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基于WIOD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加值论文,制造业论文,原因论文,论我国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且，2002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见图1)。目前学术界对此现象的解读，依赖于对增加值率性质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在现有研究中，增加值率通常被看作是一国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的综合反映，是技术效率、结构特征和分配关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多人因此认为，增加值率的下降代表着我国制造业效益和质量的下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技术、结构和分配等方面的不利变化。[1][2][3][4][5] 对于这样的解读，笔者持有怀疑态度。如果只是针对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在国际比较中偏低的现象，这只能说明我国制造业增长质量较低，也可以说其背后的原因是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较低、结构不合理或者在国际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关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表现，笔者认为需要关注的应该是两个问题：横向的差距和纵向的下降趋势。笔者不否认技术、结构和分配关系对增加值率的潜在影响。但是，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率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技术、结构还是分配因素，都无法对上述两个问题给出在逻辑和证据上一致的解释。为此，笔者在结构、技术、分配因素之外引入产品内分工，力求对上述两个问题给出一致的解释。本文接下来将依次分析结构、技术、相对价格和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每一部分的分析都遵循从逻辑分析到经验验证的递进过程。
图1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率(％) 说明：(1)NAFTA是指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BRIIAT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和土耳其；(2)惕莫尔(Timmer)对WIOD数据进行了详细说明。[6] 资料来源：根据WIOD数据计算。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利用国内外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数据，分析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对制造业整体增加值率的影响；第三部分从逻辑和数据两个层面分析技术和相对价格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可能影响；第四部分从逻辑和数据两个层面分析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二、制造业结构与增加值率 制造业包括多个细分行业，在实际核算中，一般以各行业的产出占比为权重，对行业增加值率进行加权平均，以此得出制造业增加值率。因此，即便各行业的增加值率没有变化，如果制造业结构向低增加值率的行业倾斜，也就是说，低增加值率的行业占比上升，高增加值率的行业占比下降，制造业整体增加值率也会下降。在WIOD数据中，制造业包括14个细分行业。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大幅下降，行业增加值率和产出权重都发生了变化(见表1)。①那么，结构变化是否加剧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趋势?
本文不考虑各行业的产出权重，用简单平均的方法计算制造业整体的增加值率。加权平均增加值率与简单平均增加值率的对比情况如表2所示。简单平均的增加值率高于加权平均的增加值率。这意味着增加值率较高的行业在制造业中的产出权重较小。而两者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在我国制造业中，增加值率较低的行业产出权重上升更快。也就是说，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趋势。② 在结构变化和行业增加值率下降之间，哪一个起了主导性作用?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所有行业加权平均的增加值率下降了5.9个百分点。假定各行业的产出权重维持在2002年的水平不变，也就是假定制造业行业结构不变，由此得到的加权平均增加值率下降5.5个百分点。假定各行业的增加值率维持在2002年的水平不变，仅仅考虑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由此得到的加权平均增加值率下降0.2个百分点(见表3上半部分)。③由此可以认为，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大幅下降的背后，主导因素是各行业增加值率的普遍下降，而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影响非常小。
作为对比，看一下NAFTA的情况。NAFTA的制造业增加值率是全球最高的，在2002-2007年间也下降了2.7个百分点。分解结果表明，2个百分点来自行业增加值率的下降，0.6个百分点来自结构的变化。200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比NAFTA低11个百分点。如果维持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率不变，并假定我国的制造业结构与NAFTA一样，由此得到的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比NAFTA低10.4个百分点(表3情景1)。如果维持我国制造业结构不变，并假定我国各行业的增加值率均达到NAFTA的水平，由此得到的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比NAFTA高2.5个百分点(表3情景2)。国际间横向比较的结果同样表明，影响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制造业结构，而是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率。 总之，结构因素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过程中的影响非常小，起主导作用的是行业增加值率的普遍下降。也就是说，所谓的“制造业结构恶化导致我国制造业整体增加值率大幅下降”的说法，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 三、技术、相对价格④与增加值率 主要制造行业增加值率的普遍下降是否意味着技术的下降?在一般逻辑上，影响一国增加值率的因素不只是技术能力，还有国际分工地位、市场竞争状况、定价权以及分配因素等。[4][5][8]从国际间的经验趋势看，2002-200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就此认为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制造业在2002-2007年都经历了技术能力下降、经济效益下降和增长质量下降，显然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增加值率与技术联系在一起。 通常，技术进步可以被界定为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的提高。必须注意到，生产投入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还包括原材料、能源、动力、半成品和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投入，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技术进步能够推动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给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出。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原材料、能源和动力的使用效率，在给定原材料、能源和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出。但是对于半成品和零部件这样的中间投入，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给定产品的性能、质量和物理属性，生产1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半成品和零部件不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例如，即便生产汽车的技术进步了，但是生产同样一辆汽车所需要的零部件数量并不会改变。 假定某种产品的生产需要三种类型的投入：(1)初始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2)初始中间投入，包括原材料、能源和动力等；(3)其他中间投入，包括半成品、部件和零件。生产函数为：
