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戏曲论文,题材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迹，即从贫贱向富贵的跃迁；这一直是宋元明时代大众语体小说和戏曲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表现题材。迄今尚无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作出总体论述。本文试图在动态考察的基础上，揭示这一文学现象存在的社会基础，并对其丰富的文化意蕴作一蠡测，以就教于方家。
一、发迹变泰题材流变概观
发迹变泰题材勃兴于宋。《都城纪胜》记南宋都城临安的说话诸家中，第一家是“小说”，“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可见，发迹变泰题材在整个小说题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与说话艺术同为大众化艺术的戏曲艺术也是如此。此后，经元历明，这一题材出现了两次大的嬗变；入清，才渐归消歇。概而言之，前后共产生了这样三大题材类型。
第一大类型：文士发迹。《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列举南宋说话艺术的题材说，“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可见，演绎文人发迹变泰甚至变态，是当时大众艺术家们普遍乐于采用的做法；这一类作品，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一类型中又有以下四种题材模式：
（一）司马相如模式。该模式最简略的文本，见于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六的“入话”。入话末写道：“司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介穷儒，只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发迹”。该模式的主要构件包括：1）主人翁有真才实学，但往往沉沦潦倒；2）得人推荐，得知于皇帝，被擢以高官，而非经科举入仕途；3）富贵不忘本。例如， 司马相如，本“文章巨儒”，但“囊箧罄然”；得到同乡太监推荐，贵至“令剑金牌，先斩后奏”；文君担心“官人此行富贵，则怕忘了瑞仙亭上”，相如的回答是“小生受小姐大恩，方恨未报……小姐放心！”从《武林旧事》卷十所载《相如文君》开始，敷衍这一故事的小说、戏曲作品蔚为大观，单是戏曲，至今尚可列出名目的，就有宋元戏文10部，元明杂剧9部〔1〕。属于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些名声稍小，但仍然广为人知的题材，有马周题材与朱买臣题材，前者的现存文本，即《古今小说》卷五《穷马周遭际卖
媪》。正如小说题目所示，它将历史上唐太宗名臣马周的发迹，完全系于小商贩卖媪的推荐，并让做了高官的他满怀感激地娶了她为妻，个中意味颇足寻索。《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马谏议》一名，表明这一故事的传播也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后者最简略的文本见于《古今小说》卷二十七的入话，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有《朱买臣休妻记》，此后各代也都有不少发挥这一故事的戏曲〔2〕。（二）赵旭模式。 该模式的文本有《古今小说》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和《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前者，胡土莹、谭正壁等前辈学者都断为宋人作品〔3〕，殆无疑议； 后者，谭氏认为“著作时代不可考”，胡氏则据小说结尾“下次秀才应举，须要乡试得中，然后赴京殿试”，所述似为明制，断为明人作品。其实，由乡试至殿试的制度，并非始于明代。据《元史·选举制》，元自仁宗皇庆二年（1313），就颁布了比较完备的乡试、会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又是汉人儒士考酌宋代制度，加以发展的结果。据《宋史·选举志》，宋自开宝四年（971）开始， 实行州县发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省试即后世的会试；州县发解试承唐而来，不同于后世的乡试。