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上海论文,蔬菜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2-0048-07
一、供应：目的以手段为倚重
城市的供应与服务，关涉政局的稳定，关涉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妥。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蔬菜供应与菜场服务如何呢？会不会是一幅图谱化的破乱而凋敝的景象(当今“文革”图谱化是一种倾向)？
事实上，上海1966-1976年蔬菜供应量每天平均在2200—2500吨，总体供应水平保持在每天人均吃菜370-420克①，即就总的情况而言，当时上海的蔬菜供销是正常的。然而，由于取消“进场代销”，改为“生产队定点交售、菜场定点采购、货源按固定比例分配”的“三固定”购销模式，使市场调节的杠杆功能有所丧失，以致旺淡季矛盾十分突出，如“常年菜田多年平均最旺月份上市11.2万吨，最淡月份仅4.5万吨，前者为后者的2.5倍”②。尽管每逢淡季各菜场均采取“以咸补鲜，以荤代素”等措施，终究不能避免在这座城市里每天会有近百万人为排队买菜而起早摸黑，1973年至1976年淡季时，“只能按户凭证限量供应，有时居民要三四天才能轮流买到一次鲜菜”③，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哄抢、套购等现象。如1968年早春，上海蔬菜供应困难，据报道上海县北新泾镇发生如下情况：
最近一个月以来，北新泾镇从早到晚，从市区赶来买菜的人络绎不绝。从镇北申乙港、野鸡墩到镇南的三星牧场，提着篮子，推着自行车的人群在田里横冲直闯如过“无人之境”，野鸡墩附近一处就有十来亩的庄稼被踩得一塌糊涂……三月一日下午三点左右，有两只从吴江县八渡公社行来的农船，船上装满青菜，因潮水关系停在红旗船厂后面。这时，有近百把人冲破船厂大门，跳上近岸的一只船，动手就抢青菜，结果装了三千斤菜的一只船，被抢走整整二千斤。青浦县白鹤公社有一条装菜的船，带了生产队的证明，有十担青菜到上海来卖。船在渔行湾码头，被一帮人连哄带抢，劫走了五分之三的青菜。桐乡有条船证明有四十五担菜，定价每斤六分，总价二百七十元。结果被一帮人一抢一哄，只收到四十六元④。
再据报道：
近来，发现我公司船员，在外港套购、抢购、捎带上海暂时脱销或供应紧张的物资和副食品的现象日渐增多。捎带的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达到了惊人程度。如前一阶段上海大白菜供应较紧张，我公司战斗轮在烟台港好多船员都买了，有人买了上百斤，一条船就达数千斤。战斗轮在秦皇岛时，几个船员骑了自行车到郊外农民家中去买活鸡，讲好价钱，鸡捉了就秤，鸡逃就满地追，鸡飞到屋顶上去了，还爬到农民屋顶上去捉。弄得鸡飞狗跳，影响极坏⑤。
那么，这其中除了存在淡季供应短缺等直接原因外，“文革”运动中的政局变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管理问题，是否也成为一种原因呢？在此，“文革”运动衍生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应排列其中，上述两例可引为实证，兹说明在城市管理的角落，仍然存在着无序和混乱。至于副食品零售行业的造反派和“文革”当局在夺权、掌权中，面对城市蔬菜供应的实际问题，标举“阶级斗争”和“为人民服务”的两面旗帜，则延伸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公平买卖、笑脸相迎”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
在1967年冬春造反派夺权之际，恰逢蔬菜上市淡季。或许是当权派的政治博弈，或许是基层群众追逐福利——据当时的报道称：在一个短暂的时段里，一是“当权派漠视全市人民的日常生活，放弃职守”⑥；二是“不少受蒙蔽的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丢下一副‘烂摊子’”⑦，以至田间管理放松，外地采购不力，营业时间缩短，上市量锐减，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结果，“农商部门革命造反派召开市蔬菜工作会议，建立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的各级领导班子，有力地把蔬菜生产抓了起来”⑧。1月下旬至2月上旬，市郊就播种了2万余亩蔬菜，比前20天快40％。农商造反派还共同踏田，核实上市货源，增加供应量。同时增派采购人员分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北及东三省采购大白菜、萝卜及卷心菜、大头菜等。一些菜市场的造反派也拉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横幅，如普陀区“十五个菜场七十个供应点，自始至终维持原来的早市、下午市。大型的西康菜场坚持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八时，中午不休息，全天供应，节假日还提早开秤”；为增加蔬菜上市量，“单东方红菜场就组织到太湖菜一千五百担，芹菜四、五百担之多。西康菜场还到棉粮地区的徐行公社采购来六百多斤大蒜充实市场供应”⑨。1968年入冬，上海遭遇寒流侵袭，海运系统造反派抽调包括远洋万吨轮“东风号”在内的10多条货船，从青岛、烟台运来蔬菜7万多担⑩，以解燃眉之急。
