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贤本事曲子集》新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贤论文,曲子论文,本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以下简称《本事》）（注：该书后人引用或提及，又称《本事曲》、《本事曲子》、《时贤本事曲子》、《本事集》、《本事曲子集》等。为区别于上述各家所称，在本文中，凡笔者述及该书，一律简称《本事》，引述他人所称，则各从引述者。），是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词话专著。作为开山之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遗憾的是，这部词话早已亡佚，后人只能从他书转引中窥知一二。本世纪以来，词学界发现了这部书的一些线索，有了一些辑佚成果。但是，还有许多线索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同时，在已发表的辑录成果中，也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长期跟从前辈从事词话研究，在前辈所得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形成了对这部书的一些新的看法，并产生了有关此书的一些疑问。现将这些材料、看法和疑问写出来，请读者指教。
一 《本事》再发现的过程、现存条目及现存线索
《本事》散逸于宋金元典籍之中，要查清到底现存多少条目或线索，是比较困难的。笔者在写作《宋金元词话汇校考》一稿的过程中，曾翻检过一千余部宋金元典籍，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计获得27则不相重复的条目或线索，现分类分条简述如下：
（一）梁启超、赵万里辑本，计9则：
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初，发现《本事》有5 则可辑录出原文的条目及1条提及《本事》的线索，撰成《记时贤本事曲子集》一文， 发表于《北平图书馆月刊》二卷一号。其后，赵万里先生在辑录宋金元人词时，又发现了4条内容，1条线索。赵将两者合为9则， 都为一卷（以下简称“梁赵本”），收入其《校辑宋金元人词》（以下简称《校辑》）中。唐圭璋师《词话丛编》（中华书局版）即据梁赵本收录。
（二）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以下简称“吴书”）中，补充2则：
10.小词起始（宋·高承《事物纪原·集类》卷二）（注：括号内为原出处，序号为本文作者所编。）
11.苏轼《采桑子》（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二《润州甘露寺弹筝》诗尧卿注）
（三）刘尚荣先生整理宋·傅幹《注坡词》，据该书补充 3则，（撰有《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补遗》，以下简称《补遗》，发表于《书品》1988年1期）：
12.苏轼《水龙吟》（《注坡词》卷一《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上阕末注）
13.苏轼《木兰花令》（《注坡词》卷一一《木兰花令》“霜余已失长淮阔”下阕末注）
14.陈慥《无愁可解》（曾慥《东坡词》卷下）（注：按此条系刘先生的推测，虽无此条材料曾收入《本事》的明确记载，但这一推测比较可信。详见《补遗》一文。）
（四）笔者发现了与上述14则不相重复的条目有5则， 提及《本事》的线索有8则。为体现原貌起见，下面完整抄录有关材料的原文，对于其中可能是《本事》佚文的部分，则以仿体字排出。
15.叶道卿《贺圣朝》
杨元素《本事曲集》：叶道卿《贺圣朝》词：“三分春色，一分愁闷，一分风雨。”（傅斡《注坡词》卷三《临江仙》“三分春色一分愁”注）
16.唐碑所刻《鱼游春水》词
余尝见《本事曲》《鱼游春水》词云：因开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词，以为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绿杨轻拂黄金穟。”盖用唐人诗“杨柳黄金穟，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处，乃改作“黄金蕊”，或“黄金缕”。又如周美成《西河》词“赏心东畔淮水”，今作“伤心”。如此之类甚多。（陈鹄《耆旧续闻》卷九）
17.蒋堂侍郎《折红梅》