终宋一代无“乡试”一名，但南宋绍兴年间出现了一种介乎州县发解试与省试之间，实类于后世乡试的考试制度，这就是“四川类试”：因地方遥远，川蜀一带考生无法按时参加在临安举行的礼部省试，改为集中到成都府参加由当地官员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即可赴京参加殿试，这种做法，正是后世乡试的萌芽；也可以这样说，对于四川的秀才而言，南宋初即已存在乡试之实。因此，我们认为，胡氏将这篇小说断为明人作品，并不完全妥当。《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所载，俞国宝题词遇上皇故事仿此，或许为这一事故传说的另一个缩微版本，再从本篇小说与上篇小说，主人翁都是四川人——四川文士在南宋初确受到统治者的特殊眷顾〔4〕， 文中都充斥着“发迹”的字眼和艳羡的口吻来看，二者也属同时代作品。言归正传。赵旭即赵伯升，这一模式的主要构成包括：1）饱学秀才，意外落第， 乞食街头；2）邂逅微服私访皇帝，激赏之下，被命为本乡的最高长官；3）富贵不忘本，荣归故里。例如，赵旭自分必中，谁知因一字黜落，“流落东京，羞归故里”，却又“命中该发迹，在茶肆遭遇赵大官人”，被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衣锦还乡，“旧时逃回之仆，不念旧恶，依还收用”。俞仲举金榜无名，归乡不得，食宿无凭，欲跳楼自尽，但“有分遇大贵人发迹，贵不可言”，被任为成都府太守，“荣归故里”；对曾经容留他的店主孙婆，以百金相谢。大约这一类故事，情节太过离奇，几同神话，故衍生戏曲不多，现存主要有元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杂剧，明《衣珠记》传奇和清徐旦斋《买花钱》杂剧等（分别有《元刊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坦庵词曲四种》本）。（三）吕蒙正模式。蒙正为宋代有名的孤寒出身宰相，《宋史》本传载蒙正幼年，父“龟图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踬窘乏”，弃妇弃子相依为命，后蒙正擢进士第一，仕至宰辅。这一历史事实引起了大众艺术家们的浓厚兴趣，并在他们的手里饶有兴味的改变为：蒙正以贫士蜗居破窑，在去僧寺乞食的途中，恰被刘府招亲的彩球抛中；刘小姐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同蒙正奔居破窑；在妻子刘氏的督促、佐助之下，蒙正刻苦攻读，一举成名。历史上的母子关系，在艺术家们手里变成了夫妻关系。南宋的说话艺术即在讲述这个故事。戏曲方面，《辍耕录·院本名目》所载《抛绣球》金院本，《永乐大典戏文二十》著录《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吕蒙正破窑记》南戏，关汉卿《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马致远《吕蒙正风雪斋后钟》杂剧，都是演这个故事的，《孤本元明杂剧》所收王实甫《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则是蒙正故事的唯一现存文本。这个模式的要件包括：1 ）主人翁处境极度微贱；2）得女（往往是小姐）抬举，发愤攻书，科举中魁；3）不忘恩负义。后世属于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见于《警世通言》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秀才马德称，衣衫蓝缕，求告无门，被人视为灾祸之源，受尽奚落，流浪到远乡佛寺，以抄经为生，未婚妻黄小姐不顾哥哥反对，矢志等他归来，后又以千金千里迢迢将他迎回，助他读书；终于应了当初算命先生“看你青春美质，将来岂无发迹之期”的话，一举扬名，“做到礼、兵、刑三部尚书”，“小姐封一品夫人”。大约这样的结局，与前两种模式一样，太理想，人间太难觅了，属于这一模式的作品总数并不多。（四）王魁模式。这是本类型中拥有作品最多的模式，是发迹变泰而且变态的模式。《醉翁谈录》所载小说名目，有“负约”、“负心”专类；戏曲方面，《官本杂剧段数》与《院本名目》中有不少此类作品，南宋的戏文则绝大多数都是此类作品。沈璟《南九宫谱》中载其散曲《集古传奇名》云：“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协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娼女亡身。”另外，还有无数的民词盲词艺人在传播这类故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四首之四“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即反映了这一情况。