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江南论文,科举论文,书院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38(2004)02-0033-04
书院与科举是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基础上运作的“双胞胎”。这是我在参加2002年长沙会议时的言论。当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我们讲书院的产生，大都会说到中国有私人讲学的传统，佛道聚徒讲学的影响，天下大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于学。窃以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才是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这是书的生产能力的突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不仅影响学校事业的发展和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且使自学考试得以顺利推广。而起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自学考试的制度。
科举考试实行的是“学而优则仕”，是隋唐开始历经宋、元、明、清，经久不衰的选拔人才的手段。科举和书院，都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和推广基础上展现开来的。两者不仅有共同的生产力基础，而且在发展中又互相依赖，互相推动。两者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需要，并适应一定的发展程度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科举考试的弊病在于难以鉴定应试者的品德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书院（包括学校）则可补单纯通过考试鉴别人才之不足，鉴于各地的书院办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水平的差异，统一标准的科举考试又将其大致统一起来，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而考试的成绩又成为书院重要的奋斗目标。宋、元、明、清的历史也说明了科举考试与绝大多数书院的密切关系。过去我们批评书院后期成为科举的附庸，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两者的结合正是科举和学校都能维持相当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书院往往以科举成果标榜自己教育的成就：科举依赖书院为其培育人才，促使这批人才具有更高的素质。这都是不应回避的事实。不管怎样两者是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产生的“双胞胎”。
时至近代，有人借着揭露科举的弊病，反对比较公平的考试。其实他们更热衷于推荐、保送。他们鼓吹的是血统论、裙带风、世袭制。他们反对“学而优则仕”，难道应该提倡“血缘优”、“拍而优”、“闹而优”则仕吗？究竟应以考试作为社会筛选手段？还是应该用门阀、姻亲、请托、攀附作为社会筛选手段呢？结论是明显的。比较公开、公平的科举考试为平民出身的贫士入仕；比较开放，并为学子提供膏火的书院贫士成才；两者都提供了机会。这终究有可取的地方。
正因为科举考试确有其弊端，以至于古代不少有识之士，往往批判其不能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和品德高尚之士，然而并不否定科举考试的存在价值，而是主张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主张需要书院与学校的配合。这正体现了书院的价值。书院强调明体达用，强调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以及人。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成为而后七百余年书院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考试对教育不仅过去，时至今日仍然还有深刻的影响。自考至今仍是众多民办大学鉴定学业的标准。而每年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硕士、博士考试、职称考试、公务员考试都已成公众关注的大事。
这次我想从早期鼎峙江南三书院的双重使命说到其与科举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佳、华林，雷塘三书院（堂）尤其是东佳书堂乃是我国早期具有教育功能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中国书院发展中第一个里程碑。
