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结构及规范之道——以先富捐资竞选为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富论文,之道论文,为例论文,竞选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4)01-0038-04
所谓农村的“先富群体”主要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在改革开放之后率先 走上致富道路的相对富裕阶层。据粗略统计，在浙江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 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 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 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1]。由此可见，随着社会政 治经济的发展，目前在浙江甚至在全国，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现象已经变得比较普遍，浙 江具有最大的代表性，这跟浙江省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有着巨大的关联。在 农村，先富群体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行为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执政党政策、 政治传统、社会经济地位、个人背景、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益追求和自我实现 等一系列动因整合的结果。而在参政的过程中，先富群体追求权力的途径往往都涉及到 经济利益，比如通过捐资竞选的方式走到农村政治前台，当政后有办实事的，也有通过 非制度途径牟取私利的；既有规范的制度行为，也有不规范的非制度行为。再如，山西 省河津市一个人均收入仅几百元的穷山村竟然花194万元选出个“天价”村主任[2]，背 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面对着如今渐热的农村先富群体参政，这个天价竞选究竟有 没有什么代表性?参政者逢选就如此大张旗鼓，目的何在?本文希望通过适当的理论分析 并结合一定的实际案例，对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因素作出解答，同时对他们参政中 存在的非制度行为的解决提出建议。
一、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结构分析
农村先富群体参政既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参政 的因素而言，可以分为客观激励因素和主观动因。
1、客观激励因素。首先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观念和执政政策的变化。就政治参与 而言，1949-1979年间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群体性政治运动从未间断过，一浪高过一浪 的政治浪潮把亿万农民席卷进去。这种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充其量也只能是“政治卷入” (political involvement)，具有很强的“人治取向、工具色彩……其实是群众性阶级 斗争运动”[3]。而非公有制企业或者雇佣阶级在农村则被彻底地粉碎，因为事关剥削 ，在执政党的观念中这是绝对禁止的。
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先富群体的参政仍然困难重重。所有的原因，都在于 私营企业主对雇工在理论上的剥削一直是块坚冰，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格格不入，无法 打破。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诚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涉及到社 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4]。到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的观念和政策活动都随之发生了 变化：“在价值取向上党……对政策领域的控制由高度集中转变为适度开放……政策活 动的关注点实现了从重视有效性到合法性、有效性并重的转变”[5]；从以往“宁要社 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再到 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九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专门为此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这样，执政党不仅 在自身的政策中提高了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而且把它上升为国家的意志。而十六大则把 私营企业主和中国其他阶层都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规定优秀分 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道路上扫清了障碍，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6]。
而在农村，对于诸如私营企业主这样的先富群体来说，执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政策无疑 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逐渐渗入农村的政治中去，借助的手段往往都与经 济直接相关，或者捐资竞选，或者承诺出钱办公益事业。浙江义乌等地，凡是私营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方，“先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而后当选村主任的已非个别现 象”[7]，因此可见，这样的捐资竞选在农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竞选“村官”渗入经 济手段，目前具体的法律、法规不到位，法并无明文禁止。负责指导的有关职能部门对 这种现象则持观望态度，如浙江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的负责人就认为，随着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老板参政现象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如何引导、规范[8]。义 乌市民政局的领导则说，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 成为“领头羊”，只要选举程序合法，且他们在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 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9]。因此，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执政 党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目前，主管部门对农村先富群体捐资竞选并没 有明确禁止，相反，赞同的声音更多于反对的声音。根据斯金纳(B.F.Skinner)的强化 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不强化其实也是一种激励”，换言之，“不取缔就表示 默许”[10]，客观上，执政党和政府处理捐资竞选的这种态度就是对先富群体撒钱参政 的一种默许。