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实践：关于科学合流问题的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对科学合流问题的探讨应该以近代以来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为依据。本文就科学合流问题提出的前提、它的科学和文化解释以及人类实践赋予它的现实特征等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只有借助历史和实践的洞察力，把科学和文化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达到重建当代科学的目的。
长期以来，哲学界和科学界一直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流问题进行着一场明言的或没有明言的讨论。应该说，这场讨论迄今虽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远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差异，人们对科学合流的涵义、实质、方式，以及合流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各表其辞，莫衷一是。这就好比站在大象周围的一群盲人，“他们用拐杖在大象的各个部位乱捅乱戳。大象是什么，各人自有主张。他们在自己的那块部位捅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相信自己捅的对象是何物，他们也就错误得越来越远了。”①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在以往有关讨论的基础上，就科学合流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再分析，希望有助于人们对该问题认识的深化。
1、科学合流问题的提出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流是对应于其分流而提出的一个范畴，因此，正确认识科学合流问题的意义，必须首先搞清楚科学分流的涵义和分流发生的历史过程。一般地说，科学分流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去理解，在认识论意义上，它是指科学认识的一种分化趋势，是用分析的方法研究不断出现的新研究对象而导致的认知图景；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则指科学活动内部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分工在科学领域中的延伸和具体化。正是由于分工不同，科学活动才出现了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出现了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在文化观意义上，它也指科学活动中历史地形成的不同传统和价值，以及由于这种不同而兴起的各种知识共同体。
那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流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一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的分析，也有从社会学或价值观角度所作的探讨，但却很少有人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并找出其合理的载体。而这一点却正是我们理解分流发生的历史和合流出现的趋势的关键。
就科学分流发生的逻辑过程而言，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历史上，人类为了能够认识和支配世界而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结果科学战胜了宗教、巫术和传统，成为我们理解和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当我们把科学应用于自然物质世界时，便产生了自然科学；当我们把科学应用于人类社会世界时，便出现了社会科学。按照这种逻辑，科学之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完全可以看作它自身力量的外化的结果，就象黑格尔对“绝对精神”所宣称的那样。
的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科学曾经关注的两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领域。而且，与通常所认为的不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体系的形成并不存在巨大的时差，它们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在科学发展史上，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两起重要的事件：一是拉瓦锡向巴黎科学院提交的论文《燃烧概论》（1777年），二是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1776年）。前者成为引发一场化学革命的导火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化学科学的“独立宣言”；后者则奠定了古典经济学即工业社会经济学的基础，是经济理论开始走上独立的和科学的发展道路的旗帜。这两个事件对整个近代科学的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科学加速发展的历史契机。从这时起到整个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开始了真正的分化过程。在自然科学领域，首先是化学，其次是物理学、生物学等相继作为独立的学科得到发展和完善；在社会科学领域，继经济学之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也逐步取得了科学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不仅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都得到了繁荣发展这个意义上，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1883年，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Dilthey)在其名著《人类研究导论》中，明确地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范畴区分开来，标志着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
然而，科学作为一种处理经验的方式并不是“先验的”存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出现也不是科学自身的简单外化。实际上，近代科学在发生19世纪的学科分化以前，已经在力学、天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数学领域存在和发展了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近代科学不仅接过了文艺复兴的理性旗帜，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分道扬镳；而且继承了培根的经验主义思想，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引入科学活动中，完成了一次思想革命，确立了以客观性、普遍性、可证实性、简单性等原则为基础的科学精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近代科学是从考察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基本的形式——机械运动开始的，并且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拒之于大门之外（1663年罗伯特·胡克为皇家学会起草的学会章程首次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特征）。这种有意识的选择使科学能够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相对狭窄的一类研究对象，用专门的手段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取得了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辉煌成就。因此，所谓近代科学其实就是近代自然科学，准确地说就是牛顿力学。
