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茅盾《红学札记》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札记论文,新发现论文,茅盾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1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桐乡市档案局(馆)编的“茅盾珍档手迹”五大册，该书是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而出版的。其中第五册是《诗词 红学札记》，该册“前言”也由桐乡市档案局(馆)所写，落款时间是“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前言”有如下介绍： 本册收录了茅盾诗词手稿八十首，《红楼梦》研究札记手稿十三篇。……《红楼梦》研究札记手稿，是茅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撰写《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报告时，参阅有关《红楼梦》评注、解释、索隐等书作札记而形成的手迹。据茅盾在日记中自述，“报告不过四五千字，但参阅各项有关文章、材料，则总字数当在百万以上”，从中可以窥见茅盾严谨的治学精神。① 笔者于今年年初始见到这部书，经过仔细阅读，我被茅盾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所感动，时而也被他那飘逸不群、龙飞凤舞的书法艺术所吸引——茅盾先生是著名书法家，《红楼梦学刊》题签即是茅盾。怀着对茅盾先生的景仰之情，我想对《红学札记》的主要内容做些介绍和分析，进而结合他的红学论文代表作《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一文，勾稽爬梳出茅盾先生论文的文献来源及其剪裁使用文献资料的标准、方法，尝试评价茅盾先生对红学的贡献及其在红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茅盾写札记主要使用的是毛笔，一部分使用的是钢笔，除个别字外，基本上可以识读。《红学札记》由以下十三部分组成：
《红学札记》第256页 红学札记一：景梅九《红楼梦真谛》(页109-137) 红学札记二：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页138-164) 红学札记三：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页165-191) 红学札记四：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页192-231) 红学札记五：钱静芳《红楼梦考》(页232-234) 红学札记六：吴恩裕《考稗小记》(页234-240) 红学札记七：潘重规《红楼梦新解》(页241-244) 红学札记八：《红楼梦探源》(页245-247) 红学札记九：永忠、明义、敦敏兄弟(页248-256) 红学札记十：曹雪芹的诗及《红楼梦》的白话(页257-258) 红学札记十一：《红楼梦》续书(页259-268) 红学札记十二：《红楼梦》评点版本(页269-275) 红学札记十三：《红楼梦》评论、考据专著(页276-291) 据粗略统计，《红学札记》约6万字左右。茅盾写札记或直接抄录原书原文，或节录原书大义，不时有自己的“按”语(有时置之于括弧内)，这是他经过思考之后的认识，弥足珍贵。例如“红学札记十：曹雪芹的诗及《红楼梦》的白话”里这样写： 曹雪芹诗，除红楼梦中题诗及红楼梦曲十二支、好了歌、甄士隐之解好了歌，书中诸人之诗(宝玉及十二钗结诗社时所作)，馀不多见。仅知其题敦诚所作《琵琶行传奇一折》题诗残句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然红楼梦中各诗，雪芹按头制帽(或求吻合书中人性格身份，或以暗示此书中人之身世结局)，未足窥见雪芹之诗品与风格。但以敦氏兄弟以阮步兵拟雪芹，又谓曹诗“堪与刀颖交寒光”，“诗胆如铁”，而又称道他的“抑塞欲拔”的才气，则可想见曹之诗之内容与风格。盖曹诗实比红楼梦中各诗欲激昂、豪放、峭拔得多。至于以李贺相比，则指其风格，至于内容，当不相侔也。 茅盾是诗人、小说家，他对诗歌风格的理解比一般人要深刻准确得多，而绝不是“画家的妈——只会说而不会画”。“按头制帽”是茅盾对《红楼梦》诗词的准确评价，我不敢说是茅盾第一个用“按头制帽”评价《红楼梦》中的诗词，但是，我敢说能够在1963年说出这样精辟的词语者几稀!茅盾遂在《关于曹雪芹》中直接将“按头制帽”写了进去：“《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都是‘按头制帽’，适合书中各色人物的身世、教养和性格，并不能代表曹诗的真面目。”