著名的宋初文学家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到：“学馆之南有雷塘焉，因以为名，且志地。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家鼎峙于江东矣！”[1](P41-42)杨亿在这里说到的寻阳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在宋代时属于江南西路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浔阳区）德安县（今江西省九江市管辖），华林书院（胡氏书舍）时属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奉新县（今属江西宜春市管辖）。而雷塘书院（雷湖书院）时属江南东路南康军（治今江西九江市星子县）建昌县（建昌县于明代分设安义县，雷塘属安义县。安义县今属江西南昌市管辖）。三所名书院其时鼎峙于江南东、西两路，故而可称为宋初鼎峙江南三书院。
这鼎峙江南三书院中，东佳书堂为最早，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五代时期著名文字学家徐锴曾为之纪述。徐锴《陈氏书堂记》称：“古之学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盂母之训子也择邻居，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成性情，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合同异，则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之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后”。有陈“伯宜”者，“来居庐山”，“遂占籍于”今“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陈氏以为：“族即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2](P9279)《末史》载：伯宜于“大顺初卒”。“伯宜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3](P87,1516)经过我等多年寻找发现多种类同的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皆有陈崇于大顺元年(890)所立《陈氏义门家法三十三条》。如平江江州义门陈氏聚星堂民国丁丑（1937）《义门陈氏家乘》载：“一，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原文疑为“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一，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豪。”“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遂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又据道光四年(1824)颢川堂陈复盛等修《义门陈氏宗谱》，在前一条书籍不得遗失之后还有“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诸文字。文莹《湘山野录·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亦说：“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而马令和陆游两部《南唐书》皆称由于东佳书堂的创办“乡里率化”，或“乡邻化其德”。在江州陈氏义门《推广家法十五条》中又规定：“子孙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循礼义。”“如果资性刚敏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若中人以下，亦教以知理明义”，“忠厚而俭朴”。
我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所以产生这种书院的历史原因很多，而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书的生产量的大增。根据著名经家皮锡瑞所言，由于雕版印刷的发明这就使得师徒传授由“皆甩口授”，向“可视简而诵”转变。这就为民间既藏书，又教学的书院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东佳书堂产生之前，已有不少有关学校性质书院的记载，如张九宗书院。桂岩书院、石鼓书院、南岳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施肩吾书院等等。然而我等在这些书院相关史料中，似都没有发现像东佳书堂那样详细的材料。有时间、地点、创办者，藏书、修业、供给、延待宾客、学田数量，入学年龄、邻里影响等等记载。由此可断言这是一所早期具有教学功能书院的初步规范化的标本。
而从前面引述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东佳书堂一开始就具有家传孝义和期取青紫的双重使命。这家传孝义使得义门聚居中家风得以数百年延缅不断，且邻里都得到德化，以至起着社会稳定的效果。而期取青紫，也起到促进家族兴旺发达，提高社会地位的作用。故所以在徐锴的记述中一再提到：“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玫本县令”、“勋从子衮本州曹橡”。“自龙纪(889)以降，祟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徐锴以为东佳书堂的教学成就使“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盖有之”。其门生进士章穀，“尝从肄业”。而义门宗谱中提到七世陈崇之后，八、九、十这三世弟子中登科者二十余人，成为陈氏光耀门楣的事迹。
