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下红军喜相逢和草地行张国焘闹分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军论文,雪山论文,草地论文,张国焘论文,喜相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3)02-0001-16
前已指出，红军长征经历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如果说，此前的长征主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经过遵义会议，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战胜错误的指导思想，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使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搏斗格局发生了不小变化；那么，从此开始，红军就既面临着能否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又面临着能否克服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严重危机。
有谁能料，日日夜夜期盼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却同时盼来了张国焘的离心离德。此后，与新的错误倾向——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红军长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一、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
(一)泸定会议的重要决策
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5月31日在泸定县城召开常委会议，即泸定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强渡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红军前进的行动路线。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央红军去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派谁出去执行任务。
会议讨论第一个问题，大家没有异议。这是决定红军过雪山的由来。第二个问题提出的背景是：还在3月上旬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中共中央从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了破坏，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张闻天当即找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你先行一步，陈云过些时走。你们两人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设法到莫斯科见。此后，潘汉年秘密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现在红军过了大渡河，形势已有很大好转。这样，派不派陈云出去，是否改派别人的问题就需要讨论了。与会者认为，这是个时机。一致同意还是陈云去。他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原白区工作部长，比较合适。陈云在6月中旬红军占领天全之后就离开红军，没有翻越雪山，安排两名地下党员护送他，经雅安，抵成都，在重庆乘“民生”轮顺流到上海，不久与潘汉年接上关系。他们两人先后离沪赴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
泸定会议后，中央红军为避免与敌纠缠，尽快与四方面军靠拢，决定翻越二郎山，向天全、芦山方向前进。我们走长征路，经过这里。据说，当年红军过二郎山时，是一片原始森林，到处都有纠缠不清的粗壮的葛藤和横七竖八倒在地面的枯树。森林茂密，即使晴天也难见太阳。但是现在，原始森林已无影无踪了。这是开发建设的两面效应，难以避免。当年红军过二郎山时没有打仗。这一带是川军驻防，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没有进行顽抗。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敌军在芦山、宝兴的防线，于6月上旬到达夹金山脚下的宝兴大硗碛地区。红军大部队短期休整，作翻越第一座雪山的准备。
(二)翻越夹金雪山
宝兴是个很吉祥的县名，取《礼记·中庸》篇“宝藏兴焉”之意。这里的“宝藏”，首推大熊猫。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大熊猫这个新的物种，并将第一具大熊猫的标本向全世界作了介绍。故该县有“熊猫故乡”之称。
硗碛位于宝兴县北部，夹金山南麓，气候寒冷，十分贫困，是藏族聚居的地方。“硗碛”是藏语，意为“高寒山脊”。硗碛的北面就是夹金山，意为弯曲的道路，也有说是山很高很陡的意思。夹金山属于邛崃山脉，横亘于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是两县的界山。
夹金山主峰高达5100多米，最低点王母寨垭口也海拔4114米。红军当年经过这个垭口翻越夹金山。陪同的雅安党史研究室同志说：在70年前，山上积雪深厚，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大雾迷漫、风雪交加、闪电雷鸣、烈日当空，很难预测。这样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这么高的海拔，一般人很难上山。红军先遣队到硗碛时，藏胞将红军迎进寨子，劝红军别上山，说山太高、太冷，不是累死、饿死，也要冻死。先遣队一定要上山，这感动了当地村民，一名藏族青年和一名汉族青年愿作向导带路。6月12日，先遣队带上干粮和御寒的干辣椒、烧酒等，将竹竿或树条当拐杖就进山了。
雅安党史研究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访问过当年给红军带路的藏族青年莫日坚(那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解到目前一般回忆录没有谈及红军上雪山所走的具体路线。莫日坚老人说：我们带先遣队上山，沿途要放二三寸见方印有字的纸条，到了岔路口，隔不多远就放一张，为后面的红军指示方向。从硗碛进山，前20公里的路比较平坦，基本沿河沟走。途中有一处叫凉水井，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清凉可口，胜过一般矿泉水。当年红军包括毛泽东等都在这里饮水饮马。到达山麓后，就从筲箕窝，经五倒拐、鸡翅膀、大雪塘、九拗十三坡、隘口险道等处，沿着山沟往山上盘旋而行，然后至王母寨垭口。这里有座用石块砌成的小山神庙，供过山的人求山神保佑敬香。这段路最艰难，全程30公里，有30道大“之”字拐。当年红军不少人走不上去，倒下了；越往上，倒下的人更多。
我们考察上了山顶，小山神庙还在。但已见不到积雪，山体大多为草甸覆盖，并有裸露的嵯峨岩石。通过考察，了解到过雪山最困难的，要数负重的红军战士、年老体弱伤病人员和妇女同志。
——关于红军负重战士过雪山。一位炮兵战士讲过雪山的情景说：我这个炮兵，肩上扛着四五十斤的迫击炮筒，上山走路更困难。我踏着前面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冻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但每当倒下，我看着脚下穿的在离开江西时老表送的那双“红军鞋”，心里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人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这样就挺过来了。红三军团一位司务长回忆道：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轻装，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扔掉，只带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大家还是负重50多斤到70多斤，包括行军锅，还有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炊事员们体力好些，但爬山负重，也很困难。爬到山顶，见有的战士走不动了，炊事员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人倒下了。过雪山时，炊事员、担架员，伤亡较多。
——关于年老体弱伤病人员过雪山。红军四老，最年长的徐特立(年近花甲)和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三位50岁上下的老人一起坚持上了雪山。董老回忆道：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到半山还下起了雨，再往上爬，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从此永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气的，在原地冻僵。夜里在山谷露营。为了避开敌人轰炸，我们半夜起来继续爬。提起这座山的最末一个山头，令人胆寒，估计从山脚到山顶共长60里。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时在中央卫生委员会工作的姬鹏飞说：对于体弱和有病的人，空气稀薄受不了。唯一办法是送下山去，可是还没送到，他们就牺牲了。过雪山，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是喘不上气憋死的。后过雪山的同志，在路的两旁可以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这是冷酷无情的雪山吞噬同志的标记。
——关于红军女同志过雪山。过雪山时有27名女干部，还有几名女战士。有的刚生过小孩，有的正怀着孕，但都坚忍不拔地挺过来了。时在中央担任秘书工作的刘英说：人到困难临头都会想办法。我发明了拽着骡子尾巴上山的办法，省力许多。蔡大姐、博古夫人都是这么上山的。过雪山出问题主要在山顶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挺不住就憋死了。患肺病的邓颖超骑着骡子上山，让警卫员拽着骡子尾巴往上走。风雪太大，警卫员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了。邓颖超从骡子上下来，取出医生给她的药片给警卫员吃，警卫员缓过劲来，过了雪山。不少女同志过雪山后，不来月经了。
