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烛影论文,疑问论文,事件论文,王有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2-0001-1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2.001 开宝九年(976)十月癸丑(二十日)夜，宋太祖猝死，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太宗。由于太祖死因存疑，或曰为太宗所谋害；且史载太祖临死前夕曾召赵光义入宫饮酒，有“烛影下”、“引柱斧戳地”之语，故世称此疑案曰“斧声烛影”。对于这一事件，宋“国史”未有记载，宋人野史笔记中所载也大都隐约其辞，但还是为后人留下有关“斧声烛影”事件之蛛丝马迹。其中最早当属王禹偁《建隆遗事》第十一章所载太祖“晏驾前一日”召见赵普、卢多逊受“遗命”事，但被李焘等斥为“事尤悖谬不可信”[1](PP.379-380)。①北宋中期，先后有释文莹《续湘山野录》[2](P.74)、司马光《涑水记闻》[3](PP.18-19)记录了“斧声烛影”事，经南宋李焘综合此二书文字，并考以其他史料，“略加删润”而编纂于《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记事中，较为详细地补记了“正史”未载的太祖之死经过。然其间依然疑问不少，所引起之纷争迄今未息。 《续湘山野录》云太祖未登基以前曾与一道士结交，至开宝九年中，那道士来东京造访，其间颇涉神怪不经，“如云‘于西沼木阴下笑揖太祖’，‘止宿后苑鸟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圣寿可延一纪’”之类，李焘《长编》以“疑皆好事者饰说，未必然也”为由删除之。但李焘又于太祖驾崩之前一日，即壬子日(十九日)记载了道士张守真“降神”之事，对《国史·符瑞志》所载张守真召“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来宣示“神言”之事照录不疑，如“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诸语。[1](PP.377-379)因为此一“神言”实为证明太宗继位是符合“天命”的根据所在，故被宋人视为“神验”而津津乐道。对于这一“晋王有仁心”之“神言”，今日研究者大多视作荒诞无稽之语而不予讨论，另外一些论者将其视作太宗为篡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如日本学者爱宕元《宋太祖弑害说と上清太平宫》一文指出太宗与道士张守真及陕西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之间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而所谓“晋王有仁心”之语，即张守真寄语太祖应传位太宗的“预言”，其实是为太宗“夺位”鸣锣开道。②考诸史文，太宗与张守真有着特殊关系自是确实无疑，如太宗登基才过半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便“诏修凤翔府终南山北帝宫，宫即张守真所筑以祀神者也”[1](P.406)，以为酬报；但要说“晋王有仁心”之语乃是为太宗“夺位”鸣锣开道，却似不然，因为“晋王有仁心”之语的出现要远晚于“斧声烛影”之事件。为此，本文拟据有关史料辨析“晋王有仁心”说的产生时间及其原因，兼对“斧声烛影”事件中存在的若干疑问，如太祖猝死之具体时间、太宗此时篡位之动因等加以考证。 张守真“降神”事，《长编》载于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日(十九日)，曰：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恐不然也，今不取。)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 分析上引注文，可知《长编》所记主要依据《国史·符瑞志》，并补充以杨亿《谈苑》，但未取《谈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之语。宋初《国史》有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两朝国史》由王旦等撰修于真宗朝前期，《三朝国史》由吕夷简等撰于仁宗初天圣八年(1030)。[4](P.195)南宋初洪迈曰：“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5](P.459)故李焘所引用者当为《三朝国史》。《谈苑》又名《杨文公谈苑》，乃杨亿“里人黄鉴从公游，纂其异闻奇说，名《南阳谈薮》”。仁宗时，宋庠“所录杨文公亿言论……删其重复，分为二十一门，改曰《谈苑》”。