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宇宙与大宇宙相结合的审美体验——《个人的体验》艺术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宇宙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 ）的代表作之一。它取材于作者同痴呆弱智儿共生存的切身体验，叙述主人公鸟因残疾婴儿的出生而引发的一场精神危机和心灵苦斗，故名。然而，《个人的体验》又是主人公、作者、全人类的共同体验，因为在大江“自己创造的想象的世界里，他努力发掘个人的体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共同的追求。这在他成了残疾儿的父亲之后的作品里有更充分的体现”〔1〕。
美学追求新高度
自古以来，凡文学艺术都是以小喻大、从一斑现出全豹的。但到了当代，“小”和“大”的概念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小”可以小到极小，直到连人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无意识；“大”可以大到极大，直到连人的想象也达不到的宇宙太空。因此，以小喻大的艺术法则，衡量的标准是愈来愈高了，达到的难度也愈来愈大了。大江健三郎深知这个艺术奥秘，他指出：“集中于小的、局部的东西，而后推广于世界中去，我想所谓文学就是这样的吧。小孩子所感到的痛苦和全世界所感到的痛苦或坏事是有联系的。”〔2〕在他的美学追求和小说创作实践中，已经达到把小宇宙与大宇宙结合起来的新高度。这里的小宇宙，既可以指四国森林那样的“边缘”小地区，也可以指人的内心小世界。这里的大宇宙，既可以指日本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中心”大范围，也可以指名副其实的宇宙太空。大江是站在日本森林山村这样的小宇宙，用作品来“呼唤”全球大宇宙最紧迫、最重大的人类生存与世界拯救问题，如残疾痴呆儿问题、原子弹爆炸受害者问题、地球污染问题、向“新地球”移民问题、人类的内斗和内耗问题、艾滋病问题、人工流产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生与死问题，等等。与此同时，大江从人的“内心痛苦”和“个人体验”出发，让小宇宙包容大宇宙、呼唤大宇宙；举凡大宇宙所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在人的内心世界留下刻痕，掀起波澜。几乎可以说，在大江文学中，人的小宇宙（心理世界）与物的大宇宙（现实世界）已臻于或迫近“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的最高境界。
关于《个人的体验》这部作品，大江说得明白：“写在这里的死和再生的主题，当然是以时代、世界的死与再生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但就其根本来说，正如这里谈个人的感怀一样，是把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对死与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说的形象有关，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我的祈求的层面上来完成现实的表现。……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和残疾儿子的共同生活上……而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使它成为支撑我现实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说的情节随着覆盖时代、世界的核武器黑云更密更浓，作为难以动摇的主题……确实在自己头脑中开始存在了。”〔3〕可见，大江对《个人的体验》的题材与主题等内容的审美体验，确实是以小宇宙与大宇宙相结合为艺术鹄的的。
在大江的审美体验中，小宇宙是出发点，而大宇宙则是归依点。大江开始创作的5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从“二战”结束时的废墟中摆脱出来，政治上取得了独立，经济上经过朝鲜战争的“输血”，也获得了急剧的恢复与发展。日本经济的畸形繁荣，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社会上和人际关系中又充满着荒诞与丑恶。这种生活的转变迅速冲击着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西方的思想观念普遍地代替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审美意识也伴随着文化心理结构的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战后首位存在主义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的椎名麟三，开宗明义地提出：“战后文学开始明确了决心要在自己是人这个问题上负起责任来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战后，我们应该是爱人，为人而苦恼，应该有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感。”