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结构与语境——王蒙、王朔小说的反讽修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修辞论文,语境论文,王朔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为一个修辞的辞格，反讽为作家所熟知。不论是叙事还是陈述，许多作家无师自通地使用种种反讽，言在此而意在彼，表层的辞令后面寓有丰富的潜台词，并且使两者之间出现一种嘲弄式的反衬。反讽可以远溯至古希腊，这个术语源出于古希腊喜剧，最初指的是一个擅长动用潜台词击败对手的角色。也许，苏格拉底的著作是人们更为熟悉的实例——谁没有从那些精采的对话录之中领教过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呢？
不难发现，反讽的辞句包含了双重涵义。反讽的双重涵义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颠复。反讽的表层涵义完整无缺，自成一格，但表层涵义的某种悖谬迫使人们重新品味，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所以，D·C米克形容反讽“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简言之，“反讽诗既意味什么，又是什么”。①反讽的语式中，赞美背后隐藏了讥刺，颂扬应当解读为挖苦，佩服或者恭维的言辞表示了莫大的轻蔑。
在言语反讽那里，人们再度清晰地看到了作家与叙事人的区分。作家通过反讽设置一个与他本义相反的叙事人。叙事人传述了表层涵义，但叙事人具有明显的虚伪标志，令人难以相信；于是，人们越过了叙事人，沿着一个相反的方向看到了作家所欲表现的潜台词。
反讽的重新活跃显然和文化氛围的改善有关。这种修辞遇到了相宜的气候和温度。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有了足够的气度可以坦然容纳一些带刺的植物。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汉语的一次重大的新陈代谢为反讽制造了更多的素材。许许多多时髦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辞令骤然丧失了光泽。由于矫饰和虚伪，这些政治辞令如同干枯的塑料花，人们逐一地将它们列出了日常会话。如果文学话语有意征用这些辞令，讥刺之意往往溢于言表，诚然，即便在今天，政治话语与日常会话之间的尴尬隔阂依旧是个反讽之源。在家庭餐桌上一本正经地动用社论言辞，周围的人常常会忍俊不禁。这表明了民间与官方二者之间价值体系的差距。尽管许多人已经习惯地生存于几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之中，默然地承受了大会报告、宴席上面的打趣与夫妻对话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文学说来，这些语言系统与语境之间的误置将会导致反讽。
语言学范畴之内，特定的历史时期亦即一种语境。如果将这个历史时期的流行用语植入另一个语境，反讽可能即刻诞生。这是一个来自《名医梁有志传奇》的例子：
……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些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里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非无产阶级的。
所以梁有志终于没有进步。
任何经历过六、七十年代文化氛围的人都了解，将“灌水”视为阶级行为丝毫不显得反常。事实上，这种叙事仅仅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之中方才出现了反讽意味。历史的演变同时催成了修辞的演变。在我看来，文化氛围、语境与反讽之间的关系是这一辞格背后最为有趣的一面。
《名医梁有志传奇》是王蒙的得意之作。显然，人们有理由挑选王蒙作为反讽使用的一个范例，王蒙无疑是一个驾驭语言的能手。王蒙的小说语言滔滔汹涌，一泻如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以精致见长，但愿气势取胜。在王蒙式的调侃、幽默和俏皮之中，反讽是他得心应手的修辞之一。无论是《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莫须有事件》还是《风息浪止》、《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活动变人形》，反讽让王蒙的一批小说时时闪烁出刺人的锋芒。什么使王蒙的反讽产生表层涵义和潜台词的相互脱离？这里，人们看到大量的过时的政治辞令与叙事语境之间的不协调。这样的不协调成了王蒙式反讽的主要结构。
