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论的译介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译本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新文学论文,译本论文,中国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6-0084-07
甲午战争小国打败大国的惨痛，使得中国人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经济和文化都有极大的发展，国力强盛，不可藐视。中国如果不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就会受辱挨打。于是在20世纪的初期，兴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既有官派和自费的留学生去日本实地研读考察，也有大量文化传播和译介活动。这一切，不自觉间改写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当时翻译的书籍有政治、哲学、经济、文化和文学等，而外来文学理论专著（注：本文指的外来文学理论，是指19世界末期德国实证哲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基本理论表现形态。当时的中文翻译就叫文学概论，与今天的文学概论意义一致。概论一词也是同时期由日文翻译过来。）的引入虽然在五四之后，却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直接提供了新的撰写模式，并在体系、框架、观念、范畴乃至方式方法上提供了可供操作和模仿的具体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开端，即有关日本文学理论家本间久雄(1886～1981)的《新文学概论》的译介，是我们今天回顾检讨中国现代文论史时，应予重视和分析的，它最先也最全面地描述了西方文学理论界的基本状况，为前辈学者推开了了望西方的第一扇窗口。
一、20世纪前半叶外国文论的译介
1904年发表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被学界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1]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蜕变；而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新观念、新体例、新范畴乃至理论体系的成型，比之一篇具体的文学批评来说，其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更为漫长。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型，首先应该归功于翻译界，因为它直接输入了新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模式，为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型直接提供了现成样板和知识范型。我们不妨还原历史语境，从文论著作的翻译情况入手，寻迹20世纪中国文论变化的轨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上海图书馆馆藏以及中山图书馆馆藏书目统计，1920年至1937年国难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杂志上翻译介绍的论文以及初版的文学批评、文学思潮、文学史等著作不计算在内，仅仅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著作，就有27种；1937年至1947年间约7种。以下列举部分译著：
1.欧美著作的翻译。美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著《文学批评之原理》，景昌极、钱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924年出版，共4册，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有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的完整版本。英国哈德逊(Hudson.N.H.)著《文学研究法》(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ature)，宋桂煌译，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出版，次年再版。美国卡尔佛登(Calverton,V.F)著《文学之社会学批评》(The New spirit;a Sociologic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傅东华译，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出版。德国叔本华原著、英国Saundess.J.B转译《文学的艺术》，陈介白、刘共之翻译，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出版。美国汉特(Hunt.W.H)著《文学概论》，傅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铅印，1947年再版（中学生文库）。干恩(Gunn.S)著《文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literature)王焕章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2.日本著作的翻译。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丰子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1932年再版；平林初之辅著《文学之社会学研究》，方光焘译，大江书铺1928年出版（1929年再版名为《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小泉八云著《文艺谭》，石民泽注，上海北新书局中英文对照本，1930年版，另外还有他的《文学入门》《文学讲义》等。夏目漱石《文学论》1931年出版，升梦曙《现代文学十二讲》1931年出版。本间久雄著《文学研究法》，李自珍译，北平星云堂书屋1932年出版；荻原朔太郎著《诗的原理》，孙良工译，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列入新文化丛书）；吉江桥松著《西洋文学概论》，高明译，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小泉八云著《文学十讲》，杨开渠译，译者出版社1937年出版；藤森成吉著《文艺新论》，张资平译，1937年出版；丸山学著《文学研究法》，郭虚中译，生活书屋印书馆1937年出版；青木正儿著《中国文学概论》，隋树森译，南洋图书公司1940年出版，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二版；儿岛献吉郎著《中国文学概论》，隋树森译，世界书局1943年出版。