——关于中央领导和军队负责干部过雪山。毛泽东喝完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拄着木棍，向山顶攀登。他将马让给了伤病员骑，说：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走到半山，遇到冰雹，他拉着战士的手，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快到山顶，他看到一位体弱同志坐在雪地里，就要前去背。警卫员抢先背起那位同志，由毛泽东帮扶着上了山顶。周恩来跟毛泽东一样，是徒步上山的。他先将担架让给了受重伤的机要参谋，后来又将马让出去了。上山风很大，他着了凉，下山后，频频咳嗽，过草地时病倒与此有关。朱德也同样将马让给了伤病员。他身体硬朗，大家下到山谷，精疲力竭地躺下休息了，他仍照常四处巡查。邓小平的马在过雪山前死了，过雪山时，别人有马尾巴可以拉着，借马的劲而行，他跟许多人一样，是一步步爬上雪山的。
以上是讲的一般情况。也有认为过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都是比较年轻、体力好的战士和干部。各人的情况不一样，对过雪山的感受会有不同。杨尚昆的回忆表达了这部分人的感受。他说：那个雪山海拔高，空气稀薄，能过去全靠那时年轻体壮，吸一口气，慢慢走，就过来了。当然，绝大部分同志还是感到过雪山很不容易。除了准备的干粮外，主要依靠自身的体力、意志和精神力量来支撑，再就是同志间的友爱和互助。如聂老总所说：“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和雪山下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师
前已指出，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所谓“3”，指三支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所谓“1”，是红二十五军。这里要讲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了。
(一)川陕苏区的建立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红四方面军原在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建国后改名红安)县七里坪成立，很快发展至3万人。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围剿”中央苏区同时，也派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红四方面军在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后，撤离转移，一路征战，过铁道，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趁四川军阀开战、这里兵力空虚之机，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即川陕苏区。四川军阀结束混战后，向川陕苏区“围剿”。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上半年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继而开展扩大根据地斗争。至该年10月，根据地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包括8座县城，人口约500万，建立有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部队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四方面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川陕苏区的开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初步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历史作用。他说：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川陕苏区的迅速发展，引起南京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苏区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提出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经过10个多月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川陕会剿”。这时，中央与四方面军取得联络，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根据这一情况，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实际上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比较曲折，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离开川陕苏区到与中央红军小金会师，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红四方面军长征影响较大的，一是发动了嘉陵江战役。强渡嘉陵江的战斗和攻克剑门关的战斗前后一个星期，基本摧毁敌军江防，完全控制广元以南2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随后向四川纵深进击，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之敌，控制纵横三四百里的广大地区。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占领9座县城，歼敌12个多团1万余人。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是非常艰难时期。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对敌人是个重要牵制，对中央红军北上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二是土门战斗的胜利。嘉陵江战役后，接到中革军委通报中央红军进入川西的指示电，红四方面军经过休整、扩红、筹粮后，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要进入松潘地区，首先必须通过被视为天然屏障的土门。这里绵亘着40公里长的高山，不少地方是悬崖。川军部署8个团、约1.2万人，以为这么些兵力，再加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地势，完全可以负隅固守。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土门战斗，仅仅10天就攻克了川军凭险据守的几处要隘，经过5月15日一天激战，歼灭守军7个团，不仅占领土门，还拿下了茂县县城。随即占领理县、松潘等地。红四方面军将总部设在茂县。
此时，中央红军已过会理、冕宁，正在北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迎接中央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首要任务。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非常重视此事，研究决定作两方面准备：一是确定由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率先遣队西进懋功(今小金县)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二是各部队迅速动员，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做好民族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根据川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会议特别要求各部队多筹集些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作为慰问品。会议还根据西征转战的经验，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随先遣队走，待两军会师后补充给中央红军，以解决吃饭困难问题。
6月初，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从汶川出发，以急行军速度向小金挺进。沿途，同企图阻截红军会合的敌军进行20多次大小战斗，6月8日攻克小金县城，歼敌700余人。先头部队一部奔赴县城东的达维镇，迎接下雪山的中央红军。
(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小金达维会师
中央红军先遣队在6月12日当天翻过夹金山后，即往小金的达维方向前进。小金是个人口小县，过去叫“懋功”。这里是藏族、羌族同胞聚居较多的地区，属小金川流域。小金，藏名音译，意为“小河之滨”。清乾隆年间，朝廷两次出兵平息这里的战乱，为表彰武功，将此地改名为“懋功”，即盛大的功绩之意。这个改名，带有歧视和征服的含义。1953年，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达维”意为石碉。清代以前，居住这里的藏民在村寨西侧山岩上修筑了一座高达10余丈、造工精巧的石碉。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几天前到达维后，就在探听中央红军消息。6月12日这天，他们派出的侦察人员与中央红军的侦察人员在夹金山下相遇。双方通报后，整个山谷响起一片欢呼声，彼此见到了日夜盼望的亲人。
2003年9月中旬，我们来达维考察时，远远地就见到了一个纪念碑。纪念碑为赭红色底座白色方形碑体，竖立在将山坡辟开的公路旁，上书“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山坡下就是小金川，流至这里比较窄，民国初年在河上建了一座片石圆木结构的木桥，长13米多，宽近3米，桥面有木制桥栏。它正在纪念碑的下方。这就是著名的达维会师桥。我们下坡去，过了这座会师桥。它历经沧桑，桥面木板已很破旧，但却是历史的见证。