②此后，以“按头制帽”来评价《红楼梦》诗词，已经成为红学研究者的共识，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的序言里就专门列有“按头制帽，诗即其人”一节，文中特地写道“用茅盾同志所作的比喻来说，叫做‘按头制帽’(见《夜读偶记》)”③。 又如“红学札记三：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列举各家说法时这样写： 寿氏按：《樗散轩丛谈》书，尚未考得作者姓氏，大约为乾隆时人所著。(按此说误也。《丛谈》已称“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书加以评点”，而王评初刊于道光十二年(1832)，又知王著《孪史》，有光绪元年(1875)自序，依此推论，王当生于一八零零至一八七五年，一八零零年上距乾隆最后一年(一七九五)尚有五年，如王氏八十岁而卒，则乾隆末年，王仅五岁，不能谓为乾隆时人也。——笔者)。 茅盾读书非常心细，他看到寿鹏飞的按语有误，于是细加反驳，真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据我所知，王希廉的生平行事在20世纪90年代始有初步结论，胡文彬先生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④、赵国璋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才有较翔实的考订，是知王希廉生于嘉庆十年(1805)，卒于光绪三年(1877)。而茅盾仅凭当时手头有限的材料进行推论，做出的“不能谓为乾隆时人也”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尽管对王希廉生卒年的推论有小误；老一辈学人深厚扎实的文史学养令我辈钦服。 再如“红学札记一：景梅九《红楼梦真谛》”在摘录了景梅九、邓狂言、王梦阮等人的观点之后，他写道： 按据景氏所引邓氏各条，则知邓之附会，过于王、蔡，与景实相伯仲。邓景二人有一共同点，即好以所谓宫闱秘闻附会红楼梦之每事每言也。 通过仔细的比较，茅盾得出了如上的正确认识，“好以所谓宫闱秘闻附会红楼梦之每事每言”是索隐派学人的共同而突出的特点，茅盾之语一语中的。 从《红学札记》的内容来看，它基本上涉及到了红学研究的大部分重要领域，如红学史上关于《红楼梦》本事的各种说法、作者家世交游、作者的诗才和《红楼梦》的语言、《红楼梦》的续书、《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评点本等等，而茅盾用力最多者，当首推他对红学史上关于《红楼梦》本事的各种说法、各种红学派别的梳理和评价。 “红学札记一：景梅九《红楼梦真谛》”就列举了《红楼梦》本事的九种说法： 一、有谓书中人皆影当时名伶者 二、有谓记金陵张侯家事者 三、有谓记故相明珠家事者 四、有谓刺和珅而作者 五、有谓藏谶纬之说者 六、有谓全影金瓶梅而作者 七、有谓记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 八、有谓影康熙朝政治状态者 九、有谓作者曹雪芹自述生平者 在每一种说法的后面，茅盾都抄录了某一说法的提出者和文献出处。可以看出，前八种都是“旧红学”中索隐派的观点，第九种是“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的观点。正因为茅盾对索隐派的各种观点非常熟悉，深谙它们的来龙去脉，因此，在后来的“红学札记七：潘重规《红楼梦新解》”中，茅盾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作者拾蔡(元培)、王(梦阮)、寿(鹏飞)、景(梅九)之唾馀，实无新解。于蔡说则舍其十二钗乃康熙朝名士(纳兰上客)之说而取其民族主义一说；故其“论点”于寿为近而杂采景说。如否认曹为红楼梦作者之说即发于寿而景助成之，潘亦附和。以宝玉为传国玺，则蔡、王、寿、景一线之衣钵，至潘亦并无新的发挥。…… 总而言之，此书除袭取蔡、王、寿、景旧说而外(索隐部分亦然)，别无新解。可认为“新”者，为关于脂砚斋一文。但其说甚为肤浅，而且全是主观的解释。他说人家认曹雪芹为作者是没有证据(引敦敏、敦诚未言曹作红楼梦)的，但他否认脂砚斋是与曹雪芹极亲密的人，而认为是一群旗人好事者(盖亦是红迷者)，亦并无证据，而只凭主观推想而已。 如此鞭辟入里、有根有据的评论，非熟悉红学文献者不能办!即使熟悉红学文献而逻辑思维不清晰者亦不能办!我们知道，潘重规及其红学著作在台湾影响甚大，海内外也有学人对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观做过评论⑤；笔者认为李辰冬先生1951年在台湾发表论文《与潘重规先生谈红楼梦》反驳潘重规的观点是台湾红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并以《李辰冬对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的“疑问”解读》为题作了介绍⑥，而此前我们不知道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茅盾已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 在详尽的札记之后，经过比较和思考，茅盾往往能得出简洁明晰的认识，并不乏指导意义，如“红学札记十二：《红楼梦》评点版本”一节抄录《红楼梦》评点本达22种之多，茅盾总结道： 查上述各种，实为四个系统：(一)仅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而未著评者姓名，是为一个系统，出世最早，一八一八年之东观阁本，为此等评点本之祖本。