3.前苏联著作的翻译。罗达尔森著《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孟克译，上海光明1937年出版（属文艺伦理丛书）；伊佐托夫著《文学修养的基础》，沈起予、李兰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发行；米尔斯基著《现实主义——苏联文艺百科全书》段洛夫译，上海朝锋出版社1937年出版；维诺格拉多夫著《新文学教程》楼逸夫译，上海天马出版社1937年版（后来以群重译，重庆联营书店出版1946年出版）；前苏联伊可维支著《唯物史观文学论》，戴望舒译，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丛书）；西尔列索著《科学的世界文学观》，任白戈译，上海质文社1940年版，顾尔希坦著《文学的人民性》，戈宝权译，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出版（1949年北平天下图书公司铅印本华北第一版；1951年天下出版社铅印第三版）。
20世纪20～30年代文学理论译界的特点是视野开阔，与当时世界文坛的步伐基本一致；译家所选文本简洁易懂，新颖实用，注重开启民智、教育大众的社会作用。其中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以及3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汉特的《文学概论》。这里只就本间久雄的理论先作有些分析。因为他的《新文学概论》是最早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著作，而且对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整体构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新文学概论》的理论模式及特点
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16年在日本出版，1919年章锡琛用文言初译，分章刊登在1920年的《新中国》杂志上，刊完《前编》因杂志停刊作罢。1924年用白话重译《后编》，刊登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上，次年用白话重译《前编》，并于1925年结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8年9月，该译本先后共出了4版。1930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章锡琛的铅印本，更名为《文学概论》，为《新文学概论》的修订本，除了加入“文学各论”一章外，增删颇多，同年8月再版。1925年5月汪馥泉译本以《新文学概论》为名由上海书店出版，7月再版；1930年4月上海东亚图书馆又出版该译本，次年4月再版。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译介，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1920年至1930年10年间，出版重版再版了12次之多。这种影响延伸到了台湾，20世纪50年代始至70年代，台湾出版和重版《新文学概论》达7次之多。从这些数字就足见这部文学理论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它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和深远影响，以及中国接受和传播外来文艺理论的特殊途径和模式。首先，《新文学概论》的内容基本上是介绍欧美各大家文学理论的观点和体系，连材料的引证也是多借鉴，只有少数是结合日本本国的文学现状的，这使得该著作成为当时中国学者了解欧美文学理论的特殊中介。其次，受当时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潮的影响，本间氏采用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其原理部分除了探讨文学的定义、性质、要素等纯理论问题外，还有专章论述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国民性、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用大量篇幅探讨文学与社会种种关系，这种文学外部研究方法，在今天也许遭到人们的质疑与病诟，但当时却有极好的接受土壤，这些重要命题，正是知识界热切讨论和寻求答案的问题。再次，《新文学概论》前编为文学原理，后编为文学批评的结构，这种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经典模式。
第一章开宗明义，探讨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即什么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作者首先引用了颇斯耐特(Posnett)观点，说明文学概念容易发生岐义的原因；然后列举了欧美各家关于文学定义的见解：美国华舍斯特(Worcester)、英国勃鲁克(S.Brooke)、法国瓦纳(Vinet)、英国亚诺德(Mathew Arnold)、英国台昆雪(De Quincey)、美国汉特(Theodore.W.Hunt)、英国道甸(Dowden)以及托尔斯泰关于文学界定的种种说法。在诸种说法中，作者认为颇斯耐特关于文学的定义把握了“想像”的本质，而汉特的界说则更准确，认为文学之根本是情感。没有情感，便没有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想像和情感构成了文学的本质所在。本间久雄的这种排列出诸家文学定义的做法，为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史家所仿效，那时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学史专著的第一章都是先探讨文学定义问题，所采用的形式也是列出或中或西诸家界说，然后略作评述，择其一二说法表达自己认同。本间氏引进西方各大家言说文学定义的模式，也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大学教授、理论家及批评家写作文学理论乃至文学史的模式。外在形式已成为遵从的模子，更何况对定义的追问与探讨，开启了中国文论界纯文学观念的自觉意识。
“原理”的第二章是“文学的特质”，阐明文学之所以具有永久和普遍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能诉诸人的感情，记录人的心灵，激发人的精神。这与中国传统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道统观念截然不同。它真正强调的是文学本身所拥有的特殊性。虽然本间久雄采用的是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和立场，并以美国学者温彻斯特(C.T.Winchester)和法国学者基亚(Guyau,1854-1888)的观点作为论述和依据，讲述“文学为什么和怎样动人的问题”，即“文学的本来的特质”。尽管运用的是文学社会学的方法，但毫不妨害对文学的特质、定义做出科学的解说。这种文论的研究套路和方法，为中国现代文论所接受，以至于从众声合唱的译介走向单一的认定和仿效，忽略了其它流派的文论模式。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使得中国学界最终选择了最初的抉择。