陪同的小金县委负责同志和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的情况。他们说：两支先头部队各自将会师的喜讯报告了自己的总部。李先念报告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张国焘即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表示：数月来，我四方面军一直在配合中央西征军行动，今日会合，此间指战员为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所钦服。他还让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写报告，急速派人至小金，转送中央。这个报告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并建议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后需要休整补充，让四方面军打先锋消灭敌人。中央红军领导人也向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随后，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都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对方发出致敬电。两个方面军都对所属各部发出指示，向指战员进行会师意义教育，进一步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会师准备。
1935年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翻过夹金山后，傍晚赶到达维，受到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热烈欢迎。次日，中央领导抵达小金，在此担负接应任务的李先念，热情欢迎党中央到来。李先念回忆当年情景道：毛主席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我们住在小金川河边的新街。当天晚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的负责人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会见了我。毛主席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现在会合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他打开地图，询问岷(江)嘉(陵江)地区情况。我讲了那边物产丰富，人烟稠密，部队的给养和兵源容易补充。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毛主席问，还能不能再打回去?我讲了来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住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从红军休整补充和发展前途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他正在考虑全局的大问题，准备制定会师后的战略方针。
小金县委负责同志介绍说：小金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备受鼓舞，相互间不断开展慰劳活动。李先念在得知聂荣臻没有骡子后，立即送了一匹。聂老总靠了这匹骡子长征到陕北。邓小平和傅钟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两人见面，畅叙往事。傅钟见老战友无马，立即慷慨相赠。邓小平后来说：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番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劳品有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手巾、汗巾、袜底、毛袜、鞋子、草鞋等上千件。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的同志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的同志。
庆祝会师的活动接连不断，到21日达到高潮。在小金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两个方面军干部同乐会，既有会餐，又有歌舞、短剧和京戏演出。对中央红军来说，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时在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深受会师热烈情绪的鼓舞，当即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歌词是：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唉，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坚持赤化全四川！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唉，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往前进！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蒋介石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三、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与张国焘的博弈
前面的文章中说过，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大致召开了三个系列的会议。第一个系列会议，是前述的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主要会议。这些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会议，就是从本文讲的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约有7个。这些会议，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
(一)张国焘闹分裂序幕的两河口会议
从中央红军来说，自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后，暂时地摆脱了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局面。上夹金山前，虽然也打了艰苦的阻击战，但此后主要是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作斗争，并寻找一个适合红军发展、革命复兴的根据地。两河口会议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两河口位于小金县城以北，中央红军在小金休整3天后，即沿小金川向两河口进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川西北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建立根据地很困难，决定放弃上述计划，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在翻越夹金山前后，多次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谈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在红四方面军中，徐向前、李先念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却是另外想法。他们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
在毛泽东等到达两河口两天后，张国焘于6月25日从茂县，经汶川、理县来到两河口。那天，毛泽东等数十人冒雨迎接张国焘，并开了个隆重的庆祝大会。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周恩来首先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开辟新根据地的理由，要求必须迅速前进，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张国焘发言，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讲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红军北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没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强调了执行的种种困难，隐约地表示要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毛泽东强调：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作会议记录的刘英回忆说：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打松潘谁当先锋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存实力。
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在两大红军会合后，蒋介石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实行封锁和困饿。《松潘战役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一方面军组成左路军，四方面军分别组成中路军和右路军，分头北进。为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有不正派的活动。他打听到一方面军不足3万人，而他有8万多人，自恃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开始想当头了。他设宴款待聂荣臻和彭德怀，又是要拨两个团给一军团、三军团补充部队，又是送大米、牛肉干和二三百元大洋进行“慰劳”，打听会理会议情况，挑拨中央领导关系。他的这些举动，当即被彭、聂识破，报告了中央。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后，不传达中央会议决定，继续搞非组织活动，散布错误言论，离间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特别是在中央慰问团到达四方面军总部慰问时，他提出：要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徐本人不知道)、陈为总政委；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7月中旬，又由陈昌浩出面，接连两电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声称“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其司马昭之心暴露无遗，张国焘要攫取更大权力。
