书的原稿本，即“白皮本”，使其内容广泛传播。这部为军国主义张目的教科书，遭到日本国内主持正义的人士和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文部科学省不得不对此书提出137条修改意见，一些露骨的错误被删除或改写。但其目的是使这部教科书能够审定“合格”，在日本正式发行。因而这些修改并未改变这部右翼教科书的基调。用“编撰会”会长西尾干二的话说，文部科学省的修改只是“删繁就简”而未伤筋动骨，接受修订意见主要是为了能够审定“合格”，迈出第一步，“4年后审定时再努力争取恢复因这次被修改而不满意的部分”。（注：西尾干二、渡部昇一“‘朝日’、‘外务省’が曝け出した奴隶の精神”、“诸君”、2001年5月号、136页。）这里仅列举这部教科书的几个错误观点，并予以批驳：
(1)提出“历史不是科学”，“不可能严密、正确地了解过去的历史”，“学历史是学过去的人如何认识历史”。这些话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历史观，等于告诉学生历史是可以任人编造的，明显是为他们歪曲历史做铺垫，实质上是要今天的学生去学习过去的“皇国史观”。这一条在审定时被删除。
(2)把对亚洲的“侵略”写成“进出”。称英文中的"aggression"应译为“先攻”、“侵攻”，译为“侵略”是“不正确的翻译”。这是右翼学者佐藤和男长期兜售的一个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的错误观点，纯系玩弄愚蠢的“文字游戏”。其实，只要查一下日本的《广辞苑》或任何一部大百科全书，这种文字骗局便会被戳穿。这一条也被修改掉。
(3)把太平洋战争说成“大东亚战争”，美化“日本初战告捷，使东南亚及非洲的人们产生了向往独立的理想和勇气”；称对美开战是“迫不得已”的“自卫战争”。这种说法使人感到，日本就像一个强盗从另一个强盗手中抢走受害者的财物，却还要给自己贴上“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的英雄标签。众所周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侵华战争的延续，而“自卫自存”一直是当时日本对外扩张、先启战衅的借口。这一条被修改，但并未写明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行。
(4)称1943年的“大东亚会议”通过的“大东亚宣言”与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意思相同，以证明日本侵略亚洲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修改后的这部教科书仍称：“大东亚宣言”强调了“各国的自主独立”等，“表明了日本的战争理念”。（注：新しい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历史教科书”2002年、扶桑社、280页。）这实际上是在宣扬战前军国主义的侵略理念。日本对朝鲜半岛和我国台湾省实行长期的殖民统治。它南进扩张是称霸亚洲侵略计划的重要步骤，并具有与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性质，根本谈不上“解放”亚洲。而恰恰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才使亚洲人民从殖民主义的铁蹄下获得独立和解放。
(5)把“九一八事变”归咎于“中国人的排日运动”，称“满洲国旨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近代国家。满洲国以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为口号，迅速实现经济增长”。（注：新しい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历史教科书”2002年、扶桑社、272-273页。）这完全是宣扬侵略“有理”、“有功”。世人皆知，日本以武力霸占中国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目的是掠夺资源，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正如日本进步学者所指出的，早在1855年吉田松阴便提出“割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贸易上失之于俄国，土地上应取之于鲜、满”（注：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第1页。）。日本“把‘满洲’作为近代战争所必要的战略物资供应地，接着又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验场，放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关键位置”（注：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6)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而且“疑点甚多，仍在争论”。其所谓“根据”是，“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1937年在南京攻克战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据当时的资料，那时南京人口是20万人”。其实，根据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函统计数字，1937年6月南京市人口有200160户，共1015450人。即便减去日军占领前夕的逃难者，当时南京仍有60多万人，而“国际安全区”的人口才是约20万。（注：潘俊峰、杨民军主编：《是总结还是翻案——兼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4-107页。朱成山：《事实胜于雄辩》，《人民日报》2001年4月11日。）由此可见，该书炮制者是通过偷换概念的诡辩术篡改历史。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审定时不能不被修改掉，但修改后的这部教科书依然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资料上有很多疑点，实际上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对此存在各种见解，有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注：新しい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历史教科书”2002年、扶桑社、275页。）这仍是企图通过制造“尚无定论”的概念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欺骗日本的年轻一代。