(二)王希廉(护花主人)、张新之(太平闲人)、姚燮(梅伯)(大某山民)三个评本，都是认真地批评的，有总评、分评等；(三)把王、张、姚三人之评合刊于一书的，——此为集评性质。此系统之祖本似为广百宋斋本。(四)今未见之评本凡五：龙云友评本、梨云馆评本、虞山哓哓子评本，方玉润评本、午庵评本，今惟方玉润身世可考。 据此则除第一个系统外，余皆有署名；署名者除王、张、姚三本最为著名，且有传本外，余五家均未见传本。可考者仅此而已。茅盾把他所得知的22种评点本分为四个系统，并且对评点本的最早者、最佳者、未见者都做了简练清楚的介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再如，在王复《红楼梦评》札记后，茅盾并非轻描淡写地写道：“按如王评之类，未见于记载者，想必甚多，盖读书作眉批，乃旧日文人习惯也。”又如“红学札记十三：《红楼梦》评论、考据专著”一节抄录达43种之多，在第15种《桐花凤阁红楼梦评》后写道： 按：自来论二玉婚姻者，不知此为封建与反封建之斗争，故虽同情黛玉而议论未能中的，“首恶先诛史太君”，如以史为封建思想之代表者，则可谓一语中的矣。不难理解，茅盾写此语的20世纪60年代初，阶级斗争和反封建的思想、理论占据文艺、学术领域，所以，茅盾目史太君为“封建思想之代表者”，认定她是制造宝黛婚姻悲剧的元首，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了。又如在朱作霖《红楼文库》之后写道： 按：朱之自序，可代表大部分评红、咏红、题红者之心理，高鹗“惫且闲”，因补四十回，盖亦朱之穷愁牢骚，借题发挥耳。此足证红楼梦之反抗精神引起无数不得志者之共鸣，虽所持立场不同，所见不同，然鸣则一也。如所周知，“穷愁著书”、“发愤著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著名论题，盖谓文人作家的经历、遭遇、命运处境的坎坷不顺，必然成为他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他个人的身世之感就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晦、或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他的创造传布到作品中，以影响读者。茅盾深谙这一理论，他看到朱作霖《红楼文库》自序有“予之为此也，亦由久处穷约，百事无成。又世方多故，违进取意……浏览(红楼梦)之余，又似有所感触，因复选题命笔”云云，于是得出了“朱之自序，可代表大部分评红、咏红、题红者之心理”的准确判断，进而把穷愁著书、不平则鸣的理论揭示了出来。这一揭示对于后来者研究评红、咏红、题红者之心理及其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说茅盾善于在研读红学文献的基础上敏捷地得出简洁明晰的认识、并不乏指导意义，当不是无的放矢。 茅盾一生的红学专文仅有两篇，一篇是发表于1934年的《节本红楼梦导言》，另一篇是发表于1963年的《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后者无疑是他的红学论文代表作，此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3年第12期，这篇宏文正是在《红学札记》的大量而丰富的红学资料的基础上精心结撰而成的。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缘起，茅盾在《〈关于曹雪芹〉第三次修改后的几点说明》中交待说： 对《红楼梦》，我本无研究，故在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当即坚辞；拖了半年，一再坚辞，而不获准许，只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当初想，有两种方式准备此文。《〈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大册中选读十来篇文章，东采西辑，也可以成篇；二为尽量多读原始材料，自己抉择，扔掉拐杖走路。前一个办法，我素来不喜欢，虽然比较省力；于是用后一个办法。读书兼作札记，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正文只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正文时只把它作为个人负责的通俗性学术论文看待。