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能力的影响机制--机制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_企业对外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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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的实践及理论意义

      （一）问题提出的实践意义

      从表面上看，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两个极点。迄今为止，鲜有国家从宏观上对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进行逻辑一致的管理和控制，也很少有学者对其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对于采取开放战略以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搞清楚开放两极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内在逻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方面，一国的对外投资被视为该国国家竞争力的表现，也是该国在全球化时代有效利用国际资源的必要手段，由此，促进本国对外投资能力的提高、打造本土的跨国企业是培养发展中国家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吸引外资甚至依赖外资参与或主导本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寻求开放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遍观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足迹，可以发现，作为追赶型国家，日本、韩国成功将本国打造成为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典型代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鲜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历。而作为大量吸引外资推动本国产业发展的国家，墨西哥和巴西具有对外投资能力的企业却甚少。上述事实清晰地表明，对于实施两极开放、追求双向目标的国家而言，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它们不得不面对这样问题的挑战：其吸引外资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培养？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性是否会得益于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

      （二）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

      关于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关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及国际管理学大师邓宁（John H.Dunning）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下称IDP理论）。依照IDP理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人均GNP的提高，其对外净投资（对外投资减去吸引外资的差）将会经历由负转正的发展过程（Dunning，1981）。IDP理论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学者纷纷以不同时段、不同国家的样本数据对IDP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大量的实证检验结果来看，IDP理论中描述的发展路径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Buckley & Castro，1998；Gorynia et al.，2007；Boudier，2008；刘红忠，2001；姚永华等，2006）。

      然而，IDP理论所描述的投资发展路径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其发生、发展的机制是怎样的？一国为什么能够遵循这样的发展路径，从一个外资的净流入国发展为一个净流出国？对于上述这一系列机制性的问题，现有的IDP理论并没有能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由此，正如2010年邓宁教授及其合作者Narula所意识到的那样，IDP理论的内在机制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黑箱”（Narula，Dunning，2010）。为此，探究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内在逻辑将是对IDP理论内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二、问题研究的逻辑范围与理论体系

      （一）问题研究逻辑范围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作用机制涉及多个层面，并且各个层面之间具有复杂的逻辑关系，总体上，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

      首先，将一国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作用机制归结为宏观、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其中，在宏观层面，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均GDP水平等）、资源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国际经济的相互联系（如贸易、汇率以及开放政策等），构成了一国宏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宏观环境一方面直接形成了一国吸引外资的国家环境；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该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基础。国际组织在评价一国国际商务环境时，均将宏观层面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在产业层面，一国的产业结构、发展程度、需求特点以及与不同产业相关的资源与要素状况，决定了该国具体产业会以怎样的形式、在怎样的程度上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中，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一国在特定时期能够吸引的外资的产业范畴及价值链特征。与此同时，这也表现出了该国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条件。在企业层面，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看，企业是实施对外投资的主体，无论在一国具有国家竞争优势还是劣势的产业，具体的企业都不会天然地享有或背负本国为之创造或传承的优势或劣势，只有那些优秀的企业，才有能力将国家的竞争优势真正转化为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或者，只有那些勇于创新和开拓的企业，才有可能突破国家竞争劣势的羁绊，锻造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最终实现对外投资。与此同时，一国在不同行业中是否拥有以及拥有怎样特征的本土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该国在相应行业中可以吸引到的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企业层面也是研究一国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的必备层面。

      其次，一国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作用机制又是综合性的，上述各个层面之间虽然具有相互区分、相互独立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他们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或相互制约的关系，总体上是一个有机的作用整体（问题研究的逻辑范围如图2所示）。不难理解，一国恶劣的宏观环境既会抑制其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也无法吸引外资的进入；相反，健康、稳健、开放的宏观环境会受到大量优秀外资企业的青睐。智利作为一个拉美的小国，恰恰是凭借其自由、稳健的经济制度环境，在世界银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商业环境评价上位居拉美国家首位，并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拉美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成为继拉美大国巴西之后的最具吸引力的南美国家（陈涛涛，陈忱，2013）。此外，一国产业的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与其本土企业的发展及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并不一定是同步的，在这里，一国针对本土企业的国家发展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笔者先前的研究成果，以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其开放及发展进程中，都对本土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支持政策，这种支持政策度对这些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相比较，拉美其他一些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虽然也发展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形成对外投资能力的企业却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在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中，针对产业与企业层次的内在交互作用的探讨也是不可或缺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一国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作用机制是宏观、产业以及企业各个层面及界面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机制，是一个逻辑整体。