(7)称朝鲜半岛“若处于与日本敌对的大国统治之下”，日本的防卫将是困难的。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对保卫日本安全和在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是“根据当时国际关系的原则，合法进行的”。修改后的这部教科书仍保留了“日本政府认为，合并朝鲜在保卫日本安全和满洲的权益上是必要的”，并称英美俄“未提出异议”，“朝鲜国内也出现接受合并的声音”等。这种以转述当年殖民主义反动谬论的方式歪曲历史的做法，必然激起朝鲜和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8)否定给日本战犯定罪的东京审判，称“审判官都是从战胜国选出的”，禁止公布辩护方意见，对违反“破坏和平罪”国家领导人的惩罚“在以往的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意在强调东京审判是战胜国的审判，处罚战犯没有法律和历史根据。（注：新しい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历史教科书”2002年、扶桑社、294-295页。）必须指出的是，东京审判的性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是国际正义力量对侵略罪行的审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德日意轴心国以外，世界上70%以上的国家都参与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战犯受惩处乃罪有应得。关于战犯辩护方的意见，早已在东京审判判决书第二章中公布（注：张郊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12-15页。），而且恰恰是这些辩护意见现在被改头换面，成为“编撰会”教科书中的观点。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第227条就规定，把德国威廉二世作为战犯交国际法庭审判。虽然因当时荷兰拒绝引渡威廉二世而未能实现，但个人应负侵略战争责任的国际法规范业已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1945年的伦敦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都规定了严惩战犯和侵略势力。战后，日本政府也向国际社会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关于1928年非战公约没有规定战争犯罪之说，在1946年纽伦堡法庭判决书中也有明确的回答。（注：张郊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12-15页。）因此，日本一些人企图通过教科书歪曲、篡改历史，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军国主义战犯开脱罪责，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三、“编撰会”教科书缘何能审定“合格”
当前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是日本国内长期以来两种历史观之间的斗争的继续，是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发展的一种表现。这就是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今后还将继续兴风作浪。从国际大背景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也面临新的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政治腐败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全球化造成外国劳工大量涌入，社会矛盾复杂化。于是，右翼势力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等国有所抬头。苏联解体后，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消失。日本原有的对华战略需求下降，反而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将防卫重点从前苏联转向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周边事态”。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支持，日本国内亲美鹰派势力影响增大。布什政府上台后，上述倾向更加明显。
从日本国内背景看，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可以对执政党产生较大制约作用的在野党事实上几乎已不存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些政客，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痛苦，没有接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也没有老一代日本人的那种负罪感。一些人“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则在增强。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坚持正确历史观的进步势力相对削弱，而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更加猖獗，政治右倾化倾向明显加强。日本政局动荡，10年换了9位首相。往往是一任首相不负责任地造成某种错误的既成事实后便下台。自民党参议员矢野哲郎称，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国旗国歌法》“只不过是第一步，今后还要完善有事立法，进而修改宪法”（注：“祖国と青年”、1999年9月号。）。在教育领域，谋求修改战后《教育基本法》，重新评价战前《教育敕语》的议论日趋活跃。一些政客企图使日本成为可以向海外派兵的“政治大国”，就必然需要通过反映这一政治理念的教科书来塑造新一代的日本国民。
在上述背景下，“编撰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得到右翼政客的大力支持。1993年8月自民党内右翼势力纠集105名国会议员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从当年10月起至1995年2月，专请日本学界右翼分子给国会议员做美化侵略历史的报告。后来成为“编撰会”会长的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该会理事西部迈等人，都是前去演讲的报告人。他们在报告中宣称：“围绕历史观进行思想决战的时代已经开始。”1995年8月，他们把所有报告汇集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发给自民党议员人手一册，作为“理论武装”。书中许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观点，与“编撰会”教科书的内容如出一辙。
