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在文学之内还是文学之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文学论文,之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5)02-0103-06
一
文学批评有着长期被忽视的历史。
文学批评真正从创作的遮蔽下显现出它的存在，还是近百年的事情。有趣的是，它是在为“文学”获得独立地位的阐释过程中将自身凸现出来的。
西方学者为确立文学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寻找理论依据，并为它制定规则、范式的努力是从近代开始的。18世纪中叶，在艺术、美学、文学等不同层面中几乎同时出现了标志性的成果：关于艺术的观念，开始使“艺术”这一概念与自古以来具有的“技艺”内涵分化，赋予现代的审美意义。可见的最早文献是1747年查里斯·巴托的《论美的艺术的界限与共性原理》[1](P15)；在美学领域，开始将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构具有自己的范畴、命题、组织结构的理论体系的努力以1750年鲍姆加登出版他的著作《美学》第一卷为标志；而在文学领域，英语中用来表达现代含义“文学”的词“Literature”和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直到1800年前还是指的“著作”，或者“书本知识”。1800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发表的《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被认为是把“文学”确定为想象的作品的现代含义产生的标志[2](P22)。文艺学、美学领域里的这种为文学的独立性寻找理论依据的批评理论自觉不自觉地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这种要求被德里达后来一语道破。他指出，现代的文学观念要求文学有自己的建制，这个“虚构的建制”要求有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怀疑自然与制度、规则、历史之间的传统差别。所以，“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3](P4-5)。从文学观的基本范式看，西方从古希腊直至20世纪初这样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其间出现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新柏拉图唯心主义等等文学思想流派，但它们都没有超出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对文学认识的核心的观念——“再现”。“文学文本‘再现’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头脑里的或社会的东西，这种观念似乎已经不证自明”[4](P1)。这种传统的“再现”理论模式无论是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模仿，还是对作家主观精神世界的再现，都与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批评杂处在一起。由此，批评的权威很自然而且很容易地被政治权威所派定。而“文学”观在新理论的阐释下发生的突变，使人们开始注意到批评理论自身对文学的意义。
在20世纪，一个又一个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在建构文学的“内部”体制过程中出现，试图在一个具有排它性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文学学科。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批评研究的目标设定为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原因，即“文学性”。在他们看来，这个原因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结构。因为文学作品产生文学性的原因在于用特殊的手法使词语、语言秩序造成陌生化效果，从而使文本被感受为艺术作品。因此，文学只是“作为手法的艺术”，只与一般的文学有关，而与作者个性、作者的想象或意识内容无关。他们令人吃惊地宣布，文学不仅独立于作者和读者，而且独立于现实生活及其一切屑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的工作体现了文学批评由以作者为中心向以作品为中心的转移，由传统的意识内容为中心的批评向以形式为中心的转移。新批评理论以“意图谬见说”切断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又以“感受谬见说”切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就成为对作品文本本身的封闭式阅读。他们吸取了语义学批评的理论，把批评的任务设定为对作品语言作语义学、修辞学的阐释，发展出诸如语义、复义、语言的张力、含混、反讽、象征、隐喻等一系列批评范畴。新批评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学观40、50年代在英美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结构主义诗学意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理论的无根性，把文学作品切割成无关联的片断作琐碎的语义分析，无助于对文学的整体阐释。作为新批评理论批评前提，被认为是客观地规定着意义产生的文学“传统”、共时性的文学系统没有在新批评那里得到应有的揭示，而只是被设定为先在于具体批评的客观规定性的东西。结构主义诗学对新批评的反拨是将个别文学作品与所有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他们认为，孤立地看个别的文学作品，只能看到文学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所以，应该把文学批评从对个别文本的关注上转移到文学的整体上来。用历史的、整体的眼光看文学，就能够发现局限于个别文本中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结构主义诗学视野中的文学，只是以结构形式组织起来的文学。他们在文学系统中要找的是使文学作品产生意义成为可能的程式，而不关心意义本身。