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罗米修斯到那喀索斯——论《英雄》和《十面埋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罗米修斯论文,埋伏论文,英雄论文,喀索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大小叙事中左冲右撞
《英雄》中，长空与飞雪要刺秦，残剑和最后关头的无名选择了一个不无空洞的能指(或者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乌托邦)：“天下”。虽然态度迥异，但都有着华莱士(《勇敢的心》主人公)临死前大喊“freedom”的视死如归与大义凛然，表面上“刺”与“不刺”的针锋相对之间，埋藏着一个殊途同归的交点——为了高于个体的信念(idea)，义无反顾地献出个体。这个信念(idea)不管是“赵国”还是“天下”，反映的都不是个体自身的要求，小我完全瘫软甚至熔化在大我里面，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失去自我意识的欲望这种类宗教式的虔诚是影片无处不在的主旋律。面对秦军遮天蔽日的箭，逃生是一种本能，然而习字馆的老先生对惶惶然的众男女义正词严地说了一句话：“秦国能灭我们的人，不能灭我们的字!”于是，不仅他自己在箭阵中正襟危坐，众生也皆为了这个被灌输的信念而岿然不动，成为人肉靶子。他们庄严而从容的神情似乎在表明他们对死得其所的无怨无悔，用放弃生命来实现生命的价值。个体甘愿牺牲自己去达成某个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目标，这不是犬儒哲学和世俗世界所能够理解和做到的，个中分歧大约也可归为哈贝马斯所谓的“世俗社会与宗教间的紧张关系”。9·11事件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宗教世界对于世俗化的拒绝和反抗(注：王怡：《载满鹅的火车——我看 电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121页。)，恐怖分子为了某个信仰而放弃 个人最为宝贵的生命。若不论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正义与非正义，习字馆的众生 所为与恐怖分子们实在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
《十面埋伏》与其说是江湖恩怨，不如说是男女情仇。个人情欲发挥了颠覆性力量，从而将笼罩着个体的大叙事围栏打开了一个缺口。男女的勾引与反勾引、诱惑与反诱惑、欺骗与反欺骗，一开始不过是最常见也最下三滥的间谍手段，但最终却在力比多的驱策下混淆了手段与目的，假戏真做起来。你死我活式的激烈打斗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其原因是一个女人，而不完全(或者完全不)是门派之争。刘捕头说，她跟你走，就得死。随风说，既然你要杀小妹，你就必须死。于是，这场情敌之间的决斗直打得天昏地暗、大雪纷飞。小妹作为一个女人，更加忠实于其生物性而不是社会性，因此在最后关头服从了爱情的指令，放弃了飞刀门与官府势不两立的角色立场，以纯属私己性、越过社会团体鸿沟的爱的名义献出生命，与《英雄》的慷慨悲歌唱出了相反的调子。小妹的死，不再让人联想到大喊“freedom”的华莱士，而是深情高喊着“范莱丽亚”死去的斯 巴达克思，一个具体的女人的名字代替了一个抽象的理念，有血有肉的个体从冰冷的共 同目标之下跃出水面。
利奥塔认为，理性设立的三种“宏伟叙事”——精神目的论的哲学叙事、人类解放的社会叙事、意义阐释的审美叙事——作为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强制性地将话语统一于某种形而上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则在于对一切权威性陈述的质疑和对单一标准的否定。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已经死去，取而代之的是斯巴达克思那样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那喀索斯式的自恋主义者。《英雄》中占主导位置的仍然是这种“宏伟叙事”，它自始至终活跃着一种权力意识，有深重的“救世情结”，“修身”性的个体行为最终要抵达的是“平天下”的目的地，甚至把本应是“我”的选择变成“们”的选 择(比如习字馆的老先生，自己舍身取义也要求别人如法炮制)，个人在这种集体性的话 语中是没有位置和独立意义的；《十面埋伏》则从那种“高调”的姿态中走下来，以“ 重返个人”的方式与“巨型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距离，顺理成章地走进世俗的小 叙事。观众在这种讲述语法中，以狐疑的眼光打量着个体与团体乃至国家的关系，怀疑 个体做出牺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甚至浸染着某种自恋的情绪。