      （二）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的多层次、综合性的逻辑范围，我们需要相应的多层次的理论体系予以支撑。然而，由于问题的时代特征，当前并不存在现成的、完备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搭建，也正是我们当前研究的理论标的。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广泛，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都曾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这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挖掘现有理论之间的联系、探索各个理论框架中的联结机制，并最终搭建起一体化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认为，在宏观、行业和企业层面，将现有的IDP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联结和整合，是探索并最终成就一体化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如图3所示）。

      

      

      其中，IDP理论是迄今为止以描述国际直接投资在宏观层面的规律性、检验国际投资净值（FDI流入减FDI流出）与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主的基础理论。当前各国学者们针对不同的国家进行IDP理论的进一步探索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将除GDP以外的对外贸易、外汇储备以及基础设施等宏观变量纳入了考察的范围，这也是我们针对当前所提问题的研究需要涉及的宏观范围。IDP理论的创始者约翰·邓宁也是国际投资理论的创始者之一，IDP理论框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邓宁早期创造的“国际投资折衷理论”（OLI）之上构建起来的。特别是在IDP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针对表面上不符合IDP理论的一些国家现象，邓宁等人也在利用国际投资理论来探索这些现象存在的可能的内部原因。由此，IDP理论及其发展在宏观层面为我们从事当前的研究提供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其在中微观层面的理论探讨也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理论涉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宏观、行业及企业三个层面的影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影响主要涉及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就业、贸易以及基础设施等宏观变量的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理论则主要涉及外资对东道国行业及企业的影响。由于溢出效应理论更多地涉及行业及企业层面的机制问题，在此有必要对该理论做出更多的阐述。外资溢出效应理论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专注的主要问题是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会促进东道国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理论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机制性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渠道，其一是“行业内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当外资企业进入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相同的行业时产生的，其产生的机制是“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第二种渠道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进入的外资企业与分属于不同行业的东道国本土企业形成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而产生的；第三种渠道是“由于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这种效应是由于在东道国的外资企业中被雇佣的本地人员在离开外资企业后因成立自己的公司或转而服务于东道国本地企业而产生的（Blomstrom & Kokko，1998；陈涛涛，2003）。该理论产生之后，受到了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各国的开放发展实践还是学者利用各国数据的检验结果，都证实了无论哪种溢出效应都不会随着外资的引入而在东道国自动发生。由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外资使其有效地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就成了发展中国家热烈探讨的话题。与我们当前的研究论题相联系，毫无疑问，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理论及其发展是我们在行业及企业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主要理论依据。

      国际投资理论也始创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企业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又是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对国际投资的研究也随着企业跨国投资的高涨而不断涌现，所涉及的内容也不断丰富。这里，与我们当前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最为重要的理论支撑是企业在跨国投资过程中其母国和东道国在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竞争优势以及企业层面的竞争能力。在国家和行业层面竞争优势方面，其代表理论是波特（1990）提出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在该模型中，波特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中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往往集中体现在一些特定行业所具有的国际竞争优势方面。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主要源于该行业在需求条件、供给条件、产业配套条件、产业竞争环境四个主要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各个要素间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联系。后来，有学者把上述国家及其相应行业的竞争优势称为国家的特殊优势，简称CSA（Country Specific Advantages）。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企业层面的竞争能力方面，其代表理论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国际投资折衷理论”（OLI），该理论是邓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集大成的跨国企业理论。OLI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国际投资是因为以下三种优势的同时存在：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企业的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后来，有学者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称为企业的特殊优势，简称FSA（Firm Specific Advantages），并认为FSA的主要来源之一是CSA，此外还源于企业成功的国际化经历以及企业自身的一些特殊优势。

