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蜀汉的政治格局谈前《出师表》的真实趣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蜀汉论文,出师表论文,格局论文,真实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今诸家对诸葛亮前《出师表》（以下简称《出师表》）的研究、注释，多囿于就文论文，就字释义，只突出其“忠贞报国”的一面，未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格局，探索诸葛亮的真实用意，看不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本文拟从新的角度，探讨《出师表》的真实趣旨。
一、历代评论存在的问题
对古代名作的评论，由于时隔势异，各个论者的观点，看问题的角度和思想方法不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有很一致的看法。但对《出师表》却是一个例外，历来都比较统一。例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诸葛公出师北伐，表上后主，以亲贤远倿为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①这个“亲贤远侫”的基调定下之后，后之论者虽稍有差异，但大体都未离开这个谱子。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其所编的《古文观止》中说：“大意是亲贤远侫，亲贤尤为远侫之本。故始以‘开张圣听’起，末以‘谘诹’、‘察纳’收，篇中十三引‘先帝’，勤勤恳恳，皆根极至诚之言。”②现代编的有的古文选本则说：“他劝后主不要‘妄自菲薄’，要励精图治，‘亲贤臣，远小人’，要内外一体，赏罚分明。内修政治，外用甲兵……通篇围绕‘君子’、‘小人’写来，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流出。”③据此推论，有的甚至说：“叙述接受先帝付讬以来的思想和行动，在于让刘禅认识自己的一片忠贞，肝胆可照，批准北伐计划。”④其他论者虽多，但与上述说法大同小异。
据此，只要深入思考，至少可以引发以下难以解释的问题：
1、“亲贤远侫”是历代封建帝王行使人事权的通行政治、道德准则。是君主专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国家兴衰存亡。所以历代朝臣的表章疏奏，多以此谏诫君王。如果照一般的意义来解释“亲贤远侫”，岂不是说刘禅还拥有人事权？这同史记“政事无巨细，咸诀于亮”⑤的说法岂不矛盾？
2、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君主专制集权制度以来，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下虽然可以对君主提出批评建议，但采纳与否，或惩或奖，则完全取决于君王的才能、品质和好恶；能纳谏奖贤，国家大治，则为贤德之君；拒谏亲侫，乱政虐民，则为暴戾之主。但这只是道德和舆论上的准则，事实上无任何强制性的法定机制来约束有的皇帝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许多大臣因直言谏主、痛陈利害逆龙鳞，以致受贬、入狱、斩首、族诛者，在历史上不可胜计。诸葛亮劝谏刘禅，刘禅是否有可听可不听的选择权？《表》中谈到的许多措施，包括北伐，到底是需要刘禅“批准”，还已是成命，实际上是要刘禅遵照执行？
3、如果说要刘禅“赏罚分明”，这岂不是说刘禅还有最高司法权？
4、如果历代评论是正确的，那么，刘禅者阿斗也，阿斗者木偶也的家喻户晓的历史常识岂不成了问题？如果历代评论还存在问题，那么，这些词句后面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到底应当怎样理解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接近诸葛亮的本意？这恐怕只有弄清当时的语言环境，才有可能得出较佳的答案。
二、当时历史背景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因败于猇亭，几乎全军覆没，而悲愧交集死于白帝城。临终，特地把不赞成他东征的诸葛亮从成都召来，对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⑥又下诏给在成都的刘禅说：“汝与丞相，事之如父。”又对在身边的鲁王刘永说：“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讬孤”的主要内容。同前代“讬孤”比较，有以下特点：
1、所谓“讬孤”，是指君王将逝，继位的嗣子幼小，无法处理政务，故讬大臣掌握实际最高权力。以保证国祚不断，政权的连续性。如周公之辅成王，吕不韦之辅羸政，霍光之辅昭帝，即是先例。可是刘备“讬孤”时，刘禅已十七岁，根本不符合“幼而无父曰孤”的定义。历史上，像刘禅这样的年龄直接继位而又掌权的人，不在少数。不孤而讬，刘备意图何在？