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使当时的科学家坚信，“整个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将演化在力学之中”，“只要把自然现象简化为力，科学的使命也就终结了”。（赫尔姆霍兹语）这种思想不仅影响着此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寻找那种支配一切“物理力”、“化学力”乃至“生命力”；而且也决定着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思想，使其体现出机械主义的明显特征，即把一切复杂的过程看作仅仅是简单过程的组合，把一切复杂的事物看作仅仅是简单事物的总和，把一切作用看作仅仅是物理力的相加。所谓近代科学的分析特征，在我们看来，正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学科的分化或分工只不过是其表现形态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孤独发展之后，能够不仅开始自然科学的迅速分化，而且也分化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缘故。因此，可以说近代科学在19世纪的分化，也就是其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分化和受此影响社会科学各领域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反映器”，而且也成了社会科学的“助产婆”。
简单考虑一下社会学在19世纪的诞生可能是有趣的。从它的创始人孔德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来看，社会学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直接产物。1803年，孔德开始出版他的六卷本《实证哲学教程》。按他本人的解释，实证哲学的本质和精髓在于“实证”一词，它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即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和牛顿力学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致力于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的“牛顿力学”。实证哲学坚信，人和自然物一样，其行为和目的性是由外部给予的，即人是理性的动物；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可用普遍的因果规律加以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社会领域。因此，孔德倡导一门以实证方法为基础的社会学，企图采用力学的原则研究社会。他甚至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后者则探讨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种以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人和社会现象的立场，反映了社会科学摆脱哲学而走向独立发展的普遍倾向。
耗散结构的创立者普利高津认为，19世纪科学中存在一种矛盾情景，“牛顿把天上的事物与地上的事物统一起来，把两个宇宙统一起来，但同时也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理的世界，量的世界，一个是生物的世界，质的世界。这就产生了两种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文化，并且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②这里，姑且不论他所说的“生物的世界”是否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不管他所谓“量”和“质”具体指什么。让我们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是如何被分为两个世界并且形成了巨大鸿沟的？如前所述，19世纪虽然形成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研究领域，但二者之间是同构性的，并不存在“巨大的鸿沟”，更不用说两种文化的分裂了。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并不比物理学与化学或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差别更大。
问题在于，19世纪建立起来的从自然到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学认识大厦，是奠定于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牛顿力学本身的局限性也就构成了科学整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即它的简单的、机械的决定论原则，以及它否定世界的多样性和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性的思维方法，使之在分析自然界较为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在解释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们甚至不能象处理“复杂的”自然问题那样，有效地处理“简单的”社会问题。于是，首先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与“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相对立的坚持历史的精神意识过程的历史主义思潮；然后，在19世纪末，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响起了否定牛顿科学的钟声。
我们认为，人们对待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价值判断，是导致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直接原因。后者在19世纪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歧，20世纪以后则体现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更加广泛的争论中。这些分歧和争论通常从方法论开始，最终却总是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而扩展到整个世界观，牵涉到对人和社会性质的理解和界定。这在历史学研究中或许比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有更清楚更充分的体现。