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是：1）主人翁微贱，得下层女子 （或风尘妓女，或村姑发妻）相助，成就学业；2）考中状元，忘恩负义 （或狠心遗弃，或群凶极恶地谋害女方）；3）遭报应。 王魁故事首开此类作品之先河。《官本杂剧段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都著录有《王魁负桂英》，《醉翁谈录》负心类有《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现存的最简文本则见于明万历末年《小说传奇》合刊本。王魁落第，遇妓女敫桂英，得其备办衣食之资与赶考之费；两相爱悦，共誓于海神庙；但王魁中状元后竟一去不回，桂英被遗弃，怨恨自杀；王魁遂被其鬼魂索去性命。事相近而主人翁的所作所为更为可恶的另两个最著名的作品，是张协故事与蔡伯喈故事。前者，现存有学者们公认是南宋作品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本；后者，南宋戏文有《赵贞女蔡二郎》，《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明祝允明《猥谈》称为“戏文之首”。关于这一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两点：第一，它早在唐代就有了一个神话式的原型，见唐人笔记小说《集异记》所载《崔韬》故事〔5〕。 这个故事的表意，也许在于宣扬“美女即雌虎”之类的思想，但这一模式的两个主要方面：文士与女子结合，文士欺诳，女子报复已经具备。第二，入元以后，本模式的一些主要故事，在褒贬倾向上都发生了逆转，出现了大量翻案之作。
第二大类型：武人发迹。这一类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历史题材，而且绝大多数都出现于元代。可以说，这是元代小说和戏曲创作的一个新潮流。宋代作品《官本杂剧段数》、《永乐大典戏文三十三种》、《醉翁谈录》诸书所著录戏曲、小说名目，没有一个明确涉及武人发迹内容；这当然是有宋一代的现实中，极少有武人发迹情况发生的结果。宋代说话艺术中还有“讲史”一门，但讲史家们的兴趣，仅在于“讲谈《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6〕。元代大众艺术的重 点，“已逐渐从现实的题材转到历史故事方面，因此，‘讲史’一科比较发达”〔7〕；而且，对历史题材的处理， 也显示出与宋代迥然不同的兴趣，这就是尽可能发掘其中武人发迹的内容；尽管主人翁扬名于历史靠的是他们在战场上的武功与谋略，但大众艺术的重心并不在此，而在于张扬主人翁出身的低起点与品格的陋劣，在于强调他们的显达实因某一个女子（大多数是下层女子）所提供的契机。在这一类型中，又包含以下四种模式：（一）苏秦模式。主要构件包括：1 ）主人翁是谋士和韬略过人的大将；2）发迹得力于他人的反激；3）发迹后不忘前恩。如《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的《苏秦衣锦还乡》，将苏秦的发迹系于家人的耻笑；《录鬼簿续编》著录的《冻苏秦衣锦还乡》，则系于张仪的轻慢。关于韩信与张良的发迹，《录鬼簿》著录的《遇漂母韩信乞食》与《张子房圯桥进履》，分别归于一无名漂母与一无名老翁的斥责。他人的过激的否定性态度，唤醒了主人翁的尊严感，激发了主人翁的志向，志立功成，所以发迹后大多不忘当年点醒之恩。如韩信贵后，寻访漂母，赐以千金；张良则将老翁所变之石“宝祠”之。（二）钱缪模式。主要构件包括：1）主人翁都是立国帝王；2）微贱、无赖出身，干尽犯法勾当；3）曾得小民救下性命或帮其度过难关。 例如《古今小说》卷二十一《临安里钱婆留发迹》〔8〕中的吴越王钱缪， 《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太祖朱温、晋高祖石敬瑭故事等。如钱缪“在里中不干好事，惯一偷鸡打狗”，甚至做强盗、走私，出生时赖邻居王婆救下性命；朱温生性顽劣，人称“泼朱三”、甚至劫狱、劫法场，无所不为，为人放猪，得雇主之妻多方照拂；石敬瑭打伤哥哥，为人放羊，又射瞎主人之子，得主人妻子歹兀儿夫人相救，得以逃生，投军发迹。（三）薛仁贵模式。主要构件是：1）主人翁是帅将，且曾在对外作战中立下 战功；2）父母双亡，为人佣作；3）得女相助，赖女指点，成就功名。在元代出现的大量讲述薛仁贵故事的作品中，《孤本元明杂剧》本《贤达妇龙门隐秀》杂剧可视为代表。薛仁贵在柳员外家佣工，柳小姐怜其单寒，夜以红棉袄覆之，遂成夫妇；高丽入寇，柳氏力促仁贵赴边投军，遂成其功业。《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9〕， 神话色彩很浓，但大体上也属于这一模式。（四）刘知远模式，主要内容是：1）主人翁是立国帝王或悍臣；2）往往是父死家贫，本人有罪错，流落为人佣工或当兵；3）被人看出发迹之兆，赘为东床，渐至富贵。《新编五代史平话》及有关的戏曲中的后汉高祖刘知远故事，后周太祖郭威故事，史弘肇故事都属于这一模式。