〔4〕日本战后文学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接受西方现代派思潮与文学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传统模式，而刻意表现战后社会、政治、经济大变动中处于转型期的当代意识，展示战后社会人际关系和人物心态的变革。从大江来说，他刚从四国古朴的森林小山村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东京，对生活的转变产生与存在主义文学共鸣的创作动机是毫不足怪的。正如他本人坦诚所言：“日本社会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从此，生活在东京的我开始体验到另一种紧张关系。东京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自己感到不能很好地适应。于是，产生于四国森林中小山村口传故事的神话般的小宇宙开始呈现出重要意义。我发现自己在东京的现实生活和森林中小山村的神话之间，并正在被撕裂。……在强烈的紧张关系中，用语言再建自己生机勃勃的小宇宙，这就是我的文学事业。”〔5〕具体到《个人的体验》这部作品，大江健三郎以他的紧张的、被撕裂的社会体验加上残疾婴儿父亲的矛盾、痛苦的家庭体验，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作为一个表现同时代的人，通过小说来刻划这个时代的社会、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存的。……内心痛苦是我的出发点。”〔6〕
作为小说家，大江对《个人的体验》的情节、结构等小说形式，还有更深入、更具体的审美体验：“如果按小说来谈，那么，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即使表现现实的一个侧面，也要把对象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实性，并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节发挥作用。读者的想象力也是以同样的作用，接受小说表现的内容。表现某一现实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实，而作为单个存在的作家，必须超越单个的制约，要达到某一普遍表现的完成，除了经过这一概括之外别无他途。……然而在经过多面化表现的整体上，一般说来，在其贯穿作品整体的文体上，也应该有经过概括的单个的声音。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然后，对它给予以自己为主体的概括，我认为这才能够说我们掌握了今天的现实，掌握了同时代。”〔7〕很清楚，大江写作小说的审美体验的特点，就是把作者的想象力与读者的想象力、小说的整体化与分段化、普遍概括与单个表现等加以结合，从而达到对现实与时代的反映和掌握。
东方传统文学观
从艺术观念说，大江的审美体验体现的是一种以“现实政治与‘呼唤’文学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为主的东方传统文学观。对于文学的作用，大江首先提出：“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20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了文学的作用了。”〔8〕他是把文学的作用与时代、社会、人类的现实状况与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他从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认为：“我们共有的时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一个巨大的恐怖实体确确实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恐怖的根源完全是非常荒唐露骨而且十分拙劣的人所作所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几乎原始的——即使原始人也未必制造这种事故——极其单纯而偶然事故造成的开端，就发动一场最后的战争，把从原始时代直到20世纪人类创造的历史，把这整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明，把走向未来的极具可能性的文明，也就是人类的希望，一古脑儿毁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如此规模、如此具体的恐怖之下，营造着我们的生存基础。”因此，“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把两者的关系当作各具强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确时代精神。我以为，特别是使之显在化，表现一个时代精神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创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我认为，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9〕
