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关于国学书目及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学人论文,近代论文,书目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76-06 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异常激烈的时代。随着西方大学体制的引入与建立，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学习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国学，近代中国大学中的国学大师常以开列国学书目的方式为后学指点国学学习的路径，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吴汝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可谓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胡适、梁启超更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中领军人物，这些饱学之士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步阶段关于国学学习与传承的思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书目的拟订及论争已多有研究，但多集中在有关“国学书目”的论争过程及其文化影响上①，少有学者从近代中国大学国学教育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考察。由于吴、梁、胡三家书目的拟订均以大学阶段的学生为对象，故本文在对此三家所拟国学书目本身展开具体考察的同时，还力图展现他们在为大学阶段的学生拟定国学书目时对国学范围的界定、书目筛选分类方法的选择、书目深浅程度的划分等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思考。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当始自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那一天起，如何在近代大学中展开“国学”教学就成为筹办者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开列《学堂书目》，对如何在大学堂开展中西学教学做出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吴汝纶于1902年间曾赴日本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学制考察，他开列的《学堂书目》就写成于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这份书目详细列举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应学的中西学书目，可谓是一份“会通”中西学的具体方案。在开设学堂书目时将中、西学书籍并举正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真实反映。其实，不管近代中国学人关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持有何种观点，落实到教育层面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在小学、中学、大学各个教育阶段，中、西学课程各应设立那些具体科目。具体到学生的学习书目上就是在各个教育阶段中、西学书籍的选择与安排。这种选择与安排其实就是一个加减法的问题，在有限的学制时间内，中、西学书目不可能无限制开列。中学书目多(少)一点，则西学书目必然少(多)一点。这个多与少的问题看似简单，但仔细推敲，则事涉中西文化的具体交融，还关系到国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等诸多问题，在具体层面的安排与落实更不是一件易事。吴汝纶在这个问题上就颇费踌躇。 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吴汝纶曾就如何安排中西学的兼习取舍问题多方咨询日本学界相关人士。他在会见长尾槙太郎时，开门见山地提出：“此来欲取法贵国，设立西学。其课程过多，若益以汉文，则幼童无此脑力，若暂去汉文，则吾国国学，岂可废弃？兼习不能，偏弃不可，束手无策，公何以救之？”②在与日本学者大槻如的交流中，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具体：“教育之法，全用欧学，似尽弃汉文，亦未免过甚。敝国今开办学堂，不能全废本国旧学，但欧洲科学已多，再加本国旧学，学童无此脑力。若删减汉字，即与贵国无异，将来能汉文者亦少。若删减西学，若何删法？又汉学读书，必须倍诵，缘经史文理过深，不如是不能成诵，殊无益处。若倍诵温习，不能与西学同时并讲，且恐欲求两全，转致两失，如何而可？”③ 在上述吴汝纶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两段文字中，“国学”“本国旧学”“汉学”基本是三个并列的同义概念，与之相对的则是“西学”“欧学”。从吴汝纶的提问，可以看出他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欧学大举传入的情况下，“本国旧学”即“国学”是否需要继续学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显示出国学在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当然，吴汝纶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国学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重要文化支柱，“岂可废弃？”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师的吴汝纶显然清楚国学之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二是如果不弃“本国旧学”，又如何处理“欧洲科学”与“本国旧学”之间的关系及比例？学生的“脑力”有限，时间有限，中西学课程及相应书目的设置、开列就必须务实可行。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拟出的《学堂书目》就是对上述问题思考的一个答案。 按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对学生学习阶段的划分，小学堂为“七八岁入”，中学堂为“十二三岁入”，大学堂为“十六七岁入”，这种划分大致与现代学制中的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相对应。《学堂书目》中开设的书目包含国学与西学两大类，由于本文主题所限，此处所论仅涉及该书目所列大学阶段的国学书目，包含经、史、文、诗四个部分，具体为： 经部包含“《诗》《书》《易》《周礼》《仪礼》(资性钝者，去《仪礼》；更钝，去《周易》；更钝，去《周礼》)”。 史部包含“《史记》《汉书》(资性钝者，选读各数十篇或十余篇)、《通鉴》(资性钝者，阅《通鉴辑览》，讲授胡文忠公所辑《读史兵略》)、《大清通礼》、简本《会典》、蒋氏《东华录》《圣武记》《湘军志》《淮军平捻记》《先正事略》《中兴将帅传》(朱仲武撰)、《海国图志》《通商约章类纂》、正续《瀛寰志略》”。 文部包含“《古文辞类纂》(读序、跋、书、说、赠、序、杂记诸门)”。 诗部包含“王、姚诗选(五古读阮公、二谢、鲍，七古读李、韩、黄诸公，五律读杜，七律读小李、杜及宋诗)”④。 