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时代与英国社会改革_英国保守党论文

世界经济新时代与英国社会改革_英国保守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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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富不过三代”,此言不仅适用于家族,国家、地区亦如此。百年前霸业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国,战后身份由豪富变为小康。穷则思变,英国朝野上下认识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英国面对的竞争不仅仅来自德国、法国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乃至中国都已对传统发达国家发起了强大的攻势”〔1〕面临挑战, 英国社会上上下下开始了一场包容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的变革。由于它并非一场有意识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的矛盾时时存在,因此前景甚难把握。但不管怎样,研究、认识这一变革,对把握英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脉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悄然更新的英国经济

自1989年开始的大衰退,使英国经济受到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沉重的打击。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高峰期下降了4.5%〔2〕。这场衰退持续时间长,打击面广。直到1995年上半年,统计数字都无法显示出保守党政府许诺已久的“感觉良好”指数。既然政策上做不到力挽狂澜,经济界便得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自由。

1、进口物品充斥市场。80年代, 撒切尔夫人领导英国进入了市场繁荣。企业给员工加薪,银行大肆放款,信用卡公司不断扩大持卡人的借贷额度。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房价十年间从平均4万英镑/座跃至6.5万英镑〔3〕。购房热潮席卷了全国:公寓客升级买花园房;排房居民入住独立宅。一时房价日日涨,新车满街跑,建筑、汽车制造业的兴旺,带动了百业繁荣。

显然,这场空前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改革,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靠明日信用吹起的彩球,一俟银行发现债务人无力偿债而停止借贷,立即变成了紧急刹车的红灯。晚会结束,头痛开始。靠贷款运转的各类企业为紧缩开支被迫裁员,收入减少的市民再无能力承担买房的巨额支出。到90年代初,英国每周平均被逐出家园的家庭数高达1000家以上〔4〕。 需求减少的反作用,使众多等客上门的经济实体难以为继而告破产,银行债务危机因而更趋严重。

80年代的繁荣,造成进口物资的大量增加。恰此期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了起飞,进入90年代,物美价优的亚太产品开始取代英国货的统治地位。80年代中期除了地摊市场外难能一见的中国货,10年后实现了英伦的登陆。笔者一次参观一处重新装修的前皇家花园,在充分领教了一场传统英国文化之后来到内设小卖部。一进门人们便为四处悬挂着叮咚作响的乐钟所吸引,孰料此时一位银发满头的老太太正在大声对同伴发着牢骚:“他们怎么敢在这样的地方卖中国造的东西?”原来,这些乐声优美、制作精良的英式风铃,竟然来自我的祖国。

从经济原理着眼,“皇家花园”新东家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同样的产品,英国制作的成本可比亚太地区高10倍。在“皇家花园”再无皇家津贴的前提下,他要实现适者生存,就只有尽一切可能压低成本以赢得买家。窥一斑而全豹,韩国、马来西亚造的汽车,台湾产的运动器材,计算机终端等等能在英伦土地上风光一时,亦就不难理解了。

2、出口型经济的雏形逐步呈现。 面对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出口攻势,英国舆论界所持态度似乎十分乐观。其注意焦点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压分上,因为亚太地区的劳动力、地价都具备着无可争议的优势,产品也多数集中在纺织品、食品等初、中级产品项目上。而未来21世纪是英语世纪,英国教育的高水准和英语作为母语使英国仍具备着天然的优势。

作为未来政策制订者的英国政府则不敢如此乐观。为保住国人的饭碗,政界联合起商界对国际市场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从梅杰首相、克拉克财政大臣、赫素尔廷工贸大臣直至担任卫生大臣的波托姆雷夫人,近年来轮番率大规模代表团对中东、亚太地区进行访问,为英国带回一笔笔大额订单。其中以1995年5月赫素尔廷率133位工商界人士访问中国的声势最大,在总结这一访问的报告中,这位工贸大臣不无自豪地为己摆功说:“这10亿英镑的订单,是从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口中赢来的。”〔5〕

