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经、易传看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衍生——以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道德论文,易经论文,儒家论文,孔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05)06-0085-05
《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易经》衍生发展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儒学作为先秦“显学”，和易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学派的先哲大师不仅借易学以立学派，而且以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所以研究儒学与易学的关系，对于梳理中国早期文化思维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清理传统文化的演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涉及许多占问、鬼神的迷信问题，但它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筮书，尤其是经过《易传》的发展，把注意力开始集中于世事人伦上。正如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所说，伏羲“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1] 既然《周易》中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那么它和先秦儒家伦理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本文拟以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心，对易学与先秦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的衍生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汉书·艺文志》载：“易道深矣，人更三世，世历三古。”按照任俊华先生的解释，就是说“易学在儒学之前，已经经历了伏羲为代表的上古易、周文王为代表的中古易，而到孔子时代已是近古易了”。[2]《易经》是一部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卜筮之书。但是《易经》在宗教的外衣下却又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社会文化思想。《四库全书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自然其中亦不乏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在春秋末期文化典籍依然非常贫乏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能不读《易经》的。史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3]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传《要》篇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可以看出，孔子对《易经》是作了一番学习研究的。郭沫若先生也认为，“孔子是研究过《易经》的，他对于《易》理当然也发过一些议论”[4]。《论语·述而》亦明确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无大过”者，就是孔子针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而言的。在孔子看来，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损和益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损益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支点。由于孔子的天道观的形成是在晚年，在其前期的思想体系中尚未掌握宇宙的损益法则，是他晚年通过潜心研究《易》，才从《损》《益》卦中找到了宇宙的通则，从而完善了后期思想。孔子非常重视《损》《益》二卦，这在典籍中是有记载的，如《说苑·敬慎》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正是孔子认识到了宇宙的损益法则，所以他才对《易》极为重视，以致研《易》到“韦编三绝”的程度，足见《易》对孔子思想之影响。下面拟就《易》对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之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孔子对《易经》“中和”思想的吸收
“中和”是《易》中一个非常突出而又至关重要的思想。《易经》中临卦初九爻辞曰：“咸临，贞吉。”六三爻辞曰：“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甘临亦即是对人民实行严酷统治，而实行严酷统治，就会导致人民的反对，这样会大不利。忧，乃指宽和仁厚之意，“既忧之，无咎”，即是说，若以宽和对待民众，那么就不会出现凶兆，体现了以中和之德来维护统治、驾驭民众的思想。泰卦的象数也体现了中庸之义，泰卦由乾坤两卦合成，上乾下坤。乾为阳卦，坤为阴卦，二者相交即得其中。泰卦九三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贞乃中意。任何事物都不能越出一定的尺度范围，所谓物极必反。反映在伦理道德方面即是中和。孔子既研《易》，那么其中庸思想则和临卦、泰卦存在有渊源关系。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5] 朱熹解释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极也。鲜，少也。”[6] 孔子认为，中庸乃是最高的德行，好就好在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平常可行。有“中庸之德”的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7] 这和临卦、泰卦所表达的中和之意是相通的。另外，《论语，先进》篇记载了孔子对子张、子夏等人的评价，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孔子的“中和”思想。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头，子夏不及”。子贡说：“然则子张超过子夏？”孔子则曰：“过犹不及”。朱熹对此批注说：“子张才高志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行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为至，贤智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8] 孔子从《易》中引出“中”，并将之凝练为“过犹不及”，这一认识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二)孔子对《易经》“忠勇”思想的吸收