刘知远不从后父之教，被后父赶出，在李员外家佣作，被李员外看出贵相，以女李三娘许配之；郭威杀人逃命，路过柴长者之门，被他招赘在家，或说在街上游荡，竟被从宫中救出的柴夫人相中，以金银聘为夫婿；史弘肇蒿恼乡里，“没一个人不嫌，没一个人不骂”，但阎待招看中了，把妹子阎行首嫁给了他。他们都是从岳家走上投军发迹之路的。上述第三模式与第二、第四模式的区别是，第三模式主人翁非帝王，品格无问题，而第二、第四模式主人公则反之；第二、第四模式之间的区别是，第二模式主人公曾得人救助，第四模式主人翁则在沦落中被人高看，一跃而为快婿（女婿、夫婿、妹婿）；第一模式与后三种模式的区别是，第一模式中他人对主人翁的作用是反向作用，后三种模式中则是正向作用。
关于这一类型的作品，可注意者，有以下两点：第一，从作品的涵盖范围看，几乎元以前所有最著名的草泽出身的帝王、将帅、谋臣都成了大众艺术津津乐道的对象。但广泛性中又有集中性，元人在作品题目中直接写上“衣锦还乡”四字的杂剧有五种，其中三种都以汉高祖刘邦君臣为主角〔10〕；可见，秦末汉兴是一个较大的兴趣中心。说话方面，五代时期是又一个较大的兴趣中心〔11〕。这两个中心，一个意味着“乱世出英雄”，一个意味着“汉兴”，民族意识不言而喻。第二，这一类型在明前期出现了相当多的承续之作，如戏文《金印记》、《张良圮桥进履》、《刘知远风雪红袍记》等等。
第三大类型：工商业者发迹。这一类型主要出现于明代后期的话本小说〔12〕之中，而不存于戏曲。部分原因在于，明后期的戏曲已经完全文人化，已不属于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范围；话本小说则基本上仍属大众文化的范围。现存这一类型的作品仅有四篇，正好各自代表着一种模式。《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和气生财的发迹模式；同书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代表的是短途行商勤劳致富的发迹模式，所谓“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代表的是海外经商致富的发迹模式；《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则实际上代表的是坐商贱买贵卖致富的发迹模式，这个故事中主人翁的神女奇遇，不过是一场客况孤旅的桃花梦罢了。关于这一类型，我们应该注意，一方面，主人翁品格上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普通人，而且多是普通人中的好人，如施润泽拾金不昧，惜老怜贫，文若虚存心忠厚，徐老仆竭忠事主、毫不自利等，因而他们的发迹可以说是“好人好报”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致富发迹的每一步骤又完全出于巧合。正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所说的，“合该发迹，时来福凑”，二者既矛盾又统一，比较奇特。
概而言之，发迹变泰题材正式出现在宋代，并以文士发迹为其主要流行类型，创作倾向是肯定与否定并存；到元代，宋代否定性文士发迹大多演变成了肯定性文士发迹，同时出现了武人发迹的新类型，并成为创作的重心；入明，在文人发迹题材继续有所沉淀与衍生的情况下，初期重点延续元代武人发迹类型，后期工商业者发迹则成为新的兴奋点。
二、发迹变泰题材存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意蕴
宋元明时代，发迹变泰题材为什么会呈现这一纵向变化态势？在同时期的正统士大夫文学很少表现这一题材的情况下，这一题材在大众语体文学中长期存在，有着哪些文化意蕴？
从纵向来说，发迹变泰题材存在并呈现这样一种波动曲线，正是宋元明时代不同社会历史属性递嬗的反映。
宋代是文人化的时代。表现之一，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最大限度地向下层孤寒文士开放，一方面，采取试卷糊名、殿试时由皇帝亲自黜落高官子弟〔13〕等办法，排除势家大族对孤寒文士登进的影响与威胁；一方面，大规模增加录取人数，仅太宗一朝就录取近万名，远远超过了整个唐代录取进士的总和。表现之二，由科举选拔的文人待遇优厚，升迁迅速〔14〕，几乎操纵了政府的一切事务包括军事事务。诚如日本一位著名的中国史学者所写到的，“宋代政府偏重文官，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悉委文官。中央的枢密院本来应命武将为枢密使、副使，但不久又以文官代替，地方上指挥禁军的经略，安抚使，亦有以地方文官兼任的习惯。武官的进退受这些文官的左右，时常处于人下，以后历代的大动乱之际或在国初创业时，亦有武将立功，得以重用的情形，但一旦恢复和平，武官早晚会被除外，逐离政治圈”〔15〕。