在此，当权派、基层群众、造反派之间，是否存在着黑白之分、是非之辨呢？确实，围绕城市蔬菜供应，三者的态度和行动各有企图，各有目的，且这种企图和目的均具有政治指向性，用当时的话语体系应称作“路线之争”。然而，这“文革”“路线之争”不是本文关涉的主题，只是从“文革”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厘析，可知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各个观点、各个立场的政治力量，都必须重视、必须把握的紧要环节——即便在动荡时刻被扰乱，甚至有所搅局，那也是以此为筹码、为凭藉催逼之、要挟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证城市蔬菜供应是手段，政治路线才是目的。然而，因为此手段关联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目的便借助着手段，托举着手段，即以手段为倚重、为标志，来铺排和考量具体的工作。所以，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与服务，在造反派掌权以后，仍然坚持要求“卖菜人想到吃菜人”(11)，强调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就不是偶然之举措了。
二、服务：“为革命而卖菜”
其实，“文革”运动爆发前夕的1965年，市蔬菜公司就以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为典范，总结了上海蔬菜供应与服务的特色：那就是实行“三市二摊(早中夜三市，早早摊、中午值班摊)；设地方口味、盆菜、供应外侨等专摊；固定设摊和流动供应相结合(或下厂、下里弄，或推拖车串街走巷)；除按斤两供应外，还采取论堆、论盆、论把、论块等拆零供应；优质优价，劣质低价，过市菜贬价，以及商品陈列上艺术化等”(12)。“文革”运动爆发后的蔬菜供应与服务，继续沿用着这套路数，发扬着这些特色，只是其支持系统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指向(目的)不一样了。
现选取《解放日报》、《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以求证实：
由上表可见，除了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上海“文革”时期的菜场营业，起码在运作方式上，在行为态度上，与“文革”前以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为中心的优质服务经验别无二致，那就是在管理上体现城市服务的有序，在服务上体现城市管理的水准。
70年代初，静安区长寿支路菜场在夜市供应、设荤素综合摊、为老弱病残送货上门等方面成绩显著。1972年4月，市蔬菜工作会议便树立长寿支路菜场为标兵，在全市副食品行业开展了“学星火(星火日夜商店)、赶长支”的劳动竞赛。如果说当初的学习和竞赛还围绕着“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到了“文革”后期，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以来，长寿支路菜场就成为“学理论、抓路线”的典型。1975年8月13-14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分别在头版加短评发表长篇报道《菜场学理论，面貌日日新》和《把方便送给千家万户》，全面介绍长寿支路菜场的职工“半夜上班，事先把冬瓜切片，豇豆扎把，鸡毛菜扎捆，标好价目”，盆菜供应“由每天一千多盆增加到二千多盆，品种由五十多只增加到八十多只”；菜场组建了16人的下里弄供应小组，采取定期轮吃的办法为居民送菜(对解决淡季和时鲜菜供应有作用)，那天记者随营业员到余姚街道第五居委会为1400多户送去豇豆、毛豆、辣椒等，目睹“车子一到，大人小孩都围上来，由居民小组长协助，不到十分钟就把蔬菜送到了家家户户”(13)；特别是学习了“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土壤”的理论后，该菜场检点重视大生意、轻视小生意，重视热销货、轻视冷门货是资产阶级“利润挂帅”的流毒，便重点巩固发展“一字方便柜”，“仅一分钱一扎的鸡毛菜，每天供应一百多斤；一分钱一摊的尖辣椒，每天要卖五六十斤，顾客近千人次”(14)。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等也在《朝霞》杂志上，以洋洋洒洒的《可敬的人们——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参与到歌颂的行列：