王蒙对于反讽的爱好无疑和个人天性有关。他的智慧和诙谐均可视为反讽的必要条件。尽管如此，我更为兴趣的却是问题的另一面：王蒙如何从《青春万岁》那种不无稚嫩的激情转换成如此辛辣的笔墨？严峻的社会环境对他这方面的天性产生了何种影响？王蒙曾经反省说，过份的激情甚至妨碍了从容不迫的客观叙事。②当然，熟知王蒙经历的人都知道，巨大的打击将他的激情兑换成了智慧。王蒙之所以能闯过这一场打击，最终是因为打击所赖以执行的政治辞令逐一过期失效。可以想象，亲身体验让王蒙异常透彻地识别隐藏在这些政治辞令后面的骗局，以至于他可能在另一个环境里娴熟地复制这些骗局的小号模型。当然，这种复制即是通过反讽予以暴露。或许，我还可以猜测：这种反讽是否隐含了对昔日过份激情的某种自嘲？
如同D·C米克总结的那样，反讽通常包含了喜剧因素。不过，王蒙的反讽多少有些沉重。如果再选一个擅长反讽的作家与王蒙相映成趣，那么，我必定要提到王朔。王朔同样对自己的语言充满自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进入写作状态之后，词儿噌噌地往上冒”。③显然，王朔的叙事语言赢得了不少掌声，甚至可以略为夸张地说，王朔小说的成功仅仅是语言的成功——王朔的多数故事平庸无奇。总结王朔的语言魅力时，众多批评家见仁见智，王朔本人倾向于认可“新京味”一说。按照他的解释，“新京味”貌似口语，但又不同于北京胡同里的语言。人们首先从王朔的用语之中察觉某种不正经，某种嘻皮笑脸的调侃；然而在另一方面，人们的笑声又无法象享受幽默一样自然欢畅——王朔的调侃之中有着某些硌人的东西。这时，人们同样想到了反讽。
之所以将王朔与王蒙相提并论，恰是因为王朔的反讽结构与王蒙异曲同工，王朔说过：“我接触的生活语言，还是谈论时事政治这类的”④——王朔的大量反讽同样来自于政治辞令与语境之间不同型号的混淆：
……我们保证使你十年内仍然活在人们心中，十年之后就不好说了，那些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们都很难在人们心目中活到十年以上，我觉得你应该知足了，十年也就接近于不朽了，含笑九泉吧。
——《玩的就是心跳》
显然，人们能迅速在王朔的反讽之中体会到一种放肆的作派。王朔得心应手地耍弄那些政治辞令，这些辞令在他心目中完全丧失了份量。政治话语的威严外貌无法唤出王朔的恭敬之情，借用王朔小说之中人物的话说，他善于从开屏的孔雀后面找到孔雀的屁眼。王朔没有过王蒙式的经历，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首先，王朔比王蒙更轻松地抛下了某些拘束和面具，他一开始就没有负担。王朔无须象王蒙那样用半辈子的磨难论证目前的认识，他一下子就将事件看得很明白——不相信。王朔不承认自己玩世不恭，他声称这就是他的责任：“我要说出我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⑤其次，王朔耍弄这政治辞令的时候无所顾忌；他未曾亲见这些政治辞令曾经拥有的射程和火力，因此，他也不担忧这些辞令还可能在无意之间“走火”伤人。
有趣的是，王蒙同样对王朔的小说表示了相当的兴趣。王蒙发现，“他把各种语言——严肃的与调侃的，优雅的与粗鄙的，悲伤的与喜悦的——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把各种人物（不管多么自命不凡），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⑥显然，王朔的大量反讽即是在这里配制而成。许多时候，王朔的反讽对象是“崇高”——王蒙将王朔的小说概括为“躲避崇高”。他对许多具有崇高外观的言辞报以戏弄的言辞；为了避开他人的攻击，王朔甚至采用了一个特殊策略。如同王蒙所指出的那样，王朔狡猾地溜出了作家的传统位置，不再以先行首、殉道者、思想家自居；他无须扮出精神领袖的架势坚持什么、倡扬什么或者保卫什么。他可以随时放低姿态进行自嘲。这为他的全方位反讽提供了条件。王朔不愿意自己的小说再度落入“崇高”的圈套，承受另一轮反讽。他宁可通过自贬以自保，套用他小说人物的一句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王朔的聪明，同时也使王朔的反讽丧失了隐蔽的肯定性功能。
二
王朔曾经谈到他对语言的迷恋：“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打散，重新组合，就呈现出另外的意思”。⑦其实，这几句话同时道出了王朔式反讽的秘密。很大程度上，王塑的反讽即是“打散”与“重新组合”——只不过这一切通常发生在语言与语境之间。