亚太地区的崛起,使英国传统工业丢失了不少就业机会。要实现贸易持平以至扭亏为盈,唯一的途径是大量向迅速发展的这一地区出口英国仍占优势的高科技产品。把国际政治同经济贸易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是梅杰政府迫不得已而推行的政策,却绝对是一招出手明快、效果上佳的绝活。

然而,工商界不能只靠政客的成日奔走赖以生存。大幅度提高自身素质,使劳动生产率达到先进水平,才是实现竞争胜利的必要前提。一方面,大衰退加速了工业界积极改造自身的过程:高科技投资比例逐步上升,机械运转加速取代劳动力使用过程,从而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竞争加剧的现实使工业界认识到:培养并保护英国科技人材,大力推广和利用新发明创造已变得日趋重要。政府赞赏之余进而明确宣布:“不少第一流的意念诞生在我国,我们必须保证更多地在本国使用这些意念。”〔6〕

到2000年,英国的劳动力将有一半以上在中、小型企业服务。它们运转灵活,专业性强,进取心往往胜过大型企业,同国际市场亦易接轨。从企业知名度讲,英国排名不逊于德国;从整体表现看,英国企业的出色率就差了一截。归咎其因,大企业内官僚作风盛行,现代管理受到忽视被视为主要弊病所在。与此同时,行政方面的繁琐程度亦受到了工商界的猛烈抨击。90年代上半叶的短短数年内,遭删除的法规、条例总数已逾1000之多。

80年代起,英国成为海外投资的热点。精明的日本商人,观察到投资英国的三大长处:英国劳工的优秀素质,政府鼓励传统工业区发展的措施,及欧洲共同体对“英国制造”产品的敝开大门。目前,日本在欧洲投资的41%,美资的43%和韩资的50%集中在英国。英制日本汽车近年来连续击败德、美、法、意等国的产品,在由欧洲各国专家评选的排名表上高居榜首。尼桑家庭小车更当仁不让地成为英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以致欧洲大陆威胁要对这一“日本货”采取措施。外资企业的成功,将英国人均出口额推向了世界领先的水平,难怪日商要盛赞英国经济为“当今欧洲最有活力、最富灵活性的现代经济”了〔7〕。

3、合同制、兼职及其他。进入90年代, 英国的职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开始了“剧烈的、不可逆转的变化”〔8〕。 持有一份终身性职业,每年年终都可期待加薪以至分红,对年轻一代已是美梦成真。随着国内、国际竞争的加剧,英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工作合同化、就业安全缺乏保障的新时代。

在衰退期间,倒闭、破产的经济实体为社会制造了大量依靠救济金过活的失业人口。因利润大幅下降而被迫裁员的公司,则必须为此支付巨额辞退费——从而为政府省下一笔可观的支出。然富翁也好,小业主也罢,谁也不愿在这方面为政府分忧解难。于是,合同制工作便如雨后春笋般,在英国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

合同制给资方带来的好处甚多。首先,为期一至二年的合同给了劳资双方最大的灵活性,而这灵活性对资方尤其紧要。其次,合同工的报酬往往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资方不仅不必受每年加薪这一不成文规定的限制,而且可在合同到期时根据经营情况重新起草,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第三,鉴于合同的不稳定性,劳工方面便会竭尽其能地埋头苦干,力求做出成绩以保住饭碗。如此资方一来可轻易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来则免去了以往工会纠缠不休的麻烦。资方的幸福,便是劳工阶级的灾难。

职业结构的另一显著变化是兼职工作大幅度增加。 自1984 年至1994年这10年间,兼职工的人数从原来的一百多万猛升到二百五十万之众。所谓“兼职”,在今日英国已推动了它本身字面上的意义。就工作时间而言,这类每周不超过24小时的工作确可作为第二职业,可粥少僧多的事实,却使人们很难享受双肩挑担的幸运。

