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与经世致用：科举考试中的管子评价及其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张艳丽
(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255000）
摘要： 科举考试是古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科考的内容体现出当权者重视的治国理念。 管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取得卓越的历史功勋，引起统治者的关注。 后世各级科考对管子治国理政方略、功业品性评价等有所涉及，体现出管子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和启迪借鉴。 而士人们作答时多援引儒家思想来评价管子，展示出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及管子文化内涵的多元化。
关键词： 科举；八股取士；管子；经世致用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世人尊称管子，典籍《管子》被看作是管子治国理念的载体。 管子因其突出的治国才能和历史功勋而为后世关注，学界对后世管子治国策略和人物评价进行研究。 管子后世治国策略的评价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治国举措，或具体朝代，或某些学者视域范围内的评价① 后代对管仲治国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艳丽：《论明朝士大夫对〈管子〉治国思想的评述》，《理论学刊》2010 年第11 期，第112-115 页；巩曰国：《宋代学者论“轻重”》，《管子学刊》2011 年第4 期，第14-17 页；梁家贵：《论薛福成对〈管子〉的新解读》，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5 期，第1-6 页等。 。 学界对管子人物评价的研究，则集中于儒家如孔、孟、荀等对管子的评价② 儒家对管仲的评价研究成果，主要有冯浩菲：《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文史哲》2006 年第2 期，第51-52 页；许家星：《生而利还是死而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3 期，第111-117 页；谭延庚：《论孔子称管仲以“仁”——“思想史事件”视野下的分析》，《管子学刊》2016 年第3 期，第20-26 页等。 ，也有后世士大夫对管子的评价③ 后代士大夫对管仲评价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楚生：《清初诸儒论“管仲不死子纠”申义》，《清代学术史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 年版，第125-139 页；张艳丽：《论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管仲的评价》，《管子学刊》2010 年第4 期，第26-30 页；郑晨寅：《依违于仁义与功利之间——论明末大儒黄道周对管仲的接受之变迁》，《管子学刊》2012 年第3 期，第22-25 页等。 。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从历史发展方面分散地对后代管子治国思想和人物评价方面进行研究，给人们定位和评价管子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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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代科举考试中，包含有丰富的管子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物评价的内容④ 科考中管子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灿贤：《殿试与〈管子〉》，《管子学刊》2005 年第3 期，第11-14 页；张艳丽：《科举考试中的管子“国之四维”思想探析》，《教育与考试》2018 年第6 期，第23-28 页等。 ，值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多元化地体现管子思想的时代应用价值。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范畴，历来为读书人所重视，是统治者治国的倚重和士人追求的风向标。 后代各级科举考试对管子⑤ 后世科举文献中提到的“管子”一词，既指“管仲”这一真实历史人物，也指《管子》典籍中提到的“管子”这一学派的代言人，两者是混在一起使用的。 治国策略和人物评价有所涉及，主要包括管子辅佐称霸诸侯的功业，管桓君臣关系的相处，四民分业、寄军令、轻重之术、礼义廉耻为四维等治国理念，儒家孔子评价管子“器小”、不死子纠是否称“仁”等品性方面的评价。 这些关涉管子评价方面的科举考试内容，频繁出现，体现出管子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和时代性。
一、唐代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时期，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时期，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而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统治者推行的政策有举荐贤良、选拔人才的策问制度。 官方策问的试题及士人们的答卷中，就有关于管子评价和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论述。如西晋泰始七年(271)，晋武帝下诏策问天下士子。 《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中发问曰：“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 因革之宜，又何殊也？ 圣王既没，遗制犹存，霸者迭兴而翼辅之，王道之缺，其无补乎？ 何陵迟之不反也？ 岂霸德之浅欤？ 期运不可致欤？ 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① 严可均：《全晋文》(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821-822 页。 策问的重点在于，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继称霸，以管子的智慧，成就仅止于称霸诸侯，原因何在？