[6](P.325)其曰： 开宝中，有神降于终南道士张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与玄武、天蓬等列为天之三大将。言祸福多验，每守真斋戒请之，神必降室中，风肃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之。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馆于建隆观，令下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太祖以其妖，将加诛，会晏驾。太宗即位，筑宫于山阴。③ 但有关张守真与黑杀将军之事，早于《三朝国史》和《谈苑》二书、由王钦若纂集于大中祥符年间的《翊圣保德真君传》中已有记载，《国史·符瑞志》所载当即取材于此。王应麟《玉海》云： 国初，有神降于盩厔民张守真家，守真为道士，即所居创北帝宫。太宗嗣位，真君降言，有“忠孝加福，爱民治国”之语，诏于终南山下筑宫。凡二年，宫成，宫中有通明殿，题曰上清太平宫，如真君预言。祀神之夕，上望拜。兴国六年十一月壬戌，封神为翊圣将军。祥符七年，加号翊圣保德真君。凡真君所降语，帝命王钦若编为三卷，九年十月己卯上之。上作序，命曰《真君传》。[7](PP.1822-1823) 《翊圣保德真君传》见载于《云笈七签》卷103。王钦若于《进翊圣保德真君事迹表》中称其汇集“真君所降语”，“凡厥秘言，悉存旧录，将伸伦次，以示方来”。[8]关于张守真受命于“建隆观设黄箓醮”以“降神”之事经过，《翊圣保德真君传》记云： 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就宫致醮。使者斋戒焚香告曰：“晋王久钦灵异，欲备俸缗，增修殿宇。仍表乞勑赐宫名。”真君曰：“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十二座堂殿，俨三界中星辰，自有时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使者归以闻，太宗惊异而止。太祖皇帝素闻之，未甚信，异(日)，遣使赍香烛青词，就宫致祷。召守真诣阙，备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曰：“非精诚恳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圣降灵事迹闻奏。太祖召小黄门长啸于侧，谓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傥谓臣妖妄，乞赐按验，戮臣于市，勿以斯言亵黩上圣。”诏守真止于建隆观。翌日，遣内臣王继恩就观设醮，移时未有所闻。继恩再拜虔告，须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遵符命，降卫宋朝社稷，来定遐长基业，固非山林魑魅之类也。今乃使小儿呼啸，以比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上天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仁心。”凡百余言，继恩惶惧不敢隐，具录以奏，因复面言神音历历，闻者兢悚，太祖默然异之。时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 对勘《翊圣保德真君传》与《谈苑》之相关文字，可知《谈苑》并未录自《翊圣保德真君传》，而是别有来源。《真君传》有真宗为之作序，当可视之“钦定”。然从太祖“未甚信”，“召小黄门长啸于侧”以拟“神”之声音，可证杨亿《谈苑》称“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之语当有所据。而神宗时张师正所记也可与《谈苑》之语相印证。张师正《括异志》卷一载“降神”事曰： 太祖召至京师，设醮于宫廷。降语曰：“天上宫阙成，玉锁开，十月二十日陛下当归天。”艺祖恳祈曰：“死固不惮，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数年，俟克复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晋王有仁心，历数攸属，陛下在天亦自有位。”(原注：时太宗王晋，为开封尹。)太祖命系于左军，将无验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践祚，度守真为道士，仍赐紫袍。……仍尊黑杀，号为翊圣。仁宗朝，追谥守真为传真大法师。事见《翊圣别传》。[9](P.2) 有学者认为张师正所标示的“资料来自别称《翊圣别传》的《翊圣保德真君传》，内容自是与《国史》等官方记载不相悖违”，[10](P.96)但对勘《长编》所引《国史·符瑞传》以及王钦若所撰《翊圣保德真君传》相关内容，可证《括异志》所云与此二书大相“悖违”，也与《谈苑》所言不同，是其也当别有史源。