“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顶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是光荣”。
——《顽主》
政治辞令与医学语汇或者日常口语的互相套用往往令人会心一笑。将戒除手淫与坚守老山混为一谈，或者，将忆苦思甜的老话用以抱怨父亲，这即是语言与语境的误置。
不过，王朔更多的是让他的人物——多半是市井之中的准痞子——说一些不符合于身份和环境的正经话。一些堂而皇之的言辞从这些人物口中道出，反讽来自两者之间的不伦不类：
“
，不准备变，岿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旌旗是否在望”。
——《一点正经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搞三六九等。你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这牵涉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你不是一个俗人》
从“岿然不动”到“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些词句在相适宜的场合屡见不鲜。可是，这些词句植入了另一种语境之后，庄严或者正经上面立即结出了戏谑之果。布鲁克斯曾经将反讽表述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⑧语境的压力致使其中某些词语变形，产生了字面之外的潜台词。在王朔小说的语境里面，上述辞令经过油腔滑调的处理之后暴露出一种虚伪。它让人们想到了《顽主》之中赵尧舜这样的人物：他们一方面滥用这些辞令，以至这些辞令侵入所有的生存层面；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行动上与这一套辞令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背道而驰。不难看出，这批人的作为已经赋予上述辞令一个特殊潜台词：虚伪。只要这套辞令进入王朔人物的场合和口吻之间，参预他们的商量、表态、倡议、拌嘴，这种虚伪的潜台词，就会自动显形，加入语议交流。可以说，恰是保留这种虚伪的潜台词，人们才不至于批判王朔和人物用词不当，张冠李戴。
米克曾经引述一些理论家的观点证明，反讽一词的本源即是“佯装者”。王朔小说里面政治话语恰好充当了这样的要素——佯装。这如同将笔挺的西装领带披挂到了猴子身上。当然，人们的阅读能够轻易识破这种佯装，并且从中看到表象与事实的对立。无疑，这种对立愈明显，反讽的意味愈强烈。柏格森为之形容说；“反语象是一个蒸汽机，汽烧得越足，说服力也越大”。⑨王朔的小说经常在大字眼、大口号与小人物、小动作之间形成张力。经过了政治话语地毯式的轰炸，人们不再对某些口号式的漂亮话表示敬畏或者尊重。它们被王朔的人物穿插到一串串油嘴滑舌的打趣之中，犹如削价贱卖。这产生了巨大的滑稽感。
我相信，王朔的反讽引出的哄笑已经说明了王朔小说的深度；或许可以进一步说，反讽成了王朔小说之中最为犀利的部分。由于反讽，王朔小说的嘻皮笑脸出现了反抗色彩。反讽包含了对权威意识形态的嘲讽和解构。詹姆逊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反讽是‘现代派’的解决办法”。⑩现代主义指向了深度，人们的笑声证明反讽存在一种冲击力。所以，詹姆逊在另一个地方曾经将反讽与后现代主义式有气无力的拼凑加以比较：“拼凑与戏仿相似，也是一种奇特面具的模仿，一种死的语言中的言语；但它是这种模仿的一种中性的实践，已没有戏仿那种别有他意的动机，取消了讽刺的冲力，没有什么笑料，也没有任何说服力使人相信随着你不时借用的反常语言仍有健康的语言常态”。——如果说，一批言情故事是王朔对于流行趣味应承，那么，反讽则使他的小说不时晃出语言的锋刃。
同王朔比较，王蒙理应更为娴熟地操作政治辞令。王蒙或许不象王朔那么驾轻就熟地再现市井准痞子的姿态和口语，但他却能声口毕肖地摹仿某些官员场面上的腔调——摹仿那种虚与委蛇同时潜藏着威慑的指示：
他矜持地、无力地和丁一握了一下手，然后踱着步子，并不正眼看丁一一下，开始作指示。他指示说：
……
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认为这种书面批语式的指示已经够丁一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了。他悠悠地踱着步子，嘬着牙花子，慢吞吞地吐着每一个字，好象是在惦量每一个字的份量，又象是在咂摸每一个字的滋味。是的，他的话语犹象五香牛肉干，浓缩，醇厚。
《说客盈门》