围绕这一提问，士人郄诜回答如下：“臣闻上古推贤让位，教同德一，故易简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后整。 虞夏之相因，而损益不同，非帝王之道异，救弊之路殊也。 周当二代之流，承雕伪之极，尽礼乐之致，穷制度之理，其文详备，仲尼因时宜而曰从周，非殊论也。 臣闻圣王之化先礼乐，五霸之兴勤政刑。 礼乐之化深，政刑之用浅。 动之则可以小安，堕之则遂陵迟。 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补之功不侔也。 而齐桓失之葵丘，夷吾沦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② 严可均：《全晋文》(中)，第822 页。 郄诜认为，王道治国在于礼乐，霸道治国在于政刑，礼乐的影响深远，政刑的效应浅薄。 本来政刑是礼乐的补充，但功能并不等同，若过于依赖政刑，能够带来小安，而滥用之则会使国家走向衰微。 这是管子被孔子论为“器小”，未能实现“王道”的原因。 可见，在西晋士人郄诜的心目中，管子功业卓著，彪炳后世。 但作为一个普通人，管子在一些方面也受到人们的指责批评，尤其是《论语》中孔子对管子有“器小”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对后世士人造成影响。 郄诜即为其中之一，在回答皇帝的策问中，他认为管子做得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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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在唐朝全面推行以后，统治者和士子们在制科策问和对策中，对管子的功绩和治国理政思想进行评述，反映出唐代的时代发展特色及士大夫们对管子的定位。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甲申科制科考试，“试题策词标文苑再问”中提出对人才问题的疑惑：“历选列辟，遐考前修，并建明扬之
，式广旁求之义。 故康衢扣角，授相越于齐班；海上牧羊，封侯超于汉秩。 泊乎淳风陵替，雅道堙沉，仕必因基，官非材进，官虽备职，位匪得人。 遂使七辅之材，销声于岩穴；六佐之彦，晦迹于邱园。 藉寐以之，载劳虚佇。”③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1 部：第4 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2379 页。 状元黄甫伯琼在对策中答曰：“道德为富，魏文侯之式庐：礼义可尊，燕昭王之拥篲。 孔明佐蜀，叶鱼水以陈谋；仲父相齐，假鸿毛以康俗。 泊赢晖掩镜，汉道亡珠，位以恩升，荣非德进，挂网罗者则黄鹄高飞，縻爵禄者则青凫竟至。”④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1 部：第4 册)，第2379 页。 此处，黄甫伯琼以赋的方式对答，以管子辅佐齐桓公为例，指出齐国在管子和齐桓公的共同治理下国富民强。 管子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是君臣合作治国的典范。
唐朝一些士人在策问中，把管子看作是治理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齐桓公与管子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后世的楷模。 但也有些士人在科试中对管子本人及治国策略评价不高。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乙未科考试中，策问为“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策”，状元张漪对曰：“暨战国之代，王道浸微，各伫英贤，或杂或霸。 楚襄劳持金之聘，燕昭躬拥篲之礼，空闻僭号之议，未睹升平之业。 虽桓公之有仲父，晋候之获赵文，委任责成，共登霸道。 唯勤斗争之理，不务淳和之绩，而动乖王度，举违帝典。故五尺童子，耻之不论，况所由龌龊，何其卑也!”⑤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唐状元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68-69 页。 张漪指出，战国时期称王天下的大道更加倾颓，各个诸侯国只顾及发展自己国家。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子辅佐国政，把朝政大权全部交由管子处理，国富民强。 但这不过是称霸诸侯、武力争斗，并没有真正实现天下太平。 在张漪看来，管子辅佐齐桓公虽有功劳，但对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并无益处。 “五尺童子，耻之不论”的点评，明显受到《孟子》的影响。
晚唐的唐宪宗背负逼父“退位”的名声，登基后面临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等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急切期望重振皇威，施展政治抱负。 登位伊始的元和元年(806)，唐宪宗丙戌科制科试题，“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问”中曰：“昔主父惩患于晁错，而请推恩；夷吾致霸于齐桓，而行寓令。 精求古人之意，启迪未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又执契之道，垂衣不言。 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功。 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竞衰；先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 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①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唐状元卷》，第244 页。 策问中要求对晁错的推恩令及管子的寄军令政策进行借鉴和评价。此次策问获得第一名的是元稹，他作答曰：“至于主父偃乘七国并吞之后，谋分裂而矫推恩：管夷吾当诸侯争夺之时，先诈力而行寓令，皆一时之权术也。 岂可谓明白四达，与日月齐明于圣朝哉？ 臣虽贱庸，尚不敢陈王道于帝皇之日，况权术乎! 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详究言之。”②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唐状元卷》，第248 页。 元稹对管子的寄军令策略评价不高，指出管子处在诸侯各国争斗的时代，把诡诈和武力放在首位，推行军令寄寓在国政中的对策。 这属于一时的诡诈计策，根本不适合用在当朝盛世。