九个七三届毕业才进菜场的姑娘，把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平凡的卖菜劳动紧紧相连，提议设立综合摊，使顾客能一次买到鱼、肉、豆腐、蔬菜……开秤啦，毛豆一斤半：0.14×1.5＝0.21；青椒半斤：0.10÷2＝0.05；肋条肉八两三钱：0.90-(0.09×2)＋(0.09×0.3)＝0.747≈0.75；子鱼一斤：0.49；葱两分，姜一分……菜场上，从来不用算盘，当然更没有笔墨纸张，全靠脑记心算。姑娘一手拿，一手秤，一边往顾客篮里放，一边在心里拨乘除法……她们天天班后把“钱头秤”带回家，家里大大小小瓶瓶罐罐、碗盏调羹、书本钢笔，都拎起来过过秤……现在“九姑娘组”每个秤手，手搭秤杆，数字就有了。当最后一种菜送到你篮子里时，总数跟着报出。每个秤手平均每分钟接待三个顾客，敏捷而从容，被顾客誉为“电子脑”(15)。
应该承认，上海“文革”中后期以长寿支路菜场为中心的服务，精细而周到，堪称样板。1976年5月25日，市革委会又在该菜场召开现场会议，并以“批邓斗争中涌现的新事物”为口实，进一步向全市推广长寿支路菜场实行全日制供应的经验(16)。由此可见，此时由权力机构推定的“优质服务”，不是着重于岗位的职能、经济的绩效和文明的指向，其核心源是强调为“阶级服务”，为“政治路线服务”等，以致它的聚焦点、驱动力，既有空幻张扬的一面，又有实际推进的一面。正是立足于这个角度，我们既不能忽视“优质服务”背后的政治主导，那会造成一片模糊；又不能否定这政治主导下的“优质服务”是现场的和确切的存在，那会造成一片虚无。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媒体所吹奏的以长寿支路菜场为主调的旋律中，实际上还遗留有另一片灰暗的地带，那就是围绕着蔬菜供应与服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开后门”现象和贪污盗窃活动(17)。
三、贪污：“阶级斗争新动向”
或许蔬菜是市民生活必需而又短缺的商品，或许菜场经营管理存在颇大的漏洞，或许菜场人员的组成多来自于以前的摊贩，或许利益驱动下存在着先天的人性之恶，总之，在“文革”“阶级斗争”利剑的高悬下，在“文革”“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符咒的念叨下，“后门”照样敞开，“后门”之路照样畅行。
1968年3月5日，市财贸战线革命委员会召开“进一步揭开财贸系统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点名闸北区南山路菜场一造反头头带头“开后门”，“今年春节，用五片(半只)热气猪肉，与一家食品商店交换瓶头酒，造成该店一时无瓶头酒供应”(18)。至于“通风报信”、“少撕票证”、“代购紧缺品、热销品、时鲜品”等等，则更是常态。如果说“开后门”是菜场经营中屡禁不止的一种习气，那么这种习气必然导引出“贪污盗窃”。在同一会场上被点名的就有“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出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好几万元”(19)。4月10日，市公检法军管会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召开“坚决打击贪污盗窃犯罪公判斗争大会”，数个案例涉及副食品行业，其中长宁区三角菜场一统计员，通过改动报表，伪造单据，“有时主动帮人点现钞，故意在每叠中多放二、三元，然后在交款前再抽放入自己的腰包”，累积贪污8500余元(20)。再据同年10月《工人造反报》披露的卢湾区斜徐菜场集团性的“贪污盗窃”活动，更是触目惊心：
到目前为止，挖出了六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金额高达二万几千元，占到菜场流动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参加贪污人数连同菜场以外的三十多个，一共有八十八人，其中有的同时参加几个集团。