⑦ 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庄周亦云：“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这种“积步”和“聚粮”的工作，是著述者第一步功夫。我阅读《红学札记》，非常惊讶当时已年近七旬的茅盾先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花费了如许巨大的精力而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着“积步”和“聚粮”的工作，他没有选择“比较省力”的“东采西辑”的方式完成论文，而是选择了“尽量多读原始材料”、“读书兼作札记”的方式，写出了见解独特、不依傍他人的长篇论文。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之前的《红学札记》垫底，《关于曹雪芹》一文就绝不会那么厚重而精炼，刘梦溪先生说得好：“这篇文章正文八千字，注文一万字，许多重要见解都是在注释里说的，正文和注释结合在一起，实为一部‘红学简史’。”⑧其实，这篇宏文新见迭出，文字精练，写法独特，异彩纷呈。 1、凤头一样漂亮的开头。《关于曹雪芹》是一篇全面论述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长篇纪念文章，论文一开篇就把曹雪芹与莎士比亚做了对比： 世人艳称，历来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汗牛充栋，自成一图书馆。这番话，如果移来称道曹雪芹及其不朽的巨著《红楼梦》，显然也是合适的。今天读来，我们仍然感到茅盾给予《红楼梦》以“不朽的巨著”之评价是十分恰当的，将东方的曹雪芹与西方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同样十分恰当，颇具世界眼光。这使我联想到2013年11月在河北廊坊召开的“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大会所发的纪念品手提袋上面就印有“伟大的曹雪芹，不朽的《红楼梦》”的字样。事实确如茅盾所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乃至域外多地，研究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著作不仅仅是“汗牛充栋，自成一图书馆”，而且是“凡有图书馆，必藏《红楼梦》”! 我们认为，茅盾一开篇把曹雪芹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写作用意还在于以“莎士比亚的身世乃至其作品的著作权，向来就是聚讼纷纭”自然而然地引出“曹雪芹在这方面并不比莎士比亚运气好些”的论题，同样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这位伟大作家的身世却湮没无闻”上面，这就为下文讨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也给读者留下了了解原委的期待。 2、从补作、续作、摹仿和改编、评注、索隐五大方面说明《红楼梦》的巨大影响。按一般常理来说，茅盾自当接着前文续写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然而，文章却宕开一笔，从补作、续作、摹仿和改编、评注、索隐五大方面论述《红楼梦》的巨大影响——这是茅盾的创获，后来的学人就基本上承袭了茅盾的这一概括⑨。我们初步认为，茅盾或受启发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观点，他在“三为摹仿和改编”一节中直接引用了鲁迅“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四句评语，直接在括弧内注明“鲁迅”二字，还直接在注释中写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举摹仿之作凡三：一、《品花宝鉴》，二、《花月痕》，三、《青楼梦》”。这是一种何等可敬可贵的精神!不掠人之美，不贪天功为己有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品质，清代学者陈澧曾经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矣。”⑩在抄袭风大盛的今天，重温茅盾的诚实不欺的治学态度，当不无启迪意义和现实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从五大方面论述《红楼梦》的巨大影响在《关于曹雪芹》正文中仅有1300多字，而注释却有6000多字，它们竟然是《红学札记》全部文字的百分之八十多!