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成因、结构及其他——越过“单线论”与“多线论”的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分野论文,单线论文,成因论文,社会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成因追溯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既服务于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创立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这一马克思一生的科学研究目的，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理论成因，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为新的哲学世界观提供历史事实的论证。我们知道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产生是批判旧哲学的结果，这里面有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费尔巴哈以自然的人否定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马克思又用社会关系中的人（现实的人）否定了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对人的本质的科学定义，构成了新世界观的前提和出发点。〔1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时曾确立了一种思维方法，即哲学不应当归结为概念自身的演绎，而应当从事实中发现客观逻辑并形成理论概念。“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2 〕这要求刚形成的新世界观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人的本质为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有什么事实根据？人类的历史创造活动在哪些方面体现出这一特质？为了论证这一问题，马克思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开始，〔3 〕“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4 〕开创性地分析了关系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活动方式、家庭、分工、所有制、市民社会等的作用，并从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为新世界观作论证。他指出：“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5〕部落所有制、公社和古代国家所有制、 封建所有制、资本所有制、无产阶级占有制的演变，就是人类历史演变的表现形式。通过以上“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论证，〔6〕马克思完成了 “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7〕 的实证研究过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新世界观，就成为一种符合客观现实和历史事实的科学概念，而不仅仅是哲学的、逻辑推论的结论了。以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定义人类历史的本质，这表明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首先是为了给新世界观提供什么是社会关系在人类历史中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证而产生的。
探讨资本起源史。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一个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必然命运就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揭示出这一过程的演变与发展，才能科学预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他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8 〕又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本质。因此，考察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过程，就要探讨资本的起源问题。和具有一定历史责任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封建地产与资本的对立看待资本的起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以深邃的历史感认识到，只有找到资本与劳动的原始统一关系，即劳动者是劳动资料的天然所有者，才能追溯到资本的起源，进而揭示出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终极原因。通过研究，马克思提出这种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天然统一的关系，存在于历史上已经消亡的原始公有制中。这在学术史上是第一人。他指出：“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马克思深入钻研了历史上残余的原始公社公有制问题，概括了公社的本质，抽象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9 〕并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定点，回溯以往，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为一个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的历史过程。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了上述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论断，表述了他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之后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又是为了满足考察资本起源史的需要而产生的。
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本来是把资本起源史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加以研究的，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这一课题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使它本身具有了独立的科学价值。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问题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的”。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提供了一种历史例证，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无论早先如何兴盛都不可能永恒长存，都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因此，揭示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消亡过程，将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必将为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这和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中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具有相等的科学意义。因为，“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10〕马克思认为这对于丰富他的理论研究，具有新的理论价值。他特别指出，对历史上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加以考察和推断”，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过去”，“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工作”。〔11〕这里的“独立工作”的含义指的就是，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从论证资本起源史的前提地位上提升出来，使之独立为能够直接阐明人类未来命运的专门研究领域，这也就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人类社会三大形态划分的论断，就是这项“独立工作”的一个初步成果。为了实现上述新的科学研究设想，马克思逝世前十年曾广泛阅读了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钻研了堆积如山的土地制度资料，分析了东方社会历史道路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关系，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尽管这一计划因马克思的过早逝世而中断，但他的研究仍卓有成效，留下了许多富于启示的思想。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拓宽了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思路，这成为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第三个原因。
二、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定位及结构分析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作用？联系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来看，也就是这一理论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和具有什么作用的问题。
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分析，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从而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1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从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考察社会现实和历史过程的一般方法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是马克思揭示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以及发展过程状态的观点，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这也就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这一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展开的例证。
为什么说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展开的例证呢？这是由基本规律和社会经济形态进程的关系本质上是“里”和“表”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任何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任何历史发展时期，都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或制约，因而它是一般的、基本的、普遍的规律。而社会经济形态进程，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历史运动中的展开，是基本规律的表现形式，因其历史条件的不同，有多种多样的形态。规律表现的是内在的本质联系，社会经济形态进程表示的是本质联系的外化形式或历史运动过程。规律是抽象的、同一的，历史进程是具体的、差异的，它们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一般规律支配的”。〔13〕唯物史观把社会历史的本质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用这一矛盾分析法去分析和概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时，就把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归结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
基本规律和社会经济形态进程二者互有联系，互有区别，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不难发现和理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叙述的五种所有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描绘的四种生产方式的演进，甚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的三大奴役形态，都是在用于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历史运动形式的时候提出来的，目的是通过描述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进程来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存在和作用。
