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一种全球性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性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自主性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058-010
邓正来先生倡导、推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邓先生从两个向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席：在国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也不可能仅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它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其他场域间关系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席，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席，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契合”所致。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学术腐败之间的“共谋”关系，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对那些无处不透露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需求的“学术”制度或“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追究和批判。① 在国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屈从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附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1]。邓先生的上述主张，我们高度赞同；对于他的身体力行，更是敬佩不已。但细究邓先生的思考，觉得他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国际向度的论述上，尚有进一步开掘的必要。首先，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并非当前之事，它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产物，因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缺席的原因，必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历程。其次，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应该明确目标与任务，这使我们无法回避半个世纪以来争论不休的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以及今天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再次，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必须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为前提，这些场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同时，还涉及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否则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是不完整的。无论从上述哪一个方面来进一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都必须有一种全球视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必须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自主性。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历程
社会科学在19世纪的西方形成之后，伴随着世界体系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而传播。在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并边缘化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科学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中国传统的学术制度是在一个帝国体系中产生的，这个帝国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其封闭性决定了与其他帝国和文明体系中形成的学术制度对话的困难，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解释一个全球性的世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着帝国的危机和世界的剧变，传统的学术制度失去了解释力。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的传播，又扼杀了传统学术资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杨东莼指出：“中国的学术思想，受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者，前后有两次。前一次是佛教的输入，后一次是西学东渐。”[2—p255]“西学东渐”割裂了传统学术资源与中国社会科学建构之间的血缘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制度，其影响远甚于佛教的输入。对此，伍启元指出：“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分，已不能再享受闭关自守的桃花源生活了。世界已是整个的世界，中国社会的一切转移，也只是受世界巨潮底动向所激荡。因此，现代中国学术思潮的推移，只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吧。”[3—p2]
中国社会科学形成于晚清民初，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② 19世纪末，一些接触西学的学者和官僚——如张之洞、严复、盛宣怀、张元济和梁启超等——将西学分为西艺和西政(二者分别相当于后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梁启超根据传入中国的西学图书的分类进一步将西政分为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和船政学10个门类。1897年刊印的《续西学大成》总目包括18个学科，其中属社会科学的有历史学、政学(经济学)和文学，其中文学涵盖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1902年，清政府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钦定高等学堂章程》，提出“七科分学”方案，即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和医术科。其中政治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商务科包括簿计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和商业地理学。1903年，张之洞等在《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包括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的“八科分学”方案，该方案与张百熙的“七科分学”方案的不同之处是将经学单独列出，并置于诸学科之首。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新的“七科分学”方案，即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七科。其中文科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商科包括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和交通学。至此，“标志着近代中国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了经学时代之范式，探索创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门类及近代知识系统”[4—p197]。西方社会科学的移植覆盖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在中国知识系统重建的过程中，文科、法科和商科诸门类的明确划分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随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普遍运用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方法。五四学人群体提倡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来从事学术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周予同认为胡适治学方法的特点在于“集合融汇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5—p544]。熊十力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方法”：“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6—p16] 在胡适的著作中，最能体现其实验主义方法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它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7—p84]。1921年，胡适在回顾自己在五四前后的研究时指出：“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惟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方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8—p1～2] 至此，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学术被新的学科体系和治学方法所替代，中国社会科学确立了。随后，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得到巩固。首先，学科体系进一步明确。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科目表》中，被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等。其次，创立了各类学术协会和专业期刊。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中国社会学社(1930年)、中国政治学会(1932年)和中国史学会(1943年)等，③ 创立的专业性期刊有《经济学季刊》、《社会建设》、《政治学报》和《历史科学》等数十种。再次，在新的学科体系下从事研究，将中国问题和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使30年代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建国后中国社会科学的改造(1949—1976年)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又破坏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这种破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学科体系的完整性遭受重创。