而这次策问成绩取得第二和第三名的韦处厚与独孤郁，对管子寄军令的政策则予以赞赏和肯定。 韦处厚作答卷曰：“齐桓当周季陵夷之运，思大彰翊霸之功，志图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务强兵。 习之野，大国防其谋；习之朝，小国谨其备。 其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俟，用为隐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霸也。”③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唐状元卷》，第261 页。 韦处厚认为，齐桓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不能大张旗鼓地军演练兵，于是施行管子的寄军令政策，让别的国家一时看不出来，这是齐桓公称霸诸侯的重要因素。独孤郁在答卷中曰：“齐桓之时，列国相倾，管夷吾欲辅霸业，恐诸侯先谋而为之备，是以修其寓令，而兵食足焉。 使战者必耕，耕者必战，无事则散之垅亩，有事则授之甲兵，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验也。”④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唐状元卷》，第272 页。 独孤郁指出，齐桓公在位的时候，各国相互倾轧，管子想辅助齐桓公建成霸业，担心诸侯事先做出谋划对齐国形成防备，就施行寄军令的国策。管子的这种做法，可以效仿并验证。
由此可以得出任务负荷和与休息情况直接导致疲劳，这些因素受工作节奏、物理工作环境和工作安排的影响，而物理工作环境和休息情况同时也会影响工作超时感受。
对于管子的其他治国策略，唐代科试中也进行关注。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戊申科制科试题，“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曰：“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理？ 严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时？ 元凯之考课何先？ 叔子之克平何务？ 惟此龟鉴，择乎中庸。 期在洽闻，朕将亲览。”⑤ 李舜臣、欧阳江琳：《历代制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43 页。 要求对管子的轻重之术进行评价。 士人刘蕡作答曰：“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 元凯之所先，不若唐尧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之舞干。 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为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⑥ 李舜臣、欧阳江琳：《历代制举史料汇编》，第144 页。 刘蕡认为，春秋时管子的轻重货币调节法，不是称皇天下的谋划。 轻重之法不属于盛大仁德最为适中的做法，不能够成为至高圣人借鉴的东西，更不值得为陛下分析讲述。
冯梦桢作《管仲之器小哉》⑤ 龚笃清：《八股文汇编》(上)，第300 页。 ，开篇指出世人对孔子评管子“器小”的疑惑：“圣人小大夫之器，疑者终不得其意也。”对于这种评价，冯梦桢释疑曰：“岂不以器大者，不得已而才见，常深沉不露。仲盖微有沾沾自喜之意焉，虽挥霍有余，其底里可窥也。 器大者，不得已而功成，常谦挹不居。 仲盖微有呴呴自多之意焉，虽勋猷烂然，其边幅易尽也。 故以当时之大夫较仲，仲不啻贤，以王佐律仲，仲藐乎小矣。 此盖夫子抑仲之微意乎!”管子居功自傲，这应该不是“器大”者具有的气质。 孔子对管子“器小”的评价，带有平抑管子骄傲自满情绪的深意。 但世人不理解孔子的意图：“而或人不足以知此。 始而疑其俭，谓狭隘者必乐撙节也。 夫仲即俭，无解于器小，况三归备官，几于滥乎？ 既而疑其知礼，谓广侈者必乐缘饰也。 夫仲即知礼，无解于器小，况塞门、反坫几于逼乎？”冯梦桢分析认为，从不“俭”或不知“礼”的方面，来理解孔子评价管子“器小”，不符合孔子的本意。确实，管子在德性方面并不高尚，有所欠缺：“盖仲惟知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为善于功名之会；而不知国奢示俭、国俭示礼，乃游于道德之途。”最后，冯梦桢总结说：“故不俭不知礼，仲之小疵也，录霸功者之所必略也。 器小者，仲之定品也，思王佐者之所必斥也。 吁，夫子之意亦微矣。”指出孔子定位管子“器小”的目的，即在于提醒后世辅佐国君的能臣良将，避免出现管子这种居功自满的做法，使自身更符合儒家君子的标准。
甚至在武备学校考试中，也以管子为题进行考核。 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武备学校试论》篇中记载：“光绪癸巳，江北设武备学校，四方英俊，联袂偕来，试题为《管仲论》。 有某卷，以寥寥数语，竟得冠军。 其文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一褒一贬，大圣人尚无定评，余小子何敢论？ 盖寓辩论于滑稽中也。”○10光绪癸巳也即光绪十九年(1893)，当然著者记载这一史事，目的是为了讽刺一些士子的不学无术。
二、宋代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宋代的科举考试也注重对管子事功和治国方略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将《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这使得士人更加熟悉管子及其治国方略。 《宋史·选举志》记载曰：“绍兴元年，初复馆职试。 凡预召者，学士院试时务策一道，天子亲览焉。 然是时校书多不试，而正字或试或否。 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 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 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 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内出题。”①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3649 页。 “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文中提到“复”“一遵旧制”等，可知这是《管子》纳入科举考试之后的事情。 把《管子》典籍列入制科考试并不是开始于南宋初年，而是更早的北宋时期② 耿振东：《〈管子〉研究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年版，第308 页。 。两宋交替之际，《管子》被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当与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及宋朝统治者所面临的治理危机有关。