不少人对这种官腔和模样耳熟能详。但是，王蒙将这些指示作为干预他人职权，甚至作为领导人对沐浴时间总结性表态时，反讽悄悄地出现了，政治场合的巨型话语入侵了日常工作乃至起居琐事，这形成了头重足轻的效果。这里有一必要对于小说之中的叙事人作出更为详细的划分。某些时刻，小说之中的情节是由文本叙事人叙述；另一些时刻，小说之中的某些角色承担了叙事功能，成为另一种叙事人。王蒙小说之中，反讽者并不是作为言说主体的人物角色，而是文本叙事人。故事之中发号施令的官员永远自以为是，只有文本叙事人察觉到这些指示与语境之间的古怪遇合。如果说，王朔的许多反讽是由角色制造出来的，那么，王蒙的许多反讽则是由叙事人发现的。从《说客盈门》开始，王蒙似乎习惯于让文本叙事人充当反讽者。或许，王蒙不象王朔那样蔑视这套辞令，他更多地看到了这套辞令在传描之间——这种传描也就是事件的延续——如何移入另外的语境，产生漫画式的效果。所以，王朔的反讽范围限于人物语言，王蒙则扩大到了事件。
如前所述，不少人都察觉到，王蒙的许多反讽之中隐藏了某些让人不安的内容。王蒙使用的形容词反反复复，递进性夸张，人们终于莞尔一笑——然而一笑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又常常掠过一种熟悉的悸动。显然，王蒙善于使用许多进攻性政治辞令，下面这段话的语调、逻辑乃至某些词汇无不让人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大字报风格：
“早晨洗澡与晚上洗澡，这并不是一件小事。他赵小强有什么，不就是去过一次加拿大吗？加拿大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吗？让我去加拿大我还不去呢！……难道在我们V市住的是加拿大人吗？难道与我们V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干部、郊区菜农果农——去过加拿大吗？难道加拿大人不孝敬父母我们也不孝敬父母吗？而且加拿大是……
《冬天的话题》
王蒙这批小说的叙事语言中，人们不时会遇到“专政”、“代理”、“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其相似乃尔”、“人民大众胜利之日”、“屁股坐到哪一边”诸如此类似曾相识的词句。这些词句提示了一个恐怖但却并不遥远的年代。由于经历不同，王蒙与王朔之间是这样的差异并不奇怪：王朔乐于对肯定性的政治辞令加以反讽，这些辞令通常是一种标榜，一种示范，一种褒扬——王朔被教导得够了；反之，王蒙更多地对否定性的政治辞令加以反讽，相对而言，这些辞令通常是一种批判，一种呵责，甚至是一种罪恶的名称——王蒙被训斥得够了。尽管王蒙小说已经将实弹射击变成打靶的游戏，但是，枪声仍然有着慑人的余威。
王朔和王蒙的常用伎俩是将政治话语植入非政治的语境，合成反讽。然而，某些时刻可以看到，王蒙采用了相反的做法。《一嚏千娇》之中，王蒙的主人公在一个政治场合向对手作出一个别致的寒喧，结果出奇制胜：
老喷握住了早已向他而来的老坎的枯瘦的手，半看不看地问老坎：“
是么？听说你的孙子的屁眼边，长了许多痱子？”
这是巧妙而又恶劣的一击。老坎顿时尴尬万状，张口结舌，活象自己屁眼内外长满了痱子。在一群官员聚会之间，这样的问题饱含着蔑视和讥刺——老喷恰是在这样的反讽之中重新赢得了气势上的优越。应当承认，这种反讽的复杂作用和微妙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者。
三
言语反讽再往前走一步，就进入了情境反讽。
按照米克的研究，言语反讽让人们站到反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则让人们站到观察者的立场上。言语反讽具有讽刺性，情境反讽往往更具纯粹的喜剧性、悲剧性或“哲理性”。言语反讽的意义可以归纳在修辞、风格、叙述和讽刺形式等名目之下，情境反讽更易于引出历史和思想。显然，人们可以将王蒙的《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风息浪止》、《莫须有事件》列为情境反讽，还可以将王朔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千万别把我当人》列为情境反讽。
在言语反讽那里，人们再度清晰地看到了作家与叙事人的区分。作家通过反讽设置一个与他本义相反的叙事人。叙事人传述了表层涵义，但叙事人具有明显的虚假标志，令人难以相信；于是，人们越过了叙事人，沿着一个相反的方向看到了作家所欲表现的潜台词。
情境反讽需要一个观察者。他站在高处，纵览事件全局；也许事件的每一个局部都十分正常，但是，观察者的位置都能看到局部与局部相互配合所产生的荒诞结果。情境反讽的观察者通常由叙事人承担。叙事人如何剪除种种无关的枝节。通过综合，组接、映衬显露出事件表象与事件内涵的分裂——这成为情境反讽小说的叙事目标。在这里，叙事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他的叙事之中所包含的悖谬。
