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国有化思想的探察——关于“用赤卫队进攻资本”有传统认识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卫队论文,列宁论文,初期论文,资本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1917年10月至1918年春，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进行了国有化的工作，使苏维埃国家在银行、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国有化，对这一时期列宁关于国有化的思想作一探察，给它一个科学的评论，既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随着革命的胜利，列宁即领导展开了这项工作。
一方面，列宁领导了银行国有化的工作。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根据列宁的指示，新政权接管了国家银行，并且用武力粉碎了银行旧职员的对抗破坏活动。对于私营银行，苏维埃政权起初采取了“工人监督”的措施。由于银行主和旧职员抵制、反对“工人监督”，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对私营银行加快实施国有化。1917年12月初，列宁起草《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经济措施纲要草稿》等文件，提出了“银行国有化”、“揭露金融和银行的掠夺”、“货币回笼”等项任务。12月27日，列宁又起草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并且出席了这一天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作了《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根据列宁的意见，这一天，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和《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的法令》，宣布将所有私营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至1918年1月20日，全国各城市的私人银行均被国家政权没收和接管。1918年2月11日苏维埃政府宣布不承认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一切外债，取缔外国银行。这样，苏维埃国家银行国有化的任务基本完成。
另一方面，列宁领导了铁路、商船国有化的工作。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很快接管了官办铁路，在此基础上领导展开了私人铁路国有化的工作。商船国有化的工作也展开了。1918年1月31日，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的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正式的法令。这一法令付诸了实施。半年之内，共有13754艘河运船只和2476艘海运船只收归国有，苏维埃国家完成了商船国有化的任务。
同时，列宁还领导了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工作。本来，在革命前夕、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列宁设想通过“计算和监督”的途径，缓慢地发展革命。但是，许多资本家特别是大工业企业的资本家拒绝接受“计算和监督”，这才使列宁不得不考虑工业国有化的问题。在上述列宁起草的有关银行国有化的文稿中，已经提出了工业国有化的问题。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年11月，人民委员会便开始了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工作。到1918年5月，已有300个大工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苏维埃国家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任务也已完成。
在这一时期，列宁是怎样看待国有化的性质和意义的呢？
第一，列宁认为，国有化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措施之一。在革命胜利初期，资产阶级竭力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许多资本家同沙俄封建残余势力、临时政府的追随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纠合在一起，进行反革命军事叛乱。另一些资本家则采取怠工和破坏生产的办法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的活动，危害到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因此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措施之一，是国有化。1917年12月27日列宁就银行国有化问题作讲话时指出：无产阶级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可是它们却暗中策划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即不得不实行银行国有化的办法。他在说到必须通过银行国有化的法令时强调：“如果现在不批准这个法令，那只会使银行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倍地破坏经济。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坏就会毁灭我们。”①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开头，列宁明确地写道：“粮食的紧张状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②以下，他提出了银行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措施的设想。这说明，他关于国有化的思想，是以“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祸害作斗争”为出发点的。因为这样，他设想的一系列措施中，有若干非常严厉的措施，如规定凡不服从法令者、怠工者、罢工的官吏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国家将没收其全部财产，加以监禁或实行强迫劳动等等。当国有化的工作有了一定进展时，列宁说：“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③在列宁看来，实现了国有化，等于铲除了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从事政治活动的经济条件，剥夺了他们反苏维埃活动的手段，这样必然会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第二，列宁认为，国有化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发挥其管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初期，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差，成为管理国家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大障碍。这种现象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将给苏维埃国家的各项事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列宁看来，在银行、大工业企业等等方面实现了国有化，将有利于企业内部无产阶级的活动，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有利于国家政权对各个企业、各个地区经济活动的领导，有利于发挥无产阶级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1918年3月，列宁在起草的《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中写道：“代表大会向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向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坚决地提出当前最重要的和最紧迫的任务：加强劳动者的纪律和自觉纪律；在所有地方建立起尽可能包括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全部分配的纪律；同混乱、组织涣散和经济破坏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④在这里，列宁是把加强劳动者的纪律、同混乱和组织涣散作斗争、建立全部生产和分配的正常秩序，作为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提出的。显然，完成这一任务，依赖于银行的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在同年4月《银行政策提纲》中，列宁写道：“银行政策不限于把银行国有化，而且应该逐渐地、但是不断地把银行变为全国…经济生活的统一的簿记机关和调节机关。”⑤这里，列宁明确地说明了国有化同统一经济生活、加强组织性、加强管理之间的联系。同年五一节前夕，列宁提出了如下口号：“我们战胜了资本，我们也一定能战胜本身的无组织现象。”⑥这说明，从当时社会实践的情况看，通过国有化手段反对资本和反对革命队伍的无组织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同等重要的历史任务。在列宁看来，实现了国有化将有利于无产阶级克服自身的无组织现象。
第三，列宁认为，国有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革命前夕，列宁就已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该积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苏维埃俄国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1918年5月，他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号召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说：“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效仿这种国家资本主义。”⑦学什么呢？他指出：“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⑧意思是说，德国有国有制企业，有管理企业的组织，有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和措施，有现代科学技术等等，苏维埃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这些。在他看来，国有化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因为苏维埃国家只有通过国有化，才有国有制企业，才有国家领导下的管理企业与生产的组织等等。在这一时期，在列宁的经济建设思想上，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任务，国有化的任务是从属于这一任务的。他认为，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国有化的手段打击资本，这之后的任务则是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当时，“左派共产主义”反对上述列宁的思想，批评列宁和党中央对于实行所谓“社会化”生产态度不坚决，认为苏维埃国家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列宁反驳说：“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们来得及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⑨在这里，“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指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功能与作用。在列宁看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有化以后，要组织实施正确的计算和分配，或者说要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功能和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所谓“社会化”生产。
二
对于这一个时期的国有化，列宁形象地将其说成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列宁的这一说法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这一问题指出：“苏维埃政权在缔结了和约和取得了喘息时机后，就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这个时期，列宁称之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1)在这里，“用赤卫队进攻资本”被理解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措施。我国有的论著中指出：“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办法，强行剥夺剥夺者，改变地主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12)在这里，“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也被理解为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措施。上述关于列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说法的认识，是一种传统的、不符合实际的、过“左”的认识。