结合中国一党执政这样的国情，可以说这些观念和政策的变化为农村先富 群体的政治参与奠定了政治条件和思想基础，这是先决的。所以有人主张“执政党的建 设是促进当今中国政治参与的关键”[11]，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先富群体参政是执政党一直以来精英模式统治传统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历来都 重视精英统治，即历来都重视吸收精英分子加入共产党，实行精英或者专家治国。让农 村新富阶层走上政治前台，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村问题，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有利 于社会稳定。理由是：他们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的精英分子，是农村 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这个时候，鼓励和吸收农村经济能人，即所谓的先富群 体参政并不是说要约束党和政府，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同化和吸收能为农村问题的解决 提供或者创造条件，或者换句话说仍是“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应大 胆起用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农村问题专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就曾这 样呼吁[12]。毫无疑问，这也是促使新时期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农村先富群体参政是其社会经济地位(SES)提高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是推动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原动力”[13]，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促进了社会 利益的分化，打破了以往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促使了先富群体的出现。当财富累积到 一定程度，社会经济地位(SES)得到很大的提高，“无论地位以何种方式衡量，高社会 地位的人比低社会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更高”[14]。同时，农村先富群体的社会 特征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投票和政治行为”，而且 “社会特征决定政治偏好”[15]，也决定了他们的参政意识和参选的捐资能力，如以19 4万当选的村主任王玉峰之类的人就会花钱追求政治理想，而其他人则会花钱追求政治 权力和政治利益，因为现代化不仅开辟了新的财富而且还开辟了新的权力来源[16]。
第四，农村先富群体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行为还涉及到他们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教 育和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涉及到一个代际SES、参与意识等问题，“政治社会 化的核心假设是成人前政治的社会化影响成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17]，社会经济地位 对参与有一种持续、直接的影响，对政治倾向也有客观的间接影响；而从小接受的教育 、文化传统习俗等意识对参政也有着持续、客观的影响。
以上是关于先富群体参政意识或者参政行为的客观激励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参与的 影响是一个复杂交错的整合过程，但这个整合过程还与先富群体参政的主观动因有着紧 密的联系。
2、主观激励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以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对于农村先富群体而言，前 三项需要毫无疑问已经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 的需要。
比如“天价”村主任王玉峰，依据报道，他“从小靠村民施舍长大成人，高中没毕业 就靠承包其舅舅的运输队起家，个人家产百万元”，竞选时“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才 顺利筹齐了194万竞选费用。当选村主任后，“在上届村委未交帐和财务公章的情况下 ，自己垫付5万元给学校教师补发了工资，又对学校的危房进行了修缮，还给学校新购 了篮球架、乒乓球台……协调有关企业，免费给村民供煤……从前村务不公开，现在大 小事均交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当谈及参选原因时，他说“看到周围的村民都富 了起来，再看看自己的穷村，心里就有了回来竞选村主任，为老百姓办实事、再创辉煌 的想法”。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做番事业、为民办实事的心态仍是他参政最直接 的动因或者激励因素。他的动机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以说他是先富群体参政的一 种楷模，也正是我们执政党所需要大力提倡的。
不过，先富群体也可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经济需要，那就是利益的扩张。参与政治，政 治权力和经济的结合毫无疑问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 题专家党国英说，“如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18]。而亨廷顿则认为这是“握有新资源的新 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19]。通过掌握政 治权力，然后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使政策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企 图走上更大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先富群体参政的一个重要动因。更有甚者，就是直接利 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借助或者侵吞集体资产和资源。如河津市与王玉峰同台竞选的原 村主任史明泽，就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职务之便，通过超低价和长期独揽村办 煤矿经营权、承包权，转签一个承包合同，就可以年收入70万元，而上交给老窑头村仅 4万元!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老窑头村这个富甲一方的“煤炭专业村”，才会 被折腾成一个人均收入仅几百元的穷山村，甚至许多人靠挖野菜度日。但村干部却城里 建别墅，出入有豪华轿车。以230万元参选村主任，无非是背后的经济利益更加惊人。 利益就是这个天价竞选背后的玄机。
综上所述，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因素是多元的，综合交叉，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 形成了先富群体参政的一个多元激励结构(如下面简图所示)。