王朔喜欢通过一个假定性事件制造情境反讽，《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三部系列小说。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同一批人。他们在《顽主》之中成立了一个“三T”公司，专门为人作替身，处理为难事项。到了《一点正经没有》，这批人统统摇身一变，当起了作家。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作家也就是“流氓”的同义词——他们几乎也就是按照文化流氓的标准进行实践。《你不是一个俗人》又让这批人回到了公司里，只不过这回成立的是“三好”公司，服务项目是吹捧他人。显然，这是一些超现实的虚拟；而这些超现实的虚拟却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普遍的虚伪。这些假定性事件因为过于离奇而显得荒唐，但是，后继的情节却能在已有的荒唐逻辑下持续地展开。王朔小说里面，情境反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荒唐起点的承认。没有人对互相吹捧、流氓式作家或者充当替身表示异议和疑问，相反，随之而来的热热闹闹的故事似乎表明，这一批人大有市场。换言之，这些荒唐的假定性似乎有效地暴露了人际关系之中种种潜在危机，尤其是《顽主》和《你不是一人俗人》。“三T”公司和“三好”公司的存在证明，相当多的人已经无法真实地互相面对，无法开诚布公地交流。当然，必须指出，王朔这批小说的人为色彩过于浓重，这不能不削弱情境反讽的现实锋芒，使之滑向滑稽和漫画式的夸张。也许，王朔并未意识到情境反讽的意义，他更多的是利用一个假定性事件表现自己的调侃才能，从而让一系列政治俏皮话得到一个出口。《千万别把我当人》在这方面更为明显。王朔没有兴趣提炼比武、寻找大梦拳传人这个假定性事件的内在涵义，他仅仅是倾尽全力地堆砌一切俏皮调侃。甚至王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把他自己都写恶心了”(11)失去了节奏感之后，密度太大以至于人们都笑不动了。这是缺乏思想的机智所能达到的境地。
王朔的顽劣是不是隐含了更为坚定的信念，或者更为决绝的反叛——这种信念和反叛甚至足以让一个人为之赴汤蹈火？显然，这种沉重的生存方式得不到王朔的欣赏。王朔的反讽后面流露出一种聪明的轻松。如果现实的压力超过了反讽的承受能力，王朔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坚持下来？也许，《顽主》之中的一个片断富于象征性地说明了王朔的反叛限度。这一批人被赵尧舜训得火冒三丈。按捺不住，他们一道走到街上，专门想找穿着体面的绅士挑战。可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都毫无反应，他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变线走开。
将轻松作为反叛的主题，这种反叛形式就不可能超出轻松之外。也许，王朔并没有想这么多，他仅仅照一种直觉写作，不论是言语反讽还是情境反讽。然而，同样用“直觉”解释王蒙却不够。王蒙的眼光背后寓有深刻的痛苦经验。对于王蒙的不少小说而言，情境反讽可以存在于现实主义范畴之内。除了《冬天的话题》杜撰“沐浴学”，《莫须有事件》、《说客盈门》、《风息浪止》均无须一个额外的假定性事件作为荒诞的催化剂。换一句话说，反讽的对象已经正面暴露于日常现实之中，触目可见。《说客盈门》甚至公布了说客的统计数字——枯燥而又确凿的数字仿佛为现实主义风格出示了一份合格证明。在情境反讽的意义上，王蒙比王朔更善于发现周围的反讽对象。诚然，作为情境反讽的观察者，或者，作为情境反讽的叙事人，王蒙这批小说的眼光和叙事集中于事件过程——人物性格和内心情绪不象以往那么重要了。叙事人不是循着命运的轨迹刻画性格，事件逻辑和古怪的演进上升到人物之上成为头号主角。人们可以看到，叙事线索从一批人转向另一批人，每一次转移都为事件带来一个落差。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走样、变形和磨损，大象终于演变为老鼠。《风息浪止》最初是一个推举模范、交流经验的平庸故事。王蒙所发现的情境反讽在于，三批人分别承受了这个故事的不同侧面。从模范本人、宣传者、推荐者、表扬者到模范的恋人、家属、同事、朋友，两批人都从自己的立场接纳这一事件并且作出迥异反应，而那位乡村文化馆长的告状和折腾则另有所图。然而，一旦叙事人站在高处，纵览三者的交织和冲突，事情一步一步显出的荒谬。