传统上,兼职工作多由子女成人后重新回到社会的女性担任,现代经济则驱使大批男士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兼职工多以钟点计时,生产兴隆让你加班加点,市场萧条请你提早回家,资方可在人力使用方面得到最大的效益。在失业率高居不下的传统工业区,资方更大幅度压低报酬标准。目前,英国有30万人拿1.5镑/小时的计时工资,2.50镑以下的更高达100万人以上〔9〕。曼彻斯特地区甚至有50便士/ 小时的报道,以生产出低成本产品同进口货竞争。考虑到英国高昂的生活费用和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水平(8镑/小时),如此收入实难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

兼职工作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大批“自由骑士”的出现,其报酬取决于业者的工作成绩。现代“自由骑士”可飞黄腾达,亦可一筹莫展。对前者,从事计算机程序、工程管理等高科技职业的人士,不仅在国内易找工作,国外也同样供不应求;对后者,公司的义务仅仅是支付基本工资与分发潜在顾客的资料。游说的重任与结果,便全部落在这些单兵作战的“骑士”肩上。

残酷的竞争,驱使一些骑士抛弃职业道德,不择手段地去赢得顾客。英国银行素以严守信誉著称,顾客通常听任专业人士安排他们的经济合同。如房产抵押款的偿还方式有连本带利式和基金式两种,前者直截了当,后者则要求顾客每日付息的同时支出一笔基金,以投资方式积累,最终投资成功便可还掉本金尚余一大笔现款。由于经营管理人员可从每笔基金式合同中提取高额佣金,顾客便百分之百地被“慎重推荐”基金式的种种优点。毫无疑问,基金式偿债是一场变相的赌博。顾客尚不明其中奥妙便被推上赌局,赌局便不成其赌局而是骗局了。由于投资失败,银行方面最近已放出风声,选择基金式的顾客,最后可能不仅拿不到奖金,而且要准备付出更多的钱偿还本金。

信用严重受损的,已不单单是银行一方。经济状态的变化,使社会的每一角落都受到了冲击。即使神圣的教会,亦因财政紧张而下海,将教会基金投入到房产运营中,以致投资失败而造成丑闻。至于驻新加坡经纪人里森能够单枪匹马地将数十亿资金孤注一掷,使负了几百年盛名的巴林银行毁于一旦,可能最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场经济巨变所产生问题的严重性。

二、随之而变的政治格局

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是政府机构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一前提,社会便要求政治领袖采取果断措施改变被动局面。一方面,今天英国的问题非一朝之功,左、右两方保守势力又同时夹击政府的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衰退在西方的整体化进一步缩小了英国的回转余地。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梅杰政府便成了最易让人泄愤的出气点。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便把她的继承者骂得体无完肤:将问题“塞到地毯下,期待明天出现奇迹”〔10〕。这一定论虽然残酷,却一语中的,打中了梅杰政府软弱、迟缓的要害。

1、中产阶级掀起的抗议之风。保守党统治英国16年, 首功当属撒切尔夫人。当年,这位铁夫人率领英国冲出了通货膨胀高涨,罢工连绵的混乱局面,以全面私有化来推动国民经济运行。政府在贷款、税收、社会福利各方面鼓励人民购置房产,旨在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有产阶级,保证保守党江山的长治久安。80年代,保守党从工党手中攫取了数以百万计的选票,表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确实符合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宝贵支持。

进入90年代,形势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失业人数的大幅上升,导致政府福利开支猛增。为开流节源,梅杰政府不得不暂时将保守主义低税收的原则弃置一边。1992年大选前,梅杰承诺选民不改变购房抵押款的免税率,次年出台的财政预算却将此诺言全盘推翻,迫使已入困境的“有产阶级”返归无产。150万人因房价大跌而倒负债, 即房价本身已低于所欠债务。