森尼特认为，自恋是把 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而公共领域 “死亡”的事实恰是自恋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 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199页。) 《英雄》中的众英雄们从来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刺秦或者不刺秦对我个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他们的行动是超个人的，是民族的或者天下的；而《十面埋伏》却一再地出现 个人与集团的冲突，或者说情欲与信念(idea)的冲突，个人的感受没有被遮蔽，反而被 呈示甚至渲染——随风作戏营救小妹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功名，即立个大功，换一笔赏银 喝酒或者得到升迁，也有游戏女色的闲情逸志；刘捕头去做卧底，三年来历尽风险，为 的是让小妹对他刮目相看，从而能够一悦芳心，娶得美人归，因此不难理解他何以会那 么委屈地问道，是谁派小妹乔装诱敌?为何不顾及我的感受?我三年没见小妹，却一路上 看着她与他人调情。此处个体为了某个信念(idea)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个人私情时， 不再有“英雄”的大义凛然，而是患得患失的世俗心态。至结尾处，随风则更是大彻大 悟地将个人提到超越信念(idea)的位置上来，他大声地对小妹说道：飞刀门与官府大战 在即，你我不过是小小的棋子，没有人顾及你我的感受，索性，我们一同浪迹天涯。— —这里，个人显然不再甘心做一个通往目的的手段，而要求自身成为目的，当愿望不能 达成时，他会选择拒绝参与游戏，单方宣布game over。
乌托邦的悖论
阿多尔诺说，“回想起来，柏拉图以来所有的社会乌托邦到头来都陷入这种境地：与他们意欲反对的东西相类似。”(注：泰奥德·W·阿多尔诺：《瓶子中的信息》，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这句话指出了乌托邦中不可避免地含着的一个悖论，即目的与手段的分裂甚至对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人们被乌托邦的梦想所诱惑，走进天堂；当大门在他们身后关闭时，他们却发现自己身在地狱。”——《英雄》中，为了达到“不杀”这个天堂，必须先经过“杀”这个地狱。天堂遥不可及，但这个召唤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前赴后继地献出自己。“天下”这个能指背后，其所指即残剑肯定 性想像中的完美社会，秦王也借一个“剑”字悟出“不杀”乃剑的最高境界。可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秦王悟出这个道理之后的几分钟里，无名即被秦人乱箭所“杀”，众将士义正词严的慷慨陈辞非常具有说服力，并且得到无名的认同，那就是不杀无名不足以警示天下，不杀鸡哪能骇猴。个体被当做了信念(idea)之下的小小螺丝钉，本来是一种工具化的行为；然而在“天下”理念的支撑下，无名心甘情愿、视死如归，从容而自豪地成为通向“天下”之路上的一颗小棋子。这样的小棋子当然远不止无名一个。秦王一统天下的理想是朱学勤所谓的“高调理想”，即需要全社会来配合。若选择配合，便等于认同了一种游戏规则，那就是，个人被合法地逼进死角，生命都不属于自己，更奢谈爱恨情仇。“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比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这个量化的比较成为他们的行动理由和自我安慰。秦王不得已而杀无名 的悲伤表情充满了无奈和抱歉，尽管不能怀疑个中情感的真实度，但再真诚的愧疚也不 能削弱“为了不杀，让我先杀了你好吗”这个事实所饱含的无耻和荒诞。
拍《英雄》的张艺谋像残剑一样有着一个乌托邦情结，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结尾的几行字中出现了具价值判断性质的一句——“护国护民”。这盖棺定论的四个字，足以使无名、残剑、飞雪的牺牲获得充足的理由，同时也在无意中消解了“英雄”的悲剧色彩，而换上了圆满的面孔。这个一厢情愿的结论实际上肯定了大叙事的合法性，即个人可以甚至应该成为“手段”，以达成某个高于个人的“目的”。因为乌托邦是存在的，所以他们的生命与爱情并没有虚掷，理想和价值最终得以完成。但是，张艺谋与残剑的乌托邦情结在一个维度上呈现出迥异的性质来：残剑是一个想像者，以向远方观望的目光看向遥远的未来世界，有理由沉湎于完美，至少不会因此受到指责；而张艺谋则以对历史的追溯为起点，也因此失去了故作天真无邪的权利。杀戮并没有被时间的尘埃所遮蔽， 他试图以轻描淡写的一句“护国护民”抹去历史的印痕，却最终因此把一个含有悲剧色 彩和思想含量的故事讲成了完美的睡前童话，各路英雄各取所需，秦王得到他“大大的 疆土”，而无名、残剑、飞雪则以其死成就了高于个体爱恨情仇的价值，被罩上一层抽 象的光环。
