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者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社会主义（即生态运动中的“红绿派”），在苏东剧变前不要说在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就是在生态运动理论阵营内部，也不占主导地位，那时主宰生态运动理论阵营的是生态主义（即生态运动内部的“绿绿派”）。苏东剧变后，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它不但后来居上，影响超越了生态运动理论阵营内部的生态主义，而且在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声誉大振，一跃而成当今西方思想理论界最引人瞩目的思潮之一。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它的影响之日益扩大同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反思和批判成正比。生态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建树主要见之于，正当许多人借助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唱赞歌之际，它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加激烈的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一
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生态危机，而这种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生产方式，强调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它与生态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在对造成现代社会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的分歧。生态主义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生态主义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来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起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而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直接导致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前者对现代社会中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上不涉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后者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这方面，最能体现生态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是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高兹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到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1](p.5)。他强调，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他具体地分析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1](p.5)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高兹也注意到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的工作。于是他特地对此作了剖析。在他看来，分析这一现象时必须充分估计到以下两点：其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二，这种环境保护的工作是十分有限的。他说，目前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群的拥挤，空气和水的污染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极点，即现在要使工厂在那里继续进行生产并实现增长，就必须处理它的有害气体和工作废水。也就是说，工厂现在必须重新塑造适合于进行生产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以前这些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任意拿取。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动机还是出于确保增加利润的需要。问题在于，治理污染的装置尽管十分必要，但须大量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又与其赢利的目的相矛盾。“总之，在固定资产、资本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剧烈增加，从而也是产品的成本剧烈增加的同时，销售价格却没有相应地跟上去。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利润率下降，或者产品价格提高。”[1](p.6)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惟一的选择就是“提高价格”，而这将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之中。高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的限制集合到一起终将导致如下结局：价格上升趋势超过工资上升势头，购买力下降，也就是说，控制污染的费用减少了购买消费品的个人收入。”[1](p.6)而这隐含着的是穷人相对来说变得更贫穷，富人变得更富裕，不平等加剧了，各种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高兹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所以生态运动必然要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发生冲突，因此，生态运动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运动是巨大的斗争场所”。他不但指出了围绕着生态运动斗争的严峻性，而且分析了目前这一斗争的焦点之所在。他认为焦点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而生态运动则必须冲破这一功利主义。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当资本主义用尽了每一种高压统治和欺骗的办法以后，开始按照自己的道路从生态学的死胡同中走出来，它把生态学的需要当作技术的强制加以吸收，同时使它们适合于剥削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生态环境的费用所产生的利益已成为与绝大多数人无关的而为有特权的人所享有的一种奢侈品。鉴于这种情况，高兹向致力于生态运动的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重大问题：是资本主义适应生态学的强制呢？还是一场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革命来废除资本主义的强制，从而在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高兹认为，对这一问题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生态运动便会步入歧途。
二
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及以后，生态社会主义非但没有从这一基本立场倒退，而且由于一方面正视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使这一立场更坚定，更充分有力。高兹在苏东社会主义旗帜倒下之际的1988年，写了《经济理性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高兹不但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且又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eason)的范畴。这样，他又从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这是从较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来探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何谓经济理性呢？请看他的一段论述：“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具有一种经济的合理性，确切地说，它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的因素的经济的欲求为主要特征。……这种合理性的目的就在于使这些‘因素’经济化，它要求用简单的度量衡单位对这些要素的安排能够加以衡量、计算和计划，并且能够表述它们，而不管这些要素是什么样的。这一度量衡单位就是‘单位耗费’，这种耗费本身就是劳动时间（工作的小时）的一种功能。而劳动时间又体现在产品和用来生产产品的手段（广义地说即是资本，它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之中。从经济合理性的观点来看，由于所使用的手段的日益有效而在全社会性的范围内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构成了这样一种工作时间，它可以用来生产附加财富。……通过安排这种被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给予失业者以补偿，其方式或是雇佣这些失业者从事其它经济活动，或是付给他们一定报酬让他们去干那些以前既不付酬也不被认为属于经济活动范围的事。”[2](pp.2-3)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他所说的经济理性（经济合理性）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化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