英国中部斯托克镇,购房热达到高潮时曾一片繁荣,银行为鼓励市民购屋,一反常规不收任何押金便借出买房所需全部款项(通常顾客获得贷款前必须先交付10%以上的房款,银行借出其余部分作抵押款)。当初的指望是房价如此疯涨,数年后卖出不仅可还清债务,而且会有大笔节余。孰料天有不测风云,泰坦尼克号这艘号称永不下沉的巨轮,就愣是触上衰退这个大礁。很快,憧憬一时的新城人搬得起的搬,搬不起的跑,唱起了一出空城计。

1995年5月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保守党丢失了2042个议席, 总支持率下降了11%,仅获总票数的25%;与此同时,工党赢得了46%的支持。〔11〕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如在两年后的大选中保持不变,便会产生一个工党占绝对多数的议会。工党新领袖托尼·布莱尔抓住良机宣称:选民已同工党建立起了“信任纽带”。梅杰则被迫向二千多名丢了宝座的保守党议员致歉,承认失败的原因应归咎于中央政策而非地方问题。

认错的同时,梅杰政府又为保守党的政策多方辩护。首先,经济复苏未能如期到来,他年初许下的“感觉良好”之愿便无法兑现;其次,政府加税实乃不得已,不在选举前盲目减税,恰恰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最后,不景气直接导致了选民对政府的不满,统计证明此次选举的投票率比通常平均数低了三分之一,而选民的罢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转入其他阵营〔12〕。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梅杰政府面临新的形势,未能为保守党以致英国民众指出一条今后努力的方向。的确,英国经济已在出口大增,贸易实现平衡的带领下走出低谷,真正受益的却只限于社会的少数。当广大中产阶级仍在整天为就业安全、房产抵押等担忧,政府无能力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相反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财政负担,出现大量反抗性的投票就不足为奇了。

2、传统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鉴于保守党政府缺乏一套明确有力的政策,梅杰政府的影响力在90年代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布莱尔接任工党新领袖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革新运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成功地说服党内持异议者放弃了党章中坚持国有化的第四条。删除这一工党政策中的核心条款,确实大涨了布莱尔造就一个“新工党”的声势。但荒唐的是,当梅杰就此向布莱尔挑战,要求他向选民呈上他不同于现任政府的“新”政策时,后者却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了。

直到19世纪末,英国议会内并无党派存在。议会通常由一位具号召力的人士组织起的联合阵营来支配,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遭到“将独立人格让步给朋党利益”的指责。而今,党派政策的不明确乃至混乱不堪,使社会对党派间无穷尽指责日渐厌烦。对梅杰和布莱尔而言,其领导的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他们背上的包袱。梅杰个人的声望,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高过保守党的受欢迎程度;而布莱尔推行的改革,使他同传统工党成员之间的距离日益增大,两者间已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保守党人偏不洁身自好,梅杰任内许多身居要职的人士,有私泄股市内幕造成丑闻的,有收受私人企业报酬在议会上提案的,更有冒用他名抛出牵涉到自身经济利益的修改案的。这些丑闻的曝光,充分显示出英国议会“已失去了它自我监督的可依赖性”〔13〕。利用选民授予的特殊地位收受外快,本身已犯了忌;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伪,便使公众无法信任立法者本身的法制观念。监督议会运转的诺兰委员会,由此立案提出议员应当向社会公开个人财产及来源。

同贪婪政客遥相呼应的,是新近涌现出的一批企业界“肥猫”,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国煤气公司总经理布朗。此君工程师出身,公司从国有转入私有后升至首席。 年终业绩卓著, 于是年薪相应上调75 %, 达475000镑。与此同时,公司为进一步节省开支,决定对普通员工减薪,以使之与同类行业水平一致。就此,梅杰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保守主义鼓励私人企业自由决定其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煤气公司独家垄断煤气这一千家万户所必需产品的生产、销售,如此独享暴利而置公益于不顾的德行,确实亦难以支持。迫于社会的巨大压力,梅杰不得不在坚持政府不干预的同时,宣布煤气公司的做法“令人厌恶”〔14〕。