2、所谓“讬孤”，是在坚持“父传子，家天下”的原则下进行的，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嗣君达到一定年龄，必须“亲政”，掌握最高权力；顾命大臣这时必须“归政”，交还最高权力。如果大臣拖延，拒绝还权，即是乱臣贼子，图谋篡位。历代因这种权力交接而引发皇帝和顾命大臣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者，不是个别。在这种情况下，或皇帝胜利，诛杀大臣，得以亲政掌权；或大臣胜利，导致废立换代。刘备却好象对这些血的历史毫无所知，命可以掌权的儿子当傀儡，命与刘氏毫无血缘关系的诸葛亮掌大权，不但挂口不谈归政之事，而且允许废禅自立。这就完全违背了君臣纲常和“家天下”的准则和传统。
3、要刘禅事诸葛亮如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焉敢不亡。”前一句刘禅因无权而被完全掏空，后一句因诸葛亮有权可以完全落实。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政治后果，饱经世道沧桑的刘备，是可以预见的。明知而作，原因何在？
所以刘备的作法，使后世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故作姿态，收买人心。有的则大加斥责。例如，孙盛说：“备之命亮，乱孰甚焉！”因为这种作法“启篡逆之途，”“生嫌隙不逞之衅，”⑧埋下动乱的祸根。其实这是囿于封建纲常而发的皮相之论，没有具体分析当时的形势。王夫之就要高明得多，看到了刘备的良苦用心。他说：“先主之任诸葛，而诸葛受任纷争之世，而后主不足有为也。两俱弗获，已而各尽其心耳。先主不能舍后主别有所立，则不能不一委诸葛亮以一后主之心。”⑨这就是说，在战乱不已之世，斗智角力不能有一点马虎。其父深知刘禅是个庸人，干不了大事，而诸葛亮则是杰出人才。如果让刘禅继位而又掌权，诸葛亮辅佐，有如瞎子驾骏马，必两败俱丧。所以不得不以全权相授，以杜绝刘禅的“亲政”欲望。
先帝的遗命具有最高权威，必须不折不扣付诸实施。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开府治事。”⑩诸葛亮在刘备时已是丞相，但未设立办事机构。这时的丞相府，实际上是蜀汉的最高决策、行政、军事领导机关。诸葛亮“顷之，又领益州牧”。(11)益州与蜀汉在地域上没有多大差别，身兼二任，以免机构重叠，政令周转，降低行政效率。“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2)“事无巨细，亮皆专之。”(13)诸葛亮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刘禅只是政权的象征。这是《三国志》记得明白清楚的，我们在读《出师表》的时候，一定要参照这一历史背景，才能透过表面的词句，明白弦外之音。
三、当时的政治格局
诸葛亮执掌蜀汉政权后，首先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接着亲自率兵南征，平定了西南边境因刘备兵败身亡而发生和加剧的叛乱。南征的结果，“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14)为北伐全力进行准备。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亲率诸军北驻汉中。在将北行伐魏之际，向后主上疏，后世称为《出师表》。
诸葛亮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无法直接控制大后方国家机器的运转。照《表》文所述，参考有关史籍，诸葛亮行前对朝庭安排如下：
丞相府长史张裔，主持丞相府工作。长史，相当现代的秘书长。诸葛亮出征期间，张裔实际上是代理丞相。根据诸葛亮确定的政策原则，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
张裔，字君嗣，成都人，专修《公羊春秋》，对《史记》、《汉书》也有研究。很有政治才干。刘备时任命为益州郡太守。当地耆帅雍与孙权勾结，蓄谋叛乱，将其绑架送交东吴。张裔在东吴“流徙伏匿”数年。诸葛亮修好蜀吴关系，遣邓芝使吴。特别向邓芝交待，请求释放张裔。孙权接见，问张裔：“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裔对曰：“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15)意即蜀土的卓文君寡妇再嫁，比起东吴朱买臣的妻子，丈夫还在就嫁人要好得多。机敏的反驳，使孙权发现他是一个人才。张裔辞出后，深悔不应该在孙权面前显露才智，便马上开船，倍道兼行，一天赶两天的路。孙权果然后悔不该放行，派人追赶，但张裔已入蜀土永安数十里，落了一场空。这场人才争夺战，诸葛亮获得全胜。
