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运作与思想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文化产业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新派是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据学者考证，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不过40余人（注：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然而，人数并不很多的维新派却能够在晚清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维新运动，对晚清政局乃至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除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着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外，他们有意识地兴办并利用文化产业的力量来传播其思想，大概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维新派兴办资本主义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指以生产和销售知识产品为目的的企业，其中包括话剧、歌舞剧、电影等艺术品生产业，广告业、咨询业等信息服务业，还包括文化音像出版业、电脑光盘制作业以及商业化的体育产业等等。文化事业能够被称之为产业，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即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又能按照近现代企业通常所具有的经营原则进行管理和运营。晚清时期的文化产业还极不发达，极少数已形成产业规模的也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馆和出版行业。
维新派在参与晚清政治斗争中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兴办的文化产业即主要集中于这些方面。如1896年8月9日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馆，1897年2月22日创办于澳门的《知新报》馆，1897年10～11 月间在上海设立的大同译书局，1897年10月26日创设于天津的《国闻报》馆，1898年3月7日在长沙设立的《湘报》馆，以及戊戌政变后，维新派于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馆和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馆，1901年在上海设立的广智书局等，都是维新派亲手创办的著名文化机构。维新派所兴办的文化出版事业是按照文化产业来经营运作的。其主要理由是：商股在其资本来源中占有不少份额；企业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有董事，有经理，有雇员，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劳资合同关系，实行成本合算，自负盈亏，兼以盈利为目的；有一定再生产规模。也就是说，他们的企业是以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为主要目的，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并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营的文化产业。
第一，维新派创办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尽管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个人的捐款，但来自类似于投资企业的商股也占不小的份额。1896年11月25日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汪诒年的信中曾涉及到《知新报》的资金筹措情况，说：“顷偷闲到澳门数日。澳报已成，集股万元，……至其股东，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他日用之之处尚多也。惟将来销报，仍借《时务报》为之代理，但使能得三千份，即可支持。”（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6页。）这所说的“集股”当指投资企业的资金，而“股东”当指分享企业红利的股东，而决不是无偿捐助，否则梁启超也不会有将来“销报”“三千份”才“可支持”的议论。
第二，维新派的许多文化产业都具有自负盈亏、成本核算兼以营利的性质。1897年正月初十日，康有为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康有为为此连连至函梁启超，与其商议在广西设学、译书、办报、筑铁路等事。梁启超在复信中只同意办学一事。在谈到经营报馆时，梁启超以自己经营《时务报》等报的经验为由，强调在桂林不具备办报馆的条件。他说：“一馆之股，非万金不办，销报非至三千不能支持。桂中风气未开，阅报者那得此数？且自来日报无不亏本者，专恃告白为之弥缝。桂中商务未兴，商家皆蹈常习故之招牌，陈陈相因之货物，无藉于登告白。此途一塞，日报无能开之理。”（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更由于广西与外界交通不便，当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已距出版日期太久，事过境迁，没有竞争力，“是乌可行之势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9页。）。梁启超在信中论证了经济实力、办报地点、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对报馆成功运营的关系。并强调了不盈利不办的原则。
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另外两封信中也涉及到产业经营中的盈利及成本合算问题。1896年10月中旬，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出了办报设想，主张一版专门刊登时务，一版专门刊登新闻，一版专门刊登商务，既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合在一起购买，这种灵活的方式“可以尽夺申沪各报之利权”（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43页。）。明确提出办报盈利的思想。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另一封信中更就澳门《知新报》馆的低租金、低酬金与上海《时务报》馆相关费用作比较而感慨异常：“此间饮食起居，一切皆省于上海，翻译人乃自行报效，领薪水极薄，主笔亦不必从丰，故易易也。馆设在大井头第四号洋楼，其地之大，仿佛鸳湖金公馆，而租钱仅十五元，令我妒杀。”（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6页。）这段文字明显地涉及到办报成本的一些具体问题。与此相类似还有梁启超向汪康年询问上海方面纸张的价钱一信：“请查《时务报》所用之纸，在上海须若干钱一百张？因此间纸甚贵而劣，欲在上海办纸也。《万国公报》之纸样，亦请问明价值见寄。”（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47页。）该信中所谈到的成本问题自然是以商业经营为出发点的。