陈氏义居，孝义传家，曾得到李唐、南唐（江南）、赵宋三个皇朝的旌表。宋仁宗嘉祐间敕命陈氏分为291庄，散布大江南北。而留驻德安（原为浔阳县，南唐分德化，德安两县，陈氏故里属于德安）的义门书院徒往县城，崇宁间改为德安县学。
华林书院亦称华林书堂，华林学舍，华林书斋，在洪州奉新县（在李唐、杨吴时称新吴县，南唐改名奉新县）。先是有胡城者于唐天复间(901-904.)中进士，为侍御史。天祐四年(907)朱温灭李唐建后梁，城即退居华林。城有五子、长子胡珰仕南唐为膳部员外郎留居华林，后“以书堂闻天下。”[4](P1441-1442)珰于南唐保大四年(946)卒。他们的后人在祭文中说：“唯长子珰独居华林，家风孝友为大亲家元秀峰下，建立书院，筑屋百区，广纳英豪。藏书万卷，俾咀其他。出其门者，为卿为相，闻其风者，载褒载嘉。”“我祖独留华林嗣祖创业，筑室山峰，家传孝义，累世簪缨，建学招徒，玉树森森，四斋肄业，讽诵讴吟，名闻海宇，声蕃古今”。[5](P151)胡珰子胡令严，胡令严子胡元凤，胡元凤之子胡仲尧，他们世代继承胡氏家业，同时扩充自家的教育设施，大振了家声。《宋史·孝义·胡仲尧传》称：“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南唐李煜时尝授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
徐锴及其兄儿徐铉与胡氏有通家之好，作为南唐与宋初著名学者徐铉曾为胡氏的书堂撰记。徐铉《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载：“士君子承积善之庆，服圣人之道，治身修心，义之本也；风行于家，德之充也；教被于俗，人之周也。”“豫章属邑，世云旧里”，“安定胡君籍于是。君名仲尧，字光辅。亦叶儒学，蝉联簪绂”。先人“好《左氏春秋》之学，研几索隐，儒者宗焉”。“及君之长，克扬其业，言斯出矣，身则践之，捐让周旋之仪，孝友姻睦之行，修乎闺门之内，形于群众之间。少长有礼，丝麻同爨，乡党率义，人无间然。君以为上古之风，可以以驯致，由《六经》之旨，可以化成也”。“乃即别墅华林山阳玄秀峰下创书堂焉，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又以为学者当存神闲旷之地，游目清虚之境，然后粹和内充，道德来应。于是列植松竹间以葩华，滴泉清池环流於其间，虚亭菌阁，鼎峙于其上。处者无
，游者忘归，兰亭，石室不能加也”。当时名公巨卿撰文记其事的还有王钦若，王禹偁，李虚己等。为书院题贺赞的还有：宋琪、李昉、句中正、乐史、黄夷简、何蒙，张齐贤、吴淑、曾致尧、向敏中、魏野、钱若水、孙仅、晏殊、苏轼和杨亿等等。当然这些名人不一定都到过华林书院。大都是雍熙二年(985)胡氏在受到旌表之后派人赴阙谢恩时，公卿称颂而作的。
华林书院办学之宗旨亦是双重的使命，一是“家传孝义”，或者说“家风孝友”、“承积善之庆，服圣人之道”，而“冶身修心”及使“孝友姻睦之行，修乎闺门之内，形于群众之间”。又一是追求“累世簪绂”，入宋以后胡仲华、胡克顺、胡用之，胡顺之、胡用庄、胡用时、胡用礼、胡用舟、胡况、胡泽、胡直孺、胡晋侯、胡椿、胡杞、胡楫、胡枞、胡彦先，胡嗣立、胡价，胡彦谦，共二十人先后中进士第。此外如胡澥（淮海运使）、胡僧儒（河北西路提举），虽非进士却有高官。胡氏将这些进士和高官当作书院的教学成就传颂。[5](P197)
雷塘书院，亦称雷湖书院、洪氏书院。宋初建于洪州建昌县，后建昌划入南康军（军治今江西星子县）为江南东路所辖军州。书院所在地明代划入安义县（今属南昌市管辖），故杨亿称其鼎峙于江东。书院创始人为洪文抚。据《宋史·孝义·洪文抚传》称：“洪文抚，南康建昌人”，“曾祖谔，唐虔州司仓参军。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学舍，招徕学者”至道中(995-997)，本军以闻，遣内侍裴愈厨“御书百轴赐其家”。“文抚遣弟文举诣阙贡上物为谢”，“大宗飞白—轴曰‘义居人’以赐，并命文举为江州助教”，“自此每岁遣子弟入贡，必厚赐之”，“又命有司修书堂以淑子孙”。建昌洪氏是大族，衣冠之家，书院延续的时间也很长。不仅“子弟之秀者咸肄业于兹”，且四方来学者竟不远“千里”、“贯鱼而进”。洪文抚侄洪待用登咸平三年(1000)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洪坛亦登庆历二年(1042)进士。
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到一些“南方之族”，文风已“雄视于中原”。南康洪氏杰出其间，以“耕凿之勤厚致资产，以孝悌之德大庇族人，奕世聚居”。“且于所居之侧，崇饰学舍，一日必茸，宾至如归，厨廪益丰，弦诵不辍”。在洪待用中进士后，杨亿还说“同时侪流登是选者以十数”，“后来之人贯鱼而进”。书院在家传孝义之后，于科举方面“锡善流光之庆，加讨论傅习之资，圭组相辉，将珥貂于七叶”。[6](P597,1224-1225)
文抚裔孙洪师民，博学多才，登熙宁三年(1070)进士，为石州司法参军，是尚书李常之外甥，娶黄庶之女为妻。黄庭坚曾与这位妹夫诗文相酬。元祐间，洪师民重建洪氏书院，取名招贤。黄庭坚曾前来讲学。洪师民四子：洪朋，宇龟父，幼孤，受业于祖母李氏。手不释书，落笔成文，尤长于诗，舅黄庭坚尝谓龟父笔力扛鼎，异日不患无闻。但两贡礼部不遇，荐举知临川县，早卒。著有《清非集》，书屋“清非斋”，黄庭坚曾为作铭。洪芻，字驹父，绍圣元年(1094)进士，靖康初为谏议大夫，有诗名，坐事流放，尝著《豫章职方乘》、《老圃集》等。其书屋“壁阴斋”，庭坚功亦为作铭。洪炎，字玉父，元祐三年(1088)进士，先为知县，累迁知颖州，迁秘书少监。高宗初为中书舍人，有《西渡集》等，诗酷黄庭坚，著述丛富。黄庭坚为作《照旷斋铭》。洪羽，字鸿父，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知台州，斋名“倏然堂”。四洪与黄庭坚的学术倾向均趋蜀学，炎、羽皆受“元祐党案”株连，他们皆为江西诗派后续者。