因此，所谓“事见《翊圣别传》”，或是《翊圣保德真君传》之外别有《翊圣别传》一书，或是张师正表示自己所记之事以外的其他有关黑杀将军、张守真的言行见载于《翊圣保德真君传》。 如上所引诸书，可证在黑杀将军降言“晋王有仁心”一事中，张守真实为关键。张守真生平记载，现见最早者当属张守真之子张元济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六月所撰的《圣宋传应大法师行状》。传应大法师，乃宋廷赐张守真之尊号。张守真卒于至道二年(996)闰七月十六日，享年66岁。《传应大法师行状》在叙述张守真于太宗朝从“祀圜丘”事时，云“国史详焉”。[11](P.3下)因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撰成于大中祥符年间，故此“国史”当指于咸平元年撰成的《太宗实录》。但《传应大法师行状》中仅记载了张守真开宝九年十月间自终南山来汴京觐见太祖之事，却并未记载张守真壬子日于“建隆观设黄箓醮”一事： 开宝□年，太祖皇帝□□□□□□□□□□驰驿以□。是年十月三日赴命。越十日□□东都，趋文陛，天子被□，百辟列叙，法师对敭，神气自若，左右为之动容。上询遇真君神异事，法师具对。□□□□□□□□□□谓法师曰：“真君降言，有类此乎？”对曰：“若陛下不之信，弃臣市可验，无以人声媟嬻上圣。”帝然之，曰：“果正直之□。”即日诏憩建隆观。十九日，太祖上仙。二十一日，太宗皇帝嗣统，命法师琼林苑醮谢上帝，结坛施法。[11](P.3上) 《传应大法师行状》中颇有阙文，但结合《翊圣保德真君传》，其文义大体可知。《行状》所述张守真抵东都及太祖召见之日，为《真君传》所未载。又《行状》言“十九日，太祖上仙”，也显与诸书所记不同。考《金石萃编》所录《行状》，于“太祖皇帝”、“天子”、“上”、“真君”、“上圣”、“帝”、“太祖”、“太宗皇帝”诸字之前皆空格，于漫漶难辨之字则以“□”代之，可见“十九日”、“太祖上仙”之间当无脱文。 对于太祖召见张守真之日，《翊圣保德真君传》列于壬子(十九日)张守真于“建隆观设黄箓醮”前一日，即十八日，而《传应大法师行状》系于十月十日。太祖召见张守真的原因，《长编》云是“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显然李焘认为太祖是因为“不豫”，故召来张守真“设黄箓醮”并“降神”以祛除病魔，而太祖之“崩”也是此“不豫”的结果。然从《传应大法师行状》《翊圣保德真君传》所载太祖召见张守真时的言行来看，皆不似有重疾的样子。而且“黄箓醮”亦称“黄箓斋”，系指为超度亡灵而作的度亡道场。《资治通鉴》卷257载唐末吕用之“与郑杞、董瑾谋因中元夜，邀高骈至其第建黄箓斋，乘其入静，缢杀之，声言上升”。胡三省注曰：“道书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黄箓大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设醮焉，追忏罪根，冀升仙界，以为功德不可思议，皆诞说也。”[12](P.8370)《云笈七签》卷37《十二斋》亦称：“黄箓斋，拯拔地狱罪根，开度九幽七祖。”因此，太祖召见道士张守真入京，于建隆观设“开度九幽七祖”的黄箓醮，似与其是否“不豫”不相干，且当于十月十五日下元节举行为合适。而且，对撰写《传应大法师行状》的张元济而言，其父被太祖召入京城，并为太祖“设黄箓醮”以“降神”，是何等重要且荣耀之事，却只字未提。稍后撰成的《翊圣保德真君传》虽已提及太祖命内侍王继恩于十八日在建隆观设黄箓醮，让张守真“降神”，并记下了神言“晋王有仁心”等语，但也未有只字提及太祖“不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也记有张守真事，云： 开宝九年，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降神，神有“晋王有仁心”等语。明日，太祖晏驾，晋王即位，是谓太宗。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下，封神为翊圣将军。出《太宗实录》《国史·道释志》《符瑞志》。[13](P.2) 因《长编》已注明其乃“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且十月十九日太祖尚在位，故邵博云“出《太宗实录》”者，当指太宗继位以后于终南山下筑上清太平宫、“封神为翊圣将军”事出自《太宗实录》。 因李焘《长编》的取材大则，是以官修史书为基础，并用官史记载来衡量“纷杂难信”的私家著述，加以考辨选用，故其“大量正文则径取《实录》而并不注明”。[14](PP.49-56)当官私史书记载文字存有矛盾，李焘一般注明正文所依据之书，并引录其他记载加以考证、辨析。