1996年6月，曾因否认侵略历史而被迫辞职的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牵头成立了“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123名成员），公开要求文部省从教科书中删除有关日军侵略暴行的用语，叫嚷决不赞成“把我国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和“谢罪外交”。在审定“编撰会”教科书的关键时刻，该联盟于2001年3月5日通过一项决议并提交当时的森喜朗首相，指责中国“干涉内政”，声援文部科学省为右翼教科书放行。（注：“产经新闻”2001年3月6日。）1997年成立的“思考日本前途与教育的年轻议员之会”（成员100多人）代表中川昭一也向森喜朗提出同样的要求。（注：小堀桂一郎“ジャ一ナリスト魂を失つた朝日新闻の记者诸君へ”、“正论”、2001年5月号、61页。）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国会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则没有就此作出正面表态来维护日中关系。其中的一些成员甚至反而加入了右翼反华势力的鼓噪。例如，自民党国会议员平泽胜荣便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公开抨击河野洋平是“外国的外务大臣”，主张应该让石原慎太郎接替他当日本外相，叫嚷中国应停止“不正当的干涉”。（注：平沢胜
“‘これが内政干涉でなくてなんだ！’外务省槙田邦彦局长に纠す！”、“诸君”2001年5月号、107-108页。）
森喜朗内阁在下台前夕审定右翼教科书“合格”是极不负责的，但也绝非偶然。森喜朗本人的历史观就有问题。他原本是岸信介的得意门生，曾任自民党文教部会会长和文部大臣，曾亲自介入审定教科书。1994年加入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参与组织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他任首相后还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这次面对中、韩等国的反应，他重点强调的只是不应事前泄露送审教科书的内容，从而引起外国的批评。（注：“产经新闻”2001年3月2日。）关于审定教科书准则的“近邻诸国条款”，他竟然宣称那“说到底是国内规则，而不是条约”，“因为是国内问题，所以应向外国讲清楚那一点”。（注：“产经新闻”2001年3月8日、平沢胜“‘これが内政干涉でなくてなんだ！’外务省槙田邦彦局长に纠す！”、“诸君”月刊2001年5月号、106页。）言外之意是中、韩等国无权就日本审定教科书问题提出要求。森喜朗这一立场博得日本右翼势力的“喝彩”。一些人称他“与15年前的中曾根首相的屈辱外交恰成对照，始终不屈服于中、韩对内政的干涉”。（注：小堀桂一郎“ジャ一ナリスト魂を失つた朝日新闻の记者诸君へ”、“正论”、2001年5月号、61页。）森内阁文部大臣町村信孝1995年曾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他在3月12日国会答辩时首次宣称，1982年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报道是“误报”（注：西尾干二、渡部昇一“‘朝日’、‘外务省’が曝け出した奴隶の精神”、“诸君”、2001年5月号、138页。）。而这正是右翼势力的老调重弹。右翼分子一直在叫嚣正是由于1982年《朝日新闻》对教科书问题的“误报”，导致邻国对日批评，才产生了“近邻诸国条款”，因而主张废除它。（注：小堀桂一郎“自らの历史を自らの手に取りもどすために”、“正论”、2001年3月号。）河野洋平外相等外务省有关人士虽努力避免教科书问题影响日中、日韩关系，认为中韩两国的反应并非干涉内政，但遭到右翼势力猛烈攻击。2000年10月，主张审定右翼教科书为“不合格”的审议会委员、日本前驻德国大使野田英二郎被文部省撤换。据称，在这次人事更迭背后发挥作用的是“思考日本前途与教育的年轻议员之会”。（注：高桥史朗“教科书‘外压检定’に屈するな”、“正论”、2001年1月号。）
日本右翼势力出版教科书得到右翼舆论的全力配合。《产经新闻》是日本右翼亲台舆论的大本营。“编撰会”主要成员成年累月地在该报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文章。1999年10月，该报社还为西尾干二出版了《国民的历史》一书，篡改历史。日本右翼团体大量购买此书，分送给日本各地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以向学生灌输错误的历史观。这次为“编撰会”出版教科书的扶桑社，正是产经新闻社的子公司。为使这部教科书通过审定，该报系列媒体还大造舆论。2000年4月15日，西尾干二等人在东京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手持刚送审的“编撰会”教科书原稿本，介绍其特点。同年5月，“编撰会”的刊物《史》还发专刊详细介绍这部教科书的内容。（注：高
伸欣“‘平成版脱亚论’教科书”、“裁军问题资料”、2001年5月号。）然而，今年《朝日新闻》对这部教科书做了批判性报道后，《产经新闻》却伙同西尾等人大肆攻击《朝日新闻》违规泄露审定中的教科书内容，“诱导国外压力”（注：“产经新闻”2001年2月22日。）。针对中方的反应，《产经新闻》诬蔑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是“干涉内政”，诡称“中国外长唐家璇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发言有对重大事实的误解”，“根据日本教科书制度，最终决定教科书是否合格的不是政府”，而是文部科学省的咨询机构“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并指责说，“若明知此点还说那种话，就是企图推翻日本国内规则”。（注：“产经新闻”2001年3月7日。）这分明是信口开河的恶意攻击。日本文部省关于《教科用图书审定规则》第九条明确规定：文部大臣根据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的审查结果决定“原稿本”审定是否合格。作为“原稿本”审查合格的必要条件，文部大臣可以附加修订意见。（注：每日新闻社编“教科书检定”、1982年、236页。）如上所述，究竟是谁在推翻日本的国内规则，是谁企图推翻日本政府就教科书问题曾经作出的种种承诺，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那不是别人，而正是日本这伙右翼势力！
四、国际社会有权制止日本美化侵略历史
“编撰会”中学历史教科书出笼后，遭到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隅谷三喜男等人指出其中有51处错误，要求文部科学省修改。韩国政府要求日本对8部历史教科书进行35处修改。中国外交部也向日方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修改“编撰会”教科书中的8处错误。日本文部省出版的《教科用图书审定规则》第三章第十六条和《现行教科书制度的概要》第二章第六条都规定，通过审定的教科书记载了错误事实时，发行者必须经文部大臣承认做必要的订正。（注：每日新闻社编“教科书检定”、1982年、237-238页；君岛和彦“教科书の思想——日本と韩国の近代史”、すずざれ书店、1996年8月、235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小泉纯一郎内阁的态度。据报道，文部科学省将组织有关学者研讨中、韩两国的具体意见，于6月中旬得出结论。（注：“読壳新闻”2001年5月21日。）小泉内阁文部大臣远山敦子曾是文部省官员，这次入阁系由森喜朗推荐。目前，她和小泉首相实际上都拒绝重新修改教科书。2001年5月17日，小泉首相表示：“虽然教科书不能修改，但要认真接受批评”，“希望推进日中关系的改善”，试图以此敷衍了事。（注：日本时事社5月17日报道。）日本政界一些人仍在散布中、韩要求日本重新修改教科书是“干涉日本内政”。这里必须正告这些人：包括审定历史教科书在内，任何涉及美化日本侵略邻国历史的政府行为，都会超出日本内政的范围。对此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有权要求其予以纠正。