式中，K是资本投入；L是劳动投入；
是初始中间投入；
是其他中间投入。增加值率为：
从式(2)中可以看出，在给定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的下降会导致增加值率下降。如果技术进步使得初始中间投入降低，例如能源和动力消耗减少，也就是说，为了生产同样的Y，需要投入的K、L和
不变，但是所需的
变少。假定中间投入和产出价格没有变化，
的减少会导致增加值率提高。如果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是说，为了生产同样的Y，需要投入的
和
不变，但是所需的K和L减少。假定产出和中间投入的价格没有变化，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改变增加值率。 基于上述逻辑，中间投入与产出的相对价格变化能否解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利用WIOD中给出的分行业的产出规模、产出价格指数和中间投入价格指数，核算加权平均的制造业产出价格指数和中间投入价格指数。在剔除中间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变动后，我国制造业的实际中间投入比率超过名义中间投入比率，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在总体上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价格相对于产出价格是不断下降的。剔除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以后，我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率下降更快(见表4)。也就是说，虽然在逻辑上可以用相对价格变化来解释增加值率的下降，但是在现实中，相对价格变化对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并没有充分的解释能力。⑤
那么，实际增加值率的下降是否意味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或效率的下降?将农林牧渔、采掘业、焦炭、炼油和核燃料、化工产品、橡胶和塑料、非金属矿产品、基础金属和金属制品、电力、燃气和水等都归入原料、燃料和动力投入；将其他制造品归入半成品、部件和零件。2002-2007年，原料、燃料和动力的投入比率上升了5.7个百分点，半成品、部件和零件的投入比率上升了2.7个百分点，服务的投入比率下降了2.7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19.4％，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累计上涨了34.9％。剔除被归入原料、燃料和动力投入的工业产品，其他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的累计涨幅均小于19.4％，简单平均的上涨幅度只有3.6％。⑥在对价格变动差异进行调整后，原料、燃料和动力的实际投入比率下降了9.8个百分点，半成品、部件和零件的实际投入比率上升了18.6％(见表5)。⑦
进一步考察资本和劳动这两种初始投入的效率。用单位劳动时间投入创造的实际增加值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用单位资本投入创造的实际增加值衡量资本生产率。用1995年不变的增加值价格指数对名义增加值进行调整，从而得出制造业实际增加值；用1995年不变价格核算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代表制造业的实际资本投入；用从业人员的总工作小时数代表总劳动投入。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制造业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率，如表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2002-2007年，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都是不断提高的。
剔除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后，我国制造业对原材料、能源和动力等初始中间投入的使用比率是下降的，对服务的实际使用比率也是下降的，对半成品、部件和零件的使用比率是上升的。⑧根据前面对技术进步的讨论，初始投入、初始中间投入和服务投入的效率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提高。而半成品、部件和零件投入比率的提高意味着生产过程变得复杂。这在新增长理论中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由此可以认为，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大幅下降的过程中，测度技术的指标并没有下降。 总之，在给定相对价格的情况下，用技术变化来解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给定技术的情况下，用相对价格变化来解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虽然在逻辑上可以成立，但是在经验证据上得不到支持。 四、产品内分工与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产品内分工就已经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之间，但是这一新的分工形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普遍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⑨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贸交往的形式。[7][8][10][11]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对生产效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分工从产业间延伸到产业内部和产品内部，从国内扩展到国际，都是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表象。这些变化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 但是另一方面，基于现有的统计核算方法，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在实践中，无论是针对行业、产业或者整体经济，增加值率的核算都是基于企业层面的统计数据。[12]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企业在完成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和服务被外包给专业化的供应商。依据统计的基本原则，中间投入只能是企业外购的产品和服务。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企业中间投入比率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核算出来的行业、产业或整体经济体的中间投入比率也都是不断提高的。与此对应的就是增加值率的不断下降。因此，产品内分工发展与现有统计核算方法结合在一起，会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 为了说明产品内分工对增加值率的影响，笔者分别考虑三种情形(见图2)。第一种情形是不存在产品内分工，由本国唯一的企业完成最终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假定本国唯一的企业是企业1，该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最终产品。如图2a所示，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几个环节：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出中间产品1和中间产品3；投入资本和劳动，将中间产品1加工成中间产品2；投入资本和劳动，将中间产品2和中间产品3组装成最终产品。对该企业来说，初始投入只有资本和劳动，因此中间投入比率为0。相应地，本国的增加值率为100％。 第二种情况下存在产品内分工，但是产品内分工只存在于本国内部，不存在产品内国际分工。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发生分裂。如图2b所示，本国的3个企业共同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1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中间产品1和中间产品3；企业2投入资本和劳动，将中间产品1加工成中间产品2；企业3投入资本和劳动，将中间产品2和中间产品3组装成最终产品。在这3个企业中，企业1的中间投入比例为0，企业2和企业3的中间投入比例都大于0。作为3个企业的加权平均，该国的中间投入比例大于0。相应地，本国的增加值率小于100％。