      综上所述，虽然针对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作用机制这一复杂的论题并不存在现成的理论体系，但已有的IDP理论、FDI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理论以及国际投资理论三大理论形成了支撑我们进行研究的三大基础理论模块。由此，我们认为，以三大理论模块的组合为基础，进而根据此项研究的核心命题，探索将三者进行有效地衔接的逻辑关系，就可以构建支持我们问题研究的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和有效的机制研究分析框架。

      三、机制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与分析路径

      （一）构建机制分析框架的基本依据

      机制研究分析框架是在研究实践中被具体采用的一体化分析思路与分析工具。机制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是我们在针对核心命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反复尝试、不断试错和修正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核心命题的认识不断全面和深入的过程。

      构建机制分析框架的理论依据，是基于上述问题研究的逻辑范围和理论体系；构建机制分析框架的实践依据，包括大量学者针对原IDP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果以及我们在行业层面分别针对典型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典型行业所作的试验性案例研究。这些试验性案例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中国电视机产业、中国汽车行业、巴西汽车行业以及美国的汽车行业和英国的制药业等。

      （二）机制研究分析框架的设置

      图4反映了我们所构建的机制研究分析框架的基本状况。为了清晰地展示框架的内在逻辑结构，我们采取了三个层级、逐级细化的解析手段。

      

      分析框架的第一层级，非常简洁、清晰地揭示了采用分析框架所针对的核心命题，即针对目标国家，引进外资对对外投资是怎样的综合影响机制。

      分析框架的第二层级，将第一层级的核心命题，即综合影响机制，解析为“目标国家的内在机制”以及“IFDI”和“OFDI”的两端逻辑衔接机制。首先，分析框架将目标国内在机制解析为“目标国宏观环境”和“目标国特定产业环境”两个层次，其中“目标国特定产业环境”是核心分析层次，这与框架构建的理论依据相符合；目标国的宏观环境构成特定产业分析的宏观背景。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框架强调了产业分析的动态特征，即特定产业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其次，“OFDI”端将目标国的特定产业环境与本土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以及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相联系，强调了本土企业的能力来源以及实现对外投资的能力特征。其三，“IFDI”端将外资企业的母国产业环境、进入目标国的外资企业与目标国特定产业环境相联系，强调了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特征、投资动机以及进入目标国特定产业后产生影响的潜力。

      分析框架的第三层级，将“IFDI”对“目标国特定产业的产业环境”的影响机制以及“目标国特定产业的产业环境”对“OFDI”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析。其中，首先采用波特的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来解析目标国特定产业的产业环境。进而，将IFDI的直接影响及溢出效应影响的各种渠道与产业环境的各种要素相联系，从而分析IFDI对目标国特定产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结果。其三，我们利用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进一步考察IFDI是否对特定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其四，我们将OFDI与目标国的特定产业环境相联系，利用国际企业理论中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本土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逻辑，判断IFDI影响下的目标产业是否具有了一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其五，判断实施对外投资的本土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否源于IFDI影响下的目标产业环境。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作用。根据前期的研究经验，政府在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的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整体及宏观层面，而且体现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并且直接作用于不同要素和不同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此深层次的机制挖掘过程中，特别关注政府在整个体系中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是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的。

      （三）具体机制分析的步骤与路径

      利用上述机制分析框架针对“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机制”的分析一般分为五个步骤，它们依次是：目标产业的选择、对外投资的分析、吸引外资的分析、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在产业环境结点的衔接以及政府作用的分析。为了说明实施具体机制分析的步骤与路径，我们将以中国轿车产业为例，对实施分析的过程进行简要的解释。

      步骤一：目标产业的选择。一般会选取目标发展中国家已形成对外投资能力的产业作为目标产业。例如，中国的轿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目标产业，到2014年为止，中国的奇瑞、吉利等自主品牌的本土汽车企业初步实现了对外投资。

      步骤二：关于对外投资的分析。机制分析的路径从对外投资端起步，试图分析：目标国家特定产业中实施对外投资的本土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特点，进而判断其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是否主要源自本土产业的发展。