东佳、华林、雷塘三书院创办者陈氏、胡氏、洪氏皆为义门。其中陈氏聚居十三世，人口三千余。这类大家族在唐、宋之间是不少的。仅《宋史·孝义传》中就罗列了十家，仅德安即有陈、王、梅，郑数家。聚居家族是血亲、地域、宗法、礼教结合的产物。作为社会的细胞，为维护以宗族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研究聚居大族能够凝聚不散，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是由尊崇祖先而发展起来并始终维持的宗族家长制。其二是历代祖先积聚下来的家族财产公有制。其三是由家族全体成员相对公平的共同生活消费制。其四是建立维护共同生产、生活和维护家长统治的道德观念，这是聚居的精神支柱。因此，聚居之家都非常重视道德观念的灌输，必然读“圣贤之书”，“教人孝义”之类。办学设教成为聚居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方面。其五，培育人才也有利于提高聚居生产和生活的管理水平，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以至通过科举考试力求一而再，再而三得“取青紫”而发展家族实力。
就现有材料看，陈氏所建书屋和书堂，在体制上是比较完备的，有15岁以前和15岁以后两个层次。前者对家族男子具有“普及教育”的性质，后者则是有选择地培养优秀人才的高等教育，并接待宾客游学。胡氏华林、洪氏雷塘虽未见如此明确的划分，但均有接待游学的内容。这种游学当然决不会处于启蒙层次。
聚居大族，虽然是强宗，有相当社会地位，甚至是大土地所有者，与朝廷有一定的联系，但却并不一定是朝廷的当权者。他们的书堂或者书院是留意斯文的“地方贤大夫”所创办的“乡党之学”，是私学。对巩固家族组织，安定社会秩序起积极作用。在一些史籍也提到“邻里化其德”，可见其影响不小。
从三书院的情况看，其双重使命还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在以往的论述中，往往以为登科入仕与书院中讲学修德是两回事，甚至有的前辈还以为书院是反科举的产物。从鼎峙三书院的情况看恐非如此，讲学固然有修德的目标，而通过应试而获取青紫，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追求。尽管这是对子弟中俊秀杰出者提出的希望，却是书院取得社会声望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书院、书堂里（唐宋间，书院与书堂之名称是通用的或混用的），教学的内容是儒家之经典，载道之文章，天天讲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内容本身就有教育意义，乃寓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於知识的传授之中。教学的内容化为文字，著为文章，在科举考试中出头，即可扬名亦可取利。先儒固然以为古昔圣贤教人为学之道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7](P199)这时关键是一个“非徒”，并非“不得”。他们并不反对应试，则是提醒学子，不要忽视“道德文章”，不得偏废一方而己。
对于鼎峙三书院的情况看，应试登科入仕，这是家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的要求，对于家族某个成员来讲，被作为俊秀者入书堂、书院肄习，他的任务就是努力通过应试以取青紫，是大多数埋头苦干的本家族兄弟供养了他，为家族争光、争气，为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努力，因此应试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家族行为，社会行为。从地方教育发展的情况看，家族的义庄、地区的宾兴，支援士子在科举中出头，对于家族，书院、地区而言，有人升贡，有人登科是家族，书院、社区的利益和荣誉。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这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直到近百年，近五十年、近二十一年，仍然有着这种影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习惯心理。宗族、学校，社区过去以出了多少秀才，举人，进士为荣。进入现代还以出多少学士、硕士、博士而欢欣鼓舞。这种心理，已深入中国人心中。
科举考试用一定的标准，通过考试选拔士子。士人通过应试，登科入仕。开始时士子通过个人苦读应试入学，继而通过学校、书院求名指教，通过学子之间的相互切磋而应试登科。发展过程中科举考试又与古代的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宋代有舍选，明清则非监生和郡县之生员，不得参加乡试。然而愈往后官办的学校愈来荒废学业，书院取而代之。实际上大都通过一定的书院教学途经提高水准后，才去应试登科。二者建立了密切联系。
应试制度的存在促进了学校，尤其是书院的发展，而书院教育发展促进了应试教育完善，促其提升到新的境界。这大概可称为二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