大江以这种观念来看待某些脱离现实的青年作家，批评道：“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既没有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经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10〕而大江自己在接受原广司的采访、回答“文学的责任”问题时，则强调和肯定“大江文学是呼唤的文学”，“我的基本形式是呼唤。我小说的现实性是以个人魅力来写人物。一边写一边在内心里对人物发出呼唤。我在广岛和长崎采取过政治性、社会性的行动。我的行动决不会产生现实的效果，但我的社会行为若能起到呼唤作用也好。因为我认为人类的根源就在于呼唤。”〔11〕
《个人的体验》正是这种文学观念的最好的创作实践。它从作者的个人亲身体验出发，描写的“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12〕，即核威胁背景下的残疾儿主题这样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从而表现出“我们是在如此规模、如此具体的恐怖之下，营造着我们的生存基础”，呼唤“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即主人公鸟的恢复“信赖”、“忍耐”及决心与残疾婴儿的“共生”。〔13〕
不过，大江并没有把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而是充分发挥了文学的个体具象化特性与群体审美化功能，巧妙地达到“参与”社会政治的目的。《个人的体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鸟作为一个残疾婴儿父亲的那种心灵地狱般的“只限于我个人的绝对个人的体验”，多方渲染他盼望、计划到非洲那方天堂般的净土去旅行的“最大的理想”，以为“旅行非洲期间就能忘记孩子的不幸”；但是，仅仅“非洲作家的小说里的一个插曲”〔14〕，就足以使读者们知道并相信鸟的个人体验是如何与人类的普遍性经验融合在一起的：“人类的女性一怀孕，强盗幽灵街的幽灵们就选出一个同伙潜进那个女人的家里。幽灵代表黑夜撵出真正的胎儿，自己钻进子宫里。生产的日子一到，变成善良的胎儿的幽灵就出生啦。那样的婴儿不久就得病。为了治病，母亲献出什么，幽灵就把它们悄悄放到秘密的地方。孩子的病绝无治好的，最后死了的孩子被埋葬的时候，幽灵恢复原形，钻出坟地，从秘密的地方运出财产，回到强盗幽灵街。幽灵变成婴儿为了独占母亲的爱，使其毫不吝惜地献出一切，他生下来就是很漂亮的。非洲人把这种婴儿叫做为死而生下来的婴儿，可那是矮人族的婴儿，非常美丽。”〔15〕这真是一个美丽的非洲神话，然而其中又浸润了全人类自古以来对残疾儿问题的多少辛酸、恐惧、悲愤的经历与体验！相比之下，核威胁的问题在小说中只是作为一种陪衬性情节来写的，但也明确地反映出人类的共同心声。小说男女主人公鸟与火见子在好几个场合从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中得知“莫斯科的又一次核试验及它的影响”之后，“被刚才的那条新闻震动了”，议论道：“也许使用核武器的世界末日的战争开始了。”作者在这里也加上一句叙述语：“全世界的人都感到他们同一的命运是不好的，恶运正在成形。”显然，在作者看来，主人公的认识与忧虑也代表了全世界人类的共识。
心理体验意识流
从艺术方法说，大江小说采用的是一种以“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心理体验”为主的意识流方法。大江在日本文坛上素有“直觉型作家”的声名。他本人也直言，当他用小说来刻划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存时，“内心痛苦是我的出发点”。就是说，大江“是在通过写作来驱赶内心中的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所共通的东西”〔16〕。这个“人类所共通的东西”，既包括现实主义文学观所主要认为的人类的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也包括现代主义文学观所主要认为的人类的无意识、潜意识。对于后者，大江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某些观念和技巧。具体地说，《个人的体验》中的两类心理体验描写，第一类意识部分主要是指主人公怎样经历并走出心灵炼狱的体验，第二类无意识部分主要是指主人公的性心理和性体验。