在1952年的高等学校调整中，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其他学科虽然得以保留，但学科的边界被严重压缩。如经济学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大书“五朵金花”，国际政治主要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区域政治，等等。④ 其次是意识形态取代科学方法。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照搬苏联模式，意识形态化色彩非常明显。苏联出版的教条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联共(布)党史》等教材译成中文后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经典教程。在研究中否定社会科学的中立性，过度强调其价值判断的一面，为意识形态作注释成为社会科学存在的理由。尤其在文革期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已不存在，更遑论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开始了社会科学的重建工作。首先，重建政治学、社会学。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提出“补课”[9] 之后，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得以恢复。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次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生。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创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获得全面恢复。”[10] 1980年，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设立社会学恢复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次年创办《社会》杂志。1982年，中国社会学会成立。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综合性大学大多设立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这两个学科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拓展了学科研究范围。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走出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狭隘的研究领域，这具体表现为学科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细化，以及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出现。如社会学分为人类学、社会工作、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政治学分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等，历史学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史、中国(古代、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和中外交流史等，经济学分为数量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宏观/微观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等。和这些学科分支相对应的是成立一系列学会和创办专业性杂志。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建以及诸学科的细化表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日趋全面，研究对象更加完整，作为知识系统的社会科学得以重建。再次，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并用以研究中国问题。在再度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学者看到中国与世界学术水平的差距，掀起了以理论和方法为中心的学习西方的浪潮，翻译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新理论和新方法，并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西方过去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十年内在中国被重新演绎一遍，甚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也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产生很大的影响。80年代的“文化热”、“国学热”等都是这一潮流的产物。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被运用于研究中国历史、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问题。但西方社会科学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也遭到质疑，如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正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反思。此外，还建立了一套人才培养机制和学术制度。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组成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制，以及学术资助、奖励和评价制度，等等。
20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的社会科学仍然缺乏自主性。在国际向度上，中国学者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消费者，中国社会科学制度建构模仿和移植了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塑造了西方和中国学术水平的等级差异；在国内向度上，与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关的区域性差异扭曲了学术资源的分配，行政区域的重要程度造就了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的分布，以及在学术评价制度设计和学术基金的安排上，区域性政治的影响十分明显。这表明在一个全球的知识系统中，中国社会科学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向度上都缺乏自主性。在世界体系中，西方和中国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是一种中心—边缘关系，作为中心的西方主导着社会科学的生产，并直接影响作为边缘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国际向度和国内向度是相关的。
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任务与目标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它是西方世界兴起的产物。社会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学科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制度。⑤ 沃勒斯坦通过对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考察后认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11—p9] 在1850—1945年间，社会科学分化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每个学科确立了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论，训练专门的人才，建立了相关的学术组织，如大学里的系所、国际国内学术协会和各种学术期刊等。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对这个世界有较强的解释力。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人不断地征服世界，直至十九世纪末囊括全球。相对特定文明框架内的民族和国家而言，他们对世界更了解，他们创立的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解释比其他的地域性传统知识更科学。另一个特征是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科学是欧洲人创立的，它形成于欧洲人主宰世界的时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渗透于其中，欧洲的经验被赋予了普遍意义。随着全球被卷入了西欧北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科学也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对社会科学的接受是被动的，他们传统的学术资源不具备过滤西方社会科学的能力，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不仅仅限制这些国家对世界的解释，更限制了它们对自身的解释，进而扭曲它们的发展道路。
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来，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国需要借助西方的社会科学来注释自己和解读世界，但西方社会科学也昭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存在着可能性。邓正来先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与制度相违背。”[17]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移植虽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这一移植就没有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端，更谈不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坎坷，尽管它缺乏自主性，但它已经形成，这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存在是超越的前提，超越中国社会科学的依附性，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纪的任务和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命题首先意味着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着一个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任务及其可能性。在今天，当我们说“自然科学没有国界”的时候，反对的人恐怕不多。所谓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霸权”多指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然科学成果生产上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非“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自然科学”的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也不存在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自然科学的扭曲和控制。