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苏轼、苏辙的轶事：“昔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 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 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 坡遂寤乃《管子》注也。”③ 蔡绦：《铁围山丛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版，第56-57 页。 元代陶宗仪《说郛》摘录宋代无名氏笔记《瑞桂堂暇录》也云：“老泉携东坡、颖滨谒张文定公。 时方习制科业，将应诏。 文定公与语，奇之，馆于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题，令人持与坡、颖，云：‘请学士拟试。’文定密于壁间窥之。 两公得题，各就坐致思。 颖滨于一题有疑，指以是坡。 坡不言，但举笔倒敲几上，云：‘《管子》注。’颖滨疑而未决也，又指其次。 东坡以笔勾去，即拟撰出以纳。 文定阅其文，益喜。 勾去一题，乃无出处，文定欲试之也。 次日，文定见老泉，云：‘皆天才。 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颖滨感之尤深。”④ 陶宗仪：《说郛》(7)，北京：中国书店，1986 年版，第4 页。 苏轼、苏辙同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文献记载的“方习制科业”亦在此时。 “拟试”中，二苏遇到与《管子》注有关的题目，说明此时《管子》已被列入制科的范畴。
明代士人商辂、冯梦桢，清代士人韩菼等，都曾作过以《管仲之器小哉》为题的应试八股文。商辂作《管仲之器小哉》③ 龚笃清：《八股文汇编》(上)，长沙：岳麓书社，2014 年版，第24-25 页。 ，首先指明：“圣人陋霸臣之器。”儒家重“王道”而不重“霸道”，孔子对管子的功劳评价很高：“且夫子亦尝大管仲之功矣，今曰器小者，何哉？”商辂详细分析，指出管子“三归之丽，家臣之冗，奢莫甚焉”，从而证明“仲之为人，得无俭乎？ 不知俭者德之宝也”，管子“无俭”即是“无德”，故孔子要斥其为器小。 另外，管子“树门之塞，反爵之坫，僭莫甚焉”，说其“奢而犯礼”，是“器小而复不俭，或几于礼矣”，故虽“以其君霸，天下尊之久矣”，却受到孔子的斥责。 商辂指出，管子器小的根源是“其无修身正心之学”，得出只有君子才“器大”的儒家正统见解。 商辂的这份答卷，烙有朱熹《论语集注》解读的印迹，朱熹解释“器小”的含义为：“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④ 朱熹：《四书集注》， 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版，第94 页。
到了南宋时期，科考中对管子的人物评价依旧关注，并与儒家对管子的评价结合起来。 南宋官员蔡襄为士子出策问题目，就儒学经义陈述自己的观点，让士子们进行分析。 在《策问六》中，蔡襄提到了孟子对管子的评价问题：“问：言圣人之道者，必羞言霸者之事，故孟子卑管仲而不与班焉。 然管子之相齐，当周法之已微，而能连诸侯而尊王室，天下洒然，俯就约束，而威公之志益大，且图封禅，管仲以异方之物抳之。 又其书曰：‘仁故不伐王。’求管仲之心，盖不以天下为利，而正君臣之大义者。 孟子曰：‘以齐而王，犹反手也。’使孟子持管仲之势，则挟齐而王矣。 如曰：管仲之道不及仁政则可矣，责之以不王齐，盖周存焉，其可乎？ 孟子之言，前无讥者，将有意乎无也？ 诸生为我言之。”⑧ 蔡襄：《蔡襄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670 页。
再如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科场”记载曰：“至甲午应天乡试，李晋江为主考，出‘管仲之器’首题，冯为南掌院，作拟程一首，为一时脍炙。”⑧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版，第445 页。 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有乾隆年间大臣彭文勤督学浙江时所出童生试题，题分四仲，曰“管仲”、“虞仲”、“微仲”、“牧仲”⑨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72 页。 ，其中即有以管子这位历史人物为考试内容。
商辂、冯梦桢、韩菼等人在明清时期都中过进士，甚至获得状元的骄人成绩。 他们的答卷相对来说比较优异，符合当朝统治阶级的心理需求，也符合朱熹理学的道德规范。 明清时期参加科考的士人，围绕《论语》中孔子定位管子“器小”的评判，纷纷展开阐述与分析，大多认为后世之人对管子“器小”的文化认知太过狭隘和苛刻，孔子并非从不俭、不知礼、僭越等方面认为管子“器小”，其应包括更广泛的文化内涵。
此外，南宋学者周南在《池阳月试策问》中，记载策问曰：“昔管仲佐齐尊周，三十年间中国无与加其盛，夷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藉以弗坠，功名懋矣! 然孔子褒其仁，而孟子卑其烈，荀卿以为学者所羞道，何耶？”①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294)，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12 页。 策问中提到管子取得的功绩，而孔、孟、荀对管子的评价差异巨大，让士子们分析其中的原因。
南宋宋孝宗淳熙庚戌(1190)年间，主司选补太学士，出的科试题目为“礼义廉耻为四维”，莆田方子默奏赋获得第一名。 文人刘克庄《方子默墓志铭》提及这件事情，曰：“淳熙庚戌，主司选补太学士，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命题，莆田方君子默奏赋第一。 自京师达岭海，操笔之士、髧髦之童莫不诵习摹拟，望君如天人，声律遂擅天下。 祭酒司业每以得君为荣，然礼部亦以失君为愧。”② 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13 页。 可惜因为资料保存的缺失，没有找到方子默的答卷，无法悉知其对管子礼义廉耻“四维”思想的具体看法。
两宋时期，《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之中，加及面临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存、和战问题，统治者科举考核士子时，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涉及更加宽泛，包括“四顺”之民本思想、“版法”之法治思想、“四维”之德治思想等。 而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促使统治者在对管子进行历史评价时，更多参考孔、孟、荀的评价体系和态度，以阐明儒家价值规范的准确内涵。