然而事实上，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不被怀疑的价值。尼采说，“究竟什么是人的真理?不过是人的不能辩驳的谬见”，“真理是我们已忘记其是幻想的幻想”(注：[美]埃里克·斯坦哈特：《尼采》，朱晖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42页。)——更大的悲剧性应该在这里，而不仅仅是死亡。影片《圣女贞德》即是一例：临死前的贞德没有像高视阔步的无名那样充实和幸福，那样大无畏和从容，也没有像仇恨的飞雪那样掷地有声地宣布，“为刺秦我死而无憾”，反而对一切产生了怀疑，包括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信仰，并因此对死亡有了恐惧。悲剧的被消解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导演如果不是太急于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故事本身可能真的会出现某种他所追求的复调效果，让观众去怀疑和反思，而不是去认可导演的判断，这是关键所在。习字馆的老先生非常肯定地说，“秦国能灭我们的人，不能灭我们的字!”可是在无名与秦王的对谈中，我们却听到秦王 清清楚楚地说：一个“剑”字竟有19种写法，太麻烦了，总有一天我会废了那18种。他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里并不是对统一汉字的功过加以评说，只想展示这种对 比的残酷，这意味着：习字馆众男女们用生命捍卫的赵国的字最终也被“灭”了，生命 因此并没有换回老先生对他们期许的价值，虽然这种死仍然是庄严的，但却不能消解它 带给观众的虚无。以此类推，一个必然的问题就是：政治游戏不能以艺术的方式自娱自 乐，它从来就不是华丽的道德文章，而是关涉到亿万个体的生命和幸福。既然没有不被 怀疑的价值，那么个体盲目地为此献出生命，是否值得和应该?
这个问题，《十面埋伏》中被爱情所激动着的小男女们开始问自己了。
“驯养”
《英雄》中其实也有爱情，而且是很深的爱情。残剑和飞雪渴望“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活，然而当残剑阻挡飞雪刺秦时，飞雪却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会杀了你!”最后，当刺秦失败时，她果真放弃了匹夫匹妇的生活，声色俱厉地对她深爱着的残剑说，“你害了无名，害了长空，害了赵国。拔剑!”信念(idea )的冲突完全笼罩住了他们的爱情，只有用死来解决。残剑最终选择死在飞雪的剑下， “人不离人，剑不离剑”，飞雪也追随残剑而去。在对信念(idea)的绝对忠诚之下，没 有妥协，证明爱情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当然，《英雄》中也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来自 如月。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刺与不刺以及如何刺和如何劝说别人不刺而大伤脑筋大动干戈 之时，如月只按一个指令行事，那就是对主人也即残剑的爱与信任。当残剑为无名写下 “天下”两个字转身离去时，如月掏心掏肺地对无名说道，“主人说的话一定不会错， 主人写的字一定有道理。拜托了。”这种带点笨拙的虔诚让人联想到安徒生的一篇童话 ：《老头子说的总是对的》。不可否认，她是个完美情人，但人微言轻，这种声音在慷 慨激昂的大叙事中是那么不堪一击。
梅因在论及“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时说：“起初，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注：王怡：《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121页。)。杀一个人或者不杀一个人不是因为个体好坏，而是看他所属集团的性质。这个逻辑在《十面埋伏》的一开始也是起作用的，小妹是飞刀门的成员，表面上的刘捕头和随风是官府的成员，因此，小妹对刘捕头说，“你们这些官府狗贼，我见一个杀一个。”这当然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仇恨，只是信念(idea)与信念(idea)之间的冲突。随风也满面痛苦地对刘捕头说，“你知道我与自己人拼命时是何滋味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杀人”，而是“杀什么人”。个中含义即是：若杀“敌人”，便大快人心；若杀“自己人”，便有犯罪感。而所谓“敌人”和“自己人”也不过是一个符号性区分，不存在个体的感情，或者说，不具有《小王子》中狐狸所谓的那种“驯养”关系。