第三章论“文学的起源”，本间久雄从文艺心理学和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的起源问题。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文学的发生，提出了文学冲动四说：游戏本能、模仿本能、吸引本能和自我表现本能。而文学发生学方法，是“随着最近人类学，人种志，以及社会进化论等研究的旺盛而勃兴”的，作者认为“艺术是从最实际底非审美的目的而生的东西”，本间氏还援引了芬兰希伦(Hirn)《艺术的起源》和德国的格罗舍(Grosse)《美术的起源》的论点，力主文学艺术的发生与起源和人类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非纯粹审美活动，而是有实际功利动机的，并说明最早的文学样式是诗歌。这一章显见心理学、进化论以及社会学观点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
第四章“文学的要素”探讨文学的内在构成，本间氏借用温彻斯特《文学批评之原理》，分文学的要素为四：一、情绪(emotion)；二、想像(imagination)；三、思想(thought)；四、形式(form)。[2](P23)生活的情绪和感情只有经由客观化的审美途径，才能成为文学的第一要素，也只有适当的形式与内容表现才能与读者沟通共鸣，产生永久和普遍的艺术魅力。美国当代文论家艾伯拉姆斯的“世界”“作品”“作者”“读者”四要素我们并不陌生，相较之下，前者更多是从创作和作品论本身来考量文学问题，后者则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几大要素。每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不是随机或者空想出来的，新见往往是在旧有的传统中延伸发展起来的，有其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家傅庚生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946年1月出版）的第一章“文学之义界”，列举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时候，就再三强调温彻斯特文学四要素的重要性。这一说法提出来后，颇受我国文论家和文学史家的重视。在接受苏联模式前，它成为中国文论界的膜拜对象。即便今天，这四要素的合理性仍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本间氏在这一章里，第一次用到日本文论家岛抱月的“关照说”，来支持他借用的西方的情绪说。另外，本间氏论述想像作为文学的基本心理特征，提出三种想像类型：“创作底想像”、“联想底想像”和“解释底想像”，主要是针对创作本身而言的；思想和形式要素则纯粹就作品论而言的。思想是作者的人生观在作品中的或隐或显的体现，“是其人的‘个人性’及其时代思潮等种种方面受到影响的复杂的东西。”[2](P31)
文学要素之四的“形式”，作者另辟一章进行专题讨论，可见作者对形式的重视程度。遗憾的是本间氏虽然注意到作为美学和哲学高度意义上的形式，但他仅仅论及作为“传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方法的形式”[2](P34)，即文体的代称：以思想为主、感情为辅的散文，以情感为主、思想为辅的韵文，韵文还要遵守一定的格律。第六章谈到作为媒介的语言的特点，既要追求精确的表达，又要注意语言的含蓄暧昧，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来说就是言外意。如果前编的六章都是围绕着文学内在的问题作总体概述，且作者“引证泰西许多权威底著述极端的多”[2](P3)，“本书的前编‘文学通论’在其主题的选择上，在其说明的理路上”采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从立论到材料的引述，即便是鲍桑葵的美学和波斯耐特的比较文学研究观点，本间久雄也是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引述和阐发的。该书对文学的定义、特质、内容、形式和语言等问题的论述清晰简洁，紧扣文学问题本身，提出了既有逻辑性又科学合理的见解，为寻求新知识的先驱者提供了良好的文本范式。前编的后四章则是就文学的外部问题进行探讨：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国民性、文学与时代以及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有关文学外部研究作者着墨不少，这与作者所采用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一脉相承；关注文学与社会人生、时代民族乃至于作家个性的关系等。在整个前10章中，还可见受到泰纳《艺术哲学》的社会学观点和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
后编的“文学批评论”共5章。除第一章交待文学批评的“意义种类目的”，最后一章辨析鉴赏批评和快乐批评（实际是批评和欣赏的差异）的不同并作结语外，其余三章着力于批评方法的介绍。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简洁明晰，由于其“引证泰西许多权威著述极端的多”，为后来翻译美国汉特的《文学概论》、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的布鲁克、阿诺尔德，法国的瓦纳、波斯耐特的理论及批评著作，作了极好的介绍和铺垫。实质上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起到了沟通中西文论的中介作用。要知道，当时西方文学理论界并不限于文学社会学研究一家之言，前辈们在报章杂志和别的书籍里也译介诸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等等，但真正进入到当时学界接受视野的，恰恰是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学理论。这就涉及到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铺天盖地流向中国的时候，本土文化已经预备了一个接受的前理解视野。
三、接受的文化底蕴和影响