例如续书一节，茅盾所叙列的书名就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红楼幻梦》、《红楼梦影》、《新续红楼梦》、《红楼三梦》、《红楼梦醒》等25种，他用顺序号一一标出，并有总结语： 查上开各书，自一至十一，皆为刊本；而自第九以前，皆为一八二○年前所作；即为高续刊行(一七九一)后之卅年间事。而最早之续书《后红楼梦》则成于一七九四、五年，距“程甲本”出世仅两三年耳。试比较《关于曹雪芹》正文： 这一类作品在一七九一年(即补书由程伟元以活字板刊行的一年)以后十年间，先后就出现了四种。此后直至一八六□年，续貂之辈，兴会仍然淋漓，累计所作，约有二十余种之多。 据一粟《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印)所著录：《红楼梦》续书，今有刊本者凡十一种；最早者为《后红楼梦》，伪托曹雪芹原稿，并伪造曹母手书弁诸卷端。此书约成于一七九四、五年。一七九八至一八○五年，此七年中共出续书五种；此后，自一八一四至一八二○的六年中又出续书四种。此后稍替，相隔二十余年而始有《红楼幻梦》出现。总计今所知续书(刊本、稿本及他书征引者)共二十五种之多。如果将三者合观对读，可以看出茅盾对《红楼梦》续书出现的时间、种类、版本等叙述得很周详，《红学札记》简要，正文寓褒贬于严谨之中，注释则有根有据，指谬的同时而以金针度人，在剪裁、使用文献方面不繁不简，颇具匠心。于此同样可以看出茅盾读书非常细心、善于归纳总结的特点，所以，他的文章眉目清晰，逻辑性很强。后来者若研究《红楼梦》续书，直可以茅盾所提供的线索跟踪追击，当不无收获。 3、《关于曹雪芹》寥寥几笔带过曹雪芹的交游，是《红学札记》的高度浓缩。《关于曹雪芹》只有几句叙写曹雪芹的交游： ……曹雪芹移居西郊。他那时并无僮仆，妻子相依，生活极为穷困，有时卖画得钱，聊解喝酒。亲戚故旧，败落的败落了，不曾败落的也对这罪人之后的穷书生白眼相看；极少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还经常和他来往，但这几个朋友，也是不甚宽裕的经济上无能为助。甚至于连几个朋友的名字都未点出，惜墨如金到如此地步。而在《红学札记》中，茅盾仔细抄录了永忠、名义、敦敏、敦诚的不少材料，有两处文字值得表出： 敦敏兄弟与曹雪芹最为熟习，而且从二人诗中，可见他俩对曹的推重与同情。交谊之厚，远胜别人。敦敏字子明，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理事官瑚玐的长子，弟兄共五人，二弟即敦诚。敦敏生于雍正七年，约死于嘉庆元年，敦诚比他早死。敦敏兄弟及其父都不曾做什么大官，此与阿济格被赐死并黜了宗籍有关。这是他们与曹雪芹同有身世之痛，故成莫逆。 曹所交游均为不得志之人，生活虽较曹宽裕，能以诗、酒、画、谈禅说道消遣长日，而中心惴惴则或过于曹也。茅盾对二敦与曹雪芹交谊的判断，对二敦身世遭遇、内心世界的把握基本准确。在注释中，茅盾用了900多字介绍了二敦、永忠和明义，所可注意者，茅盾刻画二敦的为人说“敦敏不得意于仕途，而又有点狷傲，不肯趋附；这样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笑傲诗酒、找和尚谈禅的生涯。……敦诚的生活同他的哥哥差不多，他对曹雪芹的诗，评价极高：‘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四松堂集》中，颇多抑塞之音。他和曹雪芹的意气相投，不是偶然的。然而这两兄弟赞赏曹雪芹的‘狂’，言外之意，也就是他们不如雪芹之敢于‘狂’”。这样评价二敦，尤其是末句“他们不如雪芹之敢于‘狂’”之评，似乎此前未经人道。札记与注释相得益彰，信哉!又评永忠说“永忠以诗、酒、书、画、禅、道，消遣此生”，同样与札记所谓“能以诗、酒、画、谈禅说道消遣长日，而中心惴惴则或过于曹也”相得益彰。这种正文与注释相得益彰的写法值得后人借鉴。 4、高度评价《红楼梦》刻划人物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茅盾在《关于曹雪芹》中写道： 《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计凡四百余人。其中较为活跃者，不下百人，除主人公宝、黛及其陪衬人物活动较多而外，有些次要人物的活动仅昙花一现，然而只此寥寥数笔，却已把此人的面目勾勒得十分鲜明。在注释中，茅盾如此评论： 几笔勾勒，就生动地画出一个人物形象，如小红、柳五儿是也。几笔勾勒，就写出一个人物的性格，如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侍书之冷嘲热讽，写其精明干练；晴雯之举动急躁，写其高傲任性；入画之哭诉实情，乃年幼胆怯；司棋之毫无惧色，已打定主意。于此可见作者既精于细节描写，亦善于粗笔勾勒。昔人谓：人但知其繁处(细节描写)不可及，而不知其简处(粗笔勾勒)更不可及，——即指此等笔墨。这是多么优美而精辟的文字啊!概括繁处以“细节描写”说明，概括简处以“粗笔勾勒”道出，阅读这样的论文丝毫感觉不到是在读理论性文章，直有品味优美散文的感觉，如果可以借用茅盾上述评价，则可以说茅盾用字不到十个，就分别勾勒出了侍书、晴雯、入画、司棋的言行、个性!