高兹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决定其需求程度和工作程度之时，经济合理性是并不适用的。他说：“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指自认为（所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不过，足够这一范畴则是调节着满意的程度和劳动本身的量之间的平衡。”[2](pp.111-112)在那个时代，人们在劳动和生产中所遵循的原则是“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人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耕耘所获得的东西，完全是用于满足自己的家庭、牲畜的需要，即使有时到野地里或旁人的森林中去砍柴，也只是用于作燃料。这就是说，那时人们的行为与其“生活”的时间、运动和节奏相一致。在高兹看来，关键在于对“足够的”这一范畴的理解。他说，在那个时代，“‘足够的’范畴并不是一个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文化的和存在论的范畴。说‘够了就行’是指使用更多的东西未必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多并不是更好。诚如英国人所言：‘知足常乐’(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2](p.112)。高兹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当经济理性并不占支配地位时，“足够的”范畴只是一个文化范畴，人们信奉的是“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当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即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生产之时，经济理性也就开始起作用了。他说，“经济合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一切就开始变了”。[2](p.109)他还说：“于是，计算和核算就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关注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那种劳动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我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顾及我与所生产的东西之间的感情的和美的关系。……我的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无须考虑兴趣和爱好。”[2](pp.109-110)
高兹在这里实际上不仅论述了经济理性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提出了经济理性的具体内容。他说：“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一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样是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2](pp.110-111)既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于是，“足够的”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其标志是突破了原来的“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开始崇尚“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的原则。高兹说道：“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的标准，即利润的尺度。从而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现在已用不到由任何权威、任何规范、任何价值观念来确认。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与效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2](p.113)在这一段文字下面高兹加上了重点符号，因为这一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述了经济理性的含义。高兹提出的所谓经济理性的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的原则、效率至上原则、越多越好原则。
在高兹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所以他首先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揭示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合理性“要扫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是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留下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2](p.19)。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合理化的过程“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机械化的一大成果；另一方面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予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既使劳动又使劳动者失去一切人性味”[2](p.20)。“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的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2](p.20)。高兹在这里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
高兹说：“哈贝马斯曾用‘认识－工具合理性(cognit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来表示技术－科学的、经济的和管理的方法的统一体。”[2](p.108)在他看来，哈贝马斯所说的“认识－工具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经济理性，于是，他借用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合理性”的批判进一步剖析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经济合理性，作为‘认识－工具合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仅扩充到了其并不适合的制度的行为，而且使社会的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赖以存在的关系结构‘殖民化’、异化和支离破碎。哈贝马斯就把这种由‘经济－管理的亚制度’发展起来的‘势不可挡’的动因所推动的‘殖民化’视为理性，视为由金钱和国家权力所支配的变异的调节。”[2](p.107)这样，高兹根据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合理性”的批判，认为经济理性的主要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他还具体分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内容。他说：“我想指出经济合理性和‘认识－工具合理性’的共同根源，它们的根源就在于思维的一种（数学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使思维孤立于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孤立于活生生的体验的确定性。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技术中有其文化的锚地，这种思维的运作是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进行的，这种思维由于没有主体的参与就无法说明自己。欲知这种严酷的殖民化是如何组织自己的，请看：它的严酷的、功能性的、核算化的和形式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而这一异化的世界只不过是他们的产品，与其威力无比的技术发明相伴的则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2](p.124)从高兹的这段话中可以知道，他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表层看就是“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从深层看则是“思维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
上述这一些是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理性的普遍性危害，只不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危害进一步加剧而已。但高兹对经济理性危害性的揭露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新的危害，这就是经济理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新奴隶主义。由于科学技术和相应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现代人实际上已赢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社会已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但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仍然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整个社会还受“越多越好”的原则驱使，从而造成对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加以不平等的分配，即人口中日益增大的一部分不断地被从经济活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或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职业精英则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或甚至更多的工作。这种做法符合“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使前者沦为后者的奴隶。他说：“对经济领域中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由技术发明所创造的自由时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一部分人能从另一部分人那里购买到额外的空闲时间，而后者则沦为只是替前者服务。……对于至少是提供个人服务的这部分人来说，这种社会分层也就是服从于和人身依附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曾经被战后工业化所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了。”[2](p.6)高兹认为今天这种“被职业精英雇佣来的人做仆人的工作”和以前“富人阶级雇佣了一大批家内佣人”没有多少区别。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奴隶主义”的批判，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
三
