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贸易论文,体系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701（2006）03—0079—07
国际生产体系是指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货物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换所形成的复杂网络。随着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传统的国际生产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在传统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生产要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国家内部组织生产，即企业在国内组织生产，尔后通过国际贸易（市场），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如果完全竞争的条件能得到满足，这种国际生产体系完全有能力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合理的配置。由于现实条件是不可能满足完全竞争的理想假定，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资源全球最优配置只能是在经济学家的梦想之中。跨国公司的出现使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性出现了，跨国公司通过发挥其所有权优势（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并充分利用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国际生产体系出现了第一次变革——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方式（科层的一体化方式），部分地实现了资源全球的优化配置。
随着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不断提高，市场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方式（科层一体化的方式）所取得的收益以及通过国际贸易（市场）所取得的收益面临日益下降的威胁。在信息技术发展、国家投资政策放宽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网络治理模式和半科层化的治理模式不仅能为跨国公司赢得更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能为企业赢得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国际生产体系的第二次变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跨国公司越来越垂直非一体化，通过合同关系组织国际生产。
与国际生产体系垂直非一体化相联系的贸易结构改变，即将生产过程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并将这些阶段分布到不同的国家所形成的贸易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有一系列的文献注意到了这种发展趋势。譬如，Finger（2001）发现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据他估计，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额相当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总额的30％。Hummels、Ishii和Yi（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一种货物生产是通过不同阶段在若干个不同的国家组织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国际贸易中中间产品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他们的估算，从1970年到1990年期间，与垂直专业化相联系的出口增长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增长的1／3左右。
本文将从国际生产体系变革的国际贸易结构效应出发，从理论上探讨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国际贸易理论所提出的挑战。在第一部分中分析国际生产体系变革的国际贸易结构效应，第二部分探讨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比较优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第三部分分析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资源赋予理论的挑战。最后的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国际生产体系变革的国际贸易结构效应
给定跨国公司的运营绝对总量，跨国公司无疑成为了全球化讨论的中心。跨国公司能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并将这些阶段在许多国家进行整合，已经成为了全球化本身的一种标志。如“福特的世界汽车”在全球14个国家有它的部件生产，在9个国家有它的组装生产线，这种日益的垂直化生产方式， 是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互补关系的最好证明（传统理论认为国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的关系），因为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导致了更多的国际出口和进口。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在许多国家能准确地加以度量，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全球化时将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唯一的出发点。经济学家通常过于强调了国外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无论是从它对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程直接作用的角度，还是从它对于国际贸易明显促进作用的角度。
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过去20年间所发生的国际贸易结构的改变，特别是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无论是企业内部通过国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通过合同分包关系所形成的中间产品，我们都可以发现，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要快于最终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而这一结果的产生根源于国际生产过程的变化，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名词如“外包”、“生产过程的国际非一体化”（Feenstra,1998）、垂直专业化（Hummels等，1998）、片断化（Arndt和Kierzkowski,2001）、全球价值链（Sturgeon,2001）等加以描述，但都表述的是国际生产体系的垂直非一体化——国际生产共享。
尽管国际生产共享在国际贸易数据中没有明确地加以度量，但经济学家运用了一些技术对它的容量进行了度量，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过去10年期间，国际生产共享越来越普及，并且在工业化生产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Feenstra和Hanson（1999）通过计算美国制造业中运用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占总中间产品的比例，衡量了国际生产共享，他们发现，在1972年这一比例为7.2％，1979年为8.5％，1990年为11.2％。