张裔回到成都时，已五十八岁。诸葛亮加以重用。“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亮出镇汉中，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16)主持丞相府的工作，代行诸葛亮在后方的职权。张裔对诸葛亮竭诚拥戴，推崇备至。他常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亡其身者也。”(17)张裔留守后方，有重大而又难以决断的问题，并不请示近在咫尺的刘禅，而要不远千里，“北谐亮咨事。”(18)请诸葛亮面授机宜。有一次张裔到前线去，辞行的人很多，“昼衣接宾，不得宁息”，送行的人更多，“送者数百，车骑盈路。”张裔事后发牢骚说：“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裔附之，疲倦欲死。”(19)可见其权势之盛。俨然是后方的最高主宰。
协助张裔处理丞相府事务的是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少年即以才能知名于时。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可能认为官小才大，有点委曲吧，不屑卖力。一天，刘备突然到广都视察，“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先主大怒，将加刑戮。”要给以严厉的处罚。诸葛亮很赏识蒋琬的才干，理解“众事不理”的隐情，多亏他向刘备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20)刘备敬重诸葛亮，看在他的情面上，“乃不加罪，仓卒免官而已。”后虽启用，官不过尚书郎。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持蜀政，蒋琬的官运才亨通起来。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治事，辟琬为东曹掾。”(21)东曹掾，主持二千石长吏的人事任免。不久就升为参军。诸葛亮北伐，“琬与张裔统留府事”，协助主管丞相府事务。张裔于建兴八年去世，蒋琬接其任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历次北伐，“琬常足兵足食以相供给。”(22)不但主持朝庭政务，而且后勤工作作得很好，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所以，诸葛亮对其非常赏识信任。常说：“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賛王业者也。”生前即定蒋琬为自己的接班人。密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23)诸葛亮死后，蒋琬与费祎先后统管蜀政，都是沿诸葛亮成例，仍全权在握。刘禅并无实权。虽征伐在外，国家大政方针，仍由其决定。“身虽在外，庆赏威刑，皆遥相咨断，然后乃行。”(24)
这是《表》文提到的“府中”的人事安排，不是重点。这是因为“府中”是诸葛亮直接掌握的机构，刘禅无法染指，而且看来诸葛亮行前已作妥善安排。《表》文的重点，在于谈“宫中”的问题。这是因为“宫中”虽无实权，但敏感微妙，事关重大。如果出了问题，就可能倾动全局。所以反复为言。
“宫中”的主要官员是侍中，侍郎。此职官位不高，作用很大。以前多为宦官充任。他们利用同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情势，往往蒙蔽皇帝，翻云覆雨，窃权专政。结党营私，排斥、陷害不附于己的大臣。如果皇帝并不掌实权，或者最高掌权者，利用、安排这些人控制宫中，管束皇帝；或者皇帝利用其串连大臣，集结力量，发动政变，夺回实权。诸葛亮作为一个精明务实博学的政治家，借鉴历史经验，审度当时情势，对“宫中”可能出的问题，自然不能不加以防备。诸葛亮在《表》中的这种用意，前人早已正确指出：“宫中者，黄门常侍也。宏恭、石显排挤肖望之，周堪、曹节、王甫辈反噬陈蕃、窦武，此宫府不一体之祸也。时虽以攸之、祎、允分治宫中政令，犹恐后主柔闇，或有所睰，故首以为言。”(25)“其后董允既卒，黄皓专政而亡国矣！”说明诸葛亮是有预见性的。
本着这一历史教训，诸葛亮不以宦官，一律以士人掌管宫中政令，从根本上杜绝东汉末年宦官之祸重演。
侍中郭攸之，字演长，南阳人。掌侍从皇帝，出入宫庭，应对顾问。但“素性和
，备员而已。”(26)是不大起作用的好好先生，《三国志·蜀书》无传。
侍中费袆，字文伟，江夏人。刘备立太子，费袆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后升迁为庶子。刘禅即位，袆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南征，凯旋回成都，文武百官离城数十里迎接。费袆年纪轻，官位低，可是诸葛亮令眼相待，特命其与自己同乘一辆车进入成都。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大大提高了费袆在政界的声望。即任命袆为昭信尉，使吴，很受孙权赏识：“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27)后升迁为侍中。诸葛亮北住汉中，请费袆为参军。以后即没有主持宫中的政务，但在蜀汉政坛上地位逐渐提高，继蒋琬之后，主持蜀政。