吴汝纶所开大学堂国学书目包括“经、史、文、诗”四个部分，这种书目分类法显然是取法于传统中国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所列书目能系统、完整地传承国学。仔细推敲，也不难看出吴汝纶的书目分类法与古代中国图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稍有差异。其差异一是剔除了“子”部，二是将“集”部中的文、诗分列出来。所以剔除诸子各家文章，显然与吴汝纶的学术立场有关。桐城派以古文名世，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桐城派还为清代理学的中坚，以维护程朱理学为己任。吴汝纶作为桐城古文一派末代领袖，对文、诗的重视与强调，对诸子之学的排斥都在情理之中。 吴汝纶所列书目带有很强的学派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体现为对诸子的排斥，对诗、文的重视，还体现在其推荐的文部书目中，仅列《古文辞类纂》一书，足见他对桐城派古文的重视。《古文辞类纂》系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所编，为桐城派的第一部古文选本。吴汝纶将该书列为大学堂学生学习国学的重要内容，是试图在大学堂的教育实践中实现与传承个人与学派的文化观。 吴汝纶所开《学堂书目》还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吴汝纶在26岁时就入曾国藩幕，先后在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中长期任职，是晚清湘军军阀集团与淮系军阀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一特殊经历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在其所列书目中的史部表现得尤为明显。上述史部所选书籍共15部，其中5部则与湘军、淮军有着密切关系，比例不可谓不重。这5部书籍分别为胡林翼所辑《读史兵略》；王闿运所著《湘军志》，该书为王闿运应曾国荃之请而作；周世澄所撰《淮军平捻记》，赵烈文为该书作序；朱仲武所撰《中兴将帅传》，朱仲武曾为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所编《先正事略》，曾国藩为该书作序。 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还特别举出“中国专门学”阶段。从吴汝纶的安排看，“中国专门学”的学习年龄在二十岁后，为大学堂阶段后的专门教学，有些类似今天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说明问题，现将其书目列于后： 经部书目有：“《十三经注疏》《易》(李鼎祚《集解》、欧阳公《易童子问》《程传》《汉上易传》)、《书》(吴文正公《纂言》、阎氏《尚书疏证》、孙氏《今古文注疏》)、《诗》(欧阳公《诗本义》、吕氏《读诗记》、陈硕甫《毛诗传疏》)、《仪礼》(朱子《经传通解》《钦定义疏》、胡竹邨《仪礼正义》)、《周礼》(王荆公《周官新义》《钦定义疏》)、《礼记》(卫正叔《集解》《钦定义疏》、夏氏《训纂》)、《左传》(顾氏《杜解补正》、顾氏《春秋大事表》、李氏《贾服注辑述》)、《公羊》(孔氏《通义》)、《穀梁》(钟氏补注)、《尔雅》(郝氏义疏)、《论语》(古注集笺、朱子集注)、《孟子》(朱子《集注》、焦氏《正义》)、《大戴礼》(孔氏补注)、《逸周书》(卢氏校本)、《说文》(段氏注、朱氏通训定声)、《广雅》(王氏疏证)、《韵学》(《广韵》《集韵》、吴才老《韵补》、顾氏《唐韵正》《佩文广韵汇编》)、《群经》(秦氏《五礼通考》、王氏《经义述闻》)。” 史部书目有：“《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新五代》《明史》《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通鉴长编》、毕氏《续通鉴》《明纪》《宋名臣言行录》《贞观政要》《唐鉴》《国朝开国方略》《三朝实录》《十朝东华录》《国朝名人碑传集》《三通》《大清会典》《两汉纪》《唐六典》《开元礼》《唐律疏议》《明律》《大清律例》。” 子部书目有：“《老子》《庄子》《荀子》《楚辞》《韩非子》《吕览》《管子》《淮南子》《法言》《太玄》。” 集部书目有：“《文选》《古文辞类纂》(读碑志、辞、赋、哀祭)、曾文正公《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王姚诗选(增杜韩五言古、韩致尧元遗山五七律)、韩集、柳集、李习之集、欧集、王集、曾集、三苏集、归太仆集(以上文)；曹子建集、陶集、杜集、李太白集、李义山集、杜牧之集、黄集、陆放翁集、元遗山集(以上诗，韩、柳、欧、苏等诗已具在文集中)、陆宣公奏议，程、朱、陆、王集。”⑤ 吴汝纶在大学堂阶段之后设置“中国专门学”，显示出他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中国国学博大精深，有必要在大学阶段之后再设立“专门学”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与吴汝纶为大学堂阶段开列的国学书目相较，“中国专门学”阶段的书目有所不同：一是书目数量大幅增多，所列书目几乎囊括了中国历代国学典籍精华；二是书目分类有所不同，大学堂阶段的国学书目是分为经、史、文、诗四类，“中国专门学”则严格沿袭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有效地保证了所选书目的覆盖面。三是书目的选择覆盖面广、系统性强，这在史部书目与子部书目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史部书目涉及自汉至清的历朝史书，子部则基本收入了诸子各家的代表之作。总体来看，吴汝纶为“中国专门学”阶段开设的书目的倾向性并不明显，但这种倾向性仍然存在，如在集部书目中所列的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就是明证。 由于京师大学堂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先行者的地位，故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有关大学堂阶段国学读书书目的设计就具有开创性的文化意义。吴汝纶之后，专为大学“国学”学习开设读书书目的近代学者不乏其人，其中以梁启超与胡适所开书目最有代表性。 1922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胡敦元等4人要求而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的前身，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分为中等科与高等科。1921年，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至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正式向完全大学过渡。 胡适所开书目列有184种书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该书目在《读书杂志》1922年第7期刊出后，清华学校学生主办的《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即来信质疑胡适所开书目范围过窄过深。1923年4月26日，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邀撰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撰写的这篇文章及开设的书目相当程度上也是对胡适所开书目的直接回应。 胡适、梁启超在1922年至1923年间就国学书目展开论争时均在大学担任教职。