此外，梁启超与汪康年的书信中所谈的广告问题又明确涉及到企业的利润问题。例如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就曾专门讨论刊发广告的问题：“译书局将来印出各书，拟常在报末登告白。”（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50页。）而梁启超在给康有为信中所言“自来日报无不亏本者，专恃告白为之弥缝”一句，则可以较明确地说明广告收费在其文化企业利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也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文化企业属盈利性企业。
第三，在维新派的文化产业内部存在着经理与董事、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例如，从《时务报》馆的“汪梁之争”、“汪黄之争”中，可以看出该报馆的企业管理性质。1898年2月11日， 梁启超因病由长沙回上海时写信给汪康年，抱怨汪在经营上管理不善，在进人问题上不与其商议：“以弟私意言之，同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53—1854页。）梁启超还在信中公开提出辞职问题，原来是汪没有充分尊重梁的权利，“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54页。）信中提到了“雇工”“佣金”“合同”等内容，说明在他们的企业内存在着劳资及合同契约关系。
至于汪康年与黄遵宪的矛盾，主要反映在报馆的管理方式上。黄遵宪是《时务报》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该报创办伊始，黄遵宪就力主设立董事，“另举总董四人”，规定“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事设定，交馆中照行”（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页。）。黄主张把西方式的企业管理制度引入报馆，借制度来保障报馆顺利运行。然而，黄遵宪的这一主张却在汪康年身上碰了壁。“公度……因为持董事之议，几于翻脸，始勉强举数人；然此后遇事，未尝一公商如故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页。）汪康年认为立董事，方针大计由董事决定，即使违背个人意向，办事人也必须执行。从清代官场传统的角度看，这就等于削弱乃至剥夺办事人的权力，因汪康年正处办事人之位，自然认为黄遵宪要剥夺自己主宰报馆的权力。这样汪黄两人自然就产生矛盾。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经理与董事谁支配谁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文化产业运作中的内部管理情形之一斑。与《时务报》馆相类似，《湘报》馆也已具有产业规模，已是资本主义企业。该报馆订阅的《办事条例》中，规定排字工人每人每天要“排成并归架各一千二百字”，“不能时常会客”，“不得无故出门旷工”，“送报人须有绅商出具切实保单”，对工人剥削设有定章，已是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办事凡例十九条》，《湘报》第二十八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后来，又“拟添各处访事，广采新闻”，还把香港、上海、汉口行情物价，“逐日编列为表，附之本省物价表之后”（注：《本馆申定章程》，《湘报》第八十四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说明《湘报》馆已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运作了。
第四，维新派所办著名的文化企业，都有一定的产业规模。如《时务报》馆既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宣传机关，也是他们推行变法新政开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不少维新派的学会团体就设在《时务报》馆内，如“上海不缠足会”即是。其中有的还委托《时务报》代收会费和办理会员登记等项工作。《时务报》由于办报新颖、内容丰富而很快风行全国，代销处发展到上百所，遍布京师和全国70多个府县。在澳门、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也设有销售点，发行数量高时达1万多份， 说明其规模相当可观。
《湘报》馆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馆也有相当的规模。南学会是由湖南籍的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支持下组织成立的，其讲学记录大都在《湘报》上发表。其维新主张借媒体传播扩散。
此外，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也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清议报》发行量在3000册以上，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地。清廷虽屡禁，但该报在中国本地的销售量一直居首位。至于《新民丛报》规模更大，仅在国内的发行点就有97个，遍布49个县市。发行量最高达1.4万份。 以上说明维新派的文化产业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营且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
二、维新派借助文化产业传播政治主张
维新派兴办文化产业是为他们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自觉地通过文化产业运作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又是他们最明智最成功之处。其中尤以梁启超的认识最具典型。他认为报刊是“去塞求通”、“奋厉新学”（注：《饮冰室合集》文集1，第100—101页。）的重要手段。 正是由于对报刊出版业所具有的独特的传播功能的深刻认识，所以，开学会、设报馆已是他们胸有成竹的想法。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谈到：“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0页。）梁启超认识到办报在开民智中的作用，认为不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页。）。正因为维新派对新闻出版业在“开民智”、“雪国耻”、“成风气”中所具功能有足够的认识，所以他们能够自觉尽心尽力地去创办发展文化产业，并通过文化产业运作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时务报》作为维新派重要的文化产业，它的创办及运作，离不开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通力合作。汪康年经营管理的“殚精竭虑”，梁启超编刊的“挥汗执笔”，创造了《时务报》在晚清历史上的巨大社会效应，也把汪康年、梁启超造就成了近代中国新式报人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作为维新派创办文化产业的中坚和代表，维新派重要的文化产业如《时和报》、《知新报》、大同译书局、广智书局、《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基本为他所创办或为重要参与人。他为维新思想的传播做出了不磨的贡献。其他维新派成员如谭嗣同、唐才常、严复、夏曾佑等也都在自觉兴办文化产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业绩。