图2 产品内分工和生产过程的分裂 说明：图形为笔者绘制。 第三种情况下，产品内分工不仅存在于本国内部，而且随着产品内分工向国际间延伸，最终产品的组装环节被转移到外国。如图2c所示，两个国家的3个企业共同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本国的企业1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出中间产品1和中间产品3；本国的企业2投入资本和劳动，将中间产品1加工成中间产品2；外国的企业3投入资本和劳动，将中间产品2和中间产品3组装成最终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中间投入比例都大于0，增加值率都小于100％。对于外国，进口中间投入比率大于0。如果在此基础上产品内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中间产品2的加工和组装环节从本国转移到外国。这将导致外国的国内中间投入比率上升、进口中间投入比率下降。 上述的逻辑分析意味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与增加值率的下降之间存在联系。但是也必须注意到，这里没有考虑产品内分工发展可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于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的可能影响，前面已经做过分析，在此不再重复。从前面的图1中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生产链条上的不同生产环节对初始投入和中间投入的相对依赖性是不一样的。越是上游的生产环节，对初始投入的依赖性越高，对中间投入的依赖性越低；越是下游的生产环节，对中间投入的依赖性越高，对初始投入的依赖性越低。就制造业的国际横向比较而言，欧美及东亚发达经济体通常处于生产链条的上游环节，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通常处于下游环节。这种位置的差异，决定了发达经济体具有较高的增加值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具有较低的增加值率。从前面的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率明显低于欧美及东亚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作为全球加工和组装中心的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是全球最低的。 上述逻辑可以扩展运用到不同产业的横向比较。在初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横向比较中，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的价值链较短、生产环节较少，产品内分工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制造业。基于产品内分工与增加值率之间的逻辑联系，初级产品和服务业的增加值率应该高于制造业。从图3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初级产品和服务业增加值率都普遍高于制造业。
图3 主要经济体不同产业的增加值率(％) 说明：(1)NAFTA是指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BRIIAT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和土耳其。 资料来源：根据WIOD数据计算。 国际经验能够支持逻辑分析的结论，这就证实了产品内分工发展是推动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力量。同样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进入21世纪，以加入WTO为契机，我国迅速融入制成品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并逐步成为最终制成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⑩这表现为我国进口中间产品再出口比率的显著提高，以及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的显著降低。2000-2008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再出口比率从26.9％增至55.2％；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81.2％降至66.7％。(11)伴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向我国的延伸，2002年以后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比率迅速提高。1995-2002年，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比率仅提高0.3个百分点；2002-2004年，这一比率提高了2.6个百分点；2004-2007年，这一比率提高了3.1个百分点(见表7)。中间投入比率的上升直接对应着增加值率的下降。
以2004年为转折点，我国制造业对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的依赖性发生了显著变化。2004年之前，我国通过扩张制成品的最终加工和组装能力，不断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链。但是由于过度集中于最终制成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上游的零部件生产环节被不断压缩和挤占。这表现为中间投入比率的提高和进口中间投入对国内中间投入的替代。2002-2004年，制造业中间投入比率提高2.6个百分点，其中，进口中间投入比率提高了3.7个百分点，国内中间投入比率下降了1.2个百分点(见表7)。 2004年之后，一方面我国作为亚洲生产网络组装中心的地位已经完全形成[13][14][15]，在这个环节上进一步扩张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国内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通过新的《对外贸易法》、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和整顿经济开发区等。这推动了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在我国国内的延伸和扩展，我国不仅从事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也越来越多地承担零部件的加工和组装。这样，在制造业中间投入比率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国内中间投入替代进口中间投入的明显趋势。2004-2007年，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比率上升3.1个百分点，其中，进口中间投入比率下降了1.6个百分点，国内中间投入比率上升了4.7个百分点(见表7)。 综合逻辑分析结论、国际经验以及我国的数据趋势，可以认为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动态变化与产品内分工发展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制成品生产过程日益复杂化，并不断发生分裂，由此导致中间投入比率的上升，即增加值率的下降。对于我国而言，如果只是分析21世纪以来的情况，那么，这一变化的源头应该是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向我国的扩展。伴随着这一变化，出现的不仅是增加值率或中间投入比率的变化，还有国内中间投入与进口中间投入之间的相互替代。2004年以前，我国只是通过最终制成品的组装环节这一点融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是中间投入比率的上升和进口中间投入对国内中间投入的替代。2004年以后，产品内国际分工链在我国国内向上游环节延伸。我国不再是通过单一的生产环节，而是以从零部件加工到最终产品加工的一段链条融入全球的产品内分工链。这样，与中间投入比率上升同时出现的就是国内中间投入对进口中间投入的替代。 五、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增加值率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不仅是全球最低的，而且还呈现更快的下降趋势。