梁启超在1920年以后即将重心由政治转向大学教学，1921年，他受邀在南开大学开设中国文化史讲座，1922年2月他又被清华学校聘为讲师，后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胡适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之胡适的书目为应清华学校学生之邀而作，梁启超的书目为应《清华周刊》之邀而作，故两人所列的国学书目当主要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 吴汝纶与梁启超、胡适两人虽无交集，但吴汝纶作为近代中国大学的拓荒者之一，他在思考与设计大学国学书目时所面对的问题及思路与梁启超、胡适相较并无太大的差别。这种相似性是由大致相同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的相同身份等决定的。仔细推敲，可以发现梁启超、胡适两人所开书目与吴汝纶所开书目有诸多相通之处。对这种相通之处的发掘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下大学国学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 其一，三人为大学生开设国学书目均以传承国学为宗旨。 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思考的一个文化问题就是：“吾国国学，岂可废弃？”他在《学堂书目》中为各级学堂开列的国学书目就体现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西学盛行时代对不废国学的苦心与努力。胡适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目的也是为了清华学校的青年学子学习“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⑥。梁启超则以为，学生如果连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都不细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⑦，将国学的学习与传承上升到有无资格做“中国学人”的高度。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汝纶于1902年在《学堂书目》中所开列的国学书目是学生的必读书，而胡适、梁启超所开设的国学书目则非必读书了。京师大学堂在成立初期只设速成与预备两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科大学。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所开列的中、西学书目近乎课程书目，是所有学生的必读书目。从这个角度看，吴汝纶《学堂书目》中的国学书目对于学生而言具有强制学习的意味。1910年后，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设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7科。在不划分专业的情况下，近代大学培养的是兼通中西的通才，而专业分科，则是培养各类专才而非中西汇通的通才了。大学专业分科的划分使国学的传承面临更大的挑战，梁启超对此认识很清楚：“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⑧，国学的学习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位置。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胡适、梁启超所开列的国学书目并不具有强制性质，只是仅供对国学有兴趣的学生参考，属于“课外学问”⑨。虽说只具有建议性质，但胡适、梁启超都将自己的书目置于“必须”“应该”的高度，胡适、梁启超所以将自己的书目命名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即有强调“必读”之意。这些书目“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政治经济学，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⑩。对这些国学最基本书籍的学习不仅与国学的传承有关，还与中国大学培养出的学生能否成长为“中国学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有关(11)。 其二，三人为大学生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学习程度上的层级划分。 所谓书目层级的划分，即是根据学生智力程度的不同、学习时间的多寡等标准对国学书目的深浅、数量等方面进行层级划分，以适应不同类型大学生的需求。 吴汝纶所编《学堂书目》的层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学堂的高低层次分，即按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中国专门学分为四级，这种划分法其实是按年龄与接受程度为划分标准。二是在上述四个层级中再以智力水平即他所言的“资性”予以细分。如在经部书目中，他以“资性”水平再分为四个层级：资性不钝者，可读《诗》《书》《易》《周礼》《仪礼》；“资性钝者”，去《仪礼》；“更钝”，去《周易》；“更钝”，去《周礼》。 与吴汝纶以“资性”为划分标准不同，胡适主要从学习时间的多寡角度予以划分。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出后，《清华周刊》记者即致信以为该书目“太深”，且书目达184种，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12)。胡适在答信中又拟出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如此一来，胡适所开的书目其实就分为“最低限度”与“实在的最低限度”两个层级，其划分主要以“时间”为标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是为“有时间的”学生准备，而“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共40种国学书目则是为学习国学时间有限的学生准备的。 梁启超开列的书目本来就是对胡适所列国学书目的回应，故他仿效胡适的做法，在开列书目时也划分为两个层级。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列出了141种书目，随即又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共26种。梁启超所以开列两个层级的书目，主要也是从时间角度考虑。他在拟定“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时就曾说：“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13) 其三，三人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分类，且分类方式各有不同。 根据上文所论，吴汝纶开列的《学堂书目》的国学书目分类法实有两种，在小学堂至大学堂阶段的书目均按“经、史、文、诗”分类，在中国专门学阶段则严格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种分类法保证了所开书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胡适开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达184种，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大类。