在第一类意识部分的描写中，小说着重表现了主人公（也是人类的象征性形象）“走入地狱”——“走出炼狱”——“康复人性”的三个意识发展阶段。男主人公首先自甘堕落，嗜酒如命：“鸟一打开教授身边桌子盖发现了那瓶高级威士忌就用双手抓起了它。鸟眼球充血，他感到扭曲了的喜悦热辣辣的。就是地狱我也要走一遭！”实际上，就是不嗜酒，活在世上的鸟也如同身处地狱：他在少年时当过小流氓，“体验了特殊的生活”后，他在寻找一个失踪的疯子的过程中，“逐渐对疯子的人格产生了好感，一直热心地坚持找到最后。疯子认为这现实世界是地狱，是化装成狗的鬼怪，他因此恐惧万分”。鸟对酒醉呕吐的体验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怖与痛苦。不过，鸟的更深的心理体验还在于面对他自己的残疾婴儿那个时刻：“今后就要把婴儿和瘤子一起养大吗？他已经脱离了死的边缘。他绝不是轻易抛几滴痛悼的泪水就可以溶解掉的东西。他将活下去，并将压迫鸟攻击鸟。红得像虾伤疤状闪光的皮肤包裹下，而今婴儿猛然活下来，拖着沉重的瘤锤。植物性的存在？即使如此他也是个危险的仙人掌似的植物。……”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大江把“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这样的信念与健全的意识逐渐赋予了鸟，使鸟没有完全丧失理性，得以最终克服心灵残疾，走出心灵的炼狱。在表现这段心灵历程中，大江独出心裁地分别突出了“婴儿”、“过去”与“不幸”这三种意象或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婴儿代表人类的未来。鸟在火见子的陪同下准备把婴儿送到堕胎医生那儿弃之不顾的当儿，“他第一次正眼俯视孩子的脸”，“孩子的哭声似乎含有各种意味呐”。鸟后来能够负起救助与抚养孩子的责任，说明他逐渐懂得了孩子哭声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过去代表人类的业绩与光荣。现年27岁的鸟，自知“我既缺气少力，又恐怖万分，又要逃之夭夭”；但旧友菊比古用他的过去激励他：“二十岁的鸟可是个不怕天不怕地，自由自在的汉子，我没见过他怕过什么”。这样鸟“决定把孩子领回大学医院去做手术。我不再逃避了”时，他又恢复了过去的“英雄”的“自我”。不幸代表现在的磨难与考验。正如鸟的岳父教授所说：“你把这次不幸从正面接受下来，胜利了。”鸟这时已领悟到人类只有不断地从不幸中奋起才能前进的生存法则，于是以“无哀无怨的口气”回答：“在这现实生活中生存，这最终就要受制于正统的生存规则。即使打算堕入自欺欺人的陷阱，早晚也只能拒之于身外。”大江就是这样通过鸟的走出炼狱的心灵历程，象征性地揭示出人类只有恢复过去的光荣，才能走出现在的不幸，从而奔向未来的希望这一铁的生存规律。
在第二类无意识部分的描写中，小说主要揭示的是男女主人公（当然也是人类两性性意识的典型代表）从“性恐惧、性禁忌”——“性自虐、性变态”——“恢复性正常体验”——“性爱帮助康复人性”的性意识发展四部曲。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中，人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最基本的两大生产之一的自身的生产（性爱、婚姻、生殖）的困境表现得最为充分，特别是人类的性心理、性意识扭曲变形得最为严重。在《个人的体验》中，男女主人公一出场就陷入性困境中。鸟对自己性障碍的原因十分清楚：“不是技术性的问题，是恐惧心理呀。”自从残疾婴儿出生后，他们夫妻两人都不愿、也不敢同房了，性恐惧得十分厉害。所以，火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必须打碎你自己制造的性的禁忌。不然你那性的世界就要扭曲变形了。”而作为“性专家”的火见子，她的性意识同样扭曲变形得厉害：“自从他（指丈夫）自杀以后，我对道德已没有那种纯洁的趣味了。你就是打算和我做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性交，我也能从中找到genuine（本真）的。”更有甚者，男女主人公一度发展到性自虐、性变态的阶段。鸟就经常受到性自虐的诱惑：“突然鸟想，如果她是有性虐待癖好的女人的话，那就好办了……挨打挨踢挨踹我也会默默忍受，就是喝她的尿我也在所不辞。”确实，鸟与火见子均有着轻微的性变态：“鸟在半失神的状态里谛听着她的叫声。突然鸟仿佛抑制不住满腔憎恶咬了火见子肩胛一口。火见子又一次发出了更响亮的叫声。鸟张开眼看见一滴滴血珠从她那贫血的耳际淌向面颊。鸟又一次呻吟着。”这种描写，正是为了更深入地揭示人物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异化及其痛苦而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如：“鸟以那卑微好色的心情希望有一次最反社会的性交，他希望有一次使自己的羞耻感裸露无遗的性交。”不过，在火见子的帮助下，鸟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性体验。这时，鸟的性恐惧、性变态已得到了医治，随着他正常人性的复归而康复。同时，火见子本人的性变态也得到鸟的治疗而康复正常，而性正常也帮助了正常人性的复原，正如火见子对鸟所言：“我与你的关系，一开始只不过是单纯性的结合，我只不过是你感到不安和羞辱时的性的救急场。可是，昨夜我也攒起了去非洲旅行的热情。现在我们重新以非洲地图为媒结合了，鸟。我们已从单纯的性的地方跳上了更新的高度。”这个“更新的高度”，显然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性的高度。至此，男女主人公及他们所代表的人类的性意识发展四部曲已完整而象征性地勾画出来了。