吴感，字应之，以文章知名，天圣二年省试为第一。又中天圣九年书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桥。有姬侍曰红梅，因以名其阁。尝作《折红梅》词曰：“喜轻澌初泮……（中略）闻有花堪折，劝君须折。”其词传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吴死，其阁为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纯，字晦叔，文行亦高，乡人呼为吴先生。杨元素《本事集》，误以为蒋堂侍郎有小鬟号红梅，吴殿丞作此词赠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孙菊园校点本，底本用知不足斋丛书参校诸本。笔者按：“杨元素”以下，原文用小字排印。据该书该本体例，条目末有后附小字者，均为作者龚明之语气，一般用于补充考订辨证。这些小字应为《中吴纪闻》原文之组成部分。））
18.韩魏公《维扬好》词
韩魏公皇祐初，镇扬州，《本事集》载公亲撰《维扬好》词四章，所谓“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者是也。其后熙宁初，公罢相，出镇安阳，公复作《安阳好》词十章。其一云：“安阳好，……（中略）”余八章不记。（《能改斋漫录》卷一七）
19.范宽之《失调名》
范宽之得妓人结丝合欢香囊，寄词云：“谢娘栀子，贾妃萸佩。”出《本事集》。（中国书店1986年景涵芬楼1927年版《说郛》卷八○《比红儿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说郛三种》景明刻宛委山堂本《说郛》
八四宋·冯曾《比红儿诗话》条。宛委山堂本无“出本事集”四字）
20.《春光好》词本事
苕溪渔隐曰：小说记事，卒多舛误，岂复可信；虽事之小者，如一诗一词，盖亦是尔。《淮阴侯庙诗》“筑坛拜日恩虽重”之句，《青箱杂记》谓是钱昆作，《桐江诗话》谓是黄好谦作，是一诗而有二说也。小词《春光好》“待得鸾胶续断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录》谓是曹翰使江南赠娼妓词，《本事曲》谓是陶穀使钱唐赠驿女词，《冷斋夜话》谓是陶穀使江南赠韩熙载歌姬词，是一词而有三说也。其他类此者甚众，殆不可遍举。（《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
21.白衣妇人所歌《菩萨蛮》
《艺苑雌黄》云：《谈苑》载，金陵之陷，有卢绛者，收散卒，由宣、歙长驱入福建，以图兴复李氏。至歙州，州将龚仪，先已降王师，闭门不给薪水，绛击破，杀仪。将至建州，败於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节镇招之，遂自归。时仪兄子颍上言求复季父之仇，召颍与绛面质曲直，颍举手版击绛，遂按诛绛。初，绛举事，梦一白衣妇人，酌酒劝之，歌《菩萨蛮》词以送之，歌毕，谓绛曰：“他日当相见崮子陂。”绛私记之。及是，伏法於京之西崮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载皆同，惟《江南埜录》独异，谓白衣妇人为玉真，姓耿氏，以崮子陂为孟家陂，无《菩萨蛮》词，而有诗一首云：“清风良月夜深时，箕帚卢郎尚恨迟。他日孟家陂上约，再来相见是佳期。”二说不同，未知孰是。（《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八）
22.《鹊踏枝》两首
传张芸叟所作《私期》数章，旧于《文忠公集》见之。以至《更漏子》有“柳丝长”、“春夜阑”之类，则见于《花间集》，乃温庭筠、牛峤之词。《鹊踏枝》有“一霎秋风”、“紫菊初生”之类，则见於《本事集》，乃晏元献公之词。凡是皆削而不取。（傅共《注坡词序》夹注，载傅幹《注坡词》卷首）
23.李冠《蝶恋花》
蝶恋花 见《尊前集》。《本事曲》以为山东李冠作。
遥夜亭皋闲倒步……（中略）人间没个安排处。（《南唐二主词》，林大椿校《百家词》本）
24—26 苏轼（？）三事
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然切谓宜更广之，但嘱知识间，令各记所闻，即所载日益广矣。辄献三事，更乞拣择。传到百四十许曲，不知传得足否？（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卷五五《与杨元素书·黄州》）
27.司马光《西江月》
“相见争如不见”，司马温公词句也。……司马温公《西江月》词，《侯鲭录》载之，《本事曲》亦载之……（张德瀛《词徵》卷五；见《词话丛编》4153页）
笔者按：此则可疑。据《花草粹编》卷四，此则材料系引自杨湜《古今词话》。张为清人，不可能见过《本事集》。疑张因《古今词话》、《词品》等误记。
除了上述27则外，杨元素自己所亲历的一些本事，以及杨与当时词人的众多唱和之作，（注：《东坡词》提及杨元素者，即有十余首之多。）也可能曾收入《本事》内。
二 已经辑录的各则中值得讨论的若干问题
在上述已经发掘出的条目或线索中，还有一些值得提出讨论的问题。
（一）明显的错误及疑点
1.梁《记时贤本事曲子集》中有一处错误——《记》云：