三、明清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施行的人才制度是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只准在四书五经内命题，文体方面严格限于八股文。 《论语》是八股取士的考核内容来源，孔子对管子“器小”的评价成为明清科考的内容。 而前代科举所涉及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明清时期的科试中依旧关注。
(一)明清科考中士子作答“管仲之器小哉”
而早在庆历六年(1046)，宋仁宗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制策内容即涉及《管子》的治国方略：“至若九官命于舜，其职任之重轻；十乱称于周，其勋谟之高下；贾让治河之三策，刀雍筑城之五利；《管子》言莅政之大，在明四顺；《淮南》述为君子要，当用六律，皆见载籍，并资条释。”⑤ 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5 页。 “四顺”是《管子·牧民》篇中提出的治国方法，也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⑥ 赵守正：《管子注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 页。 ，是管子民本思想的体现。 宋仁宗嘉祐元年(1049)制科策试，策问内容曰：“彼刘毅损难之议，唐官善最之目，周人荒政之数，管氏版法之经，礼乐所损益孰知？”⑦ 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第221 页。 《版法》也是《管子》中的重要篇章，主要阐述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管子先辅佐公子纠，后辅佐其政敌公子小白，也即齐桓公，如何对此评价，也成为唐代科试的内容。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壬午科策进士问第二道曰：“召忽死子纠，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为吴行人，何者为是？ 析疑体要，思有所闻。”⑦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2 页。 策问中指出，齐国的召忽为公子纠而殉死，管子却担任了公子小白的国相。 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 因史料保存的原因，无法看到士子们对这一策问的回答。 而在官方策问中提到对管子不死子纠的评价，证明这一问题在唐朝中后期具有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韩菼作《管仲之器小哉》① 龚笃清：《八股文汇编》(下)，长沙：岳麓书社，2014 年版，第871-872 页。 ，重点在于探究孔子评价管子为“器小”的底蕴。 韩菼指出，孔子肯定管子取得的历史功绩，又对管子有“器小”的评价。 世人理解为管子奢靡而僭越，既不俭又不知礼。 从管子的人生经历来看，不应该以这种拘泥守旧的标准去衡量管子：“若仲者，岂可贫贱乎？当其徘徊颍上，竟托于豪杰失意、纵达不羁者之所为。 三仕而三逐，三战而三北，而仲之生平，亦能动而不能静者矣。 且夫邀天下之大利者，必有所不遑于其身与其君者也。 古之人既度其身之不苟，又曲成其君之大有为，即节目疏阔，而其所持者自远，成则数世享其徳焉耳，而及吾生固不必汲汲焉。 若仲者，能稍迂拙乎？”韩菼为管子“不俭”作解释说：“古大臣徳光上下，勤施四方，即土田陪敦，备物典策，三公服加命之衮，嗣王展拜稽之仪，而天下卒不得议之为奢、为僭。 苟不然，而俭以矫奢，意常自下，即豚肩不掩，澣濯以朝，不惟不敢上干邦君之典，而且不敢自同卿大夫之列，而君子亦第许之为不奢、不僭，而独奈何？ 或人闻器小之说，而以俭为仲解，且复以知礼为仲之不俭解。”就此韩菼发出感慨曰：“嗟夫，论古无识，至迁就古人之失，而文之以美名，直为古人愚耳! 如或人者，岂可胜道？ 亦不足与辨也。”世人在评价管子的问题上，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在策问中，蔡襄提到孟子对管子的评价有很多微词和不屑，这是依据于儒家典籍《孟子》的记载。 孟子秉志于“王道”，对提倡“霸道”的管子表露出轻蔑、鄙视的态度。 孟子认为，管子执政的条件十分优越，执政时间40 余年，时间很长；齐桓公对管子也很信任，但管子的功业却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王道”高度。 围绕孟子对管子评价的态度问题，蔡襄提出考核的问题：管子治国确实达不到仁政的水平，而苛责其未辅佐齐王施行“王道”，再结合周王室得以完整保存的现实，孟子是否真的对管子进行讥讽？ 让士子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谈出自己的看法。
餐厅中，女：“你打算跟我结婚吗？”男的沉默。女：“别以为没人要我，搞火了我马上就在这找个人嫁了！”不一会，侍应生走过来：“小姐，你把本店的客人都吓跑了……”
(二)明清科试对管子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物评价的关注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对管子治国思想也进行考核和分析② 张灿贤：《殿试与〈管子〉》，《管子学刊》2005 年第3 期，第11-13 页。 。 如经济方面的轻重理论，嘉庆十四年(1809)③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清状元卷》(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0 页。 、道光二十五年(1845)④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清状元卷》(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1 页。 的策问曰：“管子守国守谷之说，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所言果有当欤？”对于这一提问，嘉庆十四年状元洪莹对策曰：“管子守国守谷之说，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则平粜可酌者也。”⑤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清状元卷》(上)，第516 页。 道光二十五年状元肖锦忠对策曰：“夫齐得管仲守国守谷之说，以通轻重之权。 魏得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以定贵贱之准。 ……欲求转输粜籴、久贮平价之方，各得其要，亦视所任之，各得其人而已。”⑥ 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中华状元卷：大清状元卷》(下)，第174 页。