由于维新派在办报过程中抓住了社会热点，探讨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国家前途命运问题，所以“一时风靡海内”。同时，维新派又借助于报刊把政见及时传播出去，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维新派著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唐才常、谭嗣同、麦孟华、徐勤、欧榘甲、汪康年、陈炽等人，无一不有意识地借助于报刊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以《时务报》为例，梁启超在该报就曾发表政论文章60篇、汪康年发表15篇、麦孟华发表12篇、徐勤发表4篇、欧榘甲发表2篇。《时务报》馆不但发行报纸，并且还出版新书。如《时务报》馆代印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发售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各重印数次。此外据《申报》广告，时务报馆印行之书还有《光绪会计录》、《中国工商丛报》、《日本学校章程三种》、《随轺游记》、《俄属游记》、《代数通艺录》、《气象丛谈》等（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六日。）。
创办于1897年11月间的大同译书局，也是维新派较有影响的出版机构。所出书籍主要以康有为的著作为主，兼有少量介绍时事的著作。根据当时报纸广告，可知大同译书局书目如下：《大同合邦新义》、《意大利侠士传》、《俄土战纪》、《孔子改制考》、南海先生《春秋董氏学》、《桂学问答》、《新学伪经考》、《五上书记》、《四上书记》、《日本书目志》、《六上书记》、顺德麦君仲华《经世文新编》、新会梁君卓如《中西学门径》七种、顺德谭君济骞《伪经考答问》（注：《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广告，《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维新派另一著名的报纸《知新报》也刊发了大量维新政论文章。计梁启超在该刊上发表16篇，徐勤发表20篇，韩文举发表5篇， 欧榘甲发表6篇。《知新报》的撰述者大都是康有为的弟子， 他们也就利用这块宣传阵地，鼓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对康的著作学说也时常评介。如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将由大同译书局刊出，林旭为之作跋。欧榘甲、徐勤《春秋公法自序》、《孟子大义述自序》对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以及《孟子》学说也有发挥。该报还刊登维新派的奏折和活动。如发表了康有为历次呈给光绪皇帝的《为胶事条陈折》、《为条陈商务折》、《请及时变法折》等请求变法的奏折全文。《知新报》还刊载康有为在政变后的一些书信，系统地传播了维新派的政治见解。
维新派还利用其他文化产业传播自己的学说思想。时务报馆及大同译书局所出版的书籍大都在《申报》上作广告，同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也借助于其他出版企业向外散播。如扫叶山房在1896年出版的孔广德编的《普天忠愤集》，就选录康有为撰写的《请代奏时务疏》、《强学会叙》等。慎记书庄出版梁启超《西政丛书》石印本32册，还特意在《申报》上刊发了出书广告（注：《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广告”。）。严复撰写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著名启蒙文章都发表在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的《直报》上。
梁启超的文集也借助于其他文化产业、尤其是近代著名的文化产业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的文章结成文集由著者自编的有六个本子，其中两次是由商务出版发行。第一次是1905年，名《饮冰室集》，署“东京金港堂印（当时商务是和它合资经营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第二次由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印行，名《饮冰室丛著》，共20册。此外，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法》、《墨子学案》等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总括而言，维新派借助于文化产业的力量积极从事于思想传播和文化启蒙活动，做了大量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弃旧从新、移风易俗的工作，约括如下。
第一，借助于文化产业，宣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思想。维新派借助于报章撰文痛陈甲午战败后中国所面临的危迫境地，梁启超形容是大厦将倾，“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严复形容当时社会是“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维新派在痛陈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的同时，还愤怒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无端而逐工，无端而拒使，无端而索岛岸，无端而揽铁路，无端而涎矿产，无端而干狱论”，乃至“轻我，贱我，野蛮我，奴隶我，禽兽我，尸屠我”的种种罪行；提出了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等主张；维新派批判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没落，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建议废八股、变科举、改官制、兴民权，力主禁止鸦片，禁止缠足和禁早婚，提倡西学，注重实用，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