      就中国轿车产业而言，该行业对外投资起步于2005年左右，主要是由以奇瑞为代表的自主品牌的本土企业完成的。以奇瑞为例，其对外投资主要是通过建立KD工厂的形式、投资于中东、东欧、东南亚等发展中区域、以跨越贸易壁垒及寻求市场为目的。由于奇瑞的对外投资主要是作为贸易的替代形式，因此从其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的特点来看，与出口所具有的能力类似，是奇瑞在国内市场竞争优势的延展，主要体现为“一定质量和技术之下的成本优势”。

      奇瑞的对外投资能力的确形成于其在本土市场的发展，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土产业环境整体上相对发展成熟并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具体来看，在奇瑞的对外投资起步时期，中国汽车产业的本土产业优势可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四要素简要概括如下：就需求条件而言，中国具有庞大且多层次的需求环境，而奇瑞等本土汽车企业所针对的细分市场需求体现为快速增长的、价格极其敏感型的私人轿车的大量需求；从生产要素条件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汽车行业已经积累了一批技术人员，也培养了一批有经验的管理者。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及中国市场战略地位的提高，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引进的车型和技术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此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国具有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以及产业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在相关产业的发展上，中国不仅在外资主导下建立了具有国际质量标准的供应商体系，还涌现了一批具有低成本优势的民营零部件企业。上述汽车产业的总体要素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无疑为支持针对价格敏感型自主品牌轿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要素及供应商条件。在同业竞争方面，在外资所在的中高端市场以及本土企业所在的低端市场均形成了充分的市场竞争，并且内外资之间的竞争也逐步加深。正是在本土产业的总体繁荣发展之下，奇瑞等本土企业所针对的细分市场也借势而发展起来；同时，这一细分市场的严酷竞争，推动了在这一细分市场上的具有“一定质量且价格敏感”特点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根植于其中的奇瑞等本土企业也正是因此而成长和壮大，并在本土低端市场的竞争中积累了所有权优势并最终支持了其对外投资的实现。

      步骤三：关于吸引外资的分析。从引进外资端入手，试图分析：外资是否通过直接影响及溢出效应等途径对相关的由波特钻石模型所描述的产业环境的各个要素产生了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整体本土产业环境的动态升级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外资进入之前，中国轿车产业的整体基础十分薄弱，尤为明显的体现在落后的技术，匮乏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条件，以及轿车相关零部件产业的滞后和不完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进入市场，使得中国汽车产业开始了以合资模式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外资的进入的确推动了产业的整体发展，并恰恰集中体现在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这两个前一阶段最为薄弱的环节上。在生产要素方面，外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注入了资金，同时在本土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量一般性的熟练工人及一批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相关产业方面，外资在政府国产化率的要求下，帮助建立和完善了零配件体系，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零部件供应商建立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之下，随着90年代中国汽车市场低端私人需求的兴起，奇瑞等本土企业在此机遇之下，依托于合资模式发展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及相关产业方面的必要条件，得以诞生并实现快速起步。例如，在生产要素方面，来自一汽大众等合资企业培养的人才通过人员流动效应进入奇瑞等本土企业。同时外资通过FDI示范效应，为本土企业提供了技术学习和模仿的机会。在相关产业方面，外资企业主导建立的开放式的零部件供应体系使得本土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加以利用，从而节约了零部件设计、匹配等成本并保证了产品质量。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加大开放力度并引入了美国通用、日本丰田等更多的外资。随着外资之间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带动了生产要素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体产业的成熟。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轿车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外资通过与本土产业环境以及政府的不断互动，动态地促进了钻石模型各要素的发展，从而作用于产业的整体提升。

      步骤四：将针对对外投资的分析与针对吸引外资的分析相衔接。在步骤二和步骤三的分析基础之上，将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通过本土产业环境相连接，试图分析：支持企业形成对外投资能力的本土产业环境，是否是在开放及其外资的影响下形成的。由此可以梳理和判断出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产生影响的更加清晰的作用路径和整体的逻辑。