“官山海”是轻重理论的主要内容，统治政府垄断山海之利，也即官府对渔盐、矿业等实行专卖制度。 盐铁专卖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对齐国的富足强盛起了重要作用。 隆庆二年(1568)在回答策问中关于“盐法”问题时，状元罗万化强调曰：“昔管仲之煮山海，刘晏之斡淮盐，彼岂掊诸其民者与？ 不过总其权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⑦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第1088 页。 罗万化指出，管子和刘晏关于盐业的治理政策，使得政府直接掌握大量的钱财，掌控经济形势的发展，可以有效制止大贾贵族囤积居奇，同时还可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
晚清时期，大清王朝衰败没落，西方思想逐渐向中国渗透，士人们在审视管子思想时，不可避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 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策问中提到“盐铁之征”的问题：“盐铁之征，始于管子。 论者谓其尽取民力，而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 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与管子异矣。”①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2072 页。 要求应试者指出这项政策的利弊。 状元张謇作答曰：“制策又以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而因切究其流弊。 臣惟盐铁之弊，若准诸古而穷其阴民利之术，虽管子不免为圣王之罪人。”②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第2074 页。 张謇指出，管子、桑弘羊、孔仅、刘晏等人，在国内施行盐铁专卖政策，是暗中与百姓争利的做法，弊大于利。
洋桔梗喜光，如果有16 h以上的长日照条件最好，在长日照环境可以提早花芽分化[2]。种植时，如果光线很强，可用75%的遮荫网进行遮光，约10～15 d苗成活后，移除遮荫网。但有部分花色，如红色，花期应适当减少光照，以免花色变浅。
明清科试中也有对管子军事思想的涉及。 管子军事思想被称作“作内政而寄军令”，做法就是把军队的编制，与百姓的乡里组织结合起来，兵民合一，寓兵于农。 这一方面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而下的集权；另一方面又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 光绪六年(1880)策问曰：“古者寓兵于农……管仲相齐，参其国而伍其鄙，在国为军，在鄙则为农。 说者谓兵、农之分自此始，然欤？”③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第2015 页。 状元黄思永对策曰：“管仲相齐，行轨里连乡之法，尚不失守望相助之意。 至参其国而伍其鄙，在国则为军，在鄙为农。虽即古者六乡、六遂之遗，而兵民渐分矣。”④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第20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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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中也有关于管子战略战术问题的探讨，嘉庆元年(1796)殿试策问曰：“要所以奏肤功而成伟绩者，练其技则精而不苶，鼓其气则作而不竭，实其籍则不虞冗且浮，明其赏罚则不至窳且怠。 古之善将将者，孰能得此意？”⑤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第1652 页。 状元赵文楷对策曰：“《管子》曰：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 此兵主之事也。 是故稽其籍而实之，选其技而精之，鼓其气而进之，明其赏罚而激励之。 古之称善用兵者，不越乎此。”⑥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第1655 页。 赵文楷把《管子》中的作战方式视为古代用兵者的典范。
其他地方科考题目中也有关涉到管子及其治国思想的内容。 清代文人姚鼐文集《惜抱轩文集》中记载有乾隆戊子科(1768)山东乡试的策问题目：“民俗美恶，因上治化。 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风俗同，言治化无弗徧也。 ……欲保风俗之美者，莫要于去奸民。 昔管子治齐，‘参其国而伍其鄙’，使‘罢士无伍，罢女无家’。 管仲虽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国，实与《周礼》比伍族闾联‘相保相受’者同意。 诸生能举其法之详而识其要欤？ 今山东东陼巨海、广斥之野，南岨蒙、羽，西连湖泽，盗贼匪人或托迹焉。 夫列郡举行保甲之法，岂非周公、管子之遗？ ……诸生生长其间，见闻熟矣，欲登进其风俗之美，而彰善瘅恶以敦治道，诸生私所议论者谓何？ 其悉论陈之!”⑦ 姚鼐：《惜抱轩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年版，第92-93 页。 在此策问中，要求科考士子们以管子治理齐国为例，从风俗引导方面考虑，来解决当时山东的社会治安问题。
班主任不能再当传统班级管理中“说一不二”的“司令员”了，而是要帮助学生摆脱被动接受命令的习惯，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有效地组织学生在自主管理中发现自我价值。比如，我每年都会开展“我的光明我的梦”主题班会，该活动完全由学生策划、组织、参与。学生演讲、互评，对自己的未来作自我规划设计，学生和老师互动辩论，制作播放专题视频，还邀请其他老师和家长代表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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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士人们习惯称呼管子为“夷吾”“仲父”，也有“管仲”的说法，而较少“管子”的称呼。 在唐朝科举策问及答卷中，有对管子史事的评价，也有对管子治国方略的评价。 有的士人把管子看作是人才的典范，是齐桓公的得力辅佐；有对管子“寄军令”国策的颂扬，认为是齐桓公称霸的重要策略；也有士人对管子寄军令、轻重之术等的治国方略进行批判或质疑，认为是诡诈权术，有违皇王之道。 这一时期士人们对管子的评价，有依从于《论语》《孟子》的痕迹，但还没有刻意去以儒家的原则去评价管子本人及其国策。