虽说是三大类，细究起来，其实也就包括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两大类。之后，胡适又在184种书目中圈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40种。虽说“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并无分类，但这40种书目基本是从184种“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中圈出，故两种书目的分类方法其实一样。“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过多，此处不再一一列出，现将胡适所列“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分类列出： 工具之部有《书目答问》(张之洞)、《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思想史之部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老子》《四书》《墨子间诂》(孙怡让)、《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金陵刻经处本)、《法华经》《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坛经》(法海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懋竑)、《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胡适)、《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 文学史之部有《诗(经)集传》(朱熹编)、《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王国维)、《缀白裘》(传奇选本)、《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另有《九种纪事本末》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所新增，似不能纳入上述三部中。胡适新增此书，也有弥补“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范围太窄的意味。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开设国学书目时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共五大类。由于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开设的书目达141种，此处不再一一列出。梁启超开列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虽无分类，但26种书目皆是从他前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中择出，现根据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的分类法将其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分类列出：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有《四书》《易经》《书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有《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韵文书类有《诗经》《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随意涉览书类则从“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对比《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五种分类，梁启超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去掉了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之所以去掉，应与其难度及过于专业化有关。 显然，梁启超与胡适关于国学图书的分类都试图超越传统图书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但细究他们所选书目，从总体上看还是从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脱胎而来，只是分类称谓、分类多寡稍有不同而已。如胡适的书目分类法，其所谓“思想史之部”大致对应于“经”部、“子”部；其“文学史之部”大致对应“集”部。又如梁启超的书目分类法，其所谓“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大致对应“经”部、“子”部；“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大致对应“史”部；“韵文书类”大致对应“集”部。 尚需强调的一点是，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在开设国学书目时，所以要在最低限度的书目基础上再开列“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与近代中国高校中西学课程并举有关。在近代中国西风日炽的文化大背景下，所谓中西学并举其实是西学在近代中国各级学校课程体系中的步步紧逼与中学的步步收缩，国学在近代大学的空间日渐逼仄。胡适、梁启超在开设国学书目所以要特别强调“最低限度”“实在的最低限度”，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了国学在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的现实困境。 其四，三人为大学生开设的国学书目均有强烈的倾向性。 传统国学包含的书籍卷轶浩繁，从中选取百十种书目作为必读书目或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其中必然包含着选择者的倾向性。吴汝纶在《学堂书目》中为大学堂阶段的学生开列的书目就体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与吴汝纶本身的学术倾向、政治倾向包括人生经历都有着密切关系。这在上文已经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胡适开设的国学书目的倾向性也很明显，其倾向性首先从其分类体现出来。胡适开设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主要分为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两大类。胡适在选择书目时所以偏向于哲学与文学，“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14)，显然与他自己的知识构成与学术倾向有关。正是缘于此，梁启超在评价胡适为青年学生开设书目时就批评他“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15) 梁启超虽不满于胡适书目的倾向性，但他自己在开设书目时也不能避免相同的问题。