可以说，宋代是文人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重文轻武是宋代社会的根本历史属性的话，元到明初的社会历史属性则重武轻文，二者恰相倒置。拿正史来说，《宋史》无《功臣表》，其《宰辅表》所载除国初的赵普，都是文臣；《元史》有《宰辅表》、《三公表》，所载“皆国之元勋”；《明史·功臣表序》云，“宋代勋阶只崇虚号，祖孙父子各拟名邦，初无世及之文，非复承家之旧，至明祖开基，乃旷然复古，凡熊罴之宿将，帷幄之谋臣，生著号而殁袭封茅土之颁，殆逾百数”，所载亦皆勋将。正史的这种安排，正体现了从元到明统治集团以武将为中心的历史现实。《常山贞石志》卷一六《无极县厅事题名记》载：“大元以神武定天下，宠功裂土，藩卫犬牙相列。其官制民赋，生杀予夺，咸专一方。”高级将领及其爪牙左右了整个社会的命脉。同时，对武将的极度推崇，必然带来对文士的极度排抑，这在元，主要是长期不用科举，不给文人以进入仕途的机会。灭金后第五年（1238）搞了一次“戊戌选试”，结果仅是参加考试的四千儒士，“免为奴者四之一”〔16〕。直到差不多八十年后的延祐元年（1315），才算正式开科取士，但名额少得可怜，这呼声极高的第一次考试，才取中56名进士，而且还包括蒙古和色目人在内。对于广大的汉族文人来说，这样的科举有同于无。明初亦曾停用科举达15年之久。〔17〕更令明初文士恐惧的是，朱元璋还以文字为名，对他们大开杀戒，天下文士禁若寒蝉。〔18〕
明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滋长，整个社会呈现商业化倾向，已是人所共知。
不难看出，前述发迹变泰题材三大类型中的主人翁，就是它们所属的各个时代的宠儿。
从横向来说，发迹变泰题材长盛不衰具有多重文化意蕴。
首先，我们应该对表现这一题材的大众语体文学的作者加以关注。众所周知，大众语体文学虽依托于社会大众——市民、兵卒、低级吏员以及村镇农民——而存在，但它却并非一般识字很少的大众所能创作、生产。从创作上说，这主要是下层文人的天地，是他们发挥才艺的场所。前已指出，宋代是文人的黄金时代，但现实往往如此，有多少幸运者，也就有多少不幸者；通过科举走上发达坦途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文人不得不经历从理想角色向现实角色的痛苦转化，其中，跻身唐以来即已家传师授的说话人队伍，或加入为演出提供文字脚本的“才人书会”是一个较为可取的选择。《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诸书所载南宋说话人，有那么多“进士”、“解元”、“宣教”、“秀才”等称号，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批下层文人，具有较深的文史修养与底层出身所赋予的敏锐洞察力，它们一当与传统艺人的专业技巧结合，便极大地推动了大众语体文学的发展。为什么源远流长的说话艺术只是到宋代才那么繁荣，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完备形式的戏曲——戏文也出现于宋代，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就这批下层文人本身而言，他们的心态实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来自文人这个大阶层，具备一般文人渴望功名富贵的心态，因此，便不免把古往今来所有幸运的文人作为作品的主人翁，通过演绎他们的故事，来圆一个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富贵梦；另一方面，他们既以此谋生，便不能不遵从一般大众的道德观，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未曾进入过上层统治集团，思想上还保留着来自民间大众的朴实的本色，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对那些梦成后文人的负义行为表示愤慨和斥责，不能不把王魁、张协等等押上文学的审判台。可是，当现实发展到几乎把一切文人都打入生活底层的时候，他们对那些代代相传的文人负心的故事的看法，又不能不发生变化。从元到明初的一百年，是大众语体文学大发展的一百年，个中原因，正在于这是几乎所有文人都遭受扼抑的一百年。一个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他唯一的生存力量就是自尊；一个社会阶层也是如此。继续重复那些“文人无行”的故事，无疑是在往自身也从属的这个阶层脸上抹黑，无疑是人方轻之，己又贱之。因此，前述王魁模式故事，其荦荦大者，在元到明初时期都出现了翻案之作。例如，蔡二郎故事从《赵贞女蔡二郎》的“弃亲背妇”，变成《琵琶记》的“忠孝两全”；王十朋故事从《瓯江逸志》的“富易交，贵易妻”，变成《荆钗记》的“糟糠之妻不下堂”；王魁故事从《王魁负桂英》，变成了《王魁不负心》、《桂英诬王魁》等等〔19〕。