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来说，只是其分裂闹剧的一个序幕。随着野心的膨胀，这个闹剧愈演愈烈。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党内危机严重起来。
(二)满足张国焘部分要求的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6月底，中央红军离开两河口后，继续翻越雪山北上。先是过梦笔山后到马尔康县的卓克基土司官寨休整了一周，又越长板山到达黑水县。这两座雪山的海拔都比夹金山高，但红军有了经验，再没有遇到更多困难。讲长征的史料没有翔实记载。
我走长征路到达黑水县后，县委领导介绍说：这里有大黑水和小黑水，还有毛儿盖河，为境内三大水系，县以河名，故称黑水县。在古代，这里最早是羌族聚居地，到唐代，吐番强大起来，管辖这里，藏族就多起来了。红军到这里时，由本地头人治理该地区。毛泽东等领导人是7月10日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寨的。
芦花寨在县城附近，位于黑水河畔的山沟里，四周都是山，寨子就在河岸至大山的缓坡上。芦花会议会址是寨子靠着山边的一个院子，为木石结构的三层楼房。红军领导人住这里时，底层设有电台。红军在这里滞留的时间比较长。两个方面红军在7月都经过县境，9月到10月，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路线，命令已过草地的四方面军部分部队原路撤回，又经过这里。第二年8月，二、四方面军右路纵队再经这里过草地。这样，红军是三次进出黑水，前后住了150多天，共约9万人次驻扎和过往。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了两次会议，史称“芦花会议”。第一次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不满意两河口会议的组织安排，先是向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表示，要求“充实总司令部”。7月10日，他直接致电中央，摆出不解决此问题就不北上打松潘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与毛泽东反复商量。刘英记述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1]经过这番酝酿后，7月18日，就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国焘、徐向前赶来参加了。徐向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会。他在来芦花的途中的渡口，遇到彭德怀率队接应。索桥被敌军破坏，两人隔河相望。彼此不认识，但估计对方是。河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清。徐向前急中生智，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字：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前来迎接。然后将纸捆在石头上扔过河去，这才接上头。在18日的会上，决定军委设总司令，仍由朱德担任；总政治委员由张国焘担任。军委常委过去4人，现增为5人，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前，由周恩来暂帮助。同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为表彰红四方面军，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
第二次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这也是由张国焘提出的。此前，他以中共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央，要求对四方面军的工作明确表态。这次会议于21日至22日，开了两天。第一天的会，由四方面军领导全面报告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首先，张国焘汇报了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以及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他说：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判断错误，以及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的失误，造成部队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伤亡较大。由于在平汉路两侧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为保存兵力，只能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但是，部队未伤元气，到通南巴建立川陕根据地又有新的发展。接着，徐向前讲了四方面军部队的情况，指战员打仗很勇敢，但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弱。陈昌浩讲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情况，介绍大批提拔工人干部，使红军得到发展的经验。第二天，其他同志发言，一致肯定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大家认为：红四方面军正确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有许多经验值得一方面军学习；四方面军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四方面军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力；四方面军克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川陕根据地，使红军扩大了许多倍；以上是四方面军的基本方面，应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错误。这主要为：一是在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没能取得胜利，主要为指导思想上轻视敌人，分散兵力，战略战术配合不够，仗没打好导致的结果。在没有做好群众工作和战略转移准备的情况下，退出鄂豫皖苏区，这是不好的。二是在通南巴，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开展游击战争；在撤出时留下的干部和游击队太少，很难继续进行斗争，这是不好的。三是在少数民族未作发动的情况下，就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
芦花会议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给予的肯定，一、四两方面军领导人坦诚地交流看法，这对于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统一领导和指挥，积极执行中央北上路线，是有益的。芦花会议满足了张国焘部分要求。但是，张国焘的欲壑难填，野心还在膨胀。
(三)讨论作战计划和组织领导的沙窝会议
芦花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向松潘毛儿盖地区进发。松潘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四川的两大河流岷江和涪江的发源地。元代在此置松州和潘州，明代置松州、潘州二卫，并称松潘卫。“松潘”之名自此始。毛儿盖地区位于县的西部，是坡缓而较为开阔的丘状高原。这是很大一片地区，有18个村寨，1800多平方公里，分为3个乡，每个乡比有的地方的县的面积还大。这里是松潘最大的藏族聚居区，人口约四五千人。
在毛儿盖地区下八寨乡有个沙窝寨。这个寨子不大，寨内零散分布着藏族建筑式样的非常陈旧的小木楼。红军先头部队于1935年7月上旬到达这一地区，与守敌展开8天激战，才攻克下来，这就是有名的毛儿盖战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底到达这里。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沙窝会议)。
沙窝会议原址在寨前小河沟的后面，房屋是两层的小木楼，下部为土石垒成，是堆放杂物和饲养牲畜的；上部为木结构，有三间房，是人住的。有一间房大约8平方米，是当年开会的房间。
阿坝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介绍说：沙窝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领导。在两支红军会合后向两河口、卓克基、黑水和毛儿盖进军期间，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对红军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胡宗南部主力已完成在松潘地区的集结，川军已占领小金、茂县和岷江东岸，其他部队还在紧缩包围圈。他们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和小金以北地区。面对这种形势，中革军委只得放弃夺取松潘的作战计划，并于8月3日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向甘南广大区域发展。第一项议程在经过两天讨论后，形成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指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是两个方面军的共同任务，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张国焘对芦花会议受到的批评表示不满，再次为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进行辩白。会议在讨论组织领导时，争论激烈。张国焘两次发言，在强调多提拔工农干部的名义下，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为8人)，企图形成多数控制党中央。会议最后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2人并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分两路继续北上。此前，为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将两方面军混合改编为左右两路军。这次进一步明确，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彭德怀率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左路军由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率领，在卓克基等地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达后即东进，在班佑同右路军靠拢，然后两军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四)坚持北上东进的毛儿盖会议