他们由此发现了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等不同层次的结构。与新批评不同的是，结构主义把批评的中心由个别作品转向整个文学系统，由对个别意义的关注转向对类型的关注，由对文本作语义学、修辞学的理解与阐释转向对产生意义的结构程式的批评。但是，从把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自足的语言系统，仅在其中寻找意义产生的程式，把结构作为批评先在的最终提供意义可能性的前提等方面看，结构主义还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延续。接受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新范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使西方文学批评中又有了读者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文学作品在没有被读者阅读时，只能是一个潜在性的存在，只有读者的接受才是现实的存在。真正的文本只存在于读者阅读过程中。文学文本并不具有固定的所指，读者的“文学能力”和“阅读期待”对意义的产生起关键作用，因为意义是阅读的结果，取决于读者按照什么样的文学原则去阅读。接受美学恢复了文学作品与人的关系，却只局限于读者，把客观性只建立在共同的文学经验基础上，而且仍然与现实生活相分离，成为以读者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反对给一种假设的前提赋予绝对的权力，把对文学的理解建立在先验的抽象规定上去。认为过去的文学批评理论采取这种思维方式都是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基础上的，而一部作品或者文学批评实际上决不会完全被这种“形而上学臆说”所支配。当“形而上学臆说”支配文学批评时，就会发生形式对内容的缩减，使文本简化为某些设定的东西。而阅读需要的是激活作为简化基础的那些非逻辑的、非概念的种种动态关系。解构主义的这些主张，取消了为文学设定某一先在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前提的合理性，给文学提供了从这些设定的前提所规定的自我封闭的领域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德里达把文学建制称为反建制的建制，保持了文学的开放性。但是，在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只是从文本语言的分析颠覆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根基，仍然没有完全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没有真正恢复文学批评与现实存在的沟通。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深化，至中后期，合规律地出现了文学与历史重新沟通的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向历史—文化批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都成为这种新转型的代表。20世纪里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风涌而起，各种文学思想的百家争鸣，越来越使人意识到批评方法本身给人们认识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文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批评理论本身高度注意，批评被置于文学中思考的现象，20世纪因此被称为批评的世纪。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流派以各自的批评模式对文学的种种阐释而产生的文学观，是在面对同一个文学现实出现的。可以想象，身临其境地面对如此众多却又彼此冲突的关于“文学”的阐释，会让人觉得文学创作并不自动产生文学观。“文学”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规定性，与文学批评采取什么样的批评模式相关。甚至可以说，“文学”意义是被一定的批评模式制作出来的，而不是文学固有的。这就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单一归属，出现了许多问题：文学自身究竟是否存在客观的本质属性？文学创作究竟对文学批评有没有必然的规定性？我们意识到的文学的规定性是怎样获得的？是自身显现还是文学批评的给予，或者其它的什么方式？更进一步说，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批评理论更能接近文学的实际？用什么标准判断一种文学批评是合理的、恰当的？这个标准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既然文学观与文学批评的模式相关，既然批评模式的产生又不是对文学创作唯一的必然性的反映结果，那么，任何文学观和产生这种文学观的文学批评理论模式的存在依据都是应该被研究的。因此，过去许多被认为是自然合理的，或不言自明的观念都可以重新提出来研究。例如：究竟是文学创作在先还是文学批评在先？如果是文学创作在先，创作何以确定自己为“文学”创作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创造？当文学创作有了自己是“文学创作”的观念时，是否已经具有了关于“文学”的预设？这种预设是如何产生的？又是谁来确立这种预设呢？显然不可能是创作自身，因为创作自身是不能说话的，它只是显示自己的存在。又如：文学批评活动只是对批评对象的认识活动吗？如果创作与批评只是这样简单的存在——反映关系，批评怎么会参与到“文学”本身的建造中而使“文学”显现出不同？再如：我们自然而然地以为指导着文学批评的文学观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先验的绝对存在吗？如果不是，最初的文学观是如何产生的？是文学批评产生的结果吗？究竟是文学批评决定文学观，还是文学观决定文学批评？
确确实实，多元的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产生了一个效果：使文学批评自身的存在被突出出来了。当人们要判断哪一种文学观是可以接受的，首先必须要考察这一文学观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它是否是恰当的。文学批评自身的研究就成为建立恰当的文学批评模式，进而建立文学思想体系最为基础性的要求。