Campa和Goldberg（1997）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的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制造业2位数字的进口数据，他们通过投入—产出的总数据，分析了进口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他们发现，在所有国家这一数字都呈现出单一的上涨趋势，而且所有产业中上升的速度几乎相当，这就意味着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高度依赖进口中间产品投入的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是高度依赖进口的。
Yeats（2001）详细地研究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的第7大类商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发现了生产全球化结构的巨大改变。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占总制造业出口比重的50％，在所有的贸易数据中，只有这一产业明显地区分了零件、附件和最终产品，他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这一产业中，零件和附件的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最终产品的贸易增长速度。零件和附件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从1978年的26.1％，增长到1990年的30％。自1978年到1995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的零件和附件的贸易流向从发达国家逐步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经历了进口份额的大幅度增长，显示了在这一产业中，亚洲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有3／4的电信设备零部件的亚洲进口是为了进行加工，然后再重新出口的，1996年东亚国家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口总额达到了1780亿美元。
其他的许多研究运用贸易指向的度量指标分析了生产共享的国际化，譬如Feenstra和Hanson（2001）通过运用加工贸易指标（即加工复出口的中间产品数量），发现相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加工贸易发展速度要快很多，即中美之间的国际生产共享的发展速度要快。Hummels等（1998）将垂直专业化定义为出口商品中所体现的进口量，他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这一指标增长了20％。特定产业表现出了更迅猛的增长，如中日之间的电子产业贸易，在1986年到1995年间，这一指标增长了9倍之多。
尽管这些数据只显示了部分产业的全球生产共享，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生产全球分享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得以体现。包括服装纺织业、家用电器业、轻工产品产业（如玩具）甚至是销售和金融等服务业。例如，芭比娃娃的生产外包网络的分析给出了全球生产体系是如何运营的：“芭比娃娃的原料（塑料和头发）来源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组装过程原来在日本或中国台湾进行，或者是在菲律宾，但现在其组装被转移到了更低成本的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生产过程中的模具以及装饰所使用的油漆是美国生产的，中国除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提供芭比娃娃着装的布料，当芭比娃娃从香港出口时，2美元的出口价值中，35 美分是中国劳动力的价值，65美分是原料的价值，剩余的1美元涵盖了运输成本和香港出口商的利润。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售价是10美元，其中至少有1美元是Mattel的利润盈余，剩余的部分是美国国内的运输、市场、批发和零售的利润。因此，价值增值中的大部分是美国业务所完成的，芭比娃娃在全球平均每1秒钟销售2个，单单是芭比娃娃，Mattel公司1995年的销售额高达14亿美元”（Feenstra,1998）。
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可能遇到许多限制条件，与生产全球分散相反，由于规模经济、较高的运输成本和优惠的贸易安排等因素，出现了“集群空间集中”、“集聚”等现象。如Venables（2002）所述及的那样：“垂直专业化对运输是非常敏感的，产品穿越边界很多次，微小的运输成本和贸易障碍集聚成为了巨大的效应，这就意味着贸易将在那些沟通良好和运输方便的国家集群之间发展”。
可见在运输成本较低的条件下，生产网络趋于分散，而当运输成本相对较高时，生产网络趋于集中形成集群。Venables（2002）认为，随着新技术促进“零存货”的生产过程，集群将进一步发展。除了这些技术因素限制生产的国际分享之外，企业的行为（如研究和开发、金融战略和市场销售战略等）同样对生产国际分享产生影响。
二、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比较优势理论所形成的挑战
制造业领域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不仅造成了国际贸易结构的巨大改变，同时对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的认识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贸易流向（一个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出口）是由比较优势的原理决定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相对国外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
根据定义，每个国家至少在其中的一个部门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乐观的结果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能参与国际贸易，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并将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即国际贸易将使所有的国家受益，所有的国家将保持贸易平衡，即使对那些所有部门的成本都较高的国家而言。而这种保持贸易平衡的力量就是大卫·休谟的“物价铸币流动机制”。在金本位制下，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贸易赤字，将导致黄金的流出，货币供应量随之出现下降，物价水平将出现下降，而价格水平的下降将提升该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将使该国的贸易平衡。如果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黑字，结果与上述过程相反。而今天，如果汇率能充分调整，则能发挥与金本位制相同的作用，当出现贸易赤字时，本币贬值，而出现贸易黑字时，本币升值。
然而上述命题之所以能成立，关键在于有一系列的假定条件必须满足。本文将关注三个假定前提：一是没有资本或生产投入的国际流动，二是大卫·休谟必须将比较优势转换为货币成本差异的调整过程，三是企业与国家之间存在并不统一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