从下八寨乡的沙窝往北约30公里，就到了上八寨乡的索花寨。当年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儿盖寺就在这个寨子里。毛儿盖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建于明代，距今有500多年历史。寺院规模不小，当年的和尚大约500人。红军到达这里时，大部分和尚逃走了，寺院很空，住了很多部队，楼下楼上都是满满的，解决了红军住宿难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在一个偏殿里召开。
沙窝会议刚开过没多久，为什么又开毛儿盖会议呢?对这段历史作过研究的阿坝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又是由于张国焘的原因。张国焘对沙窝会议没满足他的全部要求非常不满。他在会上虽然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但一回到住地就变了卦。他在召集的红四方面军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并率左路军开向阿坝地区。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电告指出：左路主力也宜走右路，去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但张国焘置之不理。为了解决新的分歧，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先是8月19日，在沙窝的政治局常委们开会，研究中央领导的分工和讨论对待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应加强常委会的工作，统一领导的权力应集中于常委会；中央领导的分工为：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周恩来自长征以来，一路辛苦异常，这时病倒了，多日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是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尽管在抢救治疗后脱离危险，但在一段时间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不分管具体工作。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因张国焘提出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非政治局成员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周纯全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毛泽东作报告，强调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走；新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其他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毛泽东作结论时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左路军应坚持向东打，不应因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起草一个决议，由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此后，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这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具有重要意义。
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中央通过多种形式将会议决定电告他，要求左路军迅速来班佑，并力东进。徐向前、陈昌浩连致两电说：中央政治局议定，向东发展，右路军拟向岷州、哈达铺进；左路主力宜向右路靠近，不宜分兵出西宁。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北上东进的决定。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的两个月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为就北上与南下、西走与东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一直在争论。尽管中央顾全大局，竭力忍让，一再规劝，但这未能使张国焘有所转变。
朱德在沙窝会议后，与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自恃党内资深元老，权重势大，目中无人。朱老总比他年长，又是行伍出身，张国焘虽不敢放肆，但那时的红军体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助长了张国焘这个红军总政委的跋扈，不尊重总司令。在率领左路军以后，张国焘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给中央的电报往往签朱德名却不让朱与闻其事。朱老总作为长者，忠厚大度，在一般问题上不去计较，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迁就，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行动方针。因此，两人共事后争吵不断。朱老总回忆这段往事说：张国焘这个人，过去一般地还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也听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两河口会开了几天，作了决议，当面他不反对，背后却搞阴谋，不执行决议，鼓动部下来反对。当时他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党的组织、军事组织很薄弱，“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报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2]。
张国焘挟左路军却步不前，谋划着如何实现个人野心。
四、茫茫草地生死行
红军部队在毛儿盖地区为作过草地的各种准备，住了一个月左右。在红一、四方面军混合改编为左右两路军后，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于8月下旬开始向着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进发。
(一)筹粮备需走泽国
草地是川西北特有的自然地貌。它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海拔在3500米以上，纵长250余公里，横宽150余公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这个区域在历史上一直为松潘县管辖，故通称松潘草地。新中国成立后，县辖地区作了较大调整，成立了红原、若尔盖、阿坝等县。这样，红军当年经过的草地，如今分属于松潘、红原、若尔盖、阿坝等县。其中红军过若尔盖草地的时间最长，走得最艰苦，而且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唯一共同经过，并由此出川北上的地方。讲红军过草地，主要讲现在的若尔盖地区，还有红原，这是绝大多数红军进入草地的起点。
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汊河横生，水流淤滞而成沼泽。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东西南北，茫茫无垠。草地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这个季节过草地的。
过草地之艰难，红军当时已有所了解。特别是在7月初，派出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五团三营由康猫寺出发，北向草地，探查由草地入松潘途径，遭到敌军阻击之后，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中央在毛儿盖休整那么长时间，就是为过草地做各方面的积极准备。