文人之笔，真可使老秃鸦成为绣鸳鸯，信矣!我们在《红学札记》里也可以找到茅盾的文献依据，在“红学札记十二：《红楼梦》评点版本”第20种谢鸿申之《红楼梦评》有按语： 按：据此信，则谢评命意亦自平凡，惟谓“繁处不可及，不知其简处尤不可及”二语论红楼技巧，颇为中肯；或者评技巧处有可取处，但此稿早已佚失。由此可知，茅盾所谓“昔人”，是指道光、同治间浙江会稽人谢鸿申(字帆初)(11)。茅盾尽管认为谢鸿申评论《红楼梦》之“命意亦自平凡”，然而谢鸿申的一点真知灼见，茅盾敏锐地发现且给予充分的肯定。是其是而非其非，这是多么可贵而科学的治学态度! 5、茅盾熟悉并推崇曹雪芹友人二敦、张宜泉等人将曹雪芹与阮籍、李贺作比，赞赏曹雪芹的个性狂于阮步兵。赞赏曹雪芹的诗风有如李长吉。在《关于曹雪芹》中，茅盾有两段精彩的评论： 敦诚的诗歌，屡次以阮籍比曹雪芹，一则曰“步兵白眼向人斜”，再则曰“狂于阮步兵”，这不光是因为曹雪芹字梦阮，实在也概括了曹雪芹的身世和性格。在封建时代，愤世嫉俗的士大夫既痛心疾首于本阶级之腐化分崩，又不能毅然自绝于本阶级，往往以“狂”的面目，倾吐他的抑塞不平之气。说曹雪芹“狂于阮步兵”，大概是指他的《红楼梦》的叛逆性十倍于阮籍的咏怀诗。对于这一点，永忠说得更直截了当。他的读《红楼梦》吊雪芹三绝句最后一首末两句是：“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明义题《红楼梦》诗也说：“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也有一二人看出了《红楼梦》寄托的深远的。 敦敏兄弟、张宜泉，都把曹雪芹同李长吉相比，这大概指诗的艺术风格。至于思想内容，则“诗胆如铁”一语，足供玩味。猜想起来，雪芹的诗，瑰丽奇峭有如李贺，而慷慨激昂胜于阮籍。 在“红学札记九：永忠、明义、敦敏兄弟”、“红学札记十：曹雪芹的诗及《红楼梦》的白话”二节中，茅盾用大量篇幅非常仔细认真地抄录、研究了曹雪芹的友人、同时代人的诗作，因此，茅盾赞赏他们在个性方面把雪芹与阮籍作比，且认为雪芹“狂于阮步兵”，在诗风方面把雪芹同李贺作比。更需注意者，茅盾分析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之所以“狂”的根本原因，得出了“《红楼梦》的叛逆性十倍于阮籍的咏怀诗”的结论，这样的比较研究，与时下的一些“狗比猫大，牛比羊大”的所谓“比较文学”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差!我们还必须指出，把曹雪芹与阮籍、李贺作比，目前已经成为红学常识。而在茅盾《关于曹雪芹》问世的时期，这样显豁醒目的比较实不多见。仅此一点，足可见出茅盾红学观的先进性了。 前文已及，《关于曹雪芹》是一篇新见迭出、文字精练、写法独特、异彩纷呈的极有学术价值的红学专文，它所涉及的论题涵盖了红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独特结构、刻划人物的高超技巧、以“按头制帽”来评价《红楼梦》诗词和从补作、续作、摹仿和改编、评注、索隐五大方面说明《红楼梦》的巨大影响，以及把曹雪芹与阮籍、李贺作比、对曹雪芹卒年的存疑、姑依旧说而以高鹗为补书之人、对索隐派学人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揭破、《红楼梦》传播域外的翻译与研究等等，都是在爬罗剔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令人可信的准确认识，这充分反映出茅盾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风范。 就近因来看，茅盾是为了1963年要举行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而写作了《关于曹雪芹》一文，《红学札记》正是茅盾为《关于曹雪芹》一文所作的“积步”和“聚粮”的准备工作，我们相信，这一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使得年近七旬的茅盾基本上厘清了红学研究领域中诸多复杂、矛盾乃至郢书燕说、捕风捉影的观点、方法，发现了之前红学研究者的不少真知灼见和道听途说，前所未有地丰富了自己的红学知识，掌握了红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故而出语元元本本，有根有据，视域开阔，有的放矢，显示出了极为渊博的学识和极为扎实的古典文学、文献学的功夫。就远因来看，茅盾早在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他说：“青年时我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在古典文学方面，任何流派我都感兴趣，例如汉赋及其后的小赋，我在青年时代也很喜欢。……至于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也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家有一箱子的旧小说，祖父时传下，不许子弟们偷看，可是我都偷看了。”