（一）国际资本流动和自在投入式的生产
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中间投入品贸易量的增长表明，资本以及中间投入品的生产都流向了其利润最大化的地区，决定国际贸易流向和国际分工的因素不再是比较优势，而是某个地区的合意性。
在19世纪早期，李嘉图就明确指出了没有国际资本流动的合理性。在其著名例证中，他阐述了如果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对生产地点的影响——所有的生产要素将从英国向葡萄牙流动。随后，李嘉图断言没有资本流动的假定是合理的，“因为当每个人离开生他养他的国家，并且要调整他固有的习惯去适应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家和法律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必然油然而生，这些必然限制了资本的流动。这些感受难以遭到削弱，导致了许多有财产的个体满足于国内资本相对较低的利润率，而不是在国外为他们的资本去寻求更高的回报”。
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假定资本和生产投入不能流动，显然和我们上面所阐述的全球化趋势相矛盾。如果将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引入国际贸易理论，必然导致比较优势决定贸易结构的结论出现偏差。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一种货物只能在它具有最大利润率的地区进行生产，特别是在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区。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下，如果某个国家在所有货物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这个国家将吸引所有的国外资本，在均衡的状态下，国外所有生产和就业都为零。Caves（1982）描述了这种情形：“一般地，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比较优势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就越弱，如果美国的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要高于冰岛，在没有任何因素阻止要素流动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将集中于美国”。Jones（1980）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尽管每个国家能够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生产某种产品，但当产业追求自在要素的投入时，这种期望可能落空。一旦贸易理论家注意到这些可流动的国际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比较优势的原理和‘相对吸引力’理论同时都可以适用，并不是某个产业的技术要求相对另一个产业更加重要，而是这些自在的生产要素将寻求到一个安全、舒适和回报率高的国家落户”。
相对生产率和成本并不必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是绝对优势，而不是相对优势成为了运营的规则。Ronald Jones在一次演讲中解释说：“相对优势的概念与生产的投入被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有关，所以唯一需要做出的决策关系到这个国家内部要素投入的分布。……在一个某些要素可以流动或可贸易的世界中……相对优势理论所强调的要素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需要有绝对优势理论的斧正。……一旦允许要素在国际范围内流动，绝对优势才能正确描述国际贸易的流向——相对优势理论所解释的国际贸易流向”。
（二）价格调整过程
在21世纪，相对优势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所假定的休谟的价格调整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国际金融体制的层面看，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主要货币之间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逐步被浮动的汇率制度所替代，结果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性日益扩大；从政策的层面看，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控制的减少，各个国家放松了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减少了跨国资本流动的壁垒，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从技术的层面看，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国际金融交易的自然壁垒大幅度地削弱了，导致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大大加快。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汇率日益被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所左右，并不必然是和国际贸易等基本要素相关。汇率和贸易平衡之间的脱离，结果是长期的贸易不平衡（比较成本的差异）并不必然转换为国家之间的货币差异或价格差异。
如某个国家由于较高的劳动力标准和成本，导致了国际贸易逆差，并不必然导致中期由市场驱动的货币贬值。一旦我们接受了汇率是不可预测的，并不随着一个国家的基本面变化而变动，可以长期地偏离标准理论所确定的均衡水平（如购买力平价或者是贸易平衡），那么国际经济学所认为的古典（真实）贸易和（货币）金融之间的关系完全瓦解。由于汇率不能保证平衡的贸易，相对二战以后的早期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更大、更持久。
（三）技术差距
除国际资本流动、自在的生产投入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之外，非价格竞争（特别是新产品和过程的竞争领域）作用的上升，导致了休谟的平衡贸易机制以及比较优势的效率大大降低了。随着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技术和知识差异日益扩大，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并不能构成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市场机制失去了其唯一仲裁者的作用，它逐步让位于其他的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在培育生产率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贫穷的国家尽管其工资率很低，但这种优势往往被发达国家的高劳动生产率所抵消，比较优势模型所预测的分工结果不再有效。后来者并不必然要在那些低技术的产业中实现专业化和工业化，它们完全可以在那些高技术的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为追求利润和增长，往往需要创造和保护其相对竞争对手而言更有优势的知识，这些知识要么是通过创新、国外直接投资而获得的，要么是通过国际外包、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者是政府补贴而获得的。社会机构之间的国际差异——从创新体系和对企业利润的税收制度，到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和福利国家的政策框架等，都会影响生产率和贸易货物的非价格方面，进而影响一国特定产业部门的竞争力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一个企业的出口市场份额取决于所有这些优势的总体结构。市场份额的调整将影响收入变动，相对于基于成本变化（如汇率变动）而导致的收入变动而言，知识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国际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变动更加重要。休谟机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但这种机制作用的发挥日益被基于知识差异的生产率所导致的绝对优势所主导。由于基于知识差异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传统的价格差异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结果是贸易不平衡将更加持久。