当时的准备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物资准备。中央要求努力筹粮，每人带足15天的粮食，收集土布、羊毛等，做到每人有皮衣、每连有帐篷。穿的还能买到一些，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是筹集粮食。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人数达到10万之众，而当时所控制的所有地区，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万。如果以每人一天1斤计算，10万人要带足15天粮食，就需要150万斤。在这么人烟稀少、农作物产量不高的高寒藏区，要支援这么多红军所需的粮食，非常困难。何况红军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已消耗了上百万斤粮食，还能筹集的很有限。按照统一部署，各部队全力投入筹粮工作，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各村寨去。一是向藏民收购；二是征收土司的部分粮食，迫不得已时武装筹粮；三是割青稞麦，用手磨和水磨推碾成面粉再炒熟，这就是干粮炒面。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粮，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带8斤至10斤，一般的能带5斤至6斤，有的只有三四斤。此外，还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其次是军事准备。加强军事训练，特别是打骑兵的战术训练。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多是从南方来的，很少见到敌人的骑兵。中革军委于8月上旬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对骑兵的特点、同骑兵作战的原则、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与骑兵作战的战术方法等，作了具体说明。各部队按照这个指示，开展打骑兵的训练。再次是精神准备。各部队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各部队召开班干部会、党员会、连队会，给战士讲解北上过草地的意义、将会遇到的具体困难，以及如何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加强连队党支部工作，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准备活动中，还非常重视宣传队伍的培训，活跃文艺创作。
有了一定的基本准备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向草地进军。毛泽东亲赴前敌指挥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的行军路线，叶剑英任穿越草地的先遣司令。8月18日，叶剑英率领先头部队三个团进入草地。21日，右路军大队伍陆续开拔，向草地纵深地带进入。行军队列分为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为一军(原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三十军和四军。彭德怀率三军(原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随李先念的三十军行动。8月22日，毛泽东等领导人，随军北进草地。
这样，红军冒着生命之险，穿越“地狱”般的草地行。
(二)生死临界一星期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我们今天难以感受得到的。
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根本没有路，人和骡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来不及抢救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下着雨，更容易掉进泥沼。三怕过河。这时的身体已很虚弱，挨冻受饿，经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不少战士被冲走。黄克诚回忆道：有一次，部队正蹚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不少战士被吞没。
其次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或麦粒，两三天就吃完了。还有一多半路程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有毒，吃了会死。后续部队吃不上野菜、树皮，就将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还有马鞍子，煮着吃。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是殿后，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更少。部队要断炊，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六匹。”彭总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总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有吃的，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这样，所有牲口杀了，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暖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不少。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士的生命。聂帅回忆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还有宿难。草地尽是泥泞渍水，找不到干地，就铺点东西露宿，或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或背靠背睡一会。若风雨交加，就在淋浇之下煎熬。次日清早，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的战友。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晚上露宿时，他们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将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长眠在草地的战士成片成堆。
红军过草地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还没有一个准确数字。阿坝自治州给我一个材料说：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那草地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烟的世界。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第八天，走出草地，到达班佑，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3]
(三)红军过雪山草地的金碑
红军长征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爬雪山过草地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萧华的《长征组歌》，人们都很熟悉：“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它生动地反映了红军的“绝唱”精神。
为纪念红军长征征服雪山草地的伟大壮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出在四川雪山草地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园的重要决策。
红军长征纪念碑园，位于松潘县城北川主寺镇东侧元宝山。经过5年艰苦努力和紧张施工，于1990年8月落成。碑园的面积有200余亩，由纪念金碑、大型群雕、大型浮雕和陈列馆四个单元组成。在大门入口正中，簇立着邓小平题写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几个镏金大字，超逸传神。整个碑园青山环抱，背靠雪山，面向草地，雄伟庄严，远观近赏，极为壮观。碑园的建筑设计，依山随势，浑成八景：黎明火种，断壁浮雕，三军铜像，英雄群雕，翠湖红柳，金秋兰亭，金碑夕照，火炬碑文。整个碑园，将雪山草地的自然风貌，同现代雕塑和建筑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个整体，堪称红军长征艺苑。
作为碑园主要建筑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凌空于海拔3100多米的元宝山顶，高41.3米。碑体用的是国内首创的光泽鲜明、抗腐性强的仿金材料，即亚金铜贴面，在阳光或灯光照射下，金光熠熠，璀璨夺目，被称之为“中华第一金碑”。碑体选用金色，还因为它是藏族等少数民族最喜爱的，这样就更添一份民族情感。纪念碑由红军战士铜像、亚金铜三棱柱碑体、汉白玉基座组成。立于碑顶的红军战士铜像，高14.8米，重6吨，其造型是身披羊皮背心，迎风挺立，双手高举成“V”字形，一手持步枪，一手持花束，象征胜利。三角金碑体的每方，镶嵌一颗巨大的闪闪红星，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碑座高2.5米，汉白玉石料贴面，环绕碑体，造型如雪山；碑基铺垫绿色水磨石，寓意“雪山草地树金碑”。我们在高原金色阳光的照耀下，沿着山坡拾级而上，登上元宝山顶，虽然挥汗如雨，但仰望高耸入云、气势壮观的金碑，心中肃然起敬，赞叹不已。
在碑园中心的台地，是一组表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战斗历程的大型群雕。它由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仆后继、回顾思考、英灵汇聚九组雕塑构成。其最高点达12.5米、长72米、宽8米，用1160立方米、1440块红色花岗石雕刻而成，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现代群雕之一。这组“艰苦历程”群雕，凭着丰富的想象，远看，既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又像一匹昂首飞奔的骏马，还像一列急速奔驰的火车，也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峦；近看，既有栩栩如生的红军战士，还有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同胞等人物形象，组成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生动场面。雕刻惟妙惟肖、寓意深邃，有令人震撼的感染力。
这座中国工农红军过雪山草地长征纪念碑园，目前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基地，为继承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革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五、张国焘“密电”与巴西、俄界会议