从《长编》卷17注明此事系依据《国史·符瑞志》，并“增以杨亿《谈苑》”而成，可证撰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祖旧录》以及撰于真宗初年的《太祖新录》《太宗实录》中尚未有如此内容，而成文于真宗初年的张元济《传应大法师行状》也同样没有记载。至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撰《翊圣保德真君传》，才添入于建隆观设黄箓醮，命张守真“降神”之事，因真宗为《翊圣保德真君传》撰序，故其具有“钦定”身份，而被修入《国史》，但依然未有“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的说法。所谓“上不豫”之说，当出自杨亿《谈苑》。李焘记载张守真之事时“稍增以杨亿《谈苑》”，看来所增者当即此“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之说。由上可知，有关太祖因“不豫”而“驿召守真至阙下”，于“建隆观设黄箓醮”，张守真“降神”以及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诸故事，当皆出自日后伪撰，直至真宗祥符年间方成型，为王钦若编入《翊圣保德真君传》。 杨亿《谈苑》所载“上不豫”事，也当出于传闻。因《谈苑》于此下又云：“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为下神，守真屡请，神不降。归，才至而卒。后数日，宫车晏驾。此事异也。”案太宗死于至道三年三月，而《传应大法师行状》云其卒于至道二年七月十六日，《翊圣保德真君传》云其卒于是年“闰七月十六日”，“七月”、“闰七月”虽不同，但可证《谈苑》所云乃误。或为证明太宗死前之“事异”，传闻中也增添了太祖“不豫”而召见张守真“降神”成功之事，以为对应。又杨亿《谈苑》乃他人所裒集，“但杂抄旁记，交错无次序”，故此后宋庠加以编次，“掇去重复，分为二十目，勒成一十二卷……辄改题曰《杨公谈苑》”。[15]因此，所谓“太祖不豫”之语，或为传写时所添入。 分析《长编》所引文字，李焘似未曾利用《传应大法师行状》和《翊圣保德真君传》，只是“删润”《国史·符瑞志》、杨亿《谈苑》所载张守真之事编入《长编》，但为避免与其下太祖闻听神言“晋王有仁心”后，“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之语相冲突，故特意删去《国史·符瑞志》“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以及杨亿《谈苑》“太祖以其(张守真)妖，将加诛”等语，以突出真君之语。经此“删润”，李焘在相当程度上划一了各种相异甚至对立的记载，以证明太宗继位乃上符天意、下遵太祖之命，从而否认太宗有篡夺太祖皇位即所谓“斧声烛影”之事。 前人每以“晋王有仁心”来否认“斧声烛影”一事，既然“晋王有仁心”之说实为后日所造作，则本就疑问重重的“斧声烛影”事件更有重新考订之必要。对于太祖猝然离世的死因及其具体经过，宋代官修史书(包括国史、实录、会要等)皆无记载，但李焘认为“顾命，大事也，而《实录》《正史》皆不能记，可不惜哉”，故汇总《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等相关史料，加以裁剪、辨析，编入《长编》。自元以来，因已无宋人之忌讳，故对“斧声烛影”事件之考辨一直观点两立，纷争不绝。元人陈桱、杨维桢、明人刘定之等皆认定确是太宗谋害太祖，篡夺了皇位；而元人黄溍、明人宋濂、程敏政等则力辨其诬妄，认为并无太宗篡弑之事。[10](PP.161-175)程敏政进而认为“太祖、太宗授受之际，所以致后世之疑者”，乃是因为“李焘删润《湘山野录》而启之，陈桱附会《涑水记闻》而成之。不深考者以为实然耳”。[10](P.179)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力主此说，清乾隆皇帝于《通鉴辑览》中更指斥《长编》如此记载实是诬陷太宗。进入20世纪以来，有关研究时出，较早且有影响的有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与邓广铭《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诸文。④谷文认为“太祖之愿传太宗，大致无甚问题”，《湘山野录》所记录者，乃“烛影之下，夙诺重申，欲于金匮誓约之外，求得友爱上与良心上之保障是也”。与之相反，张文通过考辨金匮盟誓之伪，认定太祖之死甚可疑；吴文指出太宗继位有阴谋之痕迹，并分析太宗个性及行为，认为其通过阴谋活动攘夺皇位，实不出人意外；邓文认为太宗得位实出于“逆取”，但其采用手段，还未惨毒至“烛下弄斧”程度。然有关争议，至今迄无定论。⑤综合上述诸说，其纷争不息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有关史料的不同解释而然。 