中国传统文论如何蜕变为现代文论模式，形成崭新的现代文论框架体系的？历来的文论史家往往只注意到1924年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所带来的影响，对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译介在20世纪上半叶所起的重要作用，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乃至被忽略了。恰恰是本间氏的《新文学概论》，为后来的文论家和学者提供了编写文学理论的现成范本。《新文学概论》中本间久雄本人并未提出多少独到新见，但他所提供的大量的欧美文学理论信息，所采用的体例，所运用的方法等等，却直接影响到20至40年代中国学者继续翻译、传播乃至编撰文学理论的思路和模式。本间氏大量介绍欧美文学理论观点，连引证材料例证也欧美的，对欧美文论的介绍，涵盖的信息量大。《新文学概念》译本问世纪以后，所提到的文学理论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本间久雄对欧美现状的详尽说明和引证，无疑为前辈译家和学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论的窗口。
不但如此，20年代中期开始，至40年代末期，中国形成了一股编写有关文学概论著述的热潮，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大量出版发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以文学概论名称的编撰著作约有60来种，除了一部分是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观点，整合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概论模式外，更多的是依循《新文学概论》体例，编撰文学概论著作，如钱歌川、潘梓年、马仲殊、曹百川、赵景深、沈天葆、孙良工等都著有《文学概论》。与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浪潮相呼应，“文学理论问题在成为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热点问题”。[3]同样，大量的编撰著作也不讲求经典，只求通俗易懂，新鲜热辣。由本间久雄著作的翻译而带起来的一股翻译外来文学理论热潮，在20世纪中国上半叶好戏连台，促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型。这里姑且不论译介对传统的遗失和改写的成功与经验，但整个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框架结构、体例模式由此发生了彻底变化，却是不用质疑的事实。本间久雄模式的影响仅仅是因为偶然和最初的翻译所导致的吗？为什么在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理论的译介中，恰恰是本间氏的著作最先进入了前辈学者及翻译家的视域，而且其著作重版再版12次之多，造就了译界和出版界的奇迹？后来国内的编撰者为何又多以《新文学概论》为蓝本，不惜大同小异的重复编撰出版？数量也许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更重要的是其原理加批评的文学基本理论结构、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概念范畴乃至体例模式等，直接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写作提供了现成样本。
每一种外来文化无论以怎样强劲的态势冲击本土文化，前者都不可能彻底淹没乃至覆盖后者；反过来说，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也不是照单全收，按原意理解和运用。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接受者在接纳外来文化之前，都有自己的预设条件、期待视野和理解前提。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自己的现实需要和文化底蕴作为先在条件。当时中国整个社会文化都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向外来文化求取新的力量，成为流行和时尚。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译介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模仿也稍显粗糙和拙略，但外来文论改写了中国传统文论，传统文论也渗入和揉和着外来文论。五四前后接受外来文论，从选择翻译本间氏的理论著作开始，并不是偶然无意的，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五四以后的20年代开始，迎来了以本间氏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文学理论的翻译热潮，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值得思考和注意的：一是从宏观的方面来说，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精神，为选择文学社会学的理论著作，准备了恰如其分的消化胃口；二是面对现实，知识分子必须做出选择。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民众仍然需要启迪，国家依然需要救治，现状并没有太大改变。如果早期的小说戏剧翻译还是滞留在感性层面的话，那么选择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学理论，来进行民众教育，则上升到理论思考的更深层面，可以更有效地从观念上唤醒民众，解放思想。再就是乾嘉以来兴盛的考据学治学方法的影响，其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实证研究的方法，上可以治国，下可以淑身兼顾的心态，也提供了接受文学社会学理论的适当土壤。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选择的趣味、接受的目的动机和条件、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学术范型的兴起，都不是纯粹的巧合和机械的模仿。
总之，外来文论的译介，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模式和观念都有极大的冲击，在“获得纯文学之正确概念”，追寻“文学论本身”等方面，外来文学理论的引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恰恰较全面地提供了当时欧美文论的现状，让中国学者顺着本间氏开列的门牌号码，去西方文论的乐园里遛达徜徉，由观念的接受改变，到知识范型的摹写内化，逐渐迈出了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型的第一步。《新文学概论》本身提供了转型的现成模式，其观念范畴、结构方式、体例系统以及知识范型，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由此开始了改写传统文论的先例。
［收稿日期］ 200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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