(12)这样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必然会给茅盾带来终身的受益，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的茅盾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众多而见解新颖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如《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国神话研究》、《楚辞与中国神话》、《〈诗论〉管窥》、《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谈〈水浒〉》、《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等等，我们同样可以明白写作《关于曹雪芹》时的茅盾比之1935年写作《节本红楼梦导言》时的茅盾在红学知识、红学见解方面要全面、客观、准确得多(13)。学以年进，信矣! 严谨、全面、一丝不苟，是茅盾红学论文、尤其是《关于曹雪芹》一文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固然与茅盾扎实深厚的中外文学功底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茅盾的鲜明个性不无关系。一般来说，作家的个性气质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研究个性，茅盾早年就曾夫子自道：“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他独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必能将他的性格精细地透映出来。文学所以能动人，便在这种独具的风格。”(14)而到晚年，茅盾回忆说“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甚至“至今未敢怠忽”(15)。可以认为，“谨言慎行”是茅盾一生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是他个性气质的独具风格，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所遵循的基本宗旨。因此，在创作上，他钟情于现实主义而对浪漫主义敬而远之；在研究上，他重材料，重证据，全面而不片面，客观而不轻率下结论，反复斟酌而不时存疑，态度非常谦虚，藉此之故，茅盾的学术论著便具备了严谨、全面、一丝不苟的突出特点。姑且以《〈关于曹雪芹〉第三次修改后的几点说明》为例：“第三次修改”已经完成，“共收到十七位同志来信”，“极大部分的意见我都领受；这在三次的修改稿中已可概见”；而茅盾仍然非常谦虚、慎重，继续向各方面征求修改意见，此其一；其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仍然表明自己的看法，不轻率从众。他说：“也有几个具体问题，我以为应当斟酌。一是高鹗补书问题。几乎有半数以上的来信说现在已可断定高鹗只在一种不知谁所补写的后四十回的旧稿上作了加工，不宜仍以补书名义畀高鹗。……我在正文中提到高鹗补书时加‘相传’二字，在附注中详细介绍怀疑高非补书而只是就旧稿加工一说，但仍以讨论态度提出了我的不即举手赞成的理由，最后说留待大家继续研究”。针对有一二人认为《红楼梦》“并无政治意义”的看法，茅盾坦诚地说：“经过思考，我没有接受，而在附注中增加数语，以示有此一说。”如此尊重他人的意见，又不违心的取容，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其三，茅盾绝不以势压人，而持平等讨论的态度。如脂砚斋是谁、曹雪芹名霑之取义等问题，茅盾认为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对学术问题，特别是考证，凡有新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当‘记录在卷’”(16)。这同样是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 总之，茅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无论是对《红楼梦》的普及和论述，还是对红学发展的支持与鼓励，一直对红学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为新世纪红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时下，许多红学家都出版了红学著作、红学学术传记、红学研究年谱，甚至出版红学著作全编，相比之下，茅盾的红学研究就显得比较“单薄”。