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学术理论与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评价等更具有普遍意义，比社会科学易于规范化。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西方与中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实际上是“发达发展(development)”与“未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关系。在荷曼斯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控制变量进入一个实在现象之中，并在变量关系中明晰地显示出来，但社会科学的变量则不容易控制。[12—p5]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也强调“价值中立”，以保证客观性和科学性，但这种“价值中立”是有限度的，我们很难将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和意识形态等主观性的东西完全区分开来。历史进程、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自然环境条件和政策制定等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实体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限制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普遍意义。如果直接套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就会使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依附性特征。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发达/发展(development)”与“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上述诸因素构成的差异性使社会实体具有无限可分性。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实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规范性的否定，否则社会科学的研究必然被无限碎片化，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从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看，首先存在着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差异，但两大传统内部诸民族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如法德之间的差异未必小于英法之间的差异。这些社会实体的差异导致西方各国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性，如美国的社会科学趋向于实证性，而欧洲社会科学更具有思辨性。在某些方面，中国与欧陆之间的差异甚至小于欧陆与英美之间的差异。但在这些差异存在的前提下，欧美的社会科学仍然有着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这也意味着社会科学尽管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但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意义，具有一般的形式化的学术规范。这种规范如同体育比赛的规则一样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具有公认的形式合理性。[13] 按照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的约瑟夫·科尔曼的看法，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经过四个阶段：定义和分类；数量化测定；原因假设；解释理论。而成为解释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经过精确划界的研究对象，经验的解释模型，连贯一致的评价标准等[14]。由此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承认“社会科学”一词，我们就必然同时承认它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它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它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它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它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等等。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任务必然包含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内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运动是二战后非西方国家掀起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运动。非西方国家在移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时，发现西方理论难以适用本国情况，从而导致社会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困境。⑥ 1953年的拉美社会科学大会上，拉莫斯首倡社会科学本土化。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港台学者首先推动，90年代在大陆获得了积极响应。本土化和中国化并非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更非自我封闭式的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二元对立，而是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依附性，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正如叶启政指出：中国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15] 当前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必须承认西方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然后从中国经验的视角来修正它的局限性，而非通过规避它来面对中国现象。社会科学之为社会科学，必须以普遍性为前提，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必须能够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它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同时，由于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大都是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运用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社会科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世界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
可见，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与科学化、国际化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真正科学化、国际化的社会科学，才能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反之，社会科学只有真正实现了本土化、中国化，才可能国际化。当本土化日益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时，本土化也被国际化了。本土化程度不是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某种标准来自我检验，而存在着国际通行的标准，即将之置于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来定位，检验它的规范性和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就是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来修正和补充既有的社会科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愈是中国的，才愈是世界的。
进一步而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还牵涉到了全球化时代不断凸现的文化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全球文化体系中确实存在着西方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造成了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不可能结束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普世文化。相反，对普世文化的鼓吹会造成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冲突和对立，这在政治和经济上表现为既无助于解决非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无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今天的区域性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都是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对立的结果，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虽然描述了这种对立，但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意见。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形形色色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世化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是必要的，他们对于文化的多样性的强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正如汤姆林森所指出，尽管文化与地方环境、地方实践以及传统的紧密联系使我们看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文化的职能却不仅仅是差异的确立和维持。“这个差异并非起于文化实践的目的，而不过是它的后果罢了。文化工作有可能产生差异，但这跟我们说‘文化是在差异上建立起来的’却不是一回事。”[16—p97～98] 而言之，文化实践甚至创造差异，但却不以此为基础和目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普遍概念本身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仅仅以差异为原则就作出对“普世化”的反动就只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但这恰恰破坏了规范意义上的全球文化建设的基础。