“驯养”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超过符号层面的关系，更为具体和实在，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随风与小妹何以在三天之中就情长意绵，最终几乎(或者已经)背叛自己所属的集团。狐狸对小王子说，“驯养”，就是“建立关系”……，“对我而言，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用不着我。对你 来说，我也不过是只狐狸，就跟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然而，如果你驯养我，我们将会 彼此需要，对我而言，你将是宇宙间惟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惟一的了。” (注：[法]安东·德·圣艾修伯里：《小王子》，艾柯译，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第79 页。)三天前，小妹对随风而言，只是牡丹坊中一位靠姿色谋生的舞女，随风对小妹而言，也不过是她要杀的千万个“官府狗贼”之一，所以，随风可以轻浮而自信地说，“对付女人，我从不失手”，“她怎能迷倒我，除非我迷倒她”，小妹也以她多次以色诱敌的经验而对演戏踌躇满志胜券在握。然而，营救虽然是假，其中共患难的经历却是真，共同的逃亡相当于狐狸所谓的“驯养”，在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或者更通俗地说，产生了感情。电影的主体部分是这种迫杀和逃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张力的真假感情，其它的故事只不过为感情戏设置一个背景，非常抽象。虽然刘捕头认认真真地对随风 说出一句货真价实的大叙事语言——“兄弟，盾牌兵的命，你我的命，值几个钱?”但 电影从头到尾对个体情感的渲染却轻而易举地瓦解了这句话，甚至从反面对其加以反讽 ，并结结实实地肯定了小叙事的合法性。所谓“官府”和“飞刀门”成为大而无当的空 洞能指，戏中人物和戏外观众皆不受其所指左右。“驯养”这种实实在在的关系顺理成 章地战胜了“团体”这种抽象的符号关系。《东宫西宫》中阿兰对把他铐起来的警察小 史说，“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被缚的随风是一个“准死囚”， 而受命处死随风的小妹则是一个“准刽子手”，他们之间在紧张对峙的同时又有爱情这 个私己性却具有无限摧毁力的东西。于是，“准刽子手”有两种选择，一种杀死他，一 种是成全自己的爱情。——小妹毫无悬念地放走了随风。当然，小妹绝对不是《新龙门 客栈》中的一点也不受宏伟叙事左右而只考虑自己钱袋的金香玉，她在情感与信念(idea)中挣扎；当情感取胜时，她仍然不忘了说上一句“下次再见，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这样弥漫着idea的话。可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的色厉内荏，最后，她果然自拆墙角， 策马去追随风。显然，个体已经大获全胜，这个浪迹天涯的选择似乎在说：让所有大叙 事都他妈地见鬼吧!
普罗米修斯和那喀索斯的危险
据说将在9月16日于德国上演的《毁灭》(Downfall)将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们印象中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杀人魔王描绘成了邻家大叔、梦想家的形象。《英雄》 中对秦王的描绘较之《毁灭》而言，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人性化还原的思路是一致的 。秦王在空荡荡的大殿中对着将要行刺他的无名说，“寡人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 多少暗算，无人能懂寡人之心”，这番胸怀天下却孤家寡人的状态，既有“奇理玛斯” 式的积极人世品格和政治魅力，又有使人心有戚戚焉的人文困境，他的孤独具有获得民 众认同的感染力，因为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王是个与民众没有距离 的活生生的人。不仅如此，当他知道最理解他、最与他心意相通的居然是他通缉的刺客 残剑时，便把剑主动交予无名，一副人生得一知已死而无憾的江湖义士派头，其“义气 ”再一次增加了个人的光辉。接着，秦王对着“剑”字悟“道”，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剑术的最高境界乃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以大胸怀包容一切，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 。无名原来的信念(idea)在秦王这个信念(idea)之下动摇，然后崩溃，他终于为“不杀 ”和“和平”而交出了自己。看看新近出版的书《潜流》(注：乐山：《潜流：对狭隘 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就知道，残剑与秦王的结论对得不能再对。书的副标题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秦王的几句话有着与这本书一样的目的，即，试图使无名那有些疯狂的民族仇恨冷静下来，着眼天下，自己作为“天下”的一个代名词也因此免死——他果然做到了。战争当然永远是罪恶和丑陋的，希腊时代两个城邦的妇女曾为了阻止战争，联合起来拒绝与丈夫做爱。大同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一切将人类分为不同集团且集团之间互相厮杀的信念(idea)都值得反思，可问题是：一个“不杀”和“和平”的乌托邦是否可能?