“肥猫”们的日子难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公众对现实境况的不满。压力的不断增大,迫使先后私有化的英国电话公司、煤气公司及电力公司都程度不同地给消费者折扣、优惠以至退回部分盈利。皇家空军元帅利用装修趁机铺张,最后不得不自卷铺盖。作为国家元首的伊莉莎白女王,也在要求精简王室以至废除君王制的呼声中,被迫于1994年开始向国家纳税。近年来,公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明显上升。1973年仅49%的征询答案是不满或强烈不满,199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8%,4 年后的今天竟跃升至75%〔15〕。民心所向,昔日留下的不合理一面,看来不改是不行的了。

3、变革中求生存的三大政党。日新月异的经济、政治形势, 驱使执政的保守党同在野的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相应推出它们新的政策纲领,以维护其既得的政治地位并求发展。

在衰退和生活水准滑坡的情况下,执政党很自然地成了社会的主要攻击目标。梅杰政策所作的努力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只好强调它在遏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出口等方面的成功。诚然,这两点成就保证了英国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稳定,但结构性失业的长期性和永久性就业的无保障性,才是社会注视的焦点。从短期效益角度看,保守党背弃它低税收的传统,在欧洲,教育、法制、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重大问题上的举足不定,直接导致了它1995年中期选举的大失败。结果,保守党控制的地方政府数目降至排名于工党、自由民主党及独立竞选人之后的第四位,三大政党之一的头衔岌岌可危。

与保守党相比较,工党在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声势大振。继放弃国有化这一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纲领之后,工党在欧洲共同体对英制约力、劳工最低工资限度、征税额度及分配方式等选民直接关注的问题上相继让步。如劳工工资底限本是它挑战保守党的重磅炮弹之一,由于选民反应冷淡和英国经济向出口型发展将因此受阻,工党最终改变初衷,声称这一问题最好还是留给劳资双方自我裁定〔16〕。保守党抓住时机,嘲讽工党大搞机会主义。但布莱尔对此毫不在乎,相反语惊四座:“保守党目前大搞意识形态斗争,颇似80年代时期的工党。我们目前的首要目标,是赢得大选的胜利。”〔17〕。对此,撒切尔夫人盛赞不已,公开发表谈话称布莱尔是工党30年来最卓越的领袖。

工党作此巨变,使自由民主党的生存空间相应缩小。自民党领袖帕迪·阿须顿随即扬出橄榄枝,表示愿同工党携手合作。“如果工党在努力赶上我们提出的政策要求,不去支持他们贯彻这些政策就荒唐可笑了。”〔18〕工党与自民党趋向合作,使英国党派界限进一步模糊化。素来反对欧洲一统天下最为激烈的保守党,更给布莱尔指责梅杰在欧洲问题上让步太多搞得不知所措。

新工党的大幅度革新,使社会左、中、右阵营的分布情况开始改变。传统上左右工党内外政策的工会,对布莱尔影子内阁在国有化、工资底限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纲领极端不满,最后作出减少对工党经济支持的决定。未来的趋势,新工党同工会之间很可能会逐步拉大距离。而保守党、自民党的选民亦会逐步倒向新工党。面临这一大变革中“适者生存”的竞争压力,梅杰被迫于1995年6月辞去党的领袖职务, 要求以重新选举来结束党内的纷争。虽然这场为期12天的保守党内大动乱最后以梅杰获胜而结束,保守党内出现两大派别却是这一事件的唯一结果。

三、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大手术还是小修补?