这些贪污集团的手法，有偷窃商品的、有捞现钞的、有一起吃喝贪小便宜的、有窝藏赃物接受贿赂的、有“日积月累”的、有大量盗窃的、有内外勾结的、有独霸一方的、有定期分赃的、有天天拆账的……如贪污集团一头头，勾结居民食堂采购员，利用设摊运货的机会，中途将商品出档；另一集团首恶分子，动员全家老婆、孩子五人一起参与以少找多的贪污活动；一坏头头则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将整爿整爿的猪肉偷走，六七年春节供应，仅一次就利用发货的机会，将三爿没有过磅的猪肉(计二百斤左右)，往拖车上一甩，拉了出去。今年春节供应时，又一次拿走了两爿。整个食品大组在节日前后共销了十五万斤，按正常损耗，最多只有六、七百斤，可是这个大组竟高达一千八百多斤，也就是说一千多斤不翼而飞了。一贪污犯以色情、金钱腐蚀干部。另一方面则以送物借钱等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收买群众。她对人说“吃过三年菜场饭，叫你做官也不肯去啦！”
这个菜场还有那么一小撮自作聪明的“单干户”。他们认为集体搞，油水虽足，但寿命不长，因此得出结论：还是单独干，小摸摸太平。有一人公开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大肆贩卖“情愿独牵一只羊，不愿合偷一头牛”……这是这个菜场挖出六个贪污集团之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21)。
毋宁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诳语，恰恰是经营体制和管理方面的罅漏，恰恰是利益方面的驱动，终究使“贪污盗窃”如此大胆和张狂。固然，卢湾区斜徐菜场的情况较为罕见，但上海数百家菜场处于大致相同的经营环境和风气中，联系上海“文革”时期的菜场经营出现连年亏损的事实，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追究的原因吗？！
70年代初，市、区各蔬菜公司均已建立革命委员会，为了制止贪污盗窃，曾一度在少数零售菜场实行营业款“走钢丝”试点，即模仿上海棉布店的收款方式，每个营业员将每笔买卖所签的斤两单和所收钱款，通过钢丝滑轮传送至总收款台，再由总收款台结算后回传给营业员。这样，营业员虽然不直接参与结算，却因菜场营业场面杂乱，钱款需经历“收”和“算”两个环节，一旦出现差错，便辩说不清，只得中止试点。1975年，上海部分菜场又实行居民买菜扯给定额小发票的办法，即模仿公共汽车的收款方式，一手收钱款，一手交票据，以求钱款与票据间的平衡。但营业员操作时既要称、算，又要找零、撕票，手续烦琐，常常拖延顾客排队的时间，且居民完全不需要小发票，有的不拿，有的拿了随手乱丢，弄得“菜场遍地皆是，也解决不了贪污问题，试行一段时间，就告终止”(22)。粉碎“四人帮”后，上海菜场系统曾多次开展教育和查处活动，但真正消除贪污盗窃，还是在90年代国营、合作菜场全面退出副食品零售行业以后。
围绕上海蔬菜市场的供应问题，既看到为了“政治路线”而构筑的“优质服务”，曾经热气腾腾，喝彩一片；又看到无政府主义的扰乱，“开后门”和贪污盗窃等活动，曾经屡禁不止，嚣张一时，这大概才是整体的真实的面目。
四、余论：两条波动线
综上所述，以“文革”时期较低水平的生活状态为基准，如果说粮食是市民生活必要之保障的话，相比而言，鱼肉蛋禽就是市民餐桌之奢侈品，蔬菜则是必需品。同时，对偌大个城市来说，蔬菜的正常供应与消费，就如同流水线中一道细小的程序，或许不起眼，却十分的紧要。所以，蔬菜问题一头关联民众的正常生活，一头关联社会的正常运作，即蔬菜生产、蔬菜供应与市民生活、城市管理之间，平行而又互动地存在着两条十分敏感的波动线，一条是“民众—生活”的波动线；一条是“社会—管理”的波动线。当蔬菜供应丰裕时，两条波动线处于隐性状态，平顺而和谐；当蔬菜供应紧缺时，两条波动线便立即应急性地处于显性状态。对市民生活来说，率先反映在家庭的一日三餐上，于是，家家户户半夜三更地排队；长时间地面对咸菜、萝卜干……；对社会管理来说，则是运作不遂，操持滞碍，伴随着群众的抱怨，民间的流言……市民日常生活发生波动，进而牵动整个社会情绪的起伏——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谁能回避、甚至放任这两条波动线的振荡呢？难怪通过“文革”夺权的造反派，在蔬菜供应淡季时，也得派人勘踏田头，促进上市；集中车船，各方调运，以平息这两条波动线的同频共振。
其实，“民众—生活”的波动线与“社会—管理”的波动线不仅是联动的，即两者之间互为影响和作用；且两条波动线的目标指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其内在之间还存在着互为协调的功能，以警戒和防止事态的扩大。就此，如果说两条波动线的显现，属城市管理的调节机制，它也确实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文革”中高举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具体落实在城市的蔬菜生产和供应方面，推行“菜农不吃商品粮”；批判“利润挂帅”、“钞票挂帅”(菜农通常的“看价种菜、看价管理、看价上市”，被批判为“看价，看价，这和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是一家”)(23)，将富有活力的“进场代销”、“三员议价”，改为“生产队定点交售、菜场定点采购、货源按固定比例分配”的“三固定”购销模式等，便很大程度地削减了、破坏了两条波动线的自我协调。这种属于“文革”“政治路线”的强行介入，强行搅局，且表现为“不断革命”的刚性的特征，严重地背离了价值规律。
