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情报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回顾与评述了情报科学的以技术为主线的简短历史。指出在“数字革命”的时期，情报学在21世纪，将会有“质”的飞跃，理论建设将摆在首位。
关键词 情报科学
理论研究
科学预测
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 ）是一个发展中的现代新兴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有传统而“无历史”的学术领域。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其学术地位业已确定，作为软科学或综合学科，它的社会效益也是勿庸置疑和有目共睹的，当然也难免仁智互见而莫衷一是。
一位哲学家曾说过：最好的预言家是过去。为了展望21世纪情报科学的前景，我们不得不简要地回溯与评述一下情报科学的过去和现状。
1 一部以技术发展为主线的暂短历史
迄今情报科学的历史是一部重技术、轻理论，厚实用、薄学科的发展历史。
较为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认为，情报科学的学术源头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1895年两位比利时青年学者在当局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国际书目协会”（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e Biobliog-raphyie—IIB）。 他们中间的一位奥特莱（P.Otele ）在1905年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经济资料的情报文献工作的组织管理》的论文，率先开始运用了“Documenta-tion ”一词（作为一个英语单词， 据《Kenkyusha's New English—Japanese Dictionry》所载，系出现于1754年）。一般将这一词汇译作“文献工作”和“文献学”。奥特莱最初赋予其定义是“对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各种文件的收集、分类和利用”。1960年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FID） 进一步充实其定义为：“指对一切类型资讯的收集和存储，分类和选择，传播和利用”。情报科学就是在文献学的胚胎中孕育而萌发的[1]，这个学科后来的成长足迹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论及情报科学历史时，应当突出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科学的推动与促进作用。这场战争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却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始未所料的畸形发展。战后积累了大批科技成果，自然相应地也出现了巨额的科技文献，应当如何对难胜其多的科技文献加以整理、加工与利用呢？当时美国国家科学技术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布什（V.Buch）发表了著名的“布什信件”， 他强调：人们要一如即往地重视曾为战争胜利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及开发出来的成果，他称这些成果为“科学情报”，预示这些科学情报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鉴于现有的这类情报已为数不少，加上俘获战败国的就不胜其多了。为此要大力开发“干印术”，缩微胶片，人工智能，阴极射线显示器，代表主题或其它描述文献属性的代码组合的逻辑表识新颖的技术。他预言这种技术和措施将在未来的文献工作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布什还描述过他所设想的一种装置“memex”， 这种装置可根据文献的主题和其他属性来存储和查找文献，既能查找出结果，亦能显示出各次查找的特征和共同内容。布什实际上总结了战时科学情报的形成与发展，并对科学情报的管理与应用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2]。 为此有人尊布什为情报科学的奠基人。布什的整套论点的核心是突出技术，在文献数量激增的形势下，重视手段的开发与更新是头等重要任务。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情报科学学术主导思想就是沿着布什的建议而发展的。为了解决文献数量繁多而努力寻找并建立先进、高效的手段，采取的实际步骤强烈地倾向于实际应用。重视技术、强调实用几乎是这门现代新兴学科暂短历史的全部。理论建设意识很淡薄，即便有也是零星的、就事论事的，远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再不然就是恪守或照搬文献学或图书馆学原有的简单规则和理论。
设想，如果文献数量不是如此膨胀，缩微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不是如此日益发达，情报科学能会出现吗？即便出现能否有如此日新月异的进展吗？那肯定就要另当别论了。现代科学学的理论认为，一门现代学科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动力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强烈的社会需要；其二是学科内部理论机制的活力。对情报科学来说第一种动力是强大的，第二种动力则是松弛的。这样就导致了情报科学逐渐形成了倾斜的单纯技术传统。在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武装下，情报科学的外在形象十分令人惊异与瞩目，内在理论结构却很空泛，难怪英国著名的情报科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 ）对这种不平衡局面进行评论时说：情报科学还是“在常识的海洋中游弋”。[3]