关于“斧声烛影”，《续湘山野录》记云： 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善歌《步虚》为戏……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尅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登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避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2](P.74) 而《涑水记闻》卷一则载录了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之经过：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3](PP.18-19) 《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所记皆有讹误，如《续湘山野录》“开宝乙亥岁”为开宝八年，非太祖猝死之开宝九年，且其语气隐约，内容颇有荒诞难信处，但因此段文字即是“斧声烛影”的最初文本，宋时广为流传⑥，故李焘虽认为其“未必然”，却还是引录于《长编》中。李焘认为：“太祖英武，其达生知命，盖有如此者。文莹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莹所言道士，不得姓名，岂即张守真耶？或复一道士也。恐文莹得之传闻，故不审，如云‘于西沼木阴下笑揖太祖’，‘止宿后苑鸟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圣寿可延一纪’，疑皆好事者饰说，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内’，此亦谬误。太祖既不豫，宁复自登阁，且至殿庭戳雪乎？今略加删润，更俟考详”。又云司马光《记闻》“误王继恩为继隆，程德玄为贾德玄，今依《国史》改定”。由此《长编》记录太祖、太宗“授受”之经过曰： (壬子[十九日]，召张守真降神，神言“晋王有仁心”云云)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二十日)，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意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耶。” 甲寅(二十一日)，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帝号恸殒绝。 由上可见李焘对《续湘山野录》所记有取有删：以“好事者饰说”为由删除荒诞不经者，但对神言“晋王有仁心”之语却照录不疑；以因与其他史料不符为由删去“太宗留宿禁内”之语；对可能引起世人猜疑者不予采录，如以“太祖既不豫”为由，而未载“御太清阁以望气”、“酌酒对饮”诸事，并改“戳雪”为“戳地”；改太祖大声嘱咐赵光义“好做，好做”为“好为之”等。但此处李焘更为重要的改动是将太祖“夜召晋王”之事，从《续湘山野录》所记的二十日提前至十九日。对此更改，有学者以为是为了调和《续湘山野录》与《涑水记闻》之间的记载矛盾。[10](P.118)《续湘山野录》所云太祖在召晋王入宫饮酒之当夜驾崩的说法，宋时传播甚广。文莹常出入贵官显宦之家，宋人称“文莹尝游丁晋公(谓)门，公遇之厚”[16](P.143)，故《湘山野录》所记颇多宫禁政坛秘闻，又因其作为方外之人，政治约束较少，故敢记录一些敏感的本朝政治事件，在当时便为士人所重视。[2](卷首《点校说明》)李焘对文莹所记难以否定，故对太祖“死期”便采取了含糊两可的记载。 现见史料大都云太祖死于开宝九年十月癸丑，但其死亡之时辰，诸书所言却有不同。如《宋史·太祖纪》曰“癸丑夕”，《续湘山野录》曰“将五鼓”，《涑水记闻》曰“时已四鼓”，《长编》也曰“时夜已四鼓”。太祖死在半夜，应无疑问。但据《长编》所载文字推断，却存有究竟是癸丑日之凌晨还是下半夜(即甲寅日凌晨)的疑问。 《长编》载十月壬子，太祖命宦官王继恩去建隆观“设黄箓醮”，得神降语，“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次日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因宋人野史笔记大都称太祖是在“夜召晋王”的当夜猝死，如此推断，则太祖当死于癸丑日凌晨四鼓时。但此推断却与“癸丑夕”、“十月廿日夜”的说法不符。故自元以后，屡有史籍将太祖死期属之壬子日，如元末陈桱《通鉴续编》开宝九年“纲”曰：“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晋王光义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义立。”并于“目”下详释曰：“十月，宋主不豫。壬子夜，召晋王入寝殿，属以后事，宦官、宫婢皆不得近。