当然，作为艺人，这些下层文人更主要的任务不在于为自身形象辩诬，而在于讲述为新时代的大众所乐于接受的故事，以求谋生。要乐于接受并不容易，除了要以大众更感兴趣的对象为作品主人翁，还要从他们的心理出发来铺陈故事。如前所述，从元到明初，整个就是一个武将的时代，尤其在元代后期，随着法律和秩序的日趋崩溃，“平静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原来农户手中不常见武器，现在到处都是。由于许多男人开始拥有并学会了使用武器，那些最善于使用武器的人便变成了军事领袖。每个村庄都要产生几个军事领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长，大的如今天的连长，人人都想有朝一日当上将军”〔20〕。一向以生活宁静、民风纯朴著称的农村尚且如此，人口扰攘、游民众多的都市更复何如！前述武人发迹诸模式中，叙述的重点之一是主人翁在青少年时代的顽劣和为非作歹，是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轻蔑和肆意破坏；叙述的态度往往不是否定和谴责，而是如数家珍般的罗列、夸耀。这完全是城市游民的趣味和情调。这种情况表明，在从元到明初的一百年间，大众语体文学的作者，虽然还在努力维护文人的角色本职，实际上已迅速滑向城市游民的新角色。城市游民只能是市民的边缘，工商业者才是市民的中坚。到明代后期，当大众语体文学再也不对别的发迹变泰题材感兴趣，只是追随工商业者发财致富的足迹一路发出惊叹之时，其作者已经蜕尽了文人的外壳，从里到外穿上了市民大众的新装。
不难看出，前述各类型发迹变泰题材作品，普遍展示了以下几种重要的大众意识：
（一）望富希贵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富贵——物质愈益富有，人格愈益尊贵——逼近的历史；因此，对富贵的渴望从来就是最普遍也是最合理的社会心态之一。孔子即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1〕。但一般正统士大夫文学却似乎羞于表现这一点；相形之下，大众语体文学表现这一心态之热烈、赤裸令人叹为观止。表现武人发迹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充斥如下一些艳羡的口吻：“这未发迹的好汉姓甚名谁？怎地发迹变泰”、“铜胆铁心未发迹的四镇令会”、“见他这异相，必竟是个发迹的人”、“史弘肇是个发迹变泰的人”、“指望投拜符令公，发迹变泰”、“刘太尉见郭威是个发迹的人”、“则是史弘肇合当出来，发迹变泰”、“史弘肇自此直发迹……富贵荣华，不可尽述”等等。《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在叙述主人翁登上荒岛，拾到令他意外发迹的大龟壳时，甚至说：“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时长，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柱个拐儿随他同走一番，也不枉的”。另一方面，这种望富希贵意识又基本上没有逸出儒家道德的范围，即使是武人发迹类型，也大都把主人翁年青时的为非作歹，骚扰乡里与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联系起来。从发展的角度看，望富希贵意识经历了从以望贵为主，到以望富为主的变化；因为文士与武将发迹，主要是政治上的“贵”，而工商业者发迹，一般则只有经济上的富了。这正说明，在市民大众心目中，封建的政治功名逐渐散失了吸引力，物质实利逐渐取得了主导位置。（二）富贵无种意识。发迹变泰题材，不管是来自历史，还是完全出于虚构，其主人翁都曾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他们在人生起始阶段的潦倒、困顿，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染。如文士发迹前都是流落异乡，衣食不保，忧愁终日；武将发迹前多是家贫难支，依恃于人，佣作谋生；商人发迹前往往连年蚀本，为人耻笑。他们发迹前的倒霉与发迹后的幸运，发迹前的贱微与发迹后的显贵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张力。元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中说：“自古忠臣良将，都出寒门。”《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结尾说：“将相本无种，帝王自有异。昔年盐盗辈，今日锦衣人”，都道出了此中真谛。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它的传播在于向广大下层民众张扬一种高度自信和自强精神。