2 各种观点的一致倾向
目前，对情报科学的释义众多，专门著作大量的涌现，各种各样的观点层出不穷。尽管它们之间出发点、视角、评述的范围有种种不同，但如果要抽取掉技术的先进性，那么情报科学的内容可以说是毫无新意的，亟而言之也可能不复存在了。
在“布什信件”的鼓舞下，加之电子计算机在现代文献管理中卓有成效的应用，尤其是信息论、控制论的问世[4]。20世纪50 年代在法文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L'Informatique”，1968年法国一本专著中称“L'Informatique ”为“情报学”。 对此法国情报学家鲍郎格（B-oulenger）作了如下的解释：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后来是大型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科学。按照“情报学”一词本身的意思，它表示对资讯的各种逻辑处理和自动处理方式的总和……。对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可能利用的数据或信息进行检索、收集、选择时所用的方法总和，称谓情报学[5]。“L'Informatique ”的上述定义不期与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相符，这样，“L'Informatique”（情报学）与Ordinatique（计算机科学）就混为一谈。
情报科学在美国出现于1959年，在编制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电子工程学科的计算机情报科学教学大纲时，为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研究有记载的知识及其传播而创造了“Information Science”这一词组[5]。1967年时任美国文献学会主席的杰鲁尔（L.Jerool）致其会员一封信，建议把“美国文献学会”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文中他为“情报科学”下了一个后来为全体会员所接受的定义：“情报科学是研究情报的特性和活动，管理情报传递过程的手段，以及为保证情报最有效的利用所必须的信息处理技术。[6] ”另一位美国情报科学家史密司也同样认为“情报科学是一门着重于使用现代技术处理情报的学科。”日本著名的情报科学家北川敏男主张，情报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计算机对情报处理的过程。”另一位日本情报科学家福川寿南说：“情报科学是研究信息和控制的学科。”[7] 显然，上述定义或观点都是表明情报科学是以技术为主要内容。
不唯如此，一些情报科学代表著作也有同样一致的单纯技术倾向。
1963年贝克（J.Becker）和海斯（R.Hays）出版了《情报的存储与检索》一书[8]。 这部教科书波及之广、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该书的篇章几乎成了当时情报科学结构的框架，其学术观点影响了几代人。情报的自动化和机器检索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受该书的影响，“情报检索”几乎成了情报科学的别名，一提到情报检索就意味着是情报科学。1973年美国著名的情报科学家兰卡斯特（Lancaster）和法延（Fayen）合作出版了重要著作——《联机情报检索》[9]。 这部著作代表了情报科学时代的技术特征——联机系统检索，难怪贝克评论道：20世纪70年代是情报技术“突飞猛进的10年”。1973年贝克还写了一本名为《情报科学浅说》的著作[10]，该书从头到尾讲述的都是技术。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展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令许多情报科学家为此而兴奋甚至是迷茫，他们以为这就是情报科学的全部了。“技术第一”或者“技术唯一”，一时成了情报科学发展的主潮和唯一的大方向。
1989年戴本斯（A.Debons）等人， 在大陆（吉林工业大学）讲学的讲稿基础上，完成了专著《资讯科学：一种综合观》[11]。该书获得了1989年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最佳著作奖。这部著作的获奖表明美国情报科学界对情报科学的学术内容与研究对象，似乎有了一定的觉悟与反思，开始注意到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只有华丽的技术的外衣，而没有自成体系的独特理论结构是不够的。为此有人评论道：“如果想对过去20年中，资讯科学的多元化、多学科的研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那么本书就非读不可。”这说明人们已逐渐的认识到单纯技术观点对学科建设的局限和困囿。
曾经反复宣传“走向无纸时期”的美国著名情报科学家兰卡斯特，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讲话，可谓这种反思的代表：“诚然，技术是有魅力的，但我们不要欺骗自己，相信技术在改进图书馆的用户服务方面会产生什么根本性的影响，或相信技术已大大改善图书馆员的形象，或相信仅有技术就会提高未来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社会价值[12]。”
当然，在情报科学蓬勃发展的年代，强调情报科学应该注重人文因素的呼吁，也是不绝于耳的。不过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一直是十分牢固的，布鲁克斯曾说过，理论建设在资讯科学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3 21世纪的情报科学