读吴文恪《唐宋名贤百家词》之《东坡词》，其调名下小注引杨元素《本事曲集》者两条，《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引《本事集》者两条，《虞美人》（买田阳羡）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凡遗文五条……
这里的“《虞美人》（买田阳羡）”，是错误的。《东坡词》各本，只有《虞美人》（湖山信是）、《菩萨蛮》（买田阳羡），而没有调名《虞美人》、首句为“买田阳羡”的。其致误原因，来自吴讷（谥文恪）《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该本现存钞本及其衍生的林大椿校本《百家词》，引有“杨元素《本事集》云：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日，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请二车苏子瞻赋词，子瞻即席而就，寄《摊破虞美人》”一段话；这段话本应标注在《虞美人》（湖山信是）题下，吴本却将此注误标在《虞美人》的下一首，即《菩萨蛮》（买田阳羡）的题下了。《记时贤本事曲子集》未及深考，沿袭了吴本之误，又误将《菩萨蛮》改为《虞美人》。赵万里《校辑》本《时贤本事曲子集》，纠正了吴、梁的失误。但是，赵先生也许是出于自谦，没有就这一问题作出特别的说明。
2.梁赵本第5 则欧阳修《渔家傲》辑录有误——该本据吉州本《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体乐府》二《渔家傲》题注引《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辑录为：
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於小词，尤脍炙人口。有十二月词，寄《渔家傲》调中。本集亦未尝载，今列之於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此处的“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是否包括在《本事》原文内，值得提出讨论。吉州本《近体乐府》卷二收有两组十二月词。第一组十二首，即“前已有”的十二篇，其首阕首句为“正月斗杓初转势”；第二组即《本事》所载“正月新阳生翠琯”等十二首。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梁赵本该则词话所指，是两组十二月词，但后面却只辑录了后一组词。也就是说，梁赵本存在着明显的自我矛盾。
那么，《本事》的本来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呢？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至少存在三种可能情况：
第一种情况：“前已有”云云为《本事》中语，则第一组的十二首词也应是本则的组成部分，也应一并辑录；
第二种情况：“前已有”之“前”，指《本事》中本条前面的某处，该处录有第一组词，《本事》编者后来又得到了第二组词，便另立一条，所以才说“前已有”云云；在这种情况下，辑录《本事》时，同样应辑录第一组词。
第三种情况：自“前已有”以下云云，是《近体乐府》编者语，而不是《本事》中原有的话。
笔者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中，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
第一种情况，两组词为同一条目，则“欧阳文忠公”等介绍，应置于第一组词之前，而不应像今天所见的那样，是在第二组词首阕的调名下。所以，第一种情况可能性非常小。
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太大。现存各系统的欧词集版本，有的只有第一组词，而吉州本系统才有第二组十二月词，这说明这两组词有不同的来源。《本事》与欧词集的某些版本或单篇流传的词文之间，应有相互援引的关系。如果《本事》中包括有两组词，那么，为什么有的版本系统中不收第二组词呢？因此，虽然不能排除第二种情况，但其出现概率不会很大。
如果上述分析无误，第三种情况则具有最大的可能性——《本事》的原文，只从“欧阳文忠公”到“今列之於此”，而“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是吉州本或吉州本的某祖本所加的按语。（注：笔者甚至怀疑从“本集亦未尝载”以下，皆非《本事》原文。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吉州本的编辑过程问题，因问题比较复杂，笔者在《词话考》一稿中另有详考，此处从略。）
3.梁赵本第3 则林逋草词所注出处不妥——此则梁赵本所注出处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引杨元素本事曲”。这一出处似有不妥。《丛话》原文为：