右路红军通过草地，在人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殊死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领导层指导思想的分歧却表面化了。毛儿盖会议后，中央政治局继续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儿盖至夏河12天，班佑仅5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徐向前、陈昌浩也数电张国焘，左路军占领阿坝后，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此时的张国焘，将中央的电令和徐向前等的劝告当耳旁风，不仅迟迟不向右路军靠拢，而且愈来愈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南下旗号，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最后导致出现分裂局面。这是在千辛万苦过草地之后，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一种不幸。
(一)过草地后第一仗的包座战斗
右路军穿过草地之后，进入半农半牧的班佑地区。包座距离班佑50多公里，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在今若尔盖县东南端。“包座”藏语意为枪筒，因地形得名。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队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通道，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红军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必须占领包座古道。胡宗南得悉红军穿过草地后，急调部队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阻断红军北进通道。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过草地后，徐向前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他鉴于彭德怀的部队尚未通过草地，林彪的部队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徐向前即作速战速决的部署，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这次战斗从8月29日进行至31日，打了三个昼夜，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重要战斗，也是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
陪同考察的同志介绍说：讲它是场大仗，一是国民党军队参战的有三支部队，总兵力达到1.1万人。二是红军歼敌人数近5000人，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一个师，毙、伤敌官兵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三是缴获物资甚多，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牦牛、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徐向前在当年庆功大会上讲话指出：包座战斗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团结、并肩战斗的结果，是长征以来打得很出色的一次歼灭战，敌人被我们打得吓破了胆。
对包座战斗，过去宣传不够。其实，它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有的学者指出：第一，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围困聚歼红军的新战略。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集团最初采取的是前堵后追战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则改变为“长围高困”的新战略。他们认定：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并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他们何曾想到，刚刚走出“绝境”的红军，居然取得了包座战斗的胜利，这就使反动派的新战略遭到了破产。第二，包座战斗的胜利，为实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反动集团已对其甘、陕军队作了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各部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一胜利使红军在濒临粮尽炊断之际，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其他军需补充，这对于红军的生存及北上进军都特别重要。第三，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的重大胜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是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体谅红一方面军减员多、体力弱等困难，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是带着饥饿和疲劳投入战斗的。参战部队能够取得胜利，说明是一支思想过硬、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无愧于红军称号。第四，包座战斗在战术运用上，是速决战、歼灭战的成功范例。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二)张国焘坚持南下和中央牙弄会议
包座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前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同时令四军一个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电催下，于8月30日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东进草地。但刚进入草地没两天，张国焘驻足不前，要返回阿坝去。他电告徐、陈说：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粮食只能吃两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徐向前回忆说：这些理由不能成立。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9月5日，张国焘强令已经进入草地一小半的左路军，从噶曲河畔返回阿坝，走出草地。左路军的行动，令徐、陈非常着急。这时的中央为早日北进，已派先头部队向甘南俄界地区开拔。同时也在考虑如何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的问题。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中央意见致电张国焘等，提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4]。张国焘接电后，当天电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地步。
9月8日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住处牙弄召开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也参加了会议。这就是牙弄会议。当时，领导人的住地都相距不远，来往甚方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住巴西(藏语音译，意为“文明乐园”)，周恩来所住的牙弄属于阿西(藏语音译，意为快乐吉祥)，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住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指挥部住在巴西的潘州。周恩来当时在养病之中，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中央领导在这里开会时，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没考虑好，未表态。最后，中央以与会七人名义，致电张国焘等。电文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电文最后表示：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5]。这封电报的签署时间是9月8日22时，已临近深夜了。
(三)9月9日电报和巴西会议
就在七人电报发出同时，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皮衣等问题。中共中央知道这一情况后，于9月9日再电张国焘，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6]对于中央的一再电示，张国焘仍置若罔闻。就在这一天，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此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在发表讲话，译电员将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强硬的电报交给了叶剑英。叶见电后即飞跑去巴西找毛泽东。毛看后，从口袋里拿出铅笔和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叶又赶紧跑回，将电报交给了还在讲话的陈昌浩。该电报内容，据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后来盛传的“密电”。