造成情报科学的单纯技术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讨论这一问题那将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21世纪情报学家曾经设想和追求的技术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当然还有细节问题）完成了，企盼的技术境界达到了。
随着“数字革命”的实现与普及，信息技术在社会广泛地扩展和渗透，已经引起全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开发信息技术已不再是情报科学家在科技文献天地里独家的学术领域了。
人类科学技术整体化的进程，迫使21世纪情报科学的学术轨迹将发生革命性的巨变则是不可避免的。
模拟信息诸如文字、图像、声音等，需要不同的记录方式、载体和传递手段。文字需要纸张，图像需要胶片，音乐需要唱盘等。信息固定在不同的媒介载体内，物理上是互相独立而隔离的，这样便严重地限制了情报的相互转换、交流和利用。信息媒介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信息的记录从纸张到胶片到磁介质。信息的传输从邮寄到电话到广播等，但是这还都停留在模拟信息阶段上。直到电子计算机实现资讯数字化的技术突破，情报的记录和传输才开始有了“质”的飞越。以0和1的简单两个数字，便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时代，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革命”[13]。人们所熟知的联机检索、CD—ROM、Internet 以及信息高速公路，这些技术的实现归根到底在于信息记录的数字化。从电子计算机角度来看，文本、图像、多媒体等只不过是大小不一、结构不同、输入输出条件不等的数字化文件而已。多媒体就是各种数据、文本、图像无缝结合为单一的数字化信息。“数字革命”把各种信息及其信息媒介融合到数字化上来，使人类实现一体化信息资源成为可能。数字化信息及其信息媒介成为应用广泛的电子信息资源。
电子信息资源具有非常明显的优点：可利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进行制作、处理、加工、传播；便于各种媒介信息的一体化、相互转化和二次开发；制作和利用双方都可共用和采用各种硬件与软件设备，今天，文本、图像、映像、声音、计算机数据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任意组合，加工编辑为一般人可以简单利用的情报产品。一言以蔽之，情报产品随处可见，到处可得。这样情报科学的“疆界”就不应也不能再拘泥于原有狭窄的“版图”上了。
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21世纪信息事业将有今天无法比拟的扩展与放大。它将包括：广播、数据库、出版、新闻、办公、安全警备、各种联机服务系统、加值网事业单位（个人计算机通信等）、声像信息提供单位、软件中心、游戏中心等。21世纪有线电视、电话公司和计算机信息服务的界线将越来越模糊，甚至可以说趋同化一。一台普通家庭电视机将能够同时用于选择电影、电视节目、家庭购物、银行存款取款、购物支付、各种定票、情报咨询等。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局面，最早法国资讯科学家鲍郎格意属的情报学的任务可以说完全兑现了。超文本信息系统、多媒体技术等使布什的“Memex”理想也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前景下，21世纪的情报科学究竟应如何发展呢？
美国著名的情报科学杂志（J.ASIS）主编梅多（Ch.T.Meadow），在1979年所作的题为2001年情报科学和情报科学家”讲演中，曾经谈道：与“实际工作者”（对应的情报服务工作）和情报工程师（对应的信息技术）相比，“未来的最大变革将发生在情报科学家（对应情报科学理论）这一范围中”。“情报科学将采用一个更广义的定义，从其他学科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以一种成熟和受尊敬的学科姿态出现于未来。”显然，梅多在这里呼吁应重视情报科学拓宽边际的理论建设。
梅多的观点简言之，就是加强情报科学的理论力度，扩展并确定情报科学的学术边界。这些突破和变革可能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3.1 建立综合的新理论体系
1967年杰鲁尔在为情报科学下定义时，已经指出情报科学是一个“综合领域，它同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运筹学、图书馆学、印刷技术、信息统计理论、组织管理，以及类似其他领域都有关系。它只包括研究对象不管使用的理论的部分和旨在发表情报服务，与情报出版物的应用部分。”谢拉（Shera）在1977 年也说：“情报科学……，它是由下列学科派生出来的：数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运筹学、图论、传播学、图书馆学、管理学。”这种广义综合知识论的主张一直被情报科学界尝试地推行与实践着，但是距离布鲁克斯所称的：“情报科学要像物理学成为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一样，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相差甚远。21世纪情报科学要实现布鲁克斯的预言，就应当开发智能型知识组织结构的理论与方法。
如果我们把图书馆称为人类知识的第一代组织结构的话，那么第二代知识组织结构就是数据库。诚然图书馆进行了知识的有序化整理，但是只限于表面上、直观地显示并陈列在书架上。数据库对知识的有序化程度比图书馆有所进步和提高，但是仍然没有智能化的功能，使知识的吸引与利用仍有很大的线性呆板展开的局限。布鲁克斯等人提倡的“知识地图”，进而发展的“体外大脑”都可以说是意在为人类建立无所不包的、庞大的智能资讯系统。为了开发与构造智能型知识组织结构，就必须广泛综合上述各门知识，“综合也是创造”。以期形成一整套指导资讯智能化开始与运作知识的崭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加工、利用知识的方法和途径。
21世纪情报科学将与人工智能靠拢，甚至可能会合二而一地形成一种真实反映人类大脑思维的知识运用的理论。当然这也是知识增多、膨胀所必然的发展归宿。
3.2 开展情报行为、需求、心理机制的深入研究