对此，技术、结构和分配因素都无法给出逻辑和经验一致的解释。本文从逻辑和经验两方面分析技术、结构、分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产品内国际分工从最末端的加工和组装环节开始向我国延伸，并在我国国内逐步向上游环节延伸，由此导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明显偏低且下降尤为明显。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下降?在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大幅下降的过程中，原料、能源、动力和服务等的实际投入比率不断下降，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不断上升。中间消耗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半成品、部件和零件的实际投入比率的上升。这符合产品内分工发展的影响，即技术效率提高与生产过程复杂化。对于生产过程复杂化所导致的中间投入比率上升，应该从经济体系内在的部门联系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循环拉动效应出发，思考其潜在影响。(12) 半成品、部件和零件的实际使用比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制造业内部的循环拉动效应不断增强，由此为制造业的进一步膨胀提供了内在动力。而服务的实际投入比率不断下降，意味着制造业发展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下降，这对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我国的生产型服务业，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竞争格局下，国内制造业的投入需求是解决其市场实现的主要途径之一。这种状况可能会增加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对于长期中“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的就业目标也是不利的。对此需要更为深入的后续研究。 从一般逻辑上说，制造业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主要是从最终产品向中间投入的延伸。从现有的中间投入结构来说，首先应该是在制造业内部从下游向上游的延伸，即向零部件的延伸；其次是向初级产业的延伸；再次是向服务业的延伸。现有情况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内部的延伸。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这与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迫切需要解决的低等技术工人的就业创造和收入创造目的不符。对此也需要更为深入的后续研究。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本文主要针对2002-2007年这个区间的变化展开分析。选择这个区间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在这个区间内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大幅下降，与国外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其次，虽然WIOD的数据已经更新到2011年，但是2007年之后的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是从2007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外延推导而来的，所核算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与2007年相同。再次，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公布的投入产出数据，核算出来的制造业增加值率相比于2007年依然在下降，但是下降幅度变得很小。类似的讨论参见夏明和张红霞的研究。[5] ②鲍德温和洛佩兹-冈萨雷斯(Baldwin and Lopez-Gonzalez)利用WIOD数据，从增加值份额和产出份额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在1995-2009年之间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与世界整体的比较中，我国的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产出份额的变化与增加值份额的变化存在显著差异，产出份额变化最快的是电气和光学设备、运输设备和化工行业等，而增加值份额增长最快的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基础金属和金属制品、木材、木材和软木制品等行业。[7] ③这只是一种近似分析，没有考虑行业权重变化和行业增加值率变化的交叉影响，所以两者之和不等于加权平均增加值率的变化。 ④在经济学意义上，相对价格变动属于分配层面的因素，因此，分配因素被看成是影响价值型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夏明和张红霞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5] ⑤夏明和张红霞认为，进出口价格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2005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5]本文分析的产出价格是出口价格和内销价格的综合，中间投入价格是进口中间投入价格和国内中间投入价格的综合。也就是说，制造业产出和中间投入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表现不同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表现。 ⑥价格涨幅较大的是电器机械及器材、工艺品及其他，分别是15.9％和18.5％，其他行业的累计价格涨幅均在10％以下。因为所有行业的累计价格涨幅都小于19.4％，即便核算加权平均值，也不可能高于19.4％，所以，无论是核算简单平均还是加权平均，都不会改变对相对价格变动方向的判断。 ⑦本文没有分析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的价格变化情况。夏明和张红霞认为，我国服务业过高的增加值率是以损害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为代价的。[5]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服务价格的上升快于制成品价格的上升。因此，在剔除价格影响后，实际的服务投入比率也是下降的。 ⑧梁朝晖通过对上海市制造业的33个大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上海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能耗等方面较优。[9] 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关系的形成，被很多学者看成是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革命性变化”。学界的一个共识是：这一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之间完成的。[7] ⑩洛斯(Los)等人认为，在2001年加入WTO的带动下，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16] (11)这是根据OECD-WTO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来的。因为OECD-WTO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库中没有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所以，本文用2000年和2008年的数据近似描述这段时期的变化。 (12)柳卸林和张杰军、沈利生和王恒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低下的现象，提出不能根据增加值率高低来判定经济效益的高低，而是应该进一步考虑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对整体经济的贡献。[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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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下降的原因分析&基于WIOD数据的分析_国际分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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