这样的理论要求已经为西方学者所意识到。许多批评家在不同层次上提出过相关的问题。现象学批评、诠释学批评、接受美学等在对批评主体意识的研究中，在对意义产生可能性、恰当性的讨论取得的理论进展为批评自身的研究提供了条件。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明确提出另一种文学批评的转向，即将文学研究从对意义的理解与阐释，转移到对产生意义的批评的程式方面来。卡勒提出建立诗学的主张。他指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要涉及到许多文本以外的问题。如批评家怎么会得出这样的读义呢？他凭什么从诗的文本中得出这样一种理解呢？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决定对意义阐释的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理解程式，正是由于这些程式的存在，人们理解作品，相互交流才有可能。由此，他提出：文学批评是否应该将探索的触角进一步伸向已知读义背后的理解活动呢？是否应该对理解程式给予理论说明呢？他把文学批评分为对文本意义阐释的“阐释批评”，对理解程式批评的“诗学”。并且提出诗学的任务，说明批评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并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究竟建立在哪些阐释过程的基础上[2](P2)。
原型批评理论的代表弗莱给自己提出的研究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寻找属于批评自身的预设。他说：“批评必须制定自己的预想。”[5](P3)众所周知，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就是他在作为批评的预设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而这种理论体现的把作品置于整个文学关系中，从宏观上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批评模式，被认为是结束新批评理论孤立地对文本做语言学阐释的批评模式的标志。弗莱完成了一次批评模式层面上的革命。其意义要远比对一个具体词语意义的阐释要深远得多。
二
中国自新时期开始至今的20多年，在文学批评方面所走过的路程几乎可以说是西方整个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历史的缩影。只是中西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时间差：当中国最初打开大门面向世界时，西方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探寻几乎走过了一个从文学彻底与社会历史分开，到恢复与社会历史联系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所反映的后工业社会提出的文学问题，已经与我们不在共同的层面上。而在新时期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课题还是在如何将文学从政治束缚中，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起点上开始的。所以，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第一个要求也是文学的独立性问题——让文学真正是“文学的”。提出这种要求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现实生活民主化的要求。面对“文化大革命”达至极端的“左倾”思想对文化的专制，文学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提出文学独立性的要求，一方面具有思想解放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也是在学理方面对文学的独立领域进行探寻的批评实践。关于文学独立性的主张越来越为人们广泛接受。
但是，经过了挣脱一切束缚的革命之后，文学的独立性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点上，它在学理上的合法依据在哪里，人们如何对文学言说，还是需要长时期理论研究的。当真正面对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的”这一问题时，人们会感到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不可否认，无论是中国文学传统提供的思想资源，还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提供的思维模式、观念体系，为回答这个问题准备的条件是不足的。这使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成为迫切的需要。时间差给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带来的优势是，能够拥有世界范围内全部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拥有全部文学思想资料方面迅速达至与世界文学前沿研究取同步。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短短的十几年，已经基本上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所有思想流派的代表著作都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这种引进仅能够说给我们提供了外在条件，实际上，发生在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不可能代替中国的文学思想体系的建设。真正将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思想成果还需要艰苦的探寻过程。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都在努力把各种新思想、新方法运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结合中国文学传统进行着全面深入的基础理论建设，使中国的文学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另一方面，真正把理论研究深入到基础性、系统性方面还很不够，我们的文学理论还缺乏基础理论建设。用弗莱的话来说，还没有自己的预设。没有自己的预设，则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学科领域。文学批评仍然容易被看作其它学科如哲学、政治学、宗教、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的附属或分支，文学批评的实践也就缺乏自己的依据和相对确定的领域。在实践中，批评虽然为人们以各自的理解与方式广泛开展，但由于缺乏对批评在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恰当性自觉的关注与思考，因而在文学批评的领域许多基本的观念都显得相当的模糊与混乱。例如对“纯文学”的争论，对“酷评”的讨论，对文学批评现状的评价等都显现出对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