“近代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她的长姊——自然科学方法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③因此，许多专业史学家很自然地倾向于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治史，乃至使史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但是，这种倾向很快遇到了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反抗，如19世纪的德罗伊曾(J.D.Droysen)、布莱德雷(F.H.Bradley)以及后来的奥尔特迦(Qrtegay Gasset)、卡西尔(E.Cassirer)、狄尔泰等。这些历史学家与其说是反对科学和理智，不如说是反对那种声称科学是已经存在着或曾经存在的唯一的一种知识的哲学，以及把理智限制于自然科学所特有的那种思想的理论。他们发起了一场新思想运动，其目的在于尝试和证明：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它的主题既可以体验也可以从内部加以认识。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标准是他自己带给研究证据的某种东西，它并不为了它的有效性而依赖于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而是思想的一种自律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原则和方法。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面貌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面貌，但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长却并未同时伴之以相应的控制人类社会能力的增长。而后者的徘徊不前，更由于前者的突飞猛进而格外暴露出其不足和弱点。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使文明世界中的一切美好与价值有面临毁灭的危险。为了真正理解和驾驭人和社会，历史学需要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完成这一使命的前提就在于使历史学摆脱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
历史学中关于两种文化观的争论很快扩展到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中塑造出了两种不同特征的文化群体。显然，文化哲学上的争论并没有得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结论，而且，它们也并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本身的实践。但是，人们从这些不同的观点中至少能明确这样一点，即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但又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在这一点上，迪尔凯姆在1895年探讨社会学研究方法时写道：“以往的社会学不是属于‘实证学派’，就是属于‘进化学派’或者‘唯心学派’。然而我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它不应该属于任何哲学学派。即使‘自然学派’，它也只是指出了社会现象是自然发展的现象，这种理论只不过表明了社会学者所研究的是科学而非玄学，仅此而已。因此，用自然学说来概括社会现象的本质，亦不能成为准确的社会学解释。”④
不过，认识到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和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其结果，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简单决定论失去了以往的普适性，它开始被局限在一个尽可能谨慎的范围内；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开始“摆脱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走向了一条更加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这样，针对社会科学领域中两种研究方法论而形成的两种文化观，终于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晰起来，科学分流的历史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2、从科学和文化两方面寻找科学合流的源头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流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历史事实，它的合理性根植于两大学科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⑤企图忽略这种差别，那只是科学童年时代的特征。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之所以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排除于科学视野之外，社会科学之所以最终与自然科学中断了“恋爱关系”，正是因为它们意识到了这种差别。这是科学日益走向成熟的象征。
“分流”的确促进了人们对两个世界的分别考察，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但是分流的科学也潜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特别是当我们把科学作为一种系统并把它与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时更是如此。它使科学的内容可能变得狭窄，使科学思想易于失之偏颇，最重要的，它使科学的应用受到了局限。正象人们普遍意识到的，人类当代实践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和整体性，越来越要求两大科学取得一种联盟的形态。这种实践要求预示着，两大科学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分流发展的水平上，它们或迟或早总要走向合流。
从主观上说，对分流的科学的忧虑和对合流的科学的渴望来自两种传统信念；一是科学统一的信念，一是文化统一的信念。前者是自然的统一、社会的统一及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的本体论信念在科学认识上的反映。按照这种信念，一种科学知识的统一要比科学知识的集合更好，因为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结构中，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能够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相互说明，从而能更准确地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因此，把科学知识统一起来的科学活动要比不具有这种统一效果的科学活动更好，更有价值。正如A.温伯格指出的，对科学来说，真理和统一都是科学的必然目标，而且，真理目标和统一目标应该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每一项科学发现或科研活动都必须符合真理的标准，但它的价值还必须依据它对科学知识的统一的贡献大小来衡量，”“科学理论所发现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统一性，即使不是证明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也可以说确实加强了它的真理性。”⑥
统一科学的信念并非今天才有，实际上，它在近代科学中也是存在的。20世纪以前，有两种企图将科学统一起来的方法论，一种是还原论，另一种是组合论。还原论者认为“复杂的东西能够用适合于简单的东西的概念来解释，因此所有可能的科学和实在的所有方面最后应归结为一种理论即物理学理论”。组合论则致力于“把观察到的现象分解为孤立的因素，然后再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或在理论上）综合起来，表现观察到的现象。”它基于下面这种思想，即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某个现象可与宇宙的其它部分隔离开来，然后又以某种“纯粹的”因果关系与其它隔离开来的现象联系起来，而无需考虑它们与宇宙之间的相互影响。还原论和组合论其实是一致的，它们都主张把事物分成片断去找出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并考察这些孤立的片断，只不过前者更强调“纵向”分割，后者更强调“横向”分割而已。恩格斯曾就此评价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多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步的基本条件。”⑦其实，这也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并在认识社会方面取得最初成就的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的特征是用严格限定和缩小研究对象来限制收集材料的范围，从而使材料精细准确。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方法论如何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森特—乔尔吉(A.von Szent-Gyorgyi)有一段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忆。他写道：“…从事了三年组织学研究之后，我对于没有告诉我任何生命知识的死寂体系变得不满起来。我得在生态学和生理学之间作出抉择。当时，如果研究蜘蛛，就是生态学家；如果研究兔子，就是生理学家。我成为一个生理学家，但不久便发现，对于我的简单头脑来说，兔子太复杂了。于是我转向药理学，药物比较简单。药物这东西，只要注射到兔子体内，就会产生一篇论文…。药物固然简单，但兔子仍很复杂。为简单起见，我开始研究细菌学。不幸的是，我立刻发现细菌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对我来说，细菌太复杂了。于是我又糊里糊涂地开始研究分子…。”⑧