在指出保守党、工党、自民党政策混乱,前后摇摆的同时,我们亦须看到英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的谨慎小心并非全无理由。

从本质上说,英国是个社会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家。纵然富翁阔婆们住的是私人城堡,有病上的是私立医院,其子弟在高人一等的贵族学校受教育,社会最顶层更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之一,广大国民却也同时充分享受着公共医疗、免费教育及五花八门的社会福利保障。本来,这一保障当属人类社会的最重大成就之一,但由于滥用,它在今日的英国却接近抛锚。如何顺利地改革这一体制而又不引起社会混乱,便是摆在英国每一位负责任公民面前的重大问题。

1、“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摇摇欲坠。 英国的社会福利包罗万象,“从摇篮到坟墓”的说法生动却欠准确。事实上,远在婴儿进入摇篮之前,怀孕的母亲已得到医疗费用(包括昂贵的牙医)全免的特权;自出世至18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家庭背景一概享有为数不小的定期津贴且医疗费用全免,家庭有困难的更可得到免费学校伙食及交通补助;进入成年后,入高等学府的可申请政府助学金,待业的则直接禽失业救济;生有子女的,可申请得到家庭补贴;到退休年龄,又名正言顺地领取退休金;告别人间,从墓地到葬礼所需的鲜花、礼车,政府都一包到底。其他项目,如残疾人津贴、寡妇补助金、住房支助、人头税豁免等等,看似琐碎,支出总额却不逊于以上条目所需。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英国失业、半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已经喘不过气的福利体制再难继续。与此同时,福利申请作弊案件大量上升,手段可谓无奇不有,无空不入。16岁的女孩一气生下三子,尽管违法却不用做工便每周可得131.1镑补助并享用免费政府住房; 替已故父母冒领退休金,直到女王为“百岁老人”送发贺电才被揭破骗局;制造假名冒领补助,同时组织非法移民经营地下经济;钻政策漏洞,居住豪宅又伪称无力偿债,将巨大的包袱搁在纳税人肩上。1993年,英国住家竟有一半左右通过各种途径领取社会福利,其中一半申请人士年龄介于19至39岁〔19〕。改革福利制度,成了英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继1991年4月保守党政府宣布减少房产抵押税的减免率后,10 月推出的财政预算进一步决定终止社会福利机构替债务人偿债的不合理政策。这两大变化使英国房产值在1994年下降了1.4%, 加上年通货膨胀率,实际下降水平接近4%。变化的实质,是中央政府将皮球踢到地方, 离开家园的人们最后或租房、或申请公屋,财政上都得由当地政府负担。因此,它们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福利支出过于庞大的问题。

尽管朝野两党已达成福利体制已到非改不可地步的共识,但如何去改却很少一致。保守党政府要重新赢回选票,首要任务是降低纳税人的上税率。指出纳税人每天平均支出15镑来供养受惠者这一事实,便是它采取行动的最好依据。而工党坚决反对牺牲福利国家这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时时非难政府的新政策,如葬礼补助从1988年的1800万猛升到1994年的6300万镑,福利部门决定将补助的上限定为500镑/人,工党即攻击这个政府只能给国民一个二等的葬礼。

为求圆满,梅杰政府提出让商业保险公司来填补福利开支这一无底洞。声称这一计划可大大减少福利开支的900亿镑,以助政府减税。 但保险公司旨在谋利,房产抵押、就业和健康保险均因风险系数大而提出不少先决条件,相当一批人士如合同工和个体经营者,便不在保险公司的接受范围内。由此可见,福利改革尚有一大段艰难的历程可走。

2、教育、卫生体制的改革。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使世界各国加紧重视教育、培训的水平。与现实需要不相吻合的是:英国教育体制问题日趋严重。60年代开始盛行的自由化教育,使教师不必督促学生掌握读、写、算三大基本功。到了90年代,便闹出大学要为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安排拼写、算术等基本训练课的笑话。工商界更惨,每年因为员工基本错误造成的损失,竟高达30亿英镑。