事实上，茅盾以他的极有学术价值的红学论著为红学研究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他的红学论著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前进必将会更加为人们所重视进而珍视，我们坚信这一点。茅盾在红学史上自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我翻阅权威辞书《红楼梦大辞典》第一版和增订本，仅在“附录”内有“1963年12月茅盾《关于曹雪芹》一文发表，载《文艺报》十二期”和“1981年3月27日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茅盾先生逝世”(17)两节文字，其他付之阙如。建议《红楼梦大辞典》再次增订时，能有茅盾的相关条目。 2014年6月于厦门 注释: ①笔者所引茅盾《红学札记》文字，均出该书，不再另注。 ②见《茅盾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512-535页。笔者所引《关于曹雪芹》均见该书，不再另注。 ③见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9页。 ④胡文彬《清代〈红楼梦〉评点家王希康生平考述》，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辑；《王希廉家世生平考述补说》，见《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2辑。 ⑤李虹《潘重规红学研究述评》，见《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辑；又见李虹《潘重规与〈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 ⑥参见《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⑦(16)见《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卷第115页、第113-114页。 ⑧刘梦溪《茅盾同志与红学》，见《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 ⑨如韩进廉《红学史稿》第12-13页写道：“《红楼梦》影响之大，更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一为补续。……二为摹仿和改编。……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大都以倡优拟闺秀，以狎客比才子，以北里为情场。……三为评注。……四为索隐。……五为题咏”。我们初步认为，这些文字基本上来自茅盾的《关于曹雪芹》。又第334页写道：“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文章近百篇，其中较重要而有代表性的，有茅盾的《关于曹雪芹》，……”。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⑩见陈澧《引书法》，《东塾续集》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11)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第562页：“谢鸿申，字帆初，浙江会稽人。据《石头记集评》卷下记‘会稽谢帆初茂才有批红楼梦全稿，所论极佳，惜稿已遗失，竟不可得。’著有《东池草堂尺牍》，内有评论《红楼梦》文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版。 (12)茅盾《我阅读的中外文学作品》(1962年9月)，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 (13)可参阅刘永良《茅盾眼中的曹雪芹和〈红楼梦〉——重读〈节本红楼梦导言〉和〈关于曹雪芹〉》，见《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 (14)见《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卷第154页。 (15)见《我走过的道路·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页。 (17)见《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第598页、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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