由于信息在社会上的无孔不入，无处不有，人类的情报行为与活动便会显得无与伦比的重要。情报行为将成为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人们谋求情报的心理机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情报需求将成为有待深入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领域。信息越发达，情报需求也就越多样化，这又必然加大研究的难度。情报关系毫无疑问地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系。这些行为和活动的理论亟有待深入研究的必要，而现在的研究成果过于简单和一般化。必须启用新的研究方法，树立全新的学术观念、情报行为、情报心理机制，这也是新的时代要求。
3.3 彻底实现情报的全面计量
信息依据符号、人之间的多种组合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语法信息（Syntactic）、语意信息（Semantic）、语用信息（Pragmatic）。语法信息表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意信息表示符号排列的意义与人所理解之间的关系，语用信息表示人使用符号的关系。目前，我们除了能利用古典信息论计算语法信息的信息量之外，对于在情报科学中更为重要的语意信息、语用信息的信息量还不能直接、有效的计算，这等于我们所面对的情报还是无法全面计算的。
语义信息与语用信息之所以无法计算，一言以蔽之，就是溶入了人为因素，这就使得信息量的计算变得异常复杂。复杂就复杂在同一份信息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应用效果。例如，有三个英文字母：d、g、o， 这三个字母无论如何排列，它们的语法信息的信息量是不变的。但是有人排列为“god”便是“上帝”之意；有排列为“dog”则是“狗”的意思，这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吗？这又如何能准确和有意义的计算呢？
目前，在图书情报学中，我们可以文献的载体作为替代物来近似计算“情报量”。其计算单位无非是人们所熟悉的“卷”、“册”、“本”、“篇”、“段”。近年来由于电子计算机数据库和资讯检索系统的普及，比特（Bit），字节（Byte），字块（Block）。像一页A(,4) 打字纸：50行，每行70字符，总共3500字符，也就是3.5KB。 但是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近似计算，并没有真正对情报进行本质的计算。21世纪就要突破人文因素的障碍，实施对情报彻底的全面计算。如果取得成功，那么也必将带动情报科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3.4 对两种争论的评论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高新信息技术的冲击下，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两种有关对传统图书馆与文献服务中心的形象与功能的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可能在21世纪也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热点”和“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图书馆使命业已完成，图书馆在“空间的一点上已经不存在了”，“图书馆是信息时代的恐龙”。
另一种观点讥讽“电子图书馆是一个神话”。
究其原因可能是，前者看重了技术条件，后者则强调了人文因素。其实两者都有固执己见之弊。就信息记录工具而言，人类有史以来数度变革。就我们中华民族而言，开始用刀刻，至今还有“捉刀代笔”之说，但是今天在印章的制作中，刀仍是有效的操作工具，不能说已经绝迹。其次是采用毛笔，继之是自来水笔，还有目前流行的园珠笔，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很明显，但是被替代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见到。现在电子计算机输入信息正方兴未艾，但是历史上所有的书写用具——信息记录工具均没有完全进入博物馆而束之高阁。
书写工具的进化预示并提醒我们，信息工具乃至机构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它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优缺点往往是相互补偿和调剂的。只能是有新颖与陈旧之别，有先进与落伍之异。如果以完全取代和淘汰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来讨论问题是偏颇而不得要领的。
有一点是必须反复强调的，那就是情报科学始终要贯彻人文主义。谢拉曾有一段名言：“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我有生之年是不会改变的。我不反对（情报）科学，也不轻视它，科学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是人文主义者讲话的时候了，应该告诫你们，应用数学方程式时不要忘记人这个大的方程式，这才是最重要的。[14]”如果情报科学继续“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下去，那它的学术之路必将越走越窄。
在科学史上，学科的扩充、兼容、交叉、重组、合并是经常发生的，学科的突变和更新也并不少见。像情报科学这样“先天不足”的学科，由于信息的广泛渗透、全方位地挺进社会，它的学术内容、学科边界乃至科学形象都是极富动态变化的。很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在21世纪尽管“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依然存在，但是内容与今天相比可能会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