宫中的关键人物是董允。董允字昭休，南郡枝江人。其父董和在刘备时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主持左大将军大司马府的事务。“献可替否，共为欢交。”(28)二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刘禅为太子，董允为舍人。禅即位，即提升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29)不久，董允即提升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掌管宫庭的警卫部队。他理解诸葛亮的“忧虑”，不负委讬，“献纳之任，皆自专之。”“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30)也就是说在宫中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有效地防止和纠正了刘禅的错误。例如，刘禅欲增选美女以充后宫，这是历代帝王的通病，视为当然。但董允却坚决加以阻止。“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不过十二，今嫔嫱己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31)对其又敬又怕。又例如，刘禅想用自己亲信的宦官，染指政务，从而当一个有点实权的皇帝。但遭到董允的坚决抵制。“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侫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32)可见他是受诸葛亮之“任”，才敢于多次板着面孔训刘禅，指指夺夺骂黄皓。纠正其“朱紫难别”的错误。
“宫中”经常要办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府中”的意图和决定，发布诏令，履行法定的必须由皇帝“批准”的手续。所以董允等人的中心任务说是规劝、“制约”刘禅与丞相府协调行动，密切配合。不能从中作梗，更不能阳奉阴违。预防皇帝集结“小人”，形成一股势力，构成对丞相府权力的潜在威胁。
董允在执行这一任时，是非常复杂艰巨的。要把握分寸，注意方式方法。既不能放任不管，又不能把局面搞僵。这是因为诸葛虽掌握蜀汉的全权，但他并不是曹操、司马氏那样的“权臣”，纯粹把皇帝当俘虏，当摆设。篡位之心“路人皆知”。所以，董允既要照顾到皇帝的尊严，又要使其与府中“俱为一体”，不节外生枝，或消极怠工。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允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不负诸葛亮的委托。诸葛亮虽多次出征，有很多时间不在成都，但“宫中”从未发生任何“变故”。而在相类似的曹操、司马氏统治北方时期，虽对宫庭控制很严，却难于避免政变阴谋的发生。以致有时不得不把皇帝控制在身边出军，美其名曰“御架亲征”，以防万一。
诸葛亮去世，蒋琬执政，对董允特别尊重褒奖。琬将领益州刺史时，推让董允担任；又上表后主：“允内侍历年，翼賛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33)因允皆固辞不受而作罢。
董允受到蒋琬的褒奖，死后却受到禅的怨恨。原因是他不把皇帝放在眼中而对之“追怨日深。”(34)姜维对黄皓专权误国切齿痛恨，当面禀告后主，请求杀掉黄皓。后主说：“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尝恨之。君何足介意。”(35)刘禅明确站在黄皓一边，姜维惧于失言，反而当面向黄皓请求允许其到沓中种麦，以免杀身之祸。从这两条史料中，可以看出董允任务的性质，董允与刘禅的关系实质。刘禅为什么那样恨董允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其死后大发牢骚？显然不是由于个人恩怨。根本原因是董允忠实执行诸葛亮等执政者的委托，才使刘禅这个皇帝当得很不自在。可是诸葛亮等人德高望重，只好奈不何青杠啃泡木，把对诸葛亮等人不便发泄的怨愤吐向董允而已。