在艺术表现中，作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了意识流方法，这从作品的语言形式上也可见出。如作者情景交融、一气呵成的叙述语言：“从濡湿的柏油路面和两旁遮天蔽日的树上返射过来的霞光像霜柱般坚强而又晶莹地扑进鸟那被楼房内夜的依恋的温柔所陶醉的瞳孔里。……猫着腰赤条条地站在起居室中央伸出一只手想取过放在电视机上的新裤的时候鸟看见自己裸露的胳臂才意识到自己一丝没挂。”这是以鸟的眼光和意识流动为视点来叙述的，省却了标点符号的长句子完全符合人物“完全麻木”、“慢吞吞”、“惊惶不安”那种心理状态与行为特征。大江在这部小说中突破了自己惯用的第一人称手法，而采用第三人称表现手法，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叙述的视点视角，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容量。如对主人公鸟的描述，除了从他自己的视点视角展开外，还可以从他人的视点视角来展开：“那三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微笑着盯住鸟。对他们说来鸟虽然是个罕见的大怪物，但同时也是个不值得十分关心的局外人。他就是个无缘无故地喝醉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终于离开大学的令人费解的家伙。”
艺术风格现代派
从艺术风格说，大江小说的审美体验表现的是一种以“严肃内容与荒诞形式相结合的夸张变形”为主的现代派风格。总的说来，大江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心理体验为特色，而以怪诞变异、夸张变形为风格，总体的创作方法可用“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来概括。〔17〕这种现代派色彩浓厚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大江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江所反映、所表现的当代社会和人类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价：“通晓西方现代派传统的大江，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笔触，勾勒出当代的人生况味。”〔18〕对此大江也承认：“我之所以会获奖是因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完美，与安部公房等人相比，我之所以会获奖是因为我是这一现代派作家中的活着的也是最年轻的作家。”〔19〕大江小说的现代派风格，在艺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怪诞人物和怪诞情节，而人物与情节的怪诞性又与思想内容的严肃性形成反差与对照。
大江笔下的人物，从整体看，是处在生存困境的人类的形象；从个体看，则是突出暴露人性弱点的各种形象。无论是整体或个体形象，都蕴含着、表现出作者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怪诞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渗透到人物的行为、习惯、性格、心理、经历、命运之中，使人物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怪诞性的特征。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颁奖辞》所指出的：“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
鸟与火见子的生活都是“人生的悖谬”的最好注脚。在精神上，“鸟对像蛔虫一样左右着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感到羞耻，禁不住面红耳赤汗流浃背”；在体力上，鸟是未老先衰，成为“只有四十岁人的握力和拉力的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子汉”；在自我评价上，“鸟轻蔑自己的混乱迷惘，他要否认这一自我”，“他知道自己是不值得信赖的卑怯的人”；而对社会与他人，他认为“这都是演戏，躺在床上大动肝火的妻和就像歌舞妓演员一样传递信号的眼窝着上绿晕的岳母，还有正在考虑米粟与喘息之关系的我都是在演戏。大家干的这一切都是作戏，作戏！”他有时不愿虚伪地作戏，却放纵虚无的自我，一次“竟醉了七百个小时”，成了漂浮在酒精的海洋里的“烂醉如泥的鲁滨逊”；另一次则在酒后上讲台，当着一百来个学生的面“屈膝跪地像青蛙一样把张开十指的双掌放在泥漉漉的地板上，大声呻吟着吐起来。鸟伸长脖子吐着仿佛吃东西的猫，内脏给绞拧着，就像个在阎王那巨大的脚下痛苦挣扎着的小鬼儿一样。反正事已至此，鸟试着吐得有点幽默感，可实际上却适得其反。