(三)清末科试中对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视
光绪癸卯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科举考试，意义非同寻常。 清政府在戊戌变法中废止了科考中的八股文。 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八股文重新复兴。 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统治者面临更大
○10徐珂：《清稗类钞》(2)，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722 页。的改革压力，清末“新政”的矛头重新指向了八股文考试。 1901 年，清廷下谕：“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 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① 沈桐生等：《光绪政要》卷27，上海：崇义堂，1909 年版，第59 页。 并有意识地在科举考试中加入西学的内容。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BI评分90分以上的高龄ACS患者的临床转归较好，评分70～90分者的临床转归接近90分以上者，而评分70分以下者心血管事件和出血事件较多。因此，对于BI评分70分以下的75岁以上ACS患者，进行介入治疗前应仔细权衡风险与获益。然而，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为非随机对照研究，结论须进一步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
这一科举谕令在光绪癸卯年的科举考题中得到极好的体现，其中一些考题与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有关。 作为国家级别的科举考试，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当时的考官有体仁阁大学士孙家鼐、刑部尚书荣庆等，出的题目是“管子内政寄军令论”“汉文帝赐南粤王佗书论”“刘光祖言定国是论”② 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996 页。 等治国史实。
在应答癸卯科会试“管子内政寄军令论”中，获得状元名次的是王寿鹏。 王寿鹏在应试试卷中③ 马文卿：《山东历代状元》，济南：黄河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3-254 页。 开篇即指出：“能变《周礼》之法，而善用其意者，管子也。”两者在做法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周礼》之法，寓兵于农，无召募之费，有御侮之功，善已。 管子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 其制曰轨，曰里，曰连，曰乡。 五人为伍，轨长帅之。 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 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 此盖变通《周礼》之法，而隐行其意。”当然，二者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周公制礼之日，意在足兵。 足兵者，惟立于不败。 管子相齐之日，意在强兵。 强兵者，务求其必胜。 内政以寄军令，则饷馈不烦，征发可恃。 政之所及，兵即储焉。 所谓师古之意，而不泥古之法也。”
而后，王寿鹏列述了后世国家军队制度方面的演变发展及其弊端：“汉之郡国兵，唐之府兵，其制犹稍近古。 外此者，悉出于召募。 当其始也，乌合之众，糜饷百万。 一遇强敌，而将不选练，士不娴习，望风溃败，动误国家之大事。 一旦议为裁汰，则山林啸聚，变为盗贼，尤为噬脐之隐患。 盖自井田废坏以来，民自民，兵自兵，无论先王兵民合一之制，不可复见。”对比之后，王寿鹏认为：“《周礼》一书，法良意美。 王莽伪托，安石误会，惟管子变通用之，故能相齐，以大得志于诸侯。”但王寿鹏摆脱不了儒家“王霸之道”的窠臼，最后总结说：“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
光绪癸卯年的科试答卷，一些收录于顾廷龙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 如癸卯科会试第八名的是金兆丰。 金兆丰(1870-1934)，字瑞六，号雪荪，浙江金华人。 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京师督学局视学，国子监师范学堂监督，国史馆编修、武英殿校对等职。 他在朱卷中对管子施行的“内政寄军政”颇为推崇，认为此举为国家“富强”之起始：“管子作内政而寄军令，虽未尽合先王之遗制，而其法之简一，令之整严，寓权变于疏畅洞达中，则洵乎为富强之嚆矢已。”在试卷篇末他还加入个人体验，称扬管子此举开后世民团、保甲之先声，可谓今日工战、商战之鼻祖：“尝读《管子》书，至此未尝不掩卷而叹曰：管子是举，已开后世民团保甲之先声，而为今日工战、商战之鼻祖也也。”④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88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235-237 页。
本模型只采用自重应力场评价边坡在开挖支护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及位移影响。坡体由杂谷脑组第二段第6、7层大理岩组成，岩层产状 N40°～55°E/NW∠35°～40°，潜部岩体普遍松弛，破碎，卸荷裂隙比较发育，岩层总体上完整性差，岩层结构以次块-镶嵌结构为主，局部风化带为块裂-碎裂结构。由此可以认为边坡浅表层的应力释放已经完成，开挖支护范围位于边坡的浅表处，该范围内的应力场以自重应力为主，而且主要结构面出露高程较高，高高程的岩质边坡的初始应力比较接近自重应力，因此，本模型采用自重应力场分析评价开挖支护影响是合理的。设计锚索锚固力为2000kN，间、排距5m，锚索长度从下往上分别是30～60m。
而地方省份的乡试中，也涉及到管子的治国理念。 如陕西省癸卯恩科乡试，负责主考官为侍读管廷鹗和编修杨家骥，出的考试题目第一个即为“管仲霸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论”⑤ 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下)，第1000 页。 ，渭南沈森林获得乡试第一名，获“解元”称号。 管廷鹗，字士一，山东莒州人，光绪丙子年(1876)进士，仕宦30 余年，清正廉洁，对管子以德治国的理念非常赞同，故以管子“四维”为考试内容，以期引起读书人对管子思想的关注和借鉴。