但遥见烛影下，晋王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声曰：‘好为之。’俄而宋主殂，年五十。”[17](卷三丙子条)今人也有认为“光义入宫一日以后才得以即位，反映出他的继位遇到了一些阻碍，费了不少事才得以成功”。[18](P.36)即太祖死于癸丑日凌晨，赵光义随即入宫，却至甲寅日(二十一日)才召见群臣继位，故有“入宫一日才得以即位”之说。此说实可商榷。 在辨析此问题之前，先来考察一下古人记时习惯。《颜氏家训》释“五更”云：“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19](P.38)是四鼓、五鼓即四更、五更。那么一日以何时为始？《史记索隐》有云：“以建子为正，故以夜半为朔；其至与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为正者，则以平旦为朔也。”又云：“按：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20](PP.1255-1262)后世所行一般为夏历，故以“平旦”为一日之始。如南朝时僧人宝志和尚撰有《十二时颂》，即以“平旦寅”为始，依次至“夜半子”、“鸡鸣丑”终[21]，可证。然史籍也有将“四鼓”时系于下一日之例，如《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名将李愬袭取蔡州事： 辛未，李愬……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复夜引兵出门。……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12](PP.7740-7741) 据此，四鼓乃壬申日，而非辛未日。然此例当为行文方便，并非通例。宋代史书中一般不如此记时，如《长编》卷351于记元丰八年二月辛巳日事后，又云：“是夜四鼓，开宝寺寓礼部贡院火。”[1](P.8408)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记金完颜亮被弑之事，其注云：“金亮之死，晁公忞《败盟记》在二十七日乙未，赵甡之《遗史》在二十八日丙申。按苗耀《神麓记》云：耶律阿里等谋以二十六日夜分弑亮。盖二十七日未明时也。杨万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称乙未夜弑亮，实差一日。”[22](P.795)可见天“未明”时所发生之事当属之前一日。若言上述事例尚欠明确，下面就再举两则宋人日常行文记时之例以说明之。 北宋曾巩《题祷雨文后》载其元丰元年五月在福州“祷雨”事，略曰： 丁亥夜五鼓，出祷鳝溪，属吏士分祷群望。己丑，率属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将为坛祭龙。庚寅，蔬食如己丑。夜三更，就坛壝，刲鹅祭龙。辛卯夜五鼓，就视牲血，以法推之，当得雨。壬辰，就紫极宫坛，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咒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祷诸祠未遍者，取黄蘖山龙潭水置道场，率属吏士往请。甲午，又往。乙未夜二更得雨，连三日夜，远近皆有余。[23](PP.553-554) 又陆游《入蜀记》记其乾道六年自浙入蜀的行程： 闰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四鼓，解舟行，至西兴镇。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无波。[24](PP.1-4) 可证“癸丑夕”非指是日凌晨，故严格而言，太祖当死于甲寅日凌晨。因此，太祖“夜召晋王”之时当在癸丑日傍晚或上半夜，而不当系于壬子日记事中。 对于《长编》将《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于十月癸丑晚召见赵光义提前一日，系于壬子晚之目的，有学者认为，若如文莹所云将太祖“死期”定在“十月甲寅将五鼓时”，将下“距宋太宗‘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便即位的时间不多于两小时”，“则《涑水记闻》所称宦官王继恩以私意迎宋太宗入继大统一事便缺乏‘合理’的完成时间”，所以李焘便将太祖“‘死期’前移一天”，而在太祖死至太宗继位间的一天时间中，李焘未作任何记载，如此“‘有乖常理’的叙事手法，适足以为后人提供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的线索”。[10](P.118)此说也不尽然。李焘将太祖召赵光义入宫时间提前至十九日，确为调和《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之记事矛盾。