那么，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在一种规范的意义上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罗伯森的“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观点可以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认为，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是一个自主的过程，它的动态性包含着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的双重性过程。“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被定义为普遍性这个问题在全球的具体化，已成为寻求全球性的原教旨的原因。换而言之，目前非常快速全球化的阶段促使关注世界的‘真正意义’的运动和寻求整体世界之意义的运动(和个人)的兴起。特殊性的普遍化，指的是特殊的东西、对表面上越来越精致的认同展示方式的寻求具有全球普遍性。”[17—p255] 通过“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是可以特殊化的；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群体或本土化群体放弃各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某种族群性文化或地方性知识权利的过度吁求，其族群文化或地方性知识同样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前者又被称为“全球地方化”，后者为“地方全球化”。可见，罗伯森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辩证法，既批驳了为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又批驳了欧洲中心论的普遍主义，从而消除了将全球性和地方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文化的两极而产生的对立，使它们作为一种“互相贯穿的”原则而存在。罗伯森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中国社会科学所要寻求的地方性、本土性，应该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要反对两种极端的诱惑：普遍主义的诱惑和特殊主义的诱惑。普遍主义诱惑是将西方的特定历史语境无限放大，这种语境下产生的社会科学也被视为具有无限适用性，以一种同质性的方式去解释一个异质性的世界，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的和扭曲的；特殊主义诱惑是将每个区域性的事物视为惟一独特的事物，每一区域性事物完全不同于另一区域性事物，对不同区域性事物的概括和比较都是不可能的，这否定了不同地区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和非西方国家建立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抵制这两种诱惑，使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相互渗透，并使之制度化，这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目标。
三、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实现路径
经历百年沧桑，中国社会科学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初步建立。这套制度在形态和结构上类似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制度，但其运行存在着众多问题，这种不成熟的特征正是社会科学缺乏自主性的表现。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需要一种整体主义的实践框架。在空间上，要有全球性的视野，考虑众多的场域和地域之间复杂的互动；在时间上，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首先，社会科学与政治、经济之间有着内在关联，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应该以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为前提。罗兰·罗伯森指出，“从那个时期——20世纪后期当代全球化的当前阶段的起点——以来，许多不同而且确实相互冲突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地图和/或‘科学’地图纷纷出现，它们如此之多，以致可以有理由认为，关于绘图的话语是全球政治文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文化将地理(如同南—北、东—西等术语的运用情况一样)与各国在全球—国际地图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形式的定位融合在一起。”[17—p83] 在世界体系之中，中心和边缘是一种依附关系，剩余价值通过这种关系由边缘转移到中心，从而塑造了中心的发达和边缘的欠发达，二者是世界体系扩张同一历史进程的结果。这种依附性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也包括文化上的依附性。沃勒斯坦认为，在世界体系之中，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结构趋向于通过空间定位使文化联系起来，并形成一种依附关系。“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建立，总是伴随着一种民族文化，这一现象一般被称为一体化，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掩饰和辩护。”[18—p463]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卷入世界体系，逐渐演化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在既存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加入世界体系“与狼共舞”是摆脱依附性的惟一可能，与世界体系的脱钩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如美国和日本曾经都是世界体系中非常典型的边缘地区，但都通过依附性发展而获得自主性；中国在1949—1978年的教训是惨痛的，本来是希望通过对抗中心来获得自主性，结果是与中心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在诸场域的关系上，政治和经济无疑对社会科学起着决定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经历了三、四个世纪的发展，在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才诞生了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依附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是在二者之外独立存在的场域，并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体系中，只有中心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才具有自主性，也只有中心地区的社会科学才是自主性的社会科学。对中国这样的边缘国家而言，没有建立一套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自然不可能创立一套支撑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制度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并非仅仅摆脱西方的“文化霸权”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摆脱西方的“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摆脱霸权并不意味着脱离，恰恰相反，它始于加入(即使是被迫的加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回归世界体系不仅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科学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自主性意识的提升促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有可能都摆脱依附性。⑦
其次，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制度的移植需要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通过中国研究以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根据诺斯的理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法律、政策和规章程序等，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传统、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非正式制度解决正式制度所无法覆盖的问题。诺斯指出：“正规规则只是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必须由非正规制约加以补充——对规则进行扩展、阐述和假定。”[19—p112]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很多旨在提高学术水平的制度最终都远离其本义，如争夺基金项目、量化学术论著和接连不断的学术评比等。其原因在于：作为理性人，如果缺乏一个约束和惩罚机制的话，人们就会在制度缝隙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一种制度的形式下来扭曲制度所追寻的目的，甚至进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但不能因为这种制度在移植中变形就宣称它不适合中国，而应该从更深层来思考造成这种变形的原因以及恢复这种制度正常运行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这种正式制度在中国之所以变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获得非正式制度的配合。产生于西方特定语境之中的社会科学的正式制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是可以移植的；其非正式制度是特殊的，是不可以移植的。社会科学的正式制度移植到中国和如何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融合，这牵涉我们前文所讲的本土化问题。中国研究将探寻非正式制度的意义，研究习惯力量、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和距离，以及如何消除这种距离，以弥补社会科学正式制度和运行机制之间的缝隙。在国际学术界，对西方经验的研究被认为具有普遍性，但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往往被质疑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能否从中国独特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理论意义。这种质疑虽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对我们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具有警示意义：我们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对普遍性和理论意义的寻求要求我们对中国的非正式制度保持敏感，否则我们将失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可能。有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识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与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困境。要克服这一困境，恢复被扭曲的制度，只有通过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来实现。这项工作包括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以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基础，建立中国研究的完整经验资料，这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第二，建构系统性的本土知识概念，这套知识系统必须体现中国本土社会的文化特色；第三，在上述基础上，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建构中国本土理论体系。