于是，综合考量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销，在大致正常的经营场面和为政治而提升的“优质服务”背后，其内在的政治方面的困惑、管理方面的紊乱和经济方面的漏洞都是巨大的。这即是说，“文革”“政治路线”的错误，要换取一种代偿——其具体的证实，就是当政者为维持和粉饰市场稳定，只得通过权力运作，调拨巨额的财政补贴，来应对、弥补、平衡因蔬菜供应紧缺而可能引发的波动——这就是代价所在(经济为政治而付出)！这就是必然招致的市场规则的报复！！
注释：
①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②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③袁恒权：《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8页。
④《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市场供应，不要再到北新泾去抢购蔬菜》，《工人造反报》1968年3月7日。
⑤《不要到外地抢购物资》，《上海交通报》1968年3月14日。
⑥⑧《大力扭转蔬菜供应紧张局面》，《解放日报》1967年3月7日。
⑦⑨《普陀区十五个菜场的革命造反派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财贸战士》第3期，1967年3月27日。
⑩《大批外地蔬菜运来支援上海》，《解放日报》1968年1月20日。
(11)《卖菜人要想到吃菜人》，《文汇报》1974年11月30日。
(12)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第210页。
(13)《把方便送给千家万户》，《解放日报》1975年8月14日。
(14)《菜场学理论，面貌日日新》，《文汇报》1975年8月13日。
(15)黄宗英、蒋小馨：《可敬的人们——长寿支路菜场的日日夜夜》，《朝霞》1975年第12期。
(16)《本市部份菜场全日制供应》，《解放日报》1976年5月26日。
(17)此处不将菜农的所谓“贩卖活动”列于正文。“文革”运动前夕，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当前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斗争和其他几个问题》的文件，强调整顿有证商贩。此后，上海市区尚存的17处集贸市场全部消亡。“文革”时期，有郊区菜农将自留地上的蔬菜推到市区出售，被称为“大田里做一工，不如自留地里一把葱”。结果，虽受到居民的欢迎，却常受到有关人员的批判和抵制。据1968年6月出版的《支部生活》报道：近来有人把大量蔬菜从郊区挑到市区贩卖，扰乱了市场管理，也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应当坚决抵制这种贩卖活动。再据1969年2月17日《解放日报》报道：马当路小学红小兵发现一农民推着自行车，正在出卖挂在两边的两大筐蔬菜，便围上去召开了马路批判会，向那农民高声诵读“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人民公社好”等毛主席语录，直至那个农民把蔬菜送到市场管理部门。
(18)(19)《财贸战报》第33期，1968年3月10日。
(20)《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可要警惕啊》，《政法战报》第32、33期合刊，1968年4月10日。
(21)《把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菜老虎”揪出来》，《工人造反报》1968年10月24日。
(22)陈蕙英：《上海蔬菜商业志》，第199页。
(23)《蔬菜纵有上百种，人民需要伲就种——谈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解放日报》197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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