然两宋宫禁内有“六更”之说，虽此“六更”究竟如何计算存有异说，但皆称其与民间夜分五更者不一致，且云其始于宋初太祖时。[25](PP.57-58)[26](PP.221-222)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也载其于淳熙五年为翰林学士时值夜起草诏制的故事，注云：“禁中四鼓，乃在外三更。”[27]南宋的宫禁制度上承北宋，故太祖死时之四鼓，或是指“禁中四鼓”，实“在外三更”而已，如此则“宦官王继恩以私意迎宋太宗入继大统”，在时间上就无障碍了。 《续湘山野录》云太祖猝死之夜，赵光义“留宿禁内”。李焘据《国史》《涑水记闻》等所记太祖驾崩后，宦官王继恩至开封府召赵光义入宫事，加以否之，但从当时相关人员的活动上看，晋邸中人确实前知太祖死期。 《长编》云太祖猝死，时已四鼓，宋皇后遣太祖心腹宦官王继恩出宫召皇次子德芳，但王继恩却“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赴开封府召赵光义，使赵光义抢先入宫继位。史称王继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顾。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继恩中夜驰诣府邸，请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28](卷466《宦者传一》，P.13604)可证王继恩在皇位授受间所起的作用。 王继恩在“南府”门外所遇的程德玄为赵光义亲吏。史载其“善医术。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颇亲信用事。太祖大渐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栉，诣府，府门尚关。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盘桓久之。俄顷，见内侍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德玄因从以入，拜翰林使。”[28](卷309《程德玄传》，P.10155)《宋史》所云，据《长编》卷17注文，可知其源出宋《国史·程德玄传》。因当时王继恩实奉宋皇后之命出宫召德芳，故所谓“称遗诏迎太宗即位”者颇有讳饰。推断程德玄此时盘桓门外，当是等候王继恩到来。又《长编》卷17注引《国史·方技传》所载马韶之事，也完全证明晋邸之人前知太祖死期这一事实： 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玄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数日，韶以赦免。[1](P.381) 《宋史》卷461《方技上·马韶传》所载与此同，但其下又云：“逾月，起家为司天监主簿”；次年，擢太仆寺丞，历迁至太常博士。由是可证，与程德玄相“善”的马韶，当也因作为“龙飞”功臣而得入仕升官。由《马韶传》云云，可知程德玄自称待在开封府门外，是因为夜深“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故“遽起……诣府，府门尚关”之语，乃是谎言。当严禁天下私习天文之时，赵光义亲吏却暗中结交“习天文三式之学”的布衣马韶，且关系密切，其中奥秘可推而知。又马韶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有宣扬太宗得天命之意。从记载与赵光义颇有关系的王继恩、程德玄、马韶三人当时行为的有关史料上看，虽其对敏感内容已有意掩饰，但细加辨析，还是可以发现晋邸之人在太祖猝死前后，为赵光义继位所做之准备。 又从《马韶传》云其于“十月十九日既夕”至开封府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至次日“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之语，可见李焘《长编》将太祖召晋王入宫置于十九日，也有所本。王钦若《翊圣保德真君传》言内臣王继恩观道士张守真设醮降神，并将神言“晋王有仁心”之语转告太祖，“时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可知因某种原因，当时已有太祖于“十九日夕”猝死的传言，而前文所引《传应大法师行状》称“十九日，太祖上仙”，其原因当也即在此。不过《长编》将赵光义进宫之日系之壬子日，并删《谈苑》所载太祖欲“加诛”张守真之事，删《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登阁望气之事，又改太祖殿庭引柱斧“戳雪”为“戳地”，以坐实太祖“不豫”，实是为太宗开脱嫌疑，而非如有人所言是“为后人提供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的线索”。 