再次，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的互动和对话。在全球意义上，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是指社会科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科学。它是"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而非" China' s social sciences" 或"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命题应该理解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独立性或自主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也具有同样的内涵。作为西方“文化霸权”核心的欧洲中心主义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渗透于社会科学之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演化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指以欧洲历史替代世界历史，将欧洲的历史经验普遍化，使欧洲中心主义表现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显在形态；另一种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它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但往往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使欧洲中心主义表现为一种隐蔽形态。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来自于欧洲之外，更多地是来自于西欧、北美。自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以来，欧美的社会科学家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越来越深刻的批判，但仍然徘徊于欧洲的路灯之下。⑧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应该吸收欧美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但并不能止于此。由于这种批判没有真正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原版的移植只会使我们陷入隐蔽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当前而言，中国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贩卖西方学说，这正是自主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图景中，给予中国一个真实的定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难以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民族情感、思维定势和自我意识可能会使我们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不能仅仅立足于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之上，而要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话。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中心—边缘的依附性结构限制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关系，只有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全球性的社会科学自主性才成为可能。否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以一种“文化霸权”的方式向外传播和移植，一如当今美国的社会科学，这必然使社会科学具有中国中心主义；另一是中国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中国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共同的规范性，但这种情况下的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全球性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性的多元对话既保存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既可以消除欧洲中心主义，也可以消除各种类型的种族中心主义。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我们理想意义上的自主性不是一种君临他者的自主性，而是一种平等共存的自主性，这才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自主性。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会产生世界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无疑是全球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仅要寻求自主性，而且还要使这种自主性具有全球意义。在目前看来，这可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当前世界体系结构中，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依附性；第二步是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中，推动和建构全球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考察和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目标和实现路径的分析，我们最后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来看，关于“自主性”的讨论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模仿式形成阶段的结束，因而这场讨论可能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转折性的意义；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要消除规范化、科学化与本土化、中国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它来自于“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三、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必须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自主性，这牵涉到全球不同地域之间和国内不同场域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如果把中国社会科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话，在这个系统的稳定阶段，系统的进程是确定的，无论是维护还是批判，都不会对系统的演化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在系统的危机和重构阶段，未来是不确定的，小投入大产出，我们的努力会产生极大的效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正处于后一个阶段，对中国社会科学家而言，这既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构中，社会科学家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充分发挥，每一种意志都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学人》1996年总第9期；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邓正来：《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参见左玉河：《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平原：《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朱汉国：《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③全国性的历史学会虽然成立比较迟，但地方性史学会、专业性史学会和高校史学会早在20年代和30年代就有十数个。参见胡逢祥：《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史林》2005年第3期。
④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重建政治学系，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校成立国际政治系。
⑤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已经论证了学科分化的合理性。他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象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段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分工。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象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的这种分工，象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11页。
⑥经济学家格里芬批评了这一现象：“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大部分是由在西方工业国家生活和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许多作者论述那些国家的贫困时，遇到两大难题：对于与不发达有关的广泛历史力量缺乏了解，以及对不发达国家中最广大地区——农村地区——的结构体制、行为反应和生活方式的无知。”参见基思·格里芬：《从理论上看不发达问题》，载《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⑦金耀基从全球视角概括了学术自主性与政治之关系，认为“西方的学术优势与西方的政治优势不是毫无干连的，而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学术上求独立或扫除学术殖民的阴影毋宁是政治独立的精神支柱。”参见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的问题》，载《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版，第92页。
⑧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一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弗兰克认为自斯密、马克思和韦伯至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社会理论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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