“纯文学”的概念奠基于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它的积极意义是要求文学的自身规律被理解、被尊重。但这要求本身并不是建立文学观的基点，文学批评也不会自然获得它的预设和预设的恰当性。但如果不去研究文学独立性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仅执著于独立性要求的本身，文学同样会被淹没。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由于对文学的理论预设存在着各自的理解，“文学”常常被作为持不同立场、观点的人相同的依据，似乎只要说出属于“文学”的，就有了尚方宝剑，拥有了一切存在的理由，也就自然剥夺了他人批评的权力。因此，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和这一问题的变种，如关于文学与非文学之辨、纯文学与俗文学之辨等等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存在于世纪之交的文学理论界。这样，批评的问题提出来了：批评何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什么样的批评才能达至文学？什么样的批评才为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心理批评和语言批评？
“酷评”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是指不求学理、不讲学术规范，甚至不讲礼貌而只讲个人感性直觉的直率评论。王朔评金庸、评鲁迅、评其他一些作家的“王氏批评”，《十作家批评书》、《十诗人批判书》式的批评，以及对散文作家余秋雨的某些追讨个人历史的批评等都被看作为“酷评”式批评。有些论者也将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文学思潮、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活动所作的武断性批评也看作“酷评”。“酷评”的概念在文学批评界带有明显的贬义。王朔尽管在创作与批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讲究学术规范的学院内从来就没有被列入批评家队伍，“王氏批评”也常常只是在轻蔑的意义下被论及。而其他一些针对作家历史、品格的批评也被多数学者列入批评的另类。理由很简单也很清楚：这些批评缺乏科学性、恰当性，并不是在文学意义上的批评。有的明显已经转化为人身的攻击，失去了文学批评的意义。但是，问题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和清楚。人们虽然在直觉中感觉到理想中的批评不应该是这种“酷评”，但能够将它们断然地排除出文学批评吗？因为人们仍然无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用什么理由将“酷评”请出文学批评？“标准的”文学批评是什么？依据什么来确定批评的，“标准”和“规范”？难道王朔不是在谈论文学吗？难道对作家个人品格、历史，甚至智力的质疑不在作家研究的范围内吗？事实上，关于“酷评”的认识与评价，那些被认为是“正宗的”学者和作家们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至少可以说，对“酷评”的批评还需要充分的学理依据。
对于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评价，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即批评的“缺席论”。“缺席论”的表述还有“失语论”、“缺失论”、“迷失论”等等。“缺席论”出于这样的感觉：中国的文坛从政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却出现了空前的混乱局面。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空间被大大地扩展，作者有了自由创作的良好环境，出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局面，诸如文学观念的多元化、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多元化、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多元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等等。多元的局面所显现出的种种差异巨大，甚至对立的创作理念、价值倾向、思想观念、美学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大大超出了人们既有的文学理念和鉴赏经验。多年来所形成的文学理念和经验体系不断遭到异类的冲击和质疑，无论如何会令人感到迷惘和不适。如果说面对这样的多元化，尽管人们存在着思想观点方面的差异与对立，却还能够以文学艺术的观念来看待的话，那么，另一方面，随之出现的许多落后的、腐朽的、丑陋的和病态的写作现象，则被看作为不可容忍，绝不是文学意义的问题了。那些“黄”、“黑“作品诲淫诲盗，大行其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金钱贪欲的动机，其能够出现与风行本身就显示出社会精神文化的萎靡与堕落，全然没有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更广泛、更直接意义上的混乱。当人们不满于这种混乱的局面时，自然会期待批评的出现，期待文学批评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为规范创作和欣赏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与美学资料，作出权威判断，以使创作得到及时的批评，进而得到规范、引导和匡正。因此，呼唤批评、呼唤权威批评的声音日渐升高。而事实上，人们的期待一直没有实现。新时期以来，批评似乎失去了其权威性。不仅任何一次对文学现象的讨论都不了了之，是非未分，然后又各行其是，而且也没有能够阻止那些“黄”、“黑”等丑陋、病态作品的流行。由此，随着期待权威批评的呼声日高，批评文学批评“缺席”的声音也日高。