董允在蜀汉政局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因素。董允死后，诸葛亮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36)黄皓误国，源于刘禅误国。蒋琬、费袆去世之后，刘禅才有了实权。黄皓才可能专政误国。“为尊者讳”，把皇帝的责任推在奸贼身上，这是历代正史的传统。这说明刘备、诸葛亮把刘禅看得很透，刘备为什么传位而不交权，诸葛亮为什么既无意篡位，又不归政交权，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诸葛亮北伐，把镇守成都的兵权，授予向宠。原先刘备败于猇亭，损失惨重，只有时为牙门将的向宠所统率的军队未受损失。受到刘备的賛扬。刘禅即位，于建兴元年封为都亭候，后又提升为中部督。上《表》时又升为中领军，掌京城戍卫，保卫成都的安全。向宠所担任的职务作用重大，事关国命安危。曹操在出征的时候，类似的职务，多交由宗族子弟或非常亲信的将领担任。看来诸葛亮在任命向宠时，非常慎重，广泛征求了群僚的意见，得到了一致赞同。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德才兼备，所以诸葛亮才决定委以重任。
以上所述宫中、府中和营中是蜀汉政权的三根主要支柱。所以临征前要向刘禅特别嘱咐。这是理解《出师表》趣旨的关键。
四、《出师表》的趣旨
诸葛亮是一个精明务实的政治家，战略家。他全力准备了多年的北伐在付诸实行之际，特地向刘禅上表，绝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忠心”、“善言匡主”，漫而不实地作道德说教。因为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37)恨说空话，假话。在如此关键非常的时刻，是没有闲心给刘禅写告别性质的表章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出师表》看作是诸葛亮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可以说是北伐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上表，向蜀汉整个政坛宣布大后方重要机构的人事安排，权力分配，各自的职能和运行准则。以保证政局稳定，从而有力地支援战争。因为如果成都出了问题，不但将葬送北伐，而且诸葛亮本人也将前后失据而身败名裂。事关国家安危，个人的生死存亡，任何一个政治家处在类似的情况下，都不得不加以妥善处理。所以《出师表》实际上是一件政治文告，有关各方，包括刘禅在内，均必须遵循，不得违背。由于年代久远，现代的人对此论可能觉得牵强，其实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完全能够透过为了照顾君臣礼仪的词句，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
根据东汉末年的历史经验和当时蜀汉的权力结构，要保持后方政局稳定，关键是处理好与刘禅的关系。当时刘禅已即位五年，二十二岁。令诸葛亮担心的是他“富于春秋，朱紫难别”。即血气方刚，而又头脑简单，对似是而非的问题没有判断能力。所以《表》文在概括谈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之后，对刘禅首以为言：“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所谓“妄自菲薄”，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自轻自贱，自己看不起自己。“引喻失义”就是乱打比方，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群臣不敢向皇帝批评、建议，堵塞言路的后果。在事理上，这句话所表达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常理，只有帝王不但骄傲自大，则愎自用，固执己见，而且滥用权力，迫害言官，才会使臣僚惧帝王之怒而噤若寒蝉。历史上许多暴君统治时期，都造成过这样的政治局面。而“妄自菲薄，引喻失义”至多是一个无所作为，言论不经的皇帝。这恰恰会引发群臣议论纷纭，争相诤谏。不会堵塞言路。造成这种因果失序，并不是诸葛亮缺乏历史知识，也不是思路不清。而是针对刘禅平时爱犯的毛病而言的。一个精神健全的人，都不甘当名不符实的皇帝，除非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已。看来，刘禅平时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的表现，是时而自轻自贱，不象一个皇帝的样子，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时而又大发牢骚，影射自己是献帝，诸葛亮是曹操。而曹操是汉室的国贼，是蜀汉的头号反面人物，人人得而诛讨之。如果把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就意味着要全部推翻乃父的遗命，向诸葛亮夺权。在诸葛亮看来，这是刘禅可能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语言所能解决的问题，臣下还有什么可劝可谏的呢？所以才会导致“塞忠谏之路”的后果。《表》末要刘禅“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就是说你要善于自处，为自身考虑要听得进劝谏，好好回忆并牢牢记住先帝的遗诏说了些什么。刘禅读到这里，刘备“可辅”、“可取”的声音恐怕就会在脑际回旋。这是诸葛亮摊出的底牌，是对刘禅最严厉的警告。蜀汉不设史馆，《三国志》关于蜀汉部分又过于简略，虽无明确的史料可以佐证这一推断，但恐怕只有作这样理解，才比较文从字，符合事理。