1991年高兹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他再次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实施的生产力的经济规则，即经济理性，是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只要这一规则仍然在起作用，生态保护就是一句空话。他说道：“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截然有别。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与此相反，对最大量的经济生产力的追求，则旨在能卖出用最好的效率生产出来的最大量的东西，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而所有这一切建立在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才有可能在资本的增值方面获取回报。其结果是，在企业的层面上最大量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在整个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但是，从生态的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的东西，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则是增长之源：企业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而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速率促进了产品的陈旧过时和飞速更新。从生态的观点看似乎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者和稀有者、实施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使那些在经济学上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形式加以衡量的产品大为减少，其表现为在宏观的经济层上未能充分利用资源。”[3](pp.32-33)高兹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描述了两种理性的区别：经济理性不惜对资源的肆意开发，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而生态理性力图尽量少动用劳动，资本和资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而隐藏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理性背后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在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支配下，实施生态理性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必然带来堵塞增长之源。基于这一认识，高兹反复强调，要实施生态理性，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这就意味着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该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
高兹认为，在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无法实施生态保护的。实施生态保护的要旨是控制消费，而控制消费的一个前提则是公平、合理地进行产品分配。显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说，现存社会的框架和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贫富不均、特权和追求利润的基础之上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和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在现存生产模式的框架中，当产品分配更趋平均的同时，就有可能限制和压制经济的增长。在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下，哪一个人能用什么办法来分配那些由于数量限制而变得稀缺的产品，如豪华的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房屋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新产品？工业每年用新产品像洪水般地冲击市场使旧产品贬值，同时再生产不平等和等级制度。而现在又有哪一个人能用什么办法来平均分配大学学位、管理职位或财产占有权？高兹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出路就是突破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公平分配原则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高兹指出，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的过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技术的破坏性，因此克服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对资源、能源作精心安排，尽量缩减消费规模。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宗旨不是更多地生产，而是更少地生产。
高兹强调，实施“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这实际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它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对社会主义的开拓。他通过考察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的纲领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纲领明确地要求以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去获得尽可能少量但又具有高度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货物。高兹列举了这一纲领的若干内容：“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涉及能源的生产和运输的所有环节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化学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这些活动“必须保证生活的基本要素和改善其质量”，“必须促进自治和自主的创造性活动”，“那些危及生活的自然基础的活动必须缩减和消失”。“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也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3](pp.31-32)高兹把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纲领中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归纳为：“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3](p.32)接着他就分析说，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看也可实施，但由于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态势，从而在实施过程中或者变质或者夭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由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与这些要求相符合，从而这些要求能切实有效地得以实施。他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纲领中的这些涉及“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要求，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新的和激烈的限制”[3](p.31)。他认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把“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四
实际上，在苏东剧变后，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深入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不仅仅有像高兹这样的老资格的理论家，一些新崛起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展开的批判，比起高兹他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的大卫·佩珀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往往归结为在观念上不把生态置于中心的位置，认为只要切实做到以生态为中心，实施生态中心主义，就能实现环境保护的观点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强调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具体地说，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他把对自然的剥削视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它自身不可解决的生态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是追求利润，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实行利润挂帅，这就决定了它要不断地去掠夺自然，把自然作为获取利润的对象。在平均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今天，资本主义的企业更要通过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来确保企业的利润。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会不断地吞噬着它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即这一制度必然会滋生生态矛盾。其次，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向，也就是说，在市场法则支配下，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不愿意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的，而是千方百计地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即转嫁给社会。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牺牲企业去保护环境，从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生态矛盾也是顺理成章的。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在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想，佩珀则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存在，这一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这样说道：“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4](p.95)