类似的一个例子是阿兰·佩雷菲特举出的：“有一位青年考古学家，脑袋中想写一篇论文，谈荷马时代的兵器学。文献资料越搜越多，浩如烟海。他觉得明智的办法是缩小范围，只研究头盔。但范围还是太大，于是再限定为冠缨。最后他风趣地说：‘今后谁要谈荷马时代希腊战士的冠缨，就非引用我的论文不可’。”⑨
显然，把复杂的事物划分成简单的事物，或把整体的事物划分成各个部分，无疑有利于人们认识的具体和深入，但毕竟分子不是细菌，更不是兔子；希腊战士的冠缨也不等于荷马时代的兵器学。限制研究对象的方法，尤其不适应于对整体规律和事物间相互联系的研究。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割中，事物的本质联系也往往被割裂了。黑格尔曾引用歌德的诗句，讽刺近代科学普遍采用的这种方法：
“化学以自然分析自命，／它是在开自己的玩笑，／而且还莫明其妙。／它手里虽然抓着各个部分，／只可惜没有维系它们的精神。”⑩
还原论与组合论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它们以科学发展的两种理想状态为依据：一是物理学的高度精致化，二是科学各领域的无限细分。按照还原论和组合论的观点，物理学的语言越是有效、精致，科学的统一基础就越可能和牢固；科学之网上的纽结越多，就越可能使科学连结为一个整体。沿着这条思路，20世纪出现了声势更大的“统一科学运动”：哲学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转向对物理学语言的语义分析，并试图将所有外观上非物理学的概念都用某种可理解的标准，即能够物理化的数量确定性来定义；科学家则热衷于各种“学科际”研究，致力于建立各经典学科之间的“桥梁学科”，特别是那些能够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结起来的“桥梁学科”。显然，这场“统一科学”运动从形式到内容，都不过是近代科学统一观在新的科学基础上的继续。
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加强了人们统一科学的信心。在这场革命中，物理学的视野朝着宇观和微观的方向被无限地拓展了，其理论的条理化程度也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随着量子力学方法的创立和完善，一大批新的“桥梁学科”雨后春笋般地相继问世。然而，实质上，这场革命却恰好摧毁了传统科学统一观的基础。量子概念的引入打破了事物运动变化无飞跃的光滑链条，测不准原理否定了“初始条件的完备性”，使“已知个体决定整体”、“已知现在决定未来”的机械决定论丧失了存在的依据。此外，绝对性、单义性、实在性、因果性、可逆性等概念受到质疑，事物的分割与组合出现了质的界限。正是在新的科学思想的冲击下，结构主义取代了简单还原论，机体论开始冲击机械论，一般系统理论和新的科学整体观也诞生了。正如贝塔朗菲所说：“一种全新的统一体进入科学思想圈。经典科学的各门学科，如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力图从可观察宇宙中分离出要素——化学分子和酶、细胞、基本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人等等，指望在概念上或在实验上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并能够理解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理和社会。现在我们已懂得，要理解一个事物，不仅要知道它的要素而且还要知道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例如细胞中各种酶的相互作用，许多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相互作用，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力学等等。”[11]
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它将主体性的概念引入到了自然科学领域，使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确认，严格的和正统的客观理性逐步被考虑到主体性的合理性所替代，人类的自由价值观开始渗透到客观世界僵冷的铁的必然性中。这种自然科学理性的根基从纯粹的自然认识领域向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范围的拓展，意味着社会科学领域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传统取得了在科学中存在的权利。“显然的是，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关系，…因为它们处于人们的认识之内，并且是由他们的能力和才能来判断的。”[12]休谟三百年前指出的这种“显然”，逐步得到了科学家的认同，成为一场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
历史上的文化统一观曾经经历了“地域中心”、“上帝中心”、“自然科学中心”等观念形态，它们要么展示出若干并立的文化整体，要么用一种传统否定或取代另一种传统，或者以某种传统为“中心”统一另一种传统。然而，20世纪科学的发展已经将地球上的人类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内的各种传统的文化正在迅速地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汇。与之相适应，科学中的两种传统的合流与统一作为人类对自身处境的痛切反应，也日益成为时代文化的主题。科学人文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建立在自然的统一、科学的统一和人的统一基础之上的科学文化统一观，其目的是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需要一种能够把人类全部知识综合一体化的巨大努力，尽可能地发挥科学的能力，实现科学的人性。为此，人类的各种认识传统，不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总体结构中得到整合。关于这场运动的合理性，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作了最精辟的论述：“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13]这种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和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科学的思想，正是20世纪以来各种反传统文化思潮的主旨。
科学新人文主义运动试图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铺平道路，广义地说也是试图为“物的”文化与“人的”文化的统一铺平道路。的确，只有两种文化的融合、渗透和激荡才能加强科学的整体化趋势。正如阿西莫夫在“科学整体化的现代趋势”一文中指出的：“‘两种文化’——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流，应当是促成科学整体化使之汇入人类文化总体的重要前提之一，这种交流旨在探求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规范，并在这个基础上复兴那个被弄得愈来愈模糊的人类文化的统一前景。”[14]。