《艺苑雌黄》云：……张子野《过和靖隐居》诗，一联云：“湖山隐后家空在，烟雨词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尝著《春草曲》，有‘满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按杨元素《本事曲》有《点绛唇》一阕，乃和靖《草词》，云“金谷年年……”此词甚工，子野乃不见其全篇，何也？
疑“予按”以下，亦为《艺苑雌黄》作者语，而非《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正如此处理。如此点成立，按梁赵本体例，其出处应注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载《艺苑雌黄》引杨元素本事曲”。
（二）部分条目应以更早的文献对校或重辑
《校辑》本《本事》中有关苏轼的4则， 是根据南宋曾慥所辑《东坡长短句》系统的钞本而辑录的。80年代初，刘尚荣先生在整理傅幹《注坡词》时，发现傅本早于曾本，傅本中有多处引述或提及《本事》，其文字或优于曾本系统，因此，可以用傅本来重辑或对校《校辑》本《本事》。详见刘《傅斡注坡词》一书及《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补遗》一文，此处不赘。
另外，宋金元还有一些文献也引用或提及《本事》（注：主要有：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卷四、宋陈咏（字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一四凌霄花等。），其所言本事都在上述27则范围内，且在时间上都晚于上述各则相应的原注出处。这些条目及相关的文献可用以相互参校，如吴书所辑第11则苏轼《采桑子》，据《注坡词》卷一二及不同版本系统的《集百家注东坡诗》，至少有三种相差较大的异文，也可相互参校。拙稿《词话考》另有详述。
三 关于作者及书名
《本事》的作者杨绘（1027—1088），是北宋著名文人，与苏轼等人交往密切。《宋史》卷三二二有传。对于《本事》的作者及书名，在宋金元本来很清楚，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清代，却从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开始，冒出了“张仲素《本事曲记》或《本事记》”的说法。张宗
《词林纪事》卷二引述了这一说法。
搜检人名字号工具书，姓张名或号仲素者，唯唐代有一人，字绘之，河间人，宪宗时翰林学士。终中书舍人。有诗一卷，多为乐府歌曲。傅璇琮等《唐才子传校笺》卷五有详考，可参见。张仲素与杨绘有三点可混淆之处，一是名字都有“素”字，或“绘”字，二皆曾任翰林学士，三同为能写作歌曲的文人。自唐张仲素以后，历代文人学士再无张姓而名或字仲素者。盖因仲素为著名文人，稍有文化的家庭，如果也为张姓，就绝不会为孩子起个与古代本家名人一样的名字。疑沈雄因上述三点而致误。王弈清等《御选历代诗馀·词话》卷五、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四，又在沈雄之误的基础上，再加误引。其一误再误的详情，笔者有另文详考，此处从略。
四 关于《本事》的编集、流传、亡佚等情况的几点推测及疑问
有关《本事》成书、流传的具体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只能从现有的材料中加以推测。
（一）编集年代及动因
据吴书所引第10则，高承《事物纪原·集类》已徵引《本事》，《纪原》约成书於元丰三年（1080）前后，则此书之作，当始于此时之前（注：参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285、286页。）。其具体时间，有两个可能：一是在熙宁四年（1071）至七年间，元素因指陈王安石新法之弊而出知毫州、应天府、杭州时。此时元素因政见不合，故作些“小事”自遣。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从东坡元丰五年致元素信中可知，苏轼是直到此时见到了《本事》的成稿，才得知元素有此一作的。而熙宁七年六月至九月初杨、苏二人同在杭州为正副长官，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二人为在京旧识，因之关系甚密，常有诗词唱和，如元素有编辑《本事》之举，东坡缘何不知？二是在熙宁七年九月苏、杨二人分调后，至元丰初这段时间。此期间，元素回朝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而苏轼则调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七月下乌台诗狱。应该有这样的可能：在与苏轼同署杭州期间，二人惺惺相惜，元素积累了一些苏轼的小词及其本事，分手后或因两地怀念，或因东坡下狱而倍加同情，但因政治险恶，身为翰林学士的杨绘不便直接为苏轼讲话，因此便以所得苏词及本事为主，编集了《本事》，以寄托对苏轼的怀念和同情。