第二，借助于文化产业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及社会学说。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政治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严复从传播达尔文进化论开始了他的西学介绍工作。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感到“国祸益深”，“腐心切齿，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第14页。）。1895年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初步介绍了进化论观点和西方政治思想。而他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论、经济理论等学说主要是借助于商务印书馆这一中国近代最具规模、最著名的文化产业的力量。严译名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主要有：1904—1907年出版的《法意》、1902年出版的《穆勒名学》、1903年出版的《群己权界论》、1905年出版的《天演论》、1908年出版的《名学浅说》等；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了严译的《原富》；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了严译的《群学肄言》。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国人的新观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典经济学说。此外，严复还通过译书向国内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
梁启超则是另一位在介绍传播西方学说方面有成就的维新派代表。对西学重要性的认识，他早在1896年所写的《变法通议·论译书》中就已明确地谈到。在他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主要在于它能够学习西方，“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而中国若走富强之路也必须向西方学习。他建议将西方各学科知识及有关农业、工业、商业、法律、军事、政治等书都翻译过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日译西学，“脑质为之改易”，产生了向国人介绍西学的冲动。梁启超在日本横滨自办的《清议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承担其传播西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的主要工具。他介绍的方面很广，从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法律、历史、地理、宗教、实业到文学、科学，无所不包。仅被梁启超专文介绍的西方学者就有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边沁、颉德、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约翰弥勒、圣西门、伯伦知理等十几人之多。许多新思潮都被捆载而来，生吞活剥地向读者做过介绍。为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资料基础。
第三，借助于文化产业运作的力量推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
“开民智”是维新派进行启蒙活动的宗旨之一。资产阶级维新派还尝试着创办过几家完全用口语编写的白话报刊。 其中， 最先出现的是1897年10月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蒙学报》和1898年5 月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此外，在维新派所主办的另外一些报刊中，也尝试着刊载过一些用白话文写作的文章，如《湘报》上发表的皮嘉佑的《平等说》、《醒世歌》和吴凤笙的《大家思想歌》等。
维新派提倡白话，是与他们的维新主张相一致的。1898年春裘廷梁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认为白话文可以提高阅读速度，有利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是智民强国的工具（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第122—123页。）。 维新派中以裘廷梁为代表的提倡白话文的理论及其实践，推动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并对民国初年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五四时期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争论以及白话文的最后胜利，最终又借助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业刊印白话文教科书，以产业运作的力量得以巩固。
第四，维新派还借助于文化产业运作的力量推进其他领域的文化变革。如梁启超于1903年自办《新小说》杂志，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等文章，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研究法》，夏曾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同时他们还积极地利用文化产业参与新式学堂教科书的编印发行，推动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
三、文化产业确定了维新派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地位
学术界普遍认为维新派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主要理由是19世纪末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迫切要求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而维新派恰恰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如他们在经济上强调“以商立国”，实行“劝励工艺”、“劝工”和“惠商”政策，凡机器、轮舟之业，甚至军火工业，都应“纵民为之”。这些显然反映了资产阶级力图摆脱一切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由于“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令，符合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在政治上分享权力的愿望，因而得到了资本家的支持和拥护。其中支持维新运动较为明显的就有经元善、张謇、徐润、吴懋鼎、郑观应、杨廷萱、严信厚、施子英、朱幼鸿、周舜卿、沈敦和等人。