对刘禅在政治上提出了劝谏之后，紧接着谈具体问题。“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不能理解为要刘禅“赏罚严明，内修政治。”赏罚是一种手段，他既是推动权力行使，令行禁止的根本保证，又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刘禅不掌握实权，赏罚严明与否，政治修明与否，当然同他关系不大。诸葛亮这里实际是要刘禅把自己生活的“宫中”和远离自己“府中”一样对待，对赏罚不能在感情上有两个标准，不能“偏私”，私者亲信也，不应偏袒亲信，有罪不同意罚，无功要求赏。阻挠法度的统一。都应该交由有关职能部门“有司”统一赏罚“臧否”。这里，从词句上看，好象与劝谏一般帝王慎行赏罚的表章没有多大差别，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蜀汉的“有司”并不按室帝的意旨办事，而是按诸葛亮的意旨办事。
怎样才能使宫中府中保持一致呢？宫中不致成为国家法律管不到的独立王国呢？关键在宫中的权力由谁掌握。刘禅在宫中即使有部分权力，就肯定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诸葛亮才说：“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广益”。等于宣布宫中的一切权力归董允等人实际掌管。历代章奏表摺多矣，要皇帝无论大凡小事都必须“咨询”某人，才能决定施行，保留至今的恐怕仅此一篇。皇帝若有实权，臣下口出此言，肯定要认为是“狂悖”之语，治以“大不敬”之罪。诸葛亮却可以这么说，刘禅还必须按照这么作。至于董允等人如何“辅佐”刘禅，才会宫府一体，这是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政策原则和选拔人才。诸葛亮是抓住了要害的。
关于“营中”之事，其叙述从表面看来，与“宫中”很相仿，其实有两点重大的不同。其一，营中离刘禅较远，无需“事无大小”都要“咨询”向宠才作决定，需要通过刘禅的只是营中的大事情；其二，要刘禅“咨询”的只是关系“行阵和睦”、“优劣得所”的大事。只有提升任免军官恰当，才能优劣得所，军队才能团结统一。由此可知需要通过刘禅的是军队的人事权，即高级军官的提升任免，都必须由向宠决定，刘禅无权自作主张。根据历史经验，无权的君王要改变现状，取得实权，大都是在警卫部队中安插、分裂高级军官，从而掌握军队后才能有所作为。这是诸葛亮要竭力加以防止的。
在对宫中、府中、营中的人事安排，权力归属作了交待之后，着重要刘禅切实执行。应当对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等人“亲之信之”，不应当与他们闹矛盾，拉距离，阻挠他们行使权力，要吸取先汉后汉兴替的历史经验，不要重蹈依靠小人宦官，迫害忠良大臣的覆辙。如果那样，就将成为桓、灵，令人“叹息痛恨”。张裔、蒋琬、董允都是“贞亮死节”之臣，如果硬要那样作，也是不能得逞的。象这样理解，似乎有点穿凿附会。须知，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充满了敏感、微妙、曲折、复杂。使用的语言，好多都意在言外，类似当今的外交词令。其实诸葛亮的真意所在，前人早就有所指出：“攸之管机密，陈震等统政事，其职各异，以内外分言之。但言攸之等内职诸臣，专以成君德为务；震等代理留府事，皆唯公裁决也。或曰统留府事易于专权遭猜，表其皆‘贞亮死节之臣’，以明其不可夺；‘亲之信之’，则小人之间无自生也。”(38)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很懂得刚柔相济的作用。他不能只对刘禅作训导，制规定，提要求。还必须自剖心曲，坦诚相待，说明这样作，并无不轨之图，以消除刘禅和群僚可能产生的疑虑，免于政治隔阂的加深。诸葛亮说：我本是平民，务农为生。在混乱之世，只求生存，鄙薄功名利禄。是在你父亲再三请求下，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才涉足政界，答应为其效劳。意在表明从来就没有政治野心。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深刻了解我是一个谨慎可靠的人，所以临终才把权力交给我，北伐讨贼的任务由我来完成。受命以来，我最耽心的就是完不成任务，毁了先帝知人之明。所以才在炎热天渡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平定南方。现在兵强马壮，应该北伐平定中原。完成这个任务，既可报先帝知遇之恩，又可谢陛下委托之忱。意在表明，这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北伐的需要，并无篡位的图谋。全文十二次提到先帝，这一段就有四次。诸葛亮为什么口不离先帝？在于突出大权独揽的合法性，在根本的问题上站稳脚跟，明正言顺地行使职权。既可消疑虑，又可堵可能出现的反对者的口实。