《本事》现存条目以苏轼为多，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本事》中有晚唐五代的“本事”，并非都是“时贤”，但杨绘之所以要特意在书名标上“时贤”字样，正是为了褒扬欧阳修、苏轼等受冷落或迫害的“时贤”（注：其时欧阳修逝世不久，仍可称“时贤”。）。神宗曾赞扬杨绘“抗迹孤远，立朝寡援，不畏强御，知无不为”（注：见《宋史》本传。）。从杨绘的这一性格来看，他完全有可能不顾当时的政治风险，而要以这一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至于为什么要用词而不是传统的诗来发言，是因为苏轼正因诗而得罪，此时若编个《时贤本事诗》之类，岂不是为苏轼加罪吗？而小词在当时仍被人看作是小玩意，为时贤编个《曲子集》，是“哀兵”之道，能够博得更多人的同情。后苏轼在黄州《与陈大夫》书云：“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可见当时人对于诗词的不同看法：诗是言志的，有干政治，而小词则是“广奇闻”、“为一笑”的，作之、集之无碍。当然，这种态度本身，也就有了政治的含义。
（二）成书及刊刻概况
据梁赵本第5 则欧阳修《渔家傲》“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本事》有前、后两集，应无疑问。苏轼在黄州时看到的那个书稿钞本，当是前集或前集的未定稿。可能是由于前集引起了苏轼等词人的兴趣，元素又编了后集。但苏轼“传到百四十许曲”一语，难于确解。或云所见已有此数，建议再补如前数；或“百四十许”为杨绘所定目标，苏轼云再添数事，便可传到此数？似未可轻下结论，断定前集此时已有“百四十许”。而其前集之定本或目标，有百四十许曲，或无疑义。其后集则亦应有此数，方可成集。则全书应在300则上下。 今所能见其首尾者，不到十之一。
值得研究的是“京本”的含义。京，是指汴京还是指临安？一般来说，南宋人特别是南渡人将临安称为“行在”、“临安”，而称故都开封为“京”。以《电脑词学专家系统》检《全宋词》可知，北宋至南渡，凡在“首都”的意义上称“京”，若非指西、南、北三京或用典，则皆指汴京开封。南宋中期，“京”仍然可指汴京，如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就是在开禧元年（1205）出使金国中都（今北京）过汴京而出时所作（注：参见王步高：《梅溪词校注》284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但大约在开禧北伐（1206）失败后，虽然在官方文书上仍称“行在”或“临安”，在非正式场合，“京”已开始可以指临安了。如张辑《霜天晓角》小序：“家君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癸酉（嘉定六年，即1213年）冬，自长沙趋京，辑于鄱之境田家，酿酒以俟，先递词为寿。”从长沙出发，路过鄱阳，当然是去临安而不可能是去开封。又如李曾伯《满江红》小序：“京递至，亲旧皆无书，再用韵简云岩、朔斋。”李曾伯为南宋现任官员，其家小当然应该在临安而决无可能在开封。到了1214年金迁都开封以后，南宋人一般就不会再将开封称为“京”了。
吉州本《欧阳集》编定刊刻的时间，是在庆元丙辰（1196）。临安可称“京”，一般地说， 是在开禧北伐失败以后；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1196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即在吉州本编校者引用“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的这段时间内，有将临安称为“京”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毕竟很小，除非能发现一些确实的证据。
如这一推测不误，所谓“京本”的刊刻地点，当在北宋都城汴京；其期间，当在苏轼黄州致杨绘书信的次年即元丰六年（1083）以后至严禁苏黄文字的崇宁二年（1103）。其中又以元丰六年至杨绘逝世的元祐三年（1088）这段时间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段时间杨绘正在汴京任翰林学士，在声望上和财力上，他有刊刻“时贤本事”遗文佚事的条件，在政治方面，则正是新旧党人反复较量的微妙时刻，杨绘需要一个既能褒扬“时贤”，又不必在政治上付出很高代价的表态方式。杨绘去世后，要想刊刻这一并非是正式文章的“曲子”，难度可能要大一些，特别是在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逝世后，哲宗亲政，元祐党禁渐起，苏轼等人是主要的打击对象，刊刻这样一部书，难度就更大了。
（三）流传及亡佚概况