……”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真是怪诞、荒谬之极。火见子也是如此。她也属于“临毕业前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怪物”的女大学生，“她们细胞的百分之几过于发达、变形，最终她们动作迟缓表情呆板整天忧郁寡欢。并且她们对毕业后的日常生活根本不能适应，有的结婚就离婚，有的毕业就被解雇，有的无所事事出外旅游却尽遇到一些滑稽而又悲惨的小冲突。……火见子临毕业前和一个研究生结了婚，她虽没离婚可更惨，结婚后一年她丈夫就自杀了。”所以她一人独住，“无论冬夏白天都躺在昏暗的卧室里思考什么极神秘的事。不停地吸涅贝卡特烟，屋子里灌满了人造雾。她只有在黄昏后才出门。”她自己说：“反正留在这个宇宙的我承担着总是难以忘记自杀了的他的痛苦的角色。”
至于怪诞情节，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怪诞的人物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怪诞情节。大江说他在这里主要采用“导入了许多神话”和通过想象“用虚构来晕染现实”的手法。上文已引用过《个人的体验》中所导入的非洲神话及对主人公怪诞性格、心理的许多看似不合情理且碎片化的虚构情节，此处不再重复。
值得指出的是，大江在《个人的体验》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加人道主义的复杂思想体验。大江自己说与残疾弱智儿共同生活，“通过他我发现了人类的友爱，一种新创的友爱。我也理解了弱者怎样看这个世界。”〔20〕因此大江认为在小说中就“必须提出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文学典型”〔21〕。人道主义与人类爱，跟利己主义和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是格格不入的。小说中，鸟一出场，就在寻找和购买一本非洲地图册，因为他想：“我很早以前就想去非洲旅行，回来后就写一本游记《非洲的天空》，这是我最大的理想。”他还对火见子说过：“我除了非洲地图外一无所有。”他对非洲的热情后来还感染了火见子，而两人之所以怀抱这唯一的理想与希望，其原因火见子说得很明白：“旅行非洲期间就能忘记孩子的不幸啊，鸟。而我也会忘记自杀的丈夫哩。”原来，非洲的理想与希望只是为了躲避现实，因而是虚空的。后来，经过一番精神苦斗，鸟终于认识到这“是逃避。我是把孩子留给了那个堕胎医生逃到了这儿的，而且，想象着继续逃，把非洲作为逃到最后的土地”。在小说结尾，他恢复了对残疾儿的责任感，决心“接受他把他抚养长大”；他给孩子动了手术，手术中“反复输血的时候，鸟几次提供自己的血”，而且知道“为了孩子将来的生活，我必须努力工作”。这种新的与残疾儿“共生”、自我“更生”的理想，才是踏实的、现实的。这是时代的主导精神与人类的希望所在。小说通过这一严肃内容的表现过程圆满地达到了自己的艺术目标：“20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
于是我们看到，大江的小说艺术是以夸张变形的荒诞形式来装载严肃的思想内容，以便更突出而鲜明地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呼唤人类的普遍更生与人类爱。他笔下的人物表层上的言谈作为虽怪诞、荒谬，但深层内却在进行着走出心灵炼狱的极严肃认真的苦斗，荒谬的外表下掩盖着的是内心的痛苦，当然也不乏希望与理想。这，大概就是大江笔下的人物作为现代人典型的真实性与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个人的体验》这部杰作作为当代小说的现代派风格之所在吧。
注释：
〔1〕〔16〕瑞典文学院授奖理由，引自《个人的体验》中译本附录第278、26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2〕〔6〕〔11〕《我文学的基本形式是呼唤》，见《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12月3日。
〔3〕〔7〕〔8〕〔9〕〔10〕〔12〕〔21〕《生的定义》，见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4〕吉田精一《日本现代文学史》第180－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5〕〔19〕见《外国文学》1995年第1期第29、26页。
〔13〕此处及下文引自作品处，均见王琢译《个人的体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14〕小说中指明是非洲作家埃姆斯的小说《我在幽鬼森林的生活》中强盗幽灵那一章。
〔15〕系笔者根据作品描述综合而成。
〔17〕参见拙作《大江健三郎：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载《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18〕见《光明日报》1994年12月17日第6版。
〔20〕见《个人的体验》中译本附录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