科学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信念，正象一对不可分离的连体姊妹一样——一方面是科学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是文化的内在统一性，是当代科学走向合流的历史认识的源头。
3、科学合流的实质
迄今为止，有两种方式在谈科学合流问题：一种是立足于现有来谈现实，另一种是立足于应有来谈规范。这中间有相当的差别。从分析现实的角度看，当代科学出现了分化与一体化两种相互交织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科学的专业分工愈来愈精细，各学科、专业之间在研究对象、方法、价值诸方面的差别继续存在和扩大；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学科、专业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学科际研究和横断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正在把科学各学科、专业互相联系起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情况下，未来科学的“分”“合”格局决非一目了然。而从规范的角度看，传统的科学分工和学科分化只是科学活动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表现形态，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流”态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的不足、狭隘和脱离人类价值主流的局限性。因此，科学应该向统一、综合、整体的方向发展，应该成为反映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更加完善的知识体系。
然而，哲学的生命在于它的鲜明的时代性。时代性原则要求哲学家在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对立统一中反省现实世界，不仅立足于现实考察过去，揭示现实成为现实的历史必然性；而且立足于未来把握现实，把现实看作通向未来发展的基础和必须加以克服、超越的障碍，用应有批判现有。因此，在探讨科学合流问题时，我们必须能够抓着它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在我们看来，就是科学和社会的历史实践性。离开人类科学和社会的历史实践，我们既无法理解科学活动的存在和意义，也无法理解它的分流或合流。
首先，实践赋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问题以现实性。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整体的一部分，并与人类其它实践活动相联系。“分流”与“合流”是科学发展的两种相反相承的趋势，它们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并与不同时期人类社会实践的特征相一致。20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它在研究对象上越来越具有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在研究方式上越来越具有渗透性、交叉性和协作性。这种趋势与两大科学的分流格局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后者不仅早已引起哲学家的关注，而且也广泛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围绕有关问题所作的大量探讨和研究，在总结科学发展历史的得失成败的基础上，对未来科学的结构和运行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20世纪的科学也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上被社会化了。社会化的科学越来越对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来说也是如此。科学以及它所创造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事物，逐步成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贝尔纳语）但是，正象任何其它的社会结构和功能一样，科学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它在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而且科学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问题过程中，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消极作用的存在和在挑战面前的无为状况，从根本上反映着科学的认识结构和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重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为历史上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分流的科学涂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并使合流的科学越来越具有现实合理性。
其次，实践赋予科学合流以社会历史性。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能动性。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马克思语）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动物，人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把世界变成人化的世界。为了让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要从这个自然的和历史的世界中去探索真、去寻求善、去实现美，把世界改造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的世界，从而不断地超越自然、超越社会、超越人自身。
实践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使人类的科学活动成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离开社会的联系、历史的发展，孤立、静止地考察科学活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及其合流发展的趋势。这种社会历史性意味着，合流只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受到它们的共同制约；合流发生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也是一定的。比如在社会科学得到更加完善的发展之前，合流就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自然科学中心主义”的特征。但是，科学合流的社会历史性同时又意味着其不断发展的特征。在合流的过程中，科学不断突破现实给予的种种束缚，不断改造合流发生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使合流的过程同人类实践过程相一致。因此，科学合流既是有条件的或有限的，又是无条件的或无限的，表现为二者的对立统一。
第三，实践为科学合流提供技术可能性，并成为合流发生的现实中介。如前所述，科学的统一需要寻找合理的方法论基础，文化的统一则需要各种传统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人类科学和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丰富的理论成就、方便的交通条件、迅捷的通讯设施等。不仅如此。按照贝尔纳的说法，科学的分化是由两种因素引起的，其一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二是科学组织的无政府状态。[15]因此，科学的整合必须首先依靠实践提供的先进的管理技术，消除那部分由于社会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而导致的无科学根据的分化成分。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地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6]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世界由“自然和历史”两方面构成，而实践既是构成自然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桥梁。正是在实践中，自然和历史被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历史“自然化”，使自然“历史化”。所以，马克思断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7]并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8]