《本事》的流传情况，梁启超《记时贤本事曲子集》云：“遍考南宋簿录诸书，自绍兴阙书目下逮晁志、陈录、马考以至《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惟尤延之《遂初堂书目》载有杨元素《本事曲》，当为本书省名。此后公私藏目皆不复见，知此书南宋尚有传本，入元则全佚矣。”
尤袤（1124或1127—1194）《遂初堂书目》，“乐曲类”有杨元素《本事曲》，“别集类”有《杨元素集》。该书目所载，皆亲见之书（注：见杨万里：《诚斋集·益斋书目序》、陆友仁：《遂初堂书目跋》引李太史焘云、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七、《四库提要》卷八五等。），这是南宋中期该书仍在世的最确切的记载。遗憾的是，尤袤没有记载卷数、版本及前后集等情况。
引用《本事》条目最多且最早的，是曾于绍兴初刊刻的《注坡词》。从傅书引用的口吻来看，傅应亲见该书。《注坡词》既然在绍兴初即可付刻，极有可能是北宋后期所作。这也从侧面证明，《本事》在北宋时流传较广，或竟已刊刻。
南宋的《能改斋漫录》、《中吴纪闻》、《耆旧续闻》的作者，从他们引用《本事》的语气来看，也应见过此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纪闻》及其作者龚明之（1090—1182或1186）。明之为人，以孝行节义闻名乡里、上达朝廷；其书所纪，大多为目睹耳闻，比较切实可靠。吴应见过《本事》。《纪闻》作于其晚年，有淳熙九年（1182）自序。依有关的记述，《遂初堂书目》、《纪闻》、吉州本《欧阳集》、《耆旧续闻》四书的作者或编者都见过《本事》，而四书的出现时间相近，这绝不是偶然的。或许在这之前不久的某个时候，《本事》曾重新刊刻过，以致见到该书的人在此一期间集中出现。
《苕溪渔隐丛话》提及《本事》5次，其中直接引用的3次，转引他人1次，不能确定的1次。这就令人疑惑了——《丛话》作者胡仔是否见过《本事》？如果见过，为什么还要从他人转引？查转引的1 次是在《丛话》前集，是否有这样的可能：胡仔在编前集（1148年前）时，并未亲见过《本事》，而在编后集（1167年前）时，得到了《本事》，因而得以直接引用。
南宋金元之际，《本事》一书仍应在世。此时引用《本事》的有《敬斋古今黈》。该书考订古今学术，极为精赅。作者李治（1192—1279）是由金入元的著名学者，其治学严谨，如没有亲见《本事》，是不会在考订之书中加以直接引用的。《古今黈》可能作于金亡之后，时当南宋末，这也是《本事》一书在世的最后踪迹。金人引用《本事》，说明此书已从南宋流传到了北方，这在文化史上有一定意义。
总之，南宋及金源有多人记述或引用此书，说明该书尚有一定的流传范围。不过，这范围也不会像苏黄文集那样很大，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阙书目下逮晁志、陈录、马考以至《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而有些引用者要从他人转引了。
元明之际陶宗仪的《说郛》，所及《本事》，已是转引。《说郛》钞撮群书，细大不捐，若陶见过《本事》，是不会放过的。
元至正本、明洪武本《草堂诗余》四卷，引用了许多“名贤词话”、“群英词话”，如《苕溪渔隐丛话》及其转引之书、《能改斋漫录》、《诗话总龟》、《玉林词话》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系统的本子，凡引《本事》，都是通过上述等书间接转引，无一例外。且转引时概不提行，不改字体，不像对其他各家词话那样对书名作特殊的版面处理。《草堂诗余》是书坊所为，商业意味很浓，版面上许多用语都有广告的味道，如果编者见过奇货可居的《本事曲》，一定不会放过做宣传的机会，而要大大标榜一番。而现实是该本在用黑体阴文大力突出各家“词话”的同时，却对《本事集》作了很低调的处理，可见此书编者没有使用过《本事曲》。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本事集》已成罕见之书，作为坊间编者，不可能有机会见到该书；一是此书已佚，更无从觅得。
由于种种原因，今人多误认为《本事》在元代之后就无人知晓，到本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其实，不但明代如《草堂诗余》等书提及《本事》，清人也多书多次提及《本事》，如徐釚《词苑丛谈》卷一○、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王弈清等《历代诗余·词话》卷五等。元代以来，词学界一直没有忘记这部最古之词话，并以其亡佚为憾。当然，不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转引，除了张德瀛《词徵》一个可疑的孤例外，清人全是从前人如《苕溪渔隐丛话》等书才得知有此《本事》的。故清叶申芗《本事词·序》云：“杨元素之遗篇，亡而莫觏；王仲言之旧话，秘已难窥。”（注：《词话丛编》2296页。）
因此可以说，早在元明之际，至迟到清初，《本事》已经亡佚，虽然清人常常提及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