首先，从这一时期列宁思想发展的线索看，主导线尚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问题尚不是列宁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不能把“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在革命前夕，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通过普通的工人“计算和监督”逐步地发展革命。革命胜利后，列宁即领导无产阶级展开了“计算和监督”。所以，从革命胜利至1918年初这一段时间里，列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施“计算和监督”。他认为：“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13)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14)在这里，列宁是把“计算和监督”作为“主要经济任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来看待的。在这一阶段，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思想，在列宁的思想上占主导地位。在实践中，由于资本家反对“计算和监督”，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国家为反击资本家的破坏，对银行、大工业企业等等实行了国有化，这并不意味列宁的主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同年4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论及了党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服大多数群众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1918年2月……大体上解决了。”“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15)从第三个任务的内容和要求出发，列宁提出了当时的斗争口号，说：“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口号。”(16)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列宁的思想上，社会主义的问题尚不占主要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立足于现有的基础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尚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如前所述，列宁主张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他认为，建立管理生产的组织，对生产实行一定程度的集中管理，进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等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列宁实质上对自己革命胜利以来的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和概括：在这一时期，在他的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他思想发展主导线的归结点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就说明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问题在列宁思想上尚不占主要位置，他思想发展的主导线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既然如此，就不能把“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因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同上述党的任务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同上述列宁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如果将其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就会造成对当时党的任务认识上的矛盾，造成对当时列宁主导思想认识上的矛盾。
其次，从列宁的有关论述看，不能认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当时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17)紧接着，列宁分析了当时的情况。革命胜利后，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等等同资本家相勾结，一方面以怠工方式破坏生产，力图从经济上搞垮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发动军事判乱，以武力反对苏维埃政权。据此，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对反动资本家的大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另一方面用赤卫队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叛乱。再往下，列宁写道：“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18)“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家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19)显然，在这里，“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或者说“用赤卫队进攻资本”，本来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用国有化的措施打击怠工的资本家，二是指用赤卫队战胜叛乱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只是一种策略性措施，而不是战略性行动。如果把它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就是把它看成了战略性行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文章中，列宁还提出：“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呢？”(20)他认为，不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苏维埃政权需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阶级斗争趋于缓和，就不一定还需要用这一措施。事实上，到1918年4月，鉴于苏维埃政权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列宁已决定改变党的工作方针，停止“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措施，全力抓生产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利用旧企业主和旧职员的措施，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就说明，“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只是一种随政治形势变化而改变的策略措施，不是比较稳定的、长久性的战略行为。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是一种策略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如果把它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就是错误地把它看成了战略行为，错误地把列宁的思想看成了战略思想。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事实上看，仅仅银行、铁路、商船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不具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国有化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经济危机反复席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加强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的能力，减少和减轻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纷纷在铁路、航运、邮政、电报、银行等领域实现国有化，并且对那些将要破产的工矿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本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有了发展，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有了很大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比重曾一度占本国资本30%以上。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这就说明，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国有化只有同另外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措施。一个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另一个条件是普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使国有制经济和其他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俄国的国有化只与前一个条件相联系，未与后一个条件相联系，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不能把列宁当时的国有化思想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把“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是社会主义史上传统的“左”的认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史时，特别是在认识革命领袖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时，有任意拔“高”的倾向，似乎觉得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说得越革命越好，越社会主义越好。以上论及的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关于这一时期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他自己的看法是：同1918年下半年及1919年和1920年相比较，“要小心谨慎得多”；同1921年以后的新经济政策相比较，则具有同样的性质。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在回顾1918年春的理论与实践时说：“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21)这就是说，1918年春的理论与实践，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而是以计算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他还指出，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的话，那么应该退到1918年春的阵地上去。这就是他所说的：“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同……1918年4月的决定对照一下就行了。”(22)由此可见，把列宁1918年春的理论与实践看成为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符合列宁自己的意见。
注释：
①②(13)(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75、176、205、206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15)(16)(17)(18)(19)(2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60、114、204、247、280、279、273、155、156、159、159、160、160页。
⑩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9-160页。
(1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3-244页。
(12)《世界现代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21)(2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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