这个“密电”在这些年引起很大争论，成为党史的热点问题。这两年走长征路，我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巴西等地作过实地考察，也翻阅了一些材料，认为应当承认有“密电”，毛泽东1937年3月讲的上述内容不应当怀疑。有的以中央档案馆没有这个电报为由，否认有此电报。我以为，这个论据很难成立。因为战事频繁，丢失是有可能的。还有，若要讲保存电报，首先应查收电人和发报机关。该电不是发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在党中央的文电档案里找不到“密电”没有什么奇怪。同时，我也认为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的最大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坚持“南下”路线，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批张国焘，最主要的是批他的另立“中央”，此举在党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例。再则，“密电”，是密而不奇。杨尚昆是当事人之一，说过：凡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密码拍发的，如果要说“密电”，当年中央的来往电报都可称“密电”，不是说只有这一份是“密电”，其他不是。“密电”说法，若不作正确理解，会给人误导。因此，以后的党史书可以改一种表述。比如《中国共产党简史》只是说：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我以为，以后就讲“九九电报”，不使用“密电”之说是可以的。
陈昌浩见到张国焘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晚，毛泽东到徐向前处，问其意见。徐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了解到徐的态度后，同张闻天、博古一起，赶到周恩来、王稼祥那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彭德怀部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部队原地待命。这就是巴西会议。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秘密准备先行北上之际，张国焘于9月9日24时再次来电，催促南下，反对北进。9月10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率原一方面军各部离开巴西地区，向俄界进发。叶剑英以“打粮准备南下”名义，带走了军用地图。天亮后，徐向前不见中央领导人影，同陈昌浩等大吃一惊，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在巴西地区的四方面军同志都知道中央红军走了。下面来电话请示：追不追，打不打?陈拿着电话问徐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一方面同意了徐的意见，另一方面，却又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回头南下，遭到彭的拒绝。他还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阻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毛泽东对李特讲了一番北上的道理，还对他的阻拦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后者就没有再追赶了。
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中共中央率原一方面军大部北上甘南，原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重新过草地南下。
(四)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俄界会议
中共中央所率部队摸黑走崎岖小道向俄界进发，克服悬崖、飞栈、山洪等险阻，于11日傍晚抵达，同先期到此的林、聂部会合。
2003年9月下旬，我们到巴西、阿西、潘州、班佑等地作现场考察之后，本想沿着当年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夜奔俄界的路线前行。但路极难走，有80公里远，要翻好几座山，非一天能赶到，我们只能放弃这一计划，先到俄界所属的迭部县。
迭部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的甘川交界处，全境重峦叠嶂，地形崎岖。除境内的白龙江南为岷山山脉外，在白龙江北的山地则称迭山。迭山主脉横卧于县境北缘，是白龙江水系与洮河水系的分水岭，亦是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迭部县既因迭山而名，也可以说因岷、迭两大山系的数百座纵横交错的高山，在县境罗织成形态叠嶂的脉络体系而名，古称叠州。《迭部县志》说：“迭部”系藏语音译而得名，源于古代部族名称。在今译写汉文时，含有藏汉两语组合之潜义，选用“迭”(叠)字，寓以群山重叠之意；“部”是藏语尾音，有“部族”、“部分地区”之意。“迭”与“部”组合起来，亦含有“叠州部族”、“叠州地区”之寓意。红军长征两次经过迭部县。除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该县，既召开了俄界会议，又突破天险腊子口外，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共同北上，沿着中央红军路线前进，也到了该县。
我们在28日下午1点多到达迭部县城，随后即去考察俄界会议会址。从县城到俄界是山道。俄界位于县境西南部，仍地处白龙江南岸，岷山北麓，山峦重叠，沟深谷窄，一边是陡峻悬崖，一边是湍湍急流，弯多道不平，路很不好走。我们到达俄界，已经是傍晚5点半了。俄界，即是达拉乡的高吉村，以地处藏语达拉库而得名，意为“虎穴”，相传古时沟内有虎。这里山高路险，自古以来是军事战略的重要通道。古时运兵征战，屡经此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亦经此道。红军就是途经此道，从阿西抵达高吉的。当年的红军，根据藏语读音，将高吉记录为俄界，故在党史上将在高吉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为俄界会议。
高吉(俄界)是个藏族小山寨，我们来此参观了俄界会议会址，也是当年毛主席的住处。这是在村子最东头的一户有二层楼房的小院(藏民住房大多为二层，底层喂养牲畜，堆放杂物)，旁边的土房是开会的地方，有40多平方米，目前保存还好。毛主席用过的物品和开会用过的东西都没有了。村周围都是山，我们爬到村外的一个高坡上鸟瞰高吉村全景。据村民介绍，当年高吉有24户人家，现在近百户了。在村子中央的小河边有一块空地，是当年召开干部大会，宣读中央决议的会场。三棵大树是当年的，目前枝叶繁茂。它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陪同考察的县委负责同志介绍说：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等部，分两路沿包座河的崎岖林涧小道向达拉地区进发。一路登山，一路沿河，突破悬崖、飞栈、山洪等险阻，于11日傍晚5时左右抵达高吉，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一军团会合。中央在进入达拉地界后，曾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出了在阿西拟定的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致张国焘电，再次重申中央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在到达俄界后，再次致电张国焘，严厉指出：1.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国焘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有误。2.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俄界一带集中。3.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但是，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命令。9月12日，他指责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7]
为了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揭露张国焘分裂主义本质，确定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2日在高吉即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曾做出过北上的决议，中央常委决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张国焘反对这个方针。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但没有结果。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不马上做组织结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接着，彭德怀报告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在讨论时，与会同志(包括李德)一致赞同中央的意见，拥护中央断然率一、三军团北上和统一改编军队。与会者发言，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的阴谋活动。会议对军队改编作出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说：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说服和劝告，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8]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造成的。张国焘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中央先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准备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调走，是逃跑主义的最实际的表现，是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9]
利令智昏的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的劝告和挽救，继续顽固坚持南下主张，而且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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