“要实现我们拥有欧洲最优秀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政府必须在教育方面制定更高的标准。”〔20〕保守党这一政策得到了工党和自民党的鼎力支持,后者更把提高教育水平列为它的主要施政方向。但教育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教师工会。统计显示:不少小学教师本身是文盲,靠他们指导学生提高成绩当然不可能。政府新方案提出的7岁、11岁、14 岁全国编者,都将相应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后来统考由政府出资另聘专人改评考卷,才算获得了教师工会的首肯。另一方面,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使政府无力大幅增加教育经费,于是教师工会便将教育水准的下降归咎于课堂人数过多。声言人数在30以下的小班是良好教育的关键,达不到此要求则威胁罢工,少数闹事者甚至在讨论中围攻双目失明的工党教育影子大臣。政府以此抨击教师不树好样,同时请专家论证,课堂人数在50上下的亚太地区,教育水准只高不低,因此大班学生只要掌握基本功,最终表现同样出色。

急待手术的另一症结是英国的国民保健体系。传统的家庭医生制度目前仍然是社会保健的主体。病人就医从电话挂号,订妥时间,问诊到取药,通常需要一至两天。这一体制的长处是缩短了病人同医生之间的距离,医生对病人的身体状况有全面的了解。然而现代医学的博大精深使医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复杂病例便例行公事地推荐到地区医院。荐书从四面八方的诊所涌向医院,于是普通眼膜炎的诊治亦可能得等上几个月。如此,纵然英国拥有着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医疗硬件之一,其妇女因乳腺癌丧生的比例却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

到目前为止,改革措施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家庭医生抱怨工作时间长,精神压力大,据报25%的医生动过轻生之念,55%左右酗酒,可谓医生本身须就医;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实习医生最惨,每周工作时间平均为70~80小时,最高纪录甚至高达130小时, 便是有家无须归了。英国最大的护士工会因成员普遍不满加薪幅度及工作时间过长,不久前决定终止已有79年历史的非罢工政策。护士罢工,对运转不灵的国民保健体系势如落井下石。

保守党政府回避实质问题,将精力集中在推行经理制管理,以求改变亏空巨大的不利局面,从经济效益着手完善保健体系。经理制无从解决看病难这一主要矛盾,体制的改变却先耗费了50亿英镑,以维护国民保健体系为己任的工党因此对之猛烈抨击。笔者认为。既然英国看病难的起因源自于体制本身,要真正发挥这支队伍的力量,恐怕非得动保健体系的根底不可。

3、青少年犯罪与法制。前文述及英国中小学教育水准下降, 其中又以男生成绩明显差于女生,根据调查,男生阅读能力从一开始便同女生有了差距。通常这一结果被认为是因为男孩好动、贪玩的天性所致,进入中学阶段他们便会缩短差距乃至超过女生。80年代前,全国初、高中会考的结果以及大学录取的男、女生比例都证实了这一论点。但进入90年代,女生的全面成绩开始首次超越了男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男生不喜读书的比例日趋上升,学生中逃学者有增无减,校方则遇到捣蛋鬼即将其除名了事,法律又因年龄限制常常对青少年罪犯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青少年犯罪的日趋严重化以致最终引起社会重视,亦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现行法制的缺陷,英国在重案发案率远低于西方平均水平线的同时,普通案件如撬窃、偷车等在整个欧洲共同体内遥遥领先。青少年窃车狂欢案的普遍性,甚至使英语中专门出现了“欢乐司机”一词。无论汽车制造商怎样动足脑筋,所产生的高技术防盗装置却在魔高一丈的窃贼面前屡战屡败。试验结果表明,中高档车上技术装置的解除时间仅需157秒,“最安全的”福特蒙德车所耗时间亦不过4分半钟。青少年“欢乐司机”们拿到新车,便开足马力在高速公路及至大街小巷上狂欢一场。有道是乐极生悲,“欢乐司机”们开心过了头,便导致重大事故频频发生,造成一幕幕原本不必发生的人间悲剧。有鉴于此,舆论界提出应剥夺他们的“欢乐”称号。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青少年罪犯的残忍性与突发性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法律对其网开一面的事实却继续存在。不合理的条例不加改变,“欢乐司机”就会层出不穷,青少年罪犯亦因此愈发肆无忌惮。如一年方14的少年,单兵作战撬窃而被警方拘留百次以上,因不够年龄无法起诉,进警局便等于作一拜访,相反警方还要为此向公众道歉。发展下去,便有女学生持刀围攻路人索取财物,九旬老太为阻止窃贼而被殴至死等恶性案件的发生。更有甚者,三名青少年路遇一位富商坐在名贵跑车内打手提电话,上去骚扰遭反驳,便拳打脚踢将其重创后扬长而去。如此事例以前在英国是闻所未闻的,它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道德水准大幅下降的程度。