马克思的实践观使他在合流问题上不仅超越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而且指出了实践在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中介地位。他在强调社会实践（特别是先进工业）的作用时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并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好准备。”[19]在这里，马克思事实上是预言了：一方面，实践使自然科学不断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找到归宿，并因此同社会科学合流；另一方面，它使社会科学在人改变自然的活动中看到人的本质力量，从而在自然物中找到它的表征，并因此和自然科学合流。
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并将其与人类实践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科学合流问题的实质，摆脱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我们认为，在探讨科学合流问题时必须明确如下几点：
(1)分流是合流的逻辑前提。合流问题是在科学分流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没有分流也就无所谓合流。因此，合流的科学不是要否定分流的科学，而是根据科学分流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格局，提出适合现实实践需要的科学整合方案。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楚科学为什么“分”和为什么“合”，在什么情境下出现了“分”又在什么情境下导致了“合”，以及“分”和“合”的方法论和本体论基础。那种把科学合流的历史上溯到古代的观点，以及简单地把科学的发展规律归结为“合——分——合”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说明当代科学中“分”“合”并存交织的格局。
(2)正确理解科学合流的两层含义。“科学合流”并不只是一种形象化修辞手段，比喻人类的各种科学知识正在经过新的综合一体化，从多种渠道百川聚首。它也不仅仅指科学知识大厦的逻辑自洽，或为达到这种自洽而寻找可靠基础。如前所述，科学和文化是科学合流问题的两个同时并存的源头，科学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都是科学合流的主旨所在。单义地把科学合流理解为科学统一，既无法涵盖科学合流的现实意义，也会在实践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实际上，历史上的多种多样的“科学统一运动”之所以难以完全达到目的，根本就在于，它们没有与更广泛的文化统一运动结合起来。
(3)科学合流是一个双向过程。按照科学的实践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却在于社会，而要有成效地应用于社会就不能不求助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但社会是自然界的现实组成部分，其存在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而要利用自然为社会服务，也必需求助于自然科学。因此，尽管社会科学迄今在精密化和理论条理化程度上都不及自然科学成熟，但那更多地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复杂性决定的，并不说明其知识的贫乏或不重要，也不意味着以自然科学统一社会科学、以科学文化规范人文文化的思想具有合理性。事实上，自然科学离开社会科学就既不能思维也难以取得任何成就，而社会科学不吸收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难以成为“科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合流的过程必然是双向的，不仅自然科学通过其理论、方法、价值对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和作用，而且社会科学亦通过同样的内容作用于自然科学。只有这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科学的整体才有可能最终取得完善的形态、合理的结构和符合人类道德情感的伦理表现。否则，科学合流的结果就只能是暂时的、扭曲的，并且也难以得到合流双方的共同承认。
(4)科学合流既是有条件的、有限的，又是无条件的、无限的。这一结论直接得自实践赋予科学合流的社会历史性。在这里，应该摒弃两种错误的认识：其一是偏面地强调合流的无条件性或无限性，把合流的发生看成是简单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看不到合流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或者认为这些问题与合流的必然趋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企图忽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幻想一种无差异的功能和结构同构性的科学统一体。实际上，根据历史地形成的科学分流状况，无论是科学的统一或是文化的统一都只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都有许多需要加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科学大同的设想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其二是偏面地强调合流的有条件性或有限性，认为科学的合流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和意义上得以实现。这种观点夸大了合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方法论、价值观和社会学的障碍的作用，否认科学认识有超越这些障碍的可能性，从而也否定了科学合流问题的现实性。其极端表现形式是对科学合流的过分谨慎的现实主义态度。贝尔纳的一段话可能是这种态度的最好表述，他说：“究竟是否能够把这几类现象（指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引者）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关于这些中间性环节（指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联系环节——引者）还有多得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发现，而且由于我们目前对这些中间环节一无所知，我们至今仍然根本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中间环节本身的意义。”[20]
总之，科学的合流是一个历史过程，表明这种合流本身就是矛盾，而这一矛盾首先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因此，科学合流与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借助历史和实践的洞察力，才能为人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一条既非理想主义亦非悲观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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