那么，维新派本身是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呢？目前学术界都把维新派作为从地主阶级中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角度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维新派的“资产阶级化”，主要是从他们接受了西学以及部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并且在言论乃至政治行为上反映并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观点态度上来划定的。因为考察一下维新派的身份可知，维新派几乎是清一色的举人或进士，他们是纯正的士大夫。因此，目前学术界似没有人从维新派本身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角度来给定他们的阶级属性。而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实质上已经论证了这个问题，即维新派不仅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在言论上和政治行为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他们在创办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企业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资产阶级化了。
维新派在借助于文化产业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中，不仅使自己的政见和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提高了他们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思想界的旗手和领袖。如梁启超影响的扩大，除了参与戊戌变法外，他亲自办报撰文、借助媒体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以至于“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党人列传》，《戊戌履霜录》卷4。）。其个中原因， 还在于他那新颖的理论、少见的知识、严密的推理、扣人心弦的评论，以及“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法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注：《饮冰室合集》专集34，第62页。）的“时务文体”。连严复也称赞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注：严复致熊纯如书，《学衡》第12期。）。1903年前后，梁启超更是中国舆论界的“骄子”、“执牛耳者”。黄遵宪在评价梁启超所办报刊及其文字时写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4页。）黄遵宪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如此称誉， 说明梁启超确在知识界影响巨大。胡适在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恰是翩翩少年，他后来回忆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注：胡适：《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胡适尤其受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影响，“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注：胡适：《四十自述》，第53—54页。）概括地讲，梁启超的笔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神力”，是因为他的忧患意识代表着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强的心理状态，他的改革思想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时代发展。
严复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也主要在于他借助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西方名著，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尤以进化论最具有代表性。章太炎在谈到《天演论》的作用时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 ）胡适也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注：胡适：《四十自述》，第52页。）当时有很多人用这类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其中胡适的“适之”，就与“适者生存”有关。可见进化论对中国民族意识产生了重要的觉醒作用。
在这里还需提及的就是张元济，他在出版发行教科书方面功绩卓著，对后世影响重大。张元济早在供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就先后上书光绪皇帝，倡言变法图强，请求融通满汉之见，许满汉通婚，废科举、去发辫、除拜跪、设议院等，积极参与维新变法。政变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1901年在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在担任编译所所长期间，自1902年起即编写《最新教科书》，开中国新式学校用书之新纪录。陆续出版小学、师范、女子学校教科书，一时教学风气为之一变。张元济还注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及林纾、伍光建译的西方小说等书，都在当时读者中起过很大影响，此外，他还组织大型辞书《辞源》、《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字典》等图书的出版，创办《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刊物。
总之，梁启超、严复、张元济是维新派中创办文化产业及借助于文化产业进行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可以设想，如果维新派不创办文化产业或者他们不借助于文化产业去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及社会改良思想，也就不可能在晚清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维新运动并给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打上深刻的烙印。维新派的这一做法也被革命派以及后来的新文化派所继承，并同时也产生了积极而持久的影响。正由于此，我们认为，探讨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运作与思想启蒙这一专题对于深入探讨文化产业与近代社会变迁之关系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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