蹇卦初六爻辞曰：“往蹇来誉。”蹇，乃忠贞正直之义，敢于对君主直谏，是一种忠勇的表现，故而来誉，会受褒奖。六二爻辞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即忠勇直谏，事关国家兴亡。九五爻辞曰：“大蹇朋来”，具有忠勇德行的人会受到人们的敬仰，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孔子又对此加以吸收衍扩，他认为，“臣事君以忠”[9]。《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曾问忠孝于孔子：儿子服从父命是孝吗？臣服从君命是忠吗？问了三次，孔子不回答。哀公便问子贡。子贡回答说：儿子服从父命即为孝，臣子服从君命即为忠。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简单地服从君命，算不上是忠。万乘之君主国家，有谏诤之臣四人，国土就不会受到侵削；千乘的诸侯国家，有谏诤之臣三人，国家就不会遭到危难；百乘的大夫领邑，有谏诤之臣二人，宗庙就不会受到危害。……一句话，臣子尽忠决非盲目服从，而应“以道事君”[10]，敢于犯颜直谏，表达正确意见，帮助君主不犯错误，方为真忠。如说：“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11] 孔子对微子萁子、比干评价很高，如《论语·微子》曰：“微子去之，萁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人焉’。”孔子认为，微子、萁子和比干都对纣王无道进行了劝阻，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表现了忠勇、刚直，所以都能称之为“仁”。忠勇、直谏相结合，才对国家有利，这种忠勇思想和蹇卦所讲的忠勇直谏是一脉相通的。
(三)孔子对《易经》“孝道”思想的吸收
离卦九四爻辞曰：“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注此卦曰：“不孝之刑重，由来久矣。不孝之子，既逐出焉，彼复来焉，则罪重者焚焉，其次死焉，再次弃也。”孝敬父母乃子女天职，否则必将施以重惩。孔子在“孝”的观点上和离卦有渊源。他在父子关系上非常讲究孝道，并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和“无违”来解释“孝”。在孔子看来，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他说：“今之孝道，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2] 不孝敬父母，和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他还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3] 意思是说，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过失要微言劝阻。如果父母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也要恭恭敬敬而不违背父母的心意，侍奉父母也要任劳任怨。
(四)孔子对《易经》“男尊女卑”思想的吸收衍化
《易经》的基本哲理是建立在乾坤二卦之上，而乾坤实际上又代表阴阳男女。《易经》的基本原理就是天尊地卑、男尊女卑、阳刚阴柔。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以乾代天，借此讲述为君之道，为父之道，为子之道，为夫之道。坤卦卦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以坤代地，借此讲述为臣之道，为子之道，为女之道。单就男女之道来阐释，那就是女性要依附于男性。孔子研《易》，吸收并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男女是有差别的，并以“礼”来束缚女性的自由，以建立并维护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他甚至宣称“惟妇人与小人难养”，可见其对女性之鄙视程度。不但如此，在实践上他给男女之间划上了界限。他虽提倡“有教无类”，但在其三千弟子中，在其七十二贤中无一为女子，将女性排斥在受教育者之外，造成了事实上的“有教有类”。孔子认为，女子无需以学求才，只要嫁夫生子即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与家人卦辞有惊人的相似。家人卦六二爻辞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家人，利女贞。”中馈乃指妇女在家中的职分，意思是说女子居家听命于男人，尽其妇道就吉。《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是此意。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共有十篇，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以及《杂卦》，古人合称“十翼”。关于“十翼”的创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郭沫若先生经过详细地考察研究后认为：“孔子是研究过《易经》的，他对于《易》理所当然发过一些议论，我们在《易传》中可以看出不少的‘子曰’云云的话，这便是证据。大约《易传》的产生至少是如像《论语》一样，是出自孔门弟子的笔录吧。”[4] 李镜池先生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易传》不是孔子作，却无疑出自儒家之手。既然《易传》基本上出自战国后期儒家之手，那么《易传》的精神也就反映了先秦的儒学精神，这应是没有疑问的。《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点和儒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相吻合的，孔孟儒学也正是以“仁”来贯通天下，连接性与天道的，并以之作为社会人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指出：儒家哲学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人成圣的道德实践”[14] (P14)。表现在伦理道德思想上，《易传》和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也是相一致的，这自然也涵盖了儒学宗师孔子伦理道德思想和《易传》思想的贯通性。
(一)《易传》对孔子中道、适中思想的继承、发展
孔子一生非常强调中庸之用和用中之常，并把中庸提到“至德”的高度，认为“中庸之为至德也，其至矣乎！”[5] 中庸概括其义即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中。也即是说，在处理任何事物时，都应持中不偏，适而中度。《易传》则对孔子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性的根本问题是要普遍关心人类的生存，为此，对人对己要有正确的态度，在处理解决问题时要适中，要掌握好分寸和时机。“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文言》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掌握好适度，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好处理。在《易传》中有许多关于“中”的论述，如《彖》曰：“利见大人，尚中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孚于嘉，位中正也。”如果态度、时机、分寸都合乎中道，那么就会如《文言》所讲的，“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休，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二)《易传》对孔子仁和礼思想的继承、发展