的确，王蒙善于通过正常的局部看到整体的畸形。每个局部的衔接常常是这种后果的缘由。这样，王蒙从个人性格追溯到种种病态的人际关系，追溯到某些僵硬而又刚愎自用的权力机构。这种人际关系与权力机构布满周围的现实，以至于人们习焉不察。王蒙将它们置于反讽的美学形式之内，使之暴露出明显的乖张和谬误。联系到《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莫须有事件》、人们不难发现王蒙的一个特殊兴趣，他时常观察某些权力机构功能，许多事件经过权力机构的处理和传递立即开始违背初衷，朝着一个古怪的方向发展。某些心术不正的小人穿梭于权力机构之间，他们的能量得到了数十倍的放大。局部范围内，人们仅仅看到了某些个人品质的缺陷，人们很难明白，这些缺陷何以超出个人的半径而控制了全局。这时，情境反讽的观察者拥有一个高于个别主人公的位置，他不仅看到了权力机构对于事态的催化作用，同时还看到了个体与权力机构相加所形成的意外局面——合理的名义所导出的难堪结果。也许，王蒙的反讽语言不象王朔那么尖刻，但是，小说的情境反讽——合理的名义与难堪结果之间的张力——远比表层涵义与潜台词之间的逆反更为强烈。
从语言反讽到情境反讽，作家的修辞策略延伸成为一种情境的基本判断。假如适应于这种基本判断的情境继续扩大，直至动摇维系日常现实的价值体系，那么，总体反讽就得出现。
四
《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风”诠释为“风代”或者“讽刺”。然而，人们可以看出，古人的“风”异于现代意义上的反讽。古人的“风”同温柔敦厚的诗教结合为一体，通过微惋隐约的言辞进行谏劝。这个时候叙事人的位置必须谦卑地居于“风”的对象之下，俯首称臣。
相反，反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了笑。笑意味着对于所笑对象的精神优势。至少在领会反讽的那一刻，笑构成一种居高临下的社会姿态。这即是反讽的贬责功能。用柏格森的话说，“笑通过它们引起的畏惧心理，来制裁离心的行为”，“笑首先是一种纠正手段。笑是用来羞辱人的，它必须给作为笑的对象的那个人一个痛苦的感觉。社会用笑来报复人们胆敢对它采用的放肆行为”(12)换一句话说，笑同时暗示了反讽者与被反讽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当然，情境反讽之中的反讽者通常由叙事人承担，叙事人诱使读者站在共同的立场上嘲笑被反讽者。事实上，弗拉亥也正是根据这种相对位置来确定文学类型，在他看来，反讽的类型标志即是主人公低于读者。
反讽者与被反讽者之间的悖反来自隐——显的两种尺度和信条。被反讽者毫无戒意地接受种种反讽语言的字面涵义，他们听不出诸为“伟大”、“可爱”、“漂亮”、“佩服”这些字眼后面的弦外之音，他们的尺度和信条与这些字眼的字面涵义相互一致。不难证明，他们并不是因为反讽者的口气和语调而被嘲弄；在根本上，反讽者的居高临下源于另一种与字面涵义相反的尺度和信条。反讽者坚信，他们的尺度和信条优于被反讽者，即使相反的字面涵义也不会导致判断的迷惑。然而，至少在某些时刻，人们仍就旧有理由作出追问：反讽者的精神优势是无可动摇的吗？
对于王朔说来，自我怀疑并没有形成一种烦人的干扰。王朔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他对他所嘲笑的正人君子几乎不留余地，这从反面证实了王朔的良好感觉——他似乎从不担心他的反讽无意地伤害乃至毁坏了某些值得珍惜的东西。王朔无须反省自己的判断依据。当然，王朔不乏自嘲的勇气。他承认，他的小说语言曾经受到两个人的启发：“一个人是逮谁拿谁开涮，你刚一开口，他就捶你一道。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你也没什么。你要真跟我急，我再捶自己一顿。反正我敢糟贱自个儿，你不敢。弄得你没辙没辙的。”不过，这并非生存依据的再审视，这毋宁是一种躲闪的具体策略。王朔式的自嘲表明，为了免遭反击，他可以事先躺下诈死——这将使对方丧失目标。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无羁无束的机敏，但是，机敏代替不了严峻的思想拷问。
当然，王朔也该守护住什么。反讽是一种否定，一种攻讦。但是，任何否定和攻讦必须有一个肯定的——哪怕是隐蔽的——前提。王朔用什么承受反讽而产生的后座力呢？这回他没有别出心裁——王朔同样选择了爱情。人们或许可能认为，诸如《过把瘾就死》这一类小说无甚新意——它不过将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套入王朔所熟悉的那一类人物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爱情不是王朔小说的调味品，用来骗取少男少女的泪水：爱情在王朔那里承担了更为严肃的责任。他解释说：