《钝秀才一朝交泰》头回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如今在下再说一个先忧后乐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内中徜有胯下忍辱的韩信，妻不下机的苏泰，听在下说这段话，各人回去，硬挺着头颈过日，以待时来，不要先坠了志气”。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生动直白。（三）富贵在天意识，这本是先秦儒家的一个思想，《论语·颜渊》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季氏》又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一思想在汉儒，特别是董仲舒的神学体系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存在一个人格化的“天”，并神秘地决定着人的一切包括穿达贵贱的观念，日益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观念。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观念越来越受到进步思想家们的怀疑；特别是在宋代，新儒学的思想家们不断对“天”的观念加以理性化或自然化的解释，神化的“天”的思想在进步思想界迅速褪色〔22〕。然而，少数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冲击力，来冲淡在他们周围的、整个社会大众的上述观念。思想的上层与下层分离而又并存。我们看到，几乎所有表现发迹变泰题材的作品，都把人物的穷通归于天命。《穷马周遭际卖媪》的入话诗说：“前程暗漆本难知，秋月春花各有时。静听天公分付去，何须昏夜苦奔驰？”《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开头直接说：“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天命意识在作品中的更多表现是，几乎每个人物在发迹前都曾梦兆于人或显出异相。如马周投宿王媪家的前夜，王媪梦见一匹白马奔来；赵旭邂逅上皇的前夜，上皇梦见天神送来九轮红日；史弘肇被阎家招赘之前，阎待招梦见他是东岳的神道；刘知远夜睡红光罩体，鼻出黄蛇；石敬瑭日行头现紫云，马露龙尾等等。这些描写表明，董仲舒以来谶讳迷信之说在民众中还很有市场。（四）贱者为尊意识。实际上，上述富贵在天意识不能完全视为大众思想落后性的表现，因为，从作品来看，他们心目中的这个神圣的“天”，已经部分地被统治阶级心目中的“贱民”所置换了；富贵在天，无形中变成了富贵在民、富贵在贱。这表现在，绝大多数作品都把主人翁的生死存亡、发迹变泰与某个地位卑贱的人的作用联系了起来，这些艺术描写揭示，没有哪些地位卑贱的人在关键时刻的作用。主人翁或生命不保，或继续沦落，不可能走上发迹之路，桂英之于王魁、贫女之于张协、卓文君之于司马相如、卖媪之于马周、刘氏之于吕蒙正、王婆之于钱缪、歹兀儿夫人之于石敬瑭、柴夫人之于郭威、柳氏之于薛仁贵、李氏之于刘知远等等，无不存在施救与被救的关系。非常奇妙的是，几乎所有发迹的人都是男性，而所以成就他们的人都是女性，而且多是身份卑微的女性，如妓女、寡妇、小贩子，甚至包括夷狄之妻。一方面是贵之又贵，一方面是贱之又贱；没有贱之又贱者，何来贵之又贵者！这是发迹变泰题材作品最突出的思想精华，是大众心态中人民性与民主性的集中体现。
众所周知，一般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从根本上说，揭示的仅仅是少数进步文人的心态，而为数众多的社会大众的心态，则往往被付之阙如。本文考察宋元明大众语体文学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相信可以为更好地了解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的心态，提供些微助益。
注：
〔1〕〔10〕参见谭正璧《话本与古剧》页27—28，20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11〕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页32，70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页221，中华书局，1980；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中编“古今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4〕《宋史·选举志二》载：“旧蜀士赴廷试不及者， 皆赐同进士出身。