纵观蜀史，诸葛亮的言行，确实很注意与曹操之类的“权臣”明显划清界线。不树私党。他从不以我划线，迫害异已。而是以是否拥护刘备的“遗诏”，有无才能为标准以决定用人的去取。在他当政期间，从未发生过因反对他本人或意见相左而受惩办的案件；不营家产。生前向刘禅保证：“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仰给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39)这恐怕是我国历史上自报家产，反腐倡廉的最早记载。其政治意义极为深远。王夫之对此热情赞扬，高度评价。他说：“武侯之言曰：‘淡泊以言志’，诚信矣！可以质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对朋友，可以示百姓，无待建鼓而鸣之矣！且夫持大权，建大功，为物望所归，而怀不轨之志者，未有不丰殖以厚殖于家者也。以示豆区之恩，以收百金之士，以弭腹心之蠹，以结藩镇之欢，胥于财以取给。”(40)专权殖财，以财固权、扩权、夺权，是野心家的行事逻辑。而诸葛亮一生迥异乎此，既可使蜀政治清明，又可消除刘禅的疑虑；不称王立嗣。曹操和后来的司马氏，都在生前确定子弟为权力的继承人，为改朝换代作好准备。诸葛亮先无子，从吴地继其弟之子乔耒蜀为子。也官只驸马都尉。乔随军至汉中，令其与从军将官子弟一道搞运粮工作，“思维宜同荣辱，”(41)不搞特殊。后来生子瞻，诸葛亮死时才八岁。瞻长大虽职位较高，完全是由于本人有才和乃父的政治影响。生前未给儿子作任何安排；不炫耀权势，同受“顾命”的李严，劝诸葛亮称王，受九锡。这是权臣提高政治地位，扩大政治影响的通常做法，是接近帝位的台阶。他婉言拒绝。回答说：“吾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锡禄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42)以上所举，可以佐证诸葛亮在《表》中作自白的目的何在。
综上所述，《出师表》反映了诸葛亮为保证北伐胜利而采取的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和关系。北伐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在于力量对比悬殊。他虽“无岁不征”，长期不在成都，但朝廷却从未发生大的“变故”而影响北伐。证明他确实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既高瞻远瞩，考虑处理事情又细致周到。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最高当权者，不但政绩卓著而流传千古，而且文彩风流，代代相传，至今仍有这么大影响，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注释：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三国·十》。
②吴楚才、吴调侯：《古文观止》，《出师表》题解。
③十三院校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2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五省（区）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编委会：《语文教学参考书》第六册17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⑥⑩(11)(12(13)(14)(37)(39)《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
⑦：《三国志·蜀书》卷二《先主传》裴注。
⑧(41)：《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裴注。
⑨王夫之：《读通鉴论·三国》二四。
(15)(16)(17)(18)(19)(26)：《三国志·蜀书》卷十一《张裔传》。
(20)(21)(22)(23)：《三国志·蜀书》卷十四《蒋琬传》。
(24)(27)：《三国志·蜀书》卷十四《费袆传》。(25)卢弼：《三国志集解·诸葛亮传》注引王鸣盛曰。
(28)《三国志·蜀书》卷九《董和传》。
(29)(30)(31)(33)(34)(36)《三国志·蜀书》卷九《董允传》。
(35)《三国志·蜀书》卷十四《姜维传》裴注引《华阳国志》。
(38)卢弼：《三国志集解·诸葛亮传》注引何焯曰。
(40)王夫之：《读通鉴论·三国》十九。
(41)《三国志·蜀书》卷十《李严传》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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