何良诸松口气，他们让他上车，同船过渡，五百年的缘分。小矿车半人多高，何良诸踩住联结镫，右腿一蹁，滑进车里。车底铺草席，能躺三个人。何良诸上身靠住车帮，伸直腿，双手摊开。车里的人，鼻子碰着了，也看不见对方，但能感觉出何良诸不设防的姿势，闯进人家的地盘，得叫对方放心。“你是谁？”对方发问了。
与陕西省相类似，癸卯科湖北省乡试第一场第一题为“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⑥ 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下)，第998 页。 ，癸卯科广东省乡试第一场第一题为“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论”⑦ 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下)，第1001 页。 ，癸卯科广西省乡试第一场第三题为“晋王导自比管仲，魏崔浩自比张良论”、第四题为“《管子》言军先言政，《孙子》言兵先言将，《商君书》言战先言耕论”⑧ 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下)，第1001 页。 ，这些都与管子的治国思想关系密切。
随着静脉治疗专科的出现和静脉输液方法的改进，为患儿选择适合的输液器材，成为大势所趋。PICC具有减少患儿静脉穿刺频率，提高医务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留置时间较长等优点，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1]。据研究报道,机械性静脉炎是PICC最主要的并发症，让患儿疼痛指数增加、住院时间增长、治疗费用升高，严重时不得不提前拔管,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直接影响患儿的生命安全及PICC的应用价值[2]。机械性静脉炎重在及早预防，才能减少患者痛苦，减轻经济负担，延长置管时间。2015年5月～2017年5月，我们将喜辽妥用于170例PICC置管患儿中，经临床观察，效果满意。现告如下。
管子的寄军令、礼义廉耻四维之论、四民不使杂处等治国理政思想，在光绪癸卯科的乡试试题中频繁出现，体现出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反映出当时寓兵制于学校的“国民教育”，或者说以尚武为宗旨的“国民教育”现实。 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些科举命题基本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可以称作是“王霸之辨”，侧重外交领域；另一方面则可称作是“宽严之辨”，侧重内治领域① 贾琳：《清季法家的“国族”转向及其内在困境——基于科场士子与留日学生话语认知的比较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16 年第5期，第101-102 页。 。 考生如何认知和解答这些试题，朝廷对考生作答的接受程度，以及朝廷之所以命出此类题目所基于的考虑，都体现出管子治国理政思想鲜明的时代性和经世致用性。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重在以八股取士，规定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论语》中孔子评价管子的言论“管仲之器小哉”，即被作为科举试题，多次对士子进行考核。 士子们在作答时，多是奉朱熹《集注》为圭臬，诠释孔子的评语及管子的历史评价，以解道德之惑，指引价值取向。 作为治国理政的有效方式，同前代一样，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对管子“官山海”的轻重经济思想、“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事管理思想、战略战术思想等，也进行科举考核。 尤其是清朝末期，内忧外患频仍，管子的社会治理策略屡被作为考核内容，彰显出管子治国策略鲜明的治世功用。
(谭玉伟 篆刻）
要之，管子因功勋卓著，在后世的人才选拔诏问与科举考试中，其人物形象与治国理政思想的论题都有所涉及。 唐代的科举策问，论及管子的历史定位，明显受到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的影响。 而围绕管子治国理政方略的探讨，则显示出其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如科考士子对管子“寄军令”政策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在科考中都成绩优异，脱颖而出。 《管子》典籍在北宋纳入科考的范畴，宋代的科举考试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更多涉及，如“四顺”思想、“版法之经”、“四维”思想等，对管子的人物评价也构架于孔、孟、荀的评说之中。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八股取士，《论语》中孔子“管仲之器小哉”的评论成为考题，引起士人的广泛讨论，但没有脱离朱熹《集注》的释读范畴。 而评价管子生平、管子治国政策，也成为各级科举考试的内容。 尤其清朝末期光绪癸卯科的试题，集中于管子“内政寄军令”“四民分业”“礼义廉耻四维”“轻重之权”等方面的考核，展示出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25；D6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28(2019)04-0020-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4.03
收稿日期： 2018-10-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批准号：19JZD011)；山东社科规划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批准号：17CLSJ03)。
作者简介： 张艳丽(1978—)，女，山东金乡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齐鲁地方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谷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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