当残剑说服无名不去刺秦王时，无名曾愤怒地问道：你在替谁说话?你还是不是赵国人 ?这几句话让人联想到电影《桂河大桥》，其中军医也对尼古尔森的行为不解且愤怒， 他甚至直言不讳道，“如此认真地帮日本人建桥，简直就是叛国行为。”可尼古尔森却 说，“战争总会结束，以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会记得，这座桥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批英 国军人建造的。”影片情节最紧张的部分是，出于军事考虑，需要炸掉这座桥，可尼古 尔森却反对。不管出于什么样美好的原因，理想主义者兼自由主义者尼古尔森事实上已 经成为了一个敌人的合作者。再看秦王，他对“大大的疆土”的憧憬和他的一句“岂不 痛快”，让人感受到他强大的野心，他的一挥手多么像暴帝卡尼古拉，这位孤独残暴而 荒淫的罗马皇帝曾经说道，“仅仅是一个念头，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我杀死，仅仅是 这个念头就足以令我开心了。”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和自由》中说：“当人的邪恶 被注入那种被判为理想的和超个体的价值，即集体的真实性时，邪恶就转换为善良，甚 至还转化为责任。”(注：[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和自由——人格主义 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秦王即在“天下”神话 的屏障下进行着这种不合生命逻辑的转换，而残剑和无名最终成为秦王的协助者。但是 如何确定他们不是成了一位专制者的帮凶，如何将为了“天下”“和平”而杀人与为了 个人野心和私欲而杀人区别开来，另外，经过了杀戮和征服的秦王最终能否和如何将曾 经的鲜血一笔勾销，是否为了一个彼岸性的理想与目标就可以扼杀当前具体的生命，是 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孕育了普罗米修斯式英雄的两难处境和潜在危险。
也许出于对《英雄》这种艰难的宏伟叙事的反拨，《十面埋伏》由“刺”与“不刺”这种公共问题变为“爱”与“不爱”的私己问题，几乎走向了个人主义的那喀索斯式自恋。齐美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里，由于缺乏分化，个体湮没于集体之中，个体的行为与集体的行为混而为一。(注：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页。)然而，在世界去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中，人们渐渐不再有超越于个体的目标感，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不再甘心被锢锁在给定的地方。什么是对于自己而言最为重要的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再是给定的和统一的了，个人有了自我决定的意识和选择权，比如随风和小妹就选择“浪迹天涯”(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至少他们有了追求的愿望并且不怀疑这种理想的合理性)。这无疑是人类的一项成就，甚至许多人认为它仍然是非常不完全的，有待继续发展。博尔赫斯曾说，“我是怀着下述信念长大成人的，这就是个人为贵而社稷次之。我不能欣赏那种认为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理论。”(注：博尔赫斯：《文学只不过是游戏》，《现代艺术札记·文学大师卷》，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可是，个人主义的疆域并不是一望无垠的，在从集体本位走向个人本位时必须拒绝走向绝对，否则依然是一种极性思维。正如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注：[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中所谈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性的隐忧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在可悲的自我专注中将会失去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并因此而产生目标感丧失后所带来的虚无感和犬儒化，从而自拆台脚，《十面埋伏》正是在这个原因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和些许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