帝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例置下列，至是，遂谕都省，宽展试期以待之。及唱名，阎安中第二，梁介第三，皆蜀士，帝大悦。（绍兴）二十九年孙道夫在经筵极论四川类试请托之弊，请尽令赴礼部。帝曰：‘后举但当使御史监之。’道夫持益坚。事下，国子监祭酒杨椿曰：‘蜀去行在万里。可使士子涉三峡，冒重湖邪？欲革其弊，一监试得人足矣。’遂诏监司守，促宾客力可行者赴省，余不在遣中……类试第一人恩数优厚，视殿试第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人皆附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焉。是年，诏四川等处进士，路远归乡试不及者，特就运司附试一次，仍另行考校，取旨立额。”
〔5〕收在《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中。略云：书生崔韬夜宿， 有一大兽入；方惊恐，忽脱去兽皮衣，乃一奇丽女子；入就衾，两相欢好；明晨，崔暗弃兽皮衣于井，携女去；崔擢第，赴官经故地，复取兽皮衣；女着，化虎，吞崔去。
〔6〕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页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同〔3〕页711，转变原因在于， 现实题材最易触动统治者“霉头”而招致大祸。《元史·刑法制》即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
〔8〕本篇一般都认为是明人作品， 理由是有些内容见于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据《明史·文苑传》本传，“汝成博学”，“谙晓先朝遗事”，“时推其博洽”；《西湖游览志余》乃其“归田后盘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后所撰，主要是采择民间传说而成，可见未必田作在前，本篇小说在后，本篇的内容，还见于《新五代史》与宋僧文莹的《湘山野录》。从元代说话有特别喜欢讲述五代史的风气，以及本篇频见“贵人”等元人讲说发迹故事的口吻等来看，本篇小说的定形实应该在元代。
〔9〕本篇诸家都论为宋人作品，因元代演述同样情节的戏文， 《南九宫词谱》卷四引作《郑将军红白蜘蛛记》，而《醉翁谈录》著录有《红白蜘蛛》。按，《红白蜘蛛》在《醉翁谈录》中属于“烟粉类”，烟粉类一般都是文士与女性（女神、女鬼）的奇缘。而非武人与女性的关系，更不是武人“发迹”。本篇的主人公是武将，作品中并多处出现“发迹”字眼，显然，叙述重心是武将的发迹奇遇。因此，本篇作品很可能是元代艺人对宋代流传下来的烟粉故事加工、改造的结果，当为元人作品。元闽刻本《新编红白蜘蛛记》残本的发现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12〕笔者赞同周兆新《话本释义》的观点，认为宋元明通俗小说，不必强作话本和拟话本的区分，应该一体以话本视之。周文载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二卷。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载，雍熙二年殿试，太宗罢去宰相吕蒙正之弟吕蒙亨等人的进士资格，曰：“此皆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
〔14〕〔18〕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三“宋制禄之厚”等诸条和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士多不仕”条。
〔1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页195， 中华书局，1992。
〔16〕《元史·耶律楚材传》。
〔17〕据《明史·选举志二》。朱元璋的理由是，“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
〔19〕著名戏剧史家张庚等把这一变化归于艺术家们转而侧重表达人民的道德理想，笔者以为非尽是。参见《中国戏曲通史》页244 ～245，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20〕《剑桥中国明代史》汉译本页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1〕《论语·述而》。
〔22〕参见姚瀛艇《宋代文化史》第七章第一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