历代视“斧声烛影”为伪者，皆认为太祖是因“不豫”而猝死。对此，可先考察一下太祖当时健康情况。太祖于开宝九年三月曾离京巡西京洛阳，故其身体健康应无疑问。太祖回京以后又如何？据《长编》卷17、《宋史·太祖纪三》载，自四月辛亥回到开封城至十月死亡之间，太祖出皇宫活动频繁，至十月己亥，太祖还“幸西教场，观飞山军士发机石”。 太祖在宫中处理政务之余，如此频繁出游，并曾远行西京洛阳，其间并无生病记录，可知其健康、精力当无问题。而十月己亥为六日，至癸丑(二十日)太祖死，时隔半个月，其间也无生病及御医、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传应大法师行状》曾载道士张守真于十月十日赴东京，得太祖召见，《翊圣保德真君传》言太祖召见张守真在十八日，皆未言太祖“有疾”。又上文也曾辨析《长编》所云“上不豫，驿召(张)守真至阙下”之记载不实。同时，太祖得病，未召御医“视疾”，却召能请神的道士于道观“设黄箓醮”，其所降神言是让天子传位其弟：“晋王有仁心”。太祖闻言后即夜召其弟入宫“属以后事”，结果是夜太祖猝死。如此记载，实难征信。 对于太祖死因，历史上有赵光义以柱斧杀太祖于禁中的传说。如元人杨维桢《金匮书》诗云：“夜闼鬼静灯模糊，大雪漏下四鼓余。床前地，戳玉斧，史家笔，无董狐。”[10](P.162注引)此“玉斧”即《长编》等文献中所说的柱斧。 何为柱斧？据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一文考证，宋代柱斧有两种，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作为文房用具的柱斧又称玉柱斧、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之，而“斧声烛影”中的柱斧即为文房用具之玉斧，难作杀人之具。[29]如此说法，似可商榷。王瑞来认为太祖手中常持之柱斧虽为日常用具，实亦有防身武器之用，只不过不易引人注目而已。[30]虽然此柱斧可用作杀人利器，但太祖显然不至于死于柱斧之下。[31]《续湘山野录》载太宗继位之际，曾“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若文莹所云非虚，则太祖若死于斧下，实难瞒众人之眼。 有学者推断太祖是因饮酒过度中毒而猝死，也有学者通过分析真宗以下诸宋帝死因，提出赵氏家族可能有躁狂忧郁症遗传，太祖因此突患脑溢血死去，属正常死亡。但其论据似皆亦不充足。太祖确喜饮酒，史书中也常有宴会近臣、外臣的记载。不过早于建隆二年，太祖即告诉侍臣：“沉溺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1](P.42)可见对此是有所克制的。而且，如太祖属正常死亡，完全可以诏告天下、载诸国史，何须宋朝君臣在太祖之死、太宗嗣位问题上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因此，太祖猝死，当非因疾病不治所致。从太祖死前曾与赵光义对饮上看，似也说明赵光义与太祖之死实有脱不开的干系。 太祖究竟死因为何？有学者认为太祖实死于赵光义下毒，并且指出当重视赵光义身边之程德玄此人。在太祖猝死、太宗继位的过程中，程德玄的言行确实颇引人注目： 时大雪，(王继恩)遂与王(赵光义)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1](P.381) 程德玄仅为开封府一僚属，竟然于此非常时期随同赵光义闯入深宫，且当王继恩要赵光义“止于直庐”以待禀报时，程德玄反对道：“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使赵光义直闯寝殿，成为赵光义夺位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史称程德玄善医，而赵光义也善于酒中下毒，如南唐后主李煜即被太宗所赐毒酒害死，而不少史籍皆记太祖在与赵光义对饮的当晚猝死，可证赵光义确有下毒机会。而下毒酒中，又不被发觉，善医的程德玄便有其用了。[8](P.43)《续湘山野录》称太祖“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似也告诉后人：太祖遗体经沐浴处理以清除中毒痕迹，或遗体“玉色温莹”本身即是中毒之结果。《默记》所载一事似可为太祖被酒中之毒害死提供佐证： (太宗次子)昭成太子元禧……娶功臣李谦溥侄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张氏号张梳头，阴有废嫡立为夫人之约。会冬至日，当家会上寿，张预以万金令人作关捩金注子，同身两用，一着酒，一着毒酒。来日，早入朝贺，夫妇先上寿。张先斟王酒，次夫人。无何，夫妻献酬，王互换酒饮，而毒酒乃在王盏中。张立于屏风后，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