      就中国轿车产业而言，在上述步骤二和步骤三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到，中国轿车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确是在本土产业发展相对成熟，并具备了相对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又恰恰与外资的进入及其动态作用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中国轿车产业中，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资对整个汽车产业环境的综合、连续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外资主导下中国汽车产业的建立，外资通过行业间溢出效应等途径完善零部件体系的建设，外资通过直接影响及溢出效应等途径提升产业环境中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以及外资企业间相互竞争带来的整体产业发展等。正是在外资的上述作用下，本土汽车企业得以获得诞生的基础以及发展壮大的环境，进而形成具有相应特色的所有权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外投资。

      步骤五：关于政府作用的分析。中国政府在轿车产业从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吸引外资方面，首先，政府在本国轿车产业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决定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发展轿车产业，并在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条件薄弱、对外资吸引力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对竞争的限制，将有限的市场需求留给了少数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从而使得开放引资的发展战略真正得以实现。其次，为了保护本土产业，政府严格限制了外资的进入方式，要求外资整车企业通过合资方式进入并且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从而保证本土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并创造了更多的学习和人员流动机会。第三，在引进外资之后，政府通过对国产化率的鼓励和要求，引导外资帮助搭建了本土零部件体系，使中国的轿车产业真正建立起汽车产业链。第四，由于意识到市场竞争的缺乏，政府在90年代末期适时加大开放力度，引入了更多外资，从而使外资企业在竞争下加快了产品引进和更新的速度，促进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本土企业的保护和支持上。例如，自21世纪以来，政府越来越重视自主品牌的发展，不断出台相应政策对自主品牌和自主研发给予支持，从而使本土企业在更加优越的政策环境下得以实现更加快速的发展。

      通过利用机制分析框架对中国汽车产业对外投资的分步式案例解析可以看出，文中创建的引进外资对对外投资的机制研究分析框架具有清晰的路径逻辑，而且分析的结果是合理和有效的。

      四、当前分析框架的有限性及其拓展

      事实上，如前所述，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机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上述分析框架的构建还只是本研究的初步成果，因此，该分析框架具有明显的有限性和未来的拓展空间。

      首先，基于当前的研究，我们认为，文中创建的机制分析框架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限于前期我们案例研究的方法和范围，在当前的分析框架中我们更多地关注了“IFDI对目标产业环境的影响机制”以及“目标产业环境”对OFDI能力形成的影响机制，这一影响和传导机制毫无疑问是我们所探讨的“IFDI与OFDI内在机制”中最核心的部分。然而，我们认为，当前分析框架对企业层面的个性特征（既包括内资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及其相互作用还没有做到充分的挖掘。第二，当前的案例研究是针对单一行业进行的，而现实中，我们相信，一国“IFDI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制”绝不仅止于此，不同行业IFDI对相关产业OFDI也会形成重要的影响。例如，服务业的IFDI对制造业OFDI能力的形成就一定存在重要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因此，当前分析框架的针对性还比较狭窄。第三，根据国际企业及全球产业链理论的发展，东道国受到的跨国公司的影响，不是仅仅通过IFDI发生的，贸易、许可、合同制造等多种非股权投资方式都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及产业环境造成影响，而当前的分析框架还主要专注于股权投资这种单一形式。

      进而，上述对现有机制分析框架有限性的阐述，也为未来对“引进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影响内在机制”的进一步挖掘和探讨指明了方向，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结合当前以“IFDI—产业环境—OFDI”为核心的内在机制特征，扩展相关企业层面的案例研究，从而在考虑产业特征的条件下，进一步深入探讨内外资企业的相关关系（竞争、联盟等）及其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形成的影响机制。第二，扩大产业层面案例研究的范围，并进一步推动IFDI在产业间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的探讨。第三，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结合全球产业链理论，在关注IFDI和OFDI的同时密切关注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的非股权性拓展方式，并进一步探讨非股权方式对我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机制。

      最后，我们注意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对未来全球化发展及其利益和影响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会进一步影响到各国对IFDI和OFDI的态度以及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无疑将进一步更多地关注全球相关总体形势的变化对IFDI和OFDI内在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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