图的左边是客观因素分析，右边是主观动因分析，中间则有个参政意识。因为根据马 克思的经典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对社会存在有着能动的影响 。而在政治参与中，参政意识则受政治经济发展、经济地位、政治传统以及个人参政兴 趣等因素的影响，反过来，参政意识也会对参政行为有能动的反作用。
二、对农村先富群体参政中非制度行为的规范之道
转型期农村先富群体参政处于一个新旧规范交替的过程中，制度并不完善，以致有些 动机不良者就可以钻法律和制度的空子。这并不是河津市老窑头村唯一的特产，在浙江 省温州瑞安等地，也有不少“村官”在村务管理、决策中存在明显的故意过错行为，滥 用权力，私自超低价买卖土地，而导致农村问题尖锐化。这个现象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个中原因，主要是村委会不是政府部门，行政监察用不上，行政诉讼的主体地位也难以 确定；如果村干部不是党员，那么党纪监督也对其行不通；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收受 贿赂、非法占有集体资产、贪污的犯罪行为，也难以适用刑事处罚。所以，本文接下来 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该如何规范先富群体在农村政治活动中的行为，让农村 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促使他们在当选后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 结合在一起，实现“双赢”，真正做到“代表农村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为解决农村问 题提供和创造条件。
如前所述，先富群体参政，激励因素各异，其动机往往互不相同的。由于激励因素的 不同，参政意识和偏好就会不一样。Lazarsfeld等在《人民的选择》中的研究表明“兴 趣是影响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所以参政之后，其政治行为就会因偏好和兴趣的不同 而截然不同。那么该如何制导这些先富群体逐利的目的性，而最大限度的促使他们为了 农村问题的解决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呢?解决的基本思路是：一是针对客观激励因素 ，加强和完善制度的建设，也即制度化；二是从主观动因着手，加强道德和信念的培育 ，促使自律能力的提高。下面提供的解决之道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提出的。一到四点是客 观途径，第五则是主观途径。
第一，“协议村官”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这是温州瑞安市推行的一种 制度，参选前，候选人先承诺，后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 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 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的筹 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尽管协议繁琐 ，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进行暗箱操作 ，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这样的协议，在法 律上也有了可诉性。浙江大学法学院赵世义博士认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把 因经济问题引发的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纳入法律诉讼程序，改变了动不动就‘上访’的 习惯，有利于培养法治精神，有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20]。
第二，坚持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化。村民自治之核心在于“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干部的任何行为如果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那么自然 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私吞或者侵占集体财产和资源。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化，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因为作为全体村民的最高权力机关，凡事关全体村民的重大事情都经表决决定 ，使之制度化、规范化，虽然也会增加一定的民主成本，但是毫无疑问，可以减少非法 交易或者非制度因素的危害，其效益仍然是可期望的。
第三，加强和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该法是现有法律框架内村民自治制 度最根本的保障依据，规定了村民自治的程序和制度设计等根本的问题，村民既有选举 权、监督权，也有罢免权，而这是村民通过合法渠道纠正可能出现问题的最关键的途径 。所以，必须加强宣传或者培训，使广大村民明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这个条款的存在 ，并且在村民面临实际问题的时候，可以依据法律罢免不合格的村干部。
第四，完善法律法规。如前所述，农村村政仍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法律法规的建设仍 然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在既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地位，行政监察也无能为力，党纪也 难用的情况下，要约束先富群体当政后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法律 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坎。
第五，村干部行为道德制度化。这是针对先富群体的主观动因提出的，因为在制度的 前提下，还应该促使制度规范在当政的先富群体身上内在化。可行的途径就是以协议或 者法律的方式，确立他们规范的道德行为，促使他们道德信念的形成。因为外在的制度 只是一种刚性的约束，或者是一种“以恶抑恶”的行为，“以恶抑恶并不能真正实现抑 恶的目的”[21]，只有激起和沉淀先富群体道德和伦理的观念，使道德和规范成为主体 内在素质的要求，以信念为依托，实现刚性约束和软性约束、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的一 致，才能真正的克服非制度因素对先富群体依赖非制度形式逐利的行为。
三、结语
农村先富群体参政是一个很新的课题。可以说，先富群体的参政事关农村的稳定和繁 荣，甚至对于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所以关注农村先富群体参政和农村问 题一样重要，因为随着条件的成熟，作为经济能人的先富群体必然会通过这样或者那样 的手段和方式走到政治前台，由于目的不同，激励因素各异，其行为的价值取向必然也 各不相同。同时，又因为转型期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某些方面处于空白地带，比如捐 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这个问题鉴定起来就比较困难。而且参政之后的经济能人能否就以 村政为己任，能否代表农民的利益，能否严格按照规范行事，是否具备了当好这个“村 官”的条件仍然还是个未知数，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是非常关键的，都仍然需要进 行制度探索。
收稿日期：2003-12-11
标签：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农村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