佩珀还揭露说，由于生态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这一制度又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这就出现了“生态帝国主义”，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他批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也建立在那些国家，掠夺那里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其它一切自然资源。他说：“环境质量是同物质上的穷或富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对第三世界财富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身，使自己成为令世人仰慕的样板。”[4](p.96)他借用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小说《公鸡、小偷、妻子和她的情人》中的一个隐喻来说明之：酒店是如此富丽堂皇，但它是用与日俱增的污浊的、令人作呕的客房和厨房装点起来的。佩珀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社会即使使生态危机的状况有点改善，那也只是把这种危机转嫁的结果，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生态矛盾依然存在，甚至还在不断加剧。
在佩珀看来，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挂帅的经营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惟一出路就是对这一制度实施变革，即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
五
美国的詹姆逊·奥康纳是苏东剧变后新涌现的另一位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于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围绕着“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分析。他对“一个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所给出的基本答案是：“除非等到资本改变了自身面貌以后，到那时，银行家、短期资本经营者、风险资本家以及CEO（执行总裁）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现在的这副尊容，舍此而外，这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5](pp.382-383)他指出，不管给“可持续”这一概念下什么样的定义，回答“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就是：不；如答案稍长一点的话那就是：“大概不”。他斩钉截铁地说道：“资本主义的趋势是自我毁灭并步入危机；世界经济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饥饿、贫穷和痛苦之中；不可能指望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无限期地忍耐这种危机；而且，不论给‘可持续性’下什么样的定义，几乎任何地方的自然都受伤了。”[5](p.377)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双重矛盾，即资本与人的矛盾和资本与自然的矛盾，“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一次普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是难以确定的政治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后果，“全球经济调整的前景同全球环境调节的远景一样暗淡”。[5](p.377)他承认，他的这一断言会受到国家政客以及大型商贾代言人的广泛抨击。所以要证实这一断言，就得说明资本主义是如何动作的：当它运转自如时，它为什么会运转自如；当它遇到麻烦时，它为什么会遇到麻烦。
奥康纳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当代资本主义要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一，如今，任何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实体都要以一个能够确认和调控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前提。这就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要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或者起码在西方七国工业集团之间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凯恩斯主义。如果考察一下这一国际性的凯恩斯主义的现状不难看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或许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要弱得多”。首先，这种国家凯恩斯主义调控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起就已弱化或自我解体了。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作为世界现金出纳机——正在终结。事实表明，“在当今时期，消费主义的美国已无力消化世界的剩余商品了”。就目前而言，那种真正按照合作精神组织起来的全球性的调控前景并不美妙，它就像在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生产过剩危机中的国家调控一样糟糕无比，可以说，效果几近于零。[5](pp.385-386)
其二，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所有的三种生产条件，即人类劳动力、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以适当的数量和质量，按合适的虚拟价格出现。众所周知，这三大生产条件，在供给上的严重瓶颈会危及个别资本单位的生存能力，甚至还会危及整个部门或全国的资本主义秩序。因此，总的来说，这些瓶颈因会抬高成本削弱资本的适应能力而会威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所以，“增长的极限”并不首先表现为劳动力、原材料，清洁水源和空气、城市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绝对性的短缺，而是会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这就对资本的盈利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经济疲软、或者遇到需求危机、面临别国新一轮竞争时，供给层面上的瓶颈或短缺会给资本主义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带来特别大的麻烦。”“账面上的盈余或利润的增长速度要比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实际价值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这会驱使糟糕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因为它会导致负债率的上升，还会带来金融风暴的危险。”[5](p.389、390)
其三，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致力于生态、市政和社会的总体规划的国家机构或社团型的环境规划机制是不存在的。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未得到清晰的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体现了。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多元主义的与妥协性的政治逻辑常常阻碍了那种总体性的环保，市政和社会规划的发展。国家的行政部门或官僚机构的逻辑是非民主的，因此，环保动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源自于下层。而且，资本的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在生产条件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三种逻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而这些矛盾的系统化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仍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在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我们都可以不停地看到新的卫生保健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城市危机。在许多地方，我们所能看到的远景是：劳动者中的文盲越来越多，由于工资过低租金过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家可归，惊恐不安地生活在一个满是污染的城市中，在拥塞不堪的交通面前寸步难行，而且甚至连清洁水源都不能得到。”[5](pp.394-395)
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所必然产生的生态效应。他强调，如果说，从国际宏观经济调控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没有可持续性的，那么某种全球性的危机，资本价值的普遍贬值以及某种经济萧条就将是必然的。问题在于，这种经济萧条会带来怎样的生态效应？由于资本的过度生产，会带来需求层面的巨大经济压力，这也就会迫使个别资本努力将其成本更多地加以外化，并借此来重建其利润。这也就是说，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这是一场发生在资本和环保斗争之间的战争。”问题在于，这场战争会对生态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指出：“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很小。”[5](p.395、396)他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在他看来，关键在于，环境的破坏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他说：“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早期直到90年代晚期，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处于中右翼势力和右派政府的统治之下，它们是没有能力带领资本主义去改善生活、劳动、城市或环境的状况的。这些政府打定主意要去拓展‘自由市场’和劳动的国际分工；废除国有制并使其私有化；在南部国家强制进行‘整顿’，并对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休克疗法’，因而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近半数的人口边缘化了；而且它们还声称，一般来说，‘市场’和新自由主义将会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来说，事情必然是在变好之前早已变得更糟了。”[5](p.399)这段话，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实质做出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可以视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的总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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