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有一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时候更值得真实起来。你说在事业上真实？在理想上真实？这简真有点不知所云。这是本能的选择。
——《我是王朔》
可是，爱情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从而为那些精神流浪者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园？至少王蒙不敢这么乐观。在强大的飓风面前，爱情可能脆弱得如同一片竦竦发抖的窗纸。王蒙的《一嚏千娇》没有放过爱情。爱情被轻而易举地推到了反讽的火力网之下。秘书小田暗恋老喷几乎十年，她愿意为老喷献出一切。老喷对于小田的感情了然于心。他一方面并不正眼瞧一瞧小田，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不断地让小田为他垫付菜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老喷在一次风度翩翩——他永远风度翩翩——的检讨中第一次当众提到小田。他指责自己温情主义，优柔寡断；他悔恨地说，小田并非贫下中农出身，气质、情调、性格均不宜于担任机要工作，早该调离——他仅仅由于情面的考虑而无法张口，这对沉溺于爱情幻觉的小田无疑是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这导致日后小田的精神病。这样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根据众多同代人的经验，王蒙深知，许多爱情并不是安全的避风港。《一嚏千娇》毫不惋惜地用反讽口吻叙述了小田的恋情。早在反讽亵渎爱情之前，现实已百遍地沾污了爱情的圣洁。
即使在王蒙的一系列实验之作中间，《一嚏千娇》也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小说。这部小说拖泥带水，左右调侃，纵横盘旋，嬉笑怒骂。这一切也许使一些人感到厌倦，同时又会使另一些人兴趣盎然。《一嚏千娇》如同一幢奇怪的建筑物：人们可能以为这幢建筑物尚未竣工，周围一堆堆残余的建筑材料尚未清理；另一些时候，人们又曾将混杂和粗砺看作这一部小说的独有风格。这种风格致使小说内部涌动着某种生气勃勃的心情。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都乐意承认，这部小说将老喷这一类人物奚落得体无完肤。《一嚏千娇》并没有多少惊人的故事。小说更多是动用了大量反讽，详细地甚至不厌其烦地刺穿了老喷那种迷人的风度，耐心地裸露出一个卑琐的灵魂。倘若没有犀利的反讽，人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优雅外表与卑琐内心之间的巨大反差。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王蒙的反讽不象王朔那样义无反顾。某些时候，王蒙会对反讽与被反讽者的立场表示某种犹豫，两者之间的相对位置能不能改写？倘若变换立场，被反讽是否可能从可笑的角色转变为正面人物？这涉及到尺度、信条乃至价值体系的转换。当然，王蒙更多地使用了小说的技术术语谈论这个问题——他在《一嚏千娇》之中反复谈到了视角，“视角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许多年前已经有相当有水平的理论家开始研究“‘视角学’”。……视角尤其影响倾向。虽然倾向一词已为新英诸君所羞用。您从一个贼的视角来写警察和从一个警察的视角写贼，写出来的倾向绝对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视角变换、转移可能诱导出种种被原先视角所封锁的可能性。王蒙甚至以李白的《静夜思》和杜牧的《清明》为例，进行变换视角的实验。他以月亮和酒家为视角重新拟作了两首打油诗，不禁令人失笑。所以，王蒙说：“换一个视角是对于智力与胸怀、对于自己的道德力量与意志力量的大考验。”事实上，许多反讽者与被反讽者的关系很难通过这种考验。一旦变换视角，反讽者时常可能出其不意地成为被反讽者。王蒙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半开玩笑地承认说，这就是他无法板起煞有介事面孔痛快淋漓、大义凛然地批判反面人物的主要原因。对于《一嚏千娇》之中的老喷亦是如此。为了机会均等，王蒙特地采用老喷的视角独辟一节——第二十五节——思想独白。的确，经过老喷独白的处理，许多令人鄙夷的情节显露了另一面。老喷的申述义正词严，这一切不仅无可指摘，甚至不无崇高。当然，王蒙至少不愿意公开信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哲学，但《一喷千娇》的结尾引用的北京俚语多少表示了王蒙在这方面的无奈：谁难受谁知道。