针对青少年犯罪,保守党政府曾专门作一调查,结论认为它是6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直接后果。所谓“养不教,父之过”,父母本身无水准,又何谈言传身教。工党则将矛头指向保守党政府,认为就业无保障,家庭缺乏安全感才是问题的主因。社会伦理同政治文化、经济基础之间,无疑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倘若任何一方因此忽视法规本身的不完善,未来社会便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惩罚。年前新加坡对一美国少年因流氓罪苔以鞭刑,英国舆论同情多于谴责,便确切地反映了这一要求。

小结

作为世界性经济变革的一部分,发生在英国的变化是巨大的。整体而言,90年代的英国仍然具备着名列前茅的科技水准,人民生活水平在当今世界亦数一流。但与此同时,传统沿袭使用多年的上层建筑,似已到了非作大修不可的地步。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卷起的旋风,实质上是一场自上而下有意识的变革运动。撒切尔夫人今日虽已下台,她所领导的变革却已因为十年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而发展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信息时代逐步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陈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开始受到来自各个角度的轮番冲击。政治家再不能只关心自己的权位而忘记把握社会走向这一动脉。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诸方面或新起、或遗留的问题,要求他们随时准备着应付、解决。

英国人常常戏称自己为“呻吟狂”,无事生非,自找不痛快。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如果成日对酒当歌,好梦难醒,离开作人附庸的时候也就指日可待了。“呻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吟后算数,不肯就诊服药。如此即使有变动,恐怕也多半是被形势撵着鼻子走;相反,发现问题便全力以赴,对着痛处开刀以消除病灶,才算得上有意义的呻吟。未来英国的走向究竟如何,一得看政府有无魄力快刀斩乱麻,忍一时之痛去除社会肿瘤;二得看人民有无胆量接受手术,慷一代之概舍弃陈俗,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注释:

〔1〕《保守党竞选宣言》第2页,1995年4月。

〔2〕经济学家,英国统计手册,1995年,第44页。

〔3〕每日邮报1995年5月5日。

〔4〕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考察》1995年5月22日。

〔5〕赫素尔廷1995年5月29日谈话《为不列颠的成就鼓掌》。

〔6〕1995年英国政府科技白皮书第3页。

〔7〕英国广播公司《问题答辩》1995年5月11日。

〔8〕曼城商业学校金融系教授活德对记者发表谈话《房价呈持续下跌趋势》,泰晤士报1995年5月22日。

〔9〕英国广播公司《问题答辩》1995年5月11日。

〔10〕玛·撒切尔《通向权力的道路》第467页。

〔11〕泰晤士报1995年5月5日。

〔12〕星期日电讯报1995年5月7日。

〔13〕佛农·波达诺《比较宪法》第1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1995年4月15日梅杰首相在议会的答辩。

〔15〕独立报1995年5月30日。

〔16〕星期日泰晤士报1995年5月29日。

〔17〕同上。

〔18〕1995年5月7日阿须顿在议会的发言。

〔19〕工党社会福利委员会《让福利重新运转》第9页。

〔20〕教育大臣歇帕德夫人1995年5月22日在议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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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时代与英国社会改革_英国保守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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