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甲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中共开列了38种书目，其中清代部分书目就占13种，其中多与梁启超本人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重点介绍的人物及书籍相关，如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顾炎武著《日知录》《亭林文集》，王夫之著《思问录》，戴望编《颜氏学记》，戴震著《东原集》，焦循著《雕菰楼集》，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康有为著《大同书》，章炳麟著《国故论衡》。这些书籍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流变由复古走向革新，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独特理解。 胡适与梁启超开列的书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自己的著述录入其中。如梁启超在开列“国学入门书要目”时，就将自己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录入“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中国历史研究法》录入“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胡适则将自己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分别收入“思想史之部”与“文学史之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安排书目顺序时，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列于“思想史之部”之首，将《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列于“文学史之部”之尾。若除去“工具之部”不计，书目的一首一尾均是自己的著述，可见胡适的自信，当然，这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就表现为一种个人在学术及政治上的倾向性。 近代学人关于大学生国学书目问题的思考之于今天中国的大学国学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如关于国学书目分级的问题。大学可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开设高低层次不同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设“国学入门书要目”、“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就分别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前者提供给那些希望在国学上有所造诣的学生，后者则是最基本的要求，即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阅读的“课外书”。又如关于国学范围的理解与划定问题。吴汝纶、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从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角度去确立国学书目的选择与分类，既可以保证国学书目选择上的系统性，避免片面与偏见，也不至于将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混淆。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即国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分科大学中的割裂状态。按上述吴汝纶、胡适、梁启超等近代学人的国学书目看，国学书目可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知识。在今天我国的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设置中，经史子集事实上是被分割到了历史、文学、哲学诸专业中。国学的系统传承不仅需要开设“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更需要系统的专业学习，让那些有志于国学传承的青年学生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梁启超在百年前论及大学生的国学学习时就呼吁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16)，从此角度看，“国学”也应该在大学各专业中取得平等的待遇，占得一席之地，让“国学”以完整、系统、专业的方式得以研习与传承。这恐怕也是近年来国内的一些高校设立国学院或国学专业的一个重要缘由。 ①如罗志田：《机关炮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连载于《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2002年第6期、2003年第2期；张越：《“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董德福：《简评二十年代的两份“国学书目”》，《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等。董德福文从编制方法、著录形式、收书范围等方面对梁启超、胡适所拟书目的差异、优劣进行了深入对比，该文的研究重点在显示梁、胡“国学研究的异趣”而非解析两人大学国学教育之异趣，这也为本文的写作留下了空间。 ②吴汝纶：《长尾槙太郎笔谈》，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764页。 ③吴汝纶：《大槻如电问答》，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第802页。 ④⑤吴汝纶：《学堂书目》，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第376—379页。 ⑥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⑦⑧梁启超：《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页。 ⑨(11)梁启超：《附录二：治国学杂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23、27页。 ⑩《附录一：〈清华周刊〉记者来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90页。 (12)《附录一：〈清华周刊〉记者来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90页。 (13)梁启超：《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21页。 (14)《附录一：〈清华周刊〉记者来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90页。 (15)梁启超：《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30页。 (16)梁启超：《附录二：治国学杂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23页。标签：国学论文;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古文辞类纂论文; 清华学堂论文; 读书论文; 梁启超论文; 清代学术概论论文; 周礼论文; 仪礼论文; 胡适论文; 韩非子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