这样显然会削弱反讽的尖刻程度，甚至模糊反讽的面目。其实，类似的模糊在小说之中并不罕见。布斯《小说修辞学》的最后三章专门考察了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他看来，未能警觉反讽的功用或者思想规范过于复杂，这都会导致反讽的失败。另一方面，过多的反讽又形成了习惯的期待视野，人们丧失了对于叙事人的信赖，随时在文本之中寻找言外之意，搜索反讽，以至于作家不得不抗议种种穿凿的“深理解”。不难明白，这种解读上的纷乱最终应当归结为价值体系的分裂。布斯指出：“当塞万提斯竭力要把他的悲哀的骑士说成盲目的（虽然可爱）傻瓜时，我们差不多瞧不起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教圣徒，伟大的反讽主角，塞万提斯自己并不完全理解他。”(16)这难道不是尺度和信条——例如“基督教圣徒”的桂冠——的歧异吗？
视角无法统一，依据的尺度和信条无法统一，判断的结果无法统一，这当然使反讽时常陷于紊乱。或许，这深刻地暗示出，中心的价值体系正处于瓦解状态。种种尺度和信条从中散落出来，成为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和个体的思想依据。诸种尺度的冲突和交锋为反讽提供了众多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些尺度又已丧失了统一基础，反讽如同纷纷对射的冷箭，反讽者与被反讽者常常因为视角的变换而出现身份的颠倒。这将最终走向“总体反讽”。米克解释说：“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这亦即价值体系。诚然，意识到人类面临某些不可逃脱的根本窘境，这包含了一个认识的突破，按照米克的观察，基督教衰败，神学的封闭世界失去了至高规范的意义之后，总体反讽才在近代欧洲出现。中心价值体系的瓦解使生存与死亡、理性与本能、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对立难以调和，同时，诸多正义、道德、善、美这些重要范畴的释义也陷入莫衷一是。这无形地剥夺了反讽者高高在上的超然与中立位置。没有一个位置能够逃脱反讽的交叉火力。嘲弄与被嘲弄都不过是特定视角的产物。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想到克尔恺郭尔的观点：反讽针对的是整个存在。目前，中国文学逐渐驶入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之中。作为六、七十年代的一个反面遗产，怀疑主义的幽灵正在四处徘徊。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式的碎裂与无中心又在一批理论家的推波助澜之下方兴未艾。这种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压力将分布于许多作家的笔端，无形地影响他们的遣词造句和修辞手段。从王蒙和王朔所使用的反讽之中，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注释：
①D、C米克《论反讽》P7。
②王蒙《撰余赘语》《中篇小说选刊》83年3期。
③④⑤(11)(13)王朔《我是王朔》P60、P61、P80、P31。
⑥王蒙《躲避崇高》、《读书》93年1期
⑦王朔《我是王朔》P60。
⑧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新批评文集》。
⑨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刊）P145
⑩(12)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者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最新西方文论选》。
(14)同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者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最新西方文论选》P12，P120，王朔《我是王朔》P61。
(16)布斯《小说修辞学》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