匡亚明先生在其著作《孔子评传》中说：孔子的“仁”是内在的主导因素，“礼”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二者构成了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的确，孔子的“仁”与“礼”是不可分割的，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15] 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9]”礼的根本要求就是亲亲尊尊，仁的根本就是忠孝。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所谓“五者”即是恭、宽、信、敏、惠。“仁”，乃道德根本。在强调“仁”的同时，孔子还非常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16]，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7]。“人们应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言、听、视、动，这样方能成为“仁人”，而“仁”的基本表现就是“仁者爱人”，也就是对人要宽厚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易传》对孔子的思想作了继承和发展，《系辞上》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吉凶与民同患”，体现了《易传》的仁爱思想。
《易传》不但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而且还对孔子“礼”的思想作了继承和发展。如《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惟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系辞》亦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就把亲亲尊尊等伦常道德体系置于天经地义的原则框架之下了。既然如此，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就应该自然做到“非礼弗履”，“谦以致礼”[18]《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意。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正家而天下定”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三)《易传》对孔子忠信思想的继承、发展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是指学习历代文献；行是指参加社会实践；忠是指为人忠诚尽心；信是指待人处事诚信不欺。《论语》中多次提到“忠信”，表明了孔子十分重视忠诚信实，并把它列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19]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在与朋友交往中如果无忠无信的话，那是不可容忍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因此待人处事应诚信无欺，言而有信。孔子特别反对花言巧语、言行不一的人，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20] 他认为，人讲话做事应言行一致，“言之必可行也”[11] 方是君子所为。
《易传》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忠信思想。《系辞上》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意思是说，若要天助，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若要人助，就必须守信用，一诺千金，诚信不欺。还说：“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序卦》中更明确指出：“节而信之”，“有其言者必行之”。这和孔子“言之必可行也”的思想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易经》和《易传》合成的《周易》，其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与孔子伦理道德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继孔子之后，孟子可以说是对《周易》领会研究最深、发挥易旨最为出色的儒家大师，正如任俊华先生所说的，“在整部《孟子》中，无一处提及《周易》，更无一处引用《周易》，而其言论却充满了《周易》思想”[2]。如《易》的主旨在《乾》，而《乾》的主旨则在善。《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易传，系辞》解释曰：“元者善之长也”，元者始也，所以天地的本质是善。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他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来就有的，正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21] 孟子并将人性本善引申扩展为仁义礼智也是人所固有的，如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2] 这些思想都和《周易》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也认真研究过《周易》，史载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刘向语)。荀子和孟子正相反，他是性恶论者，但其性恶思想并非全部就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周易》的思想，因为在《周易》中不仅包含了性善思想，同时也含有性恶的观点，如《噬嗑》初九爻辞：“屡校灭趾。”上九爻辞：“何校灭耳，凶。”《易传·系辞》对之发挥说：“子曰：小大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屡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辞。《易》曰：何校灭耳，凶。”“校”是国家法律的体现，说明礼法的重要，而积恶积善之说，有先天的素质，更有后天的修养。显然，善恶同出于《易》，只不过孟子和荀子各执一端而已。另外，荀子的天道、中和等思想也是均取一端，所以荀子思想也和《周易》有密切联系。《易》作为早期的儒家思想的原始材料，对儒家创始者有巨大影响，这是学理上的必然。由于本文以孔子为中心进行论述，所以孟子和荀子思想与《周易》之关系只能从简而论了，非本文主旨。
总而言之，早期的《易》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的伦理道德观的衍生是有极大影响的，而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易传》，它是“借助于《易经》的思维框架结构形式，而又充实了儒道的思想内容”[23]。所以说《周易》与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儒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