形成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括对比；二是现实中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括对比。这一点恩格斯已指出过，他说：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马克思把西欧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它之前存在过的原始公社公有制、古希腊、罗马奴隶制、中世纪封建所有制“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产生了西欧历史进程的基本结论；把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同时并存”的“比较不发达的”东方普遍奴隶制加以比较研究，产生了东方历史进程的基本结论；把东方和西方的原始公社公有制形式加以研究和比较，并因此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综合抽象，产生了人类社会三大形态划分的论断。〔14〕以上关于历史进程的三个方面的基本结论，即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主要构成。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内部结构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从功能上看，前两者专指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而三大形态的划分则以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为范围。后者是对前者再思考的结果，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更大了，更为概括和抽象了，通过去掉了各地域历史中的个别特殊性，具有了更为广泛的能够概括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一般性。由于有这种层次上的不同，在理解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结构时，就应当对它们有所区分。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表示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区的西欧历史进程论、东方历史进程论称之为狭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把描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三大形态论断称之为广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马克思一方面以特定的西欧地区、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为基础，综合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另一方面又以整个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为前提，考察特定的西欧地区、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这一做法不仅充分反映了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已是一元多向的世界历史的客观实际，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多功能性。把握这一点，是理解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前提。当我们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者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时，不仅要勾画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序列，以反映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发展广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要揭示出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以反映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发展狭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要是从西欧的历史进程揭示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历史趋势的，他认为，西欧历史进程的个性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世界历史的共性，剖析这个典型可以预测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于是赋予它一种代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典型意义。所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论断，有时马克思把它解释为西欧资本起源史的一般概述，而在论断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时，又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谈这一问题。
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联系与区别
马克思曾论述道：“并非一切民族都有相同的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才能”，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也会在极不相同的民族之间形成气质和意向的平均水平。资本主义生产象基督教一样，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15〕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塑造世界历史的共性上的必然性。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正是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它承袭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阶段的思想，接受了马克思所预测的人类的前途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结论，把揭示人类社会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共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概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进程，作为唯一的理论表述重心。正是在揭示人类的共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这一层面，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和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有了直接的渊源关系。
但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有许多原则的区别。首先，在马克思那里，广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狭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互为前提，互为所用的。综合抽象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须以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为基础，考察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应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进行，既揭示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又注重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历史的特殊性。而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在运用典型说明一般的方法时，却把典型完全等同于一般，又将一般等同于个别，即把五种生产方式的序列论证为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时，又将这一序列看成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的历史进程。从理论上看，这种将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直接等同于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的简单化做法，是一种以广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取代狭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做法，实际上否认了狭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历史已证明，我们能说任何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都要受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的制约，而不能说一定要受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制约。奴隶制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而不是通例已是定论。每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而和其他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道路相区别，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出它们的特殊规律，描述出它们形态别具的历史进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历史进程，必然应该得出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体现这些特殊规律的具体历史进程序列，而揭示种种特殊历史进程序列的过程，也就是建立众多的狭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过程。〔16〕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讨论中，有所谓“单线论”与“多线论”之争。〔17〕从理论实质上分析，它们是侧重于广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运用还是侧重于狭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运用的争论。“单线论”极力主张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统一的，坚持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只有一种序列，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共性（这也是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的主要主张）。不难看出，“单线论”具有发展广义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功能。但它的理论困境是，以现实中的先进地区的历史进程作为一般世界历史的进程，然后又以这个世界历史进程代替了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独自的历史进程。将个别作为一般，然后又将一般作为个别，最后当然导致将前一个个别等同于后一个个别。如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将西欧的历史进程模式直接套在中国古史分期上就是一例。“多线论”则极力强调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都是特殊的，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发展序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隐藏在这些特殊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规律，有多少民族、国家和地区，就有多少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多线论”把发展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视野放在狭义方面，它提出的多序列说，正接近发展这一理论的新生长点。“多线论”之所以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是因为它没有从一般和个别的相互关系中正确解释世界历史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不恰当地认为每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在重要性上都是相等的。“多线论”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有中心的，处于中心地带的民族、国家或地区，从典型体现一般的角度看，它们的历史进程能够代表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争论中，曾从“单线论”延伸出一种“变异道路说”，它以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规律”补充“序列即规律论”，把符合单线发展序列的某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说成是“常规”道路，除此之外则划归到“变异”的非常规道路行列中，以“常规”与“变异”的对立统一解决“单线”与“多线”的矛盾及争执。它主张，符合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西欧历史进程是人类历史的“常规道路”，而不吻合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非西欧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是“变异”道路。“变异道路说”把“一般”理解为“常规”，把“个别”说成“变异”，以“常规”与“变异”之分将一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看成是不正常的。这在实践上低估了它们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作的贡献，在理论上则很难说是科学的。原因在于它把两个在层次、范围上都不相等的事物放在同一尺度下比较。个别相对于一般只是一种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而“变异道路说”却视为非正常与正常的关系了。我们认为，每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都有独自的特殊性，相对于自身来讲，这些特殊性都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世界的一些地区在现阶段发展得快些，就说这些地区的历史进程是符合常规的，反之则认为发展较慢的地区“变异”。快有快的必然性，慢也有慢的必然性，历史的特殊性不是变异，而是以必然性为根据的、是独特的自然环境、人口构成、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的产物。〔18〕
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区分和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超越“单线论”与“多线论”的理论分野，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新的开始。
注释：
〔1〕参阅拙文：《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探源》， 载《云南学术探索》1994年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页。
〔9 〕参阅拙文：《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式〉－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4期。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页。
〔12〕参阅拙文：《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地位与结构》，载《创造》1995年1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14〕参阅拙文：《三大形态还是四大形态？－马克思三大形态论断发展论》，载《创造》1995年5期。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95页。
〔16〕参见拙文：《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给予的启示》，载《创造》1994年4期。
〔17〕本文仅限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范围之内的争论。
〔18〕巴勒克拉夫在《当前史学的主要趋势》中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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