如果日本政府屈服于右翼势力的压力而不去纠正，就等于给自己长期背上一个政治包袱，给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制造了一个麻烦，给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批判的靶子，给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设置了一个障碍。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为内政。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教科书制度是日本的内政。审定教科书是“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这只能由日本自己去改进。但日本部分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并由政府审定为“合格”，便构成国际法上的“国际关心事项”(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日本《国际法辞典》称之为“国际关系事项”，即“虽属一国管辖内的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成为国际法的限定对象而国家对此负有法律义务时，不言而喻，该事项便成为该国不能自由解决的问题”。日本国际法学界也认为，“达成国际协议，该事项即不再是国内问题”，“不产生违反不干涉义务的问题”。（注：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1-162页。）
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所作的承诺、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的“近邻诸国条款”，以及1986年日本政府对教科书问题的处理等，都充分证明日本政府已把历史教科书问题作为“国际关心事项”来处理。对日本的教科书，别国一经发现存在美化侵略历史的问题，随时有权要求日本政府予以纠正。这决不构成“干涉内政”。森喜朗内阁为右翼教科书放行是严重的倒退违规行为，因而必然遭到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坚决反对。森喜朗虽已下台，但日本新内阁仍有义务遵守上述国际法规和国内法规，了解到审定后的教科书存在问题后，有权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以所谓“不得干涉内政”为借口推翻上述国际法和日本国内法制约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必须遵守的国际、国内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注：《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7-78页。）这种势力当然包括利用“皇国史观”教育欺骗日本人民的右翼势力。日本同年9月签署的《日本投降书》第六条规定，“余等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可发布命令和采取一切措施。今天，日本虽早已成为联合国的一员，但日本政府仍有义务尊重波茨坦公告这一构成战后国际法渊源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负责的政府，是不会再让利用教科书等宣扬战前“皇国史观”、欺骗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活动继续下去的。
第二，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注：《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注：《人民日报》1978年8月13日。）1998年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宣言中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注：《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韩伙伴关系共同宣言中也对过去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表示“痛切的反省和道歉”。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时也必须恪守上述表态。
第三，日本宪法第98条规定：“日本国缔结之条约及确立之国际法规，必须忠实遵守之。”日本政府人士称，教科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对教科书的政治倾向不能过问，否则就违反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这里他们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关于对日本侵略历史事实的看法，日本政府与“编撰会”教科书的观点究竟有没有不同？究竟哪个是正确的？既然日本政府认定这部教科书“合格”，起码说明它认为书中内容是属实无误的。否则就意味着文部科学省违反教科书审定规则的有关规定。而“编撰会”教科书的观点则有明显歪曲事实的错误。日本政府允许这种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作为“合格”的历史教材供学校选用，伤害邻国人民的感情，这难道是忠实遵守日本政府与邻国缔结的条约及确立的国际法规吗？这难道就是对侵略战争给邻国造成灾难的深刻反省吗？这难道就没有违反日本宪法第98条之嫌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个人出版物，更不允许编入错误言论，否则还要日本政府审定干什么？利用宪法来保护那些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自由，无异于对日本宪法的肆意亵渎与滥用。这到头来不仅要失去国际信誉，还将毁坏自己的国家。
21世纪初，日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从总体上看，目前日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战前有很大区别，军国主义“皇国史观”在日本还不是主流。但是，“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如果日本政府任凭右翼教科书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大堤就很可能毁于这种蚁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教科书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如果不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旦这种量变突破某种临界点，再加之日本外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就可能以某种新的形式重走战前老路。正因如此，抵制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毒害日本年轻一代，已成为日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