人们对文学批评理想性的要求所导致的对批评的不满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要求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批评局面呢？希望有一种权威化的仲裁型批评吗？当人们对作品的判断、对其它具体的文学现象出现差异时，批评如法官一样一槌定音吗？批评能够有这样的权威吗？批评应该有这样的权威吗？对于文学的权威，人们想当然地期待它能够指导作者的创作和欣赏者的接受，能够及时引导文坛的发展趋势。这样的权威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年代里存在过。但它并不是来自文学批评自身，而是来自文学的外部。其结果是一元化。这样看来，我们对文学批评的要求就需要审视一下：我们要求文学批评什么？根据什么来要求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文学批评能够承担改变文坛多元化状态的任务吗？文学批评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位置在哪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本身就彰显出所谓文学批评“缺席”现象绝不是简单的问题，其中蕴含着更深的学理课题。它涉及到对文学批评自身性质、文学批评与全部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与社会审美意识乃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文学批评自身缺乏基本的认识，就可能对它提出不恰当的要求。
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所提出的种种理论问题都使文学批评在文学中的存在显现出来。如果我们要使一种文学观念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就必须对其阐释与评价。这驱使我们关注文学批评自身，从最基本的问题研究开始，提出建立文学批评哲学的要求。它以文学批评为对象，研究文学批评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研究文学批评如何实际存在，研究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研究文学批评产生特定功能的可能性依据，研究文学批评如何与人类生存、文学领域其它要素之间形成关系，并如何获得自身规定性等问题。经过对这些关于文学批评的最为基本问题的认真梳理，以期对文学批评的一般存在方式有更加清楚的了解，使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坚实而恰当的理论支点。
三
关于文学批评基本问题的研究，西方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思想成果，并且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包括这里提出问题的方法和提出的问题，都是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和学术传统的影响启发而形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具有指导中国文学实践，解决中国文学实践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现成的东西。一方面，西方文学理论思想产生于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传统，是对西方文学实践的言说，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并不是文学思想的终结，其自身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在发展过程中。比如，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形式主义倾向的局限性尽管已经开始为人们所意识到，但真正克服它，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在西方那里得到现成的东西，也不能妄自菲薄，将原创权永远交给西方。否则，即使我们已经引进了西方几乎所有的、前沿性的文学思想成果，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缺少自己的从基本理论开始的系统研究，甚至都缺乏对外来思想的批判、鉴别和融合的能力。十几年里，形态各异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出场，而且由于时间差、文化差异的原因发生着顺序上的颠倒，使人们在“新”文学批评理论面前感到的是茫然而无所适从。
我们并不是要为了有中国特色而有意营造有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是要在中国的文学实践基础上，积极地吸取一切文学思想的精华，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我们的理解，作出我们的阐释。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哲学的研究，并不期待营建一个权威化的思想体系，为文艺批评实践划定行为的疆界。因为文学批评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企图既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期待个人的一次努力就解决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问题。这里的研究，只是想探寻一条更加接近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批评的道路，提出我们对文学批评基本问题的理解，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关于文学的对话。
收稿日期：200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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