三、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资源赋予理论形成的挑战
根据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给每个国家和全球都带来了福利盈余，尽管并不必然给每个国家的每个个体或集团带来福利盈余。标准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贸易自由化能给特定国家的“盈利者”所带来的福利增加超过了“失去者”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最终给特定的国家带来福利增加。
资源赋予论指出，即便生产要素不具备国际流动的条件，只要商品自由贸易能得到充分发展，各国同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将趋于一致，并且生产要素的绝对价格也会趋于一致。自由贸易实质上是产品流动代替了要素的流动。Stolper和Samuelson（1941）发展了资源赋予论所得出的结论，他们指出， 当贸易前后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过贸易导致了丰裕要素价格上升，稀缺要素价格下降，这就使得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增加，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下降。总之，贸易自由化将使得一个国家丰裕要素的所有者带来福利盈余。这一结论通常被称为Stolper－Samuelson定理。
关于贸易自由化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新近研究主要关注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这一模型表明，由于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丰裕，贸易自由化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上升，结果是相对低技能劳动而言，高技能劳动的工资收入出现上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反，低技能劳动的收入将相对上升。
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型假定中间产品的贸易在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相对工资影响方面与上述模型有相同的结构。Feenstra和Hanson（2001）认为，中间产品贸易所占的贸易份额越大，贸易对工资的影响越和上述模型一致。因为中间产品的贸易不仅影响进口竞争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而且影响进口投入品使用者的劳动力需求。因此：“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超过了最终消费品贸易对它们的影响”。另一个独立的但相关的研究领域是国外直接投资对工资和收入的影响，理论模型同样假定企业的资本流动将和贸易的自由化一样，改变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资本从丰裕的发达国家流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上升，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劳动报酬率下降，最终将趋于均等。
Stolper－Samuelson定理所得出的结论和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工资的不平等相一致，这就使得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再次得到关注。但在解释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收入差距方面，究竟是技术变化更加重要，还是国际贸易更加重要一直存在争论。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的工资收入不平等中，贸易的效应占到了5％到20％之间。
而在发展中国家所观察到的经验数据与Stolper－Samuelson定理所得到的结论相反。许多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工资收入的不平等。Robbins（1996）研究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菲律宾、中国台湾和乌拉圭等国家的工资收入，他发现除去劳动力的供给变化，贸易自由化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密切相关（除阿根廷在1989年到1993年之间的情况之外）。在独立国家的研究中，他发现在1984年到1990年期间，墨西哥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拉大了25％，而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智利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对那些非大学毕业者增加了56.4％。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Stolper－Samuelson定理所得到的结论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相一致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技能增强型贸易”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低技能密集型部门中的日益专业化导致这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结果是在高技术的进口投入中，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能投入。但技能增强型贸易的概念只是一种事后的合理性解释，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
在过去的30年间，除了技术的变化之外，全球化、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同时发生了。许多经济学家怀疑技能偏向型技术的重要性，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这种趋势也相当明显。问题的关键是在工厂计算机化之前，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就已经发生了。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国外直接投资，由于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补性，而这两方面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许多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工资支出超过市场水平，从喀麦隆的8％到委内瑞拉的29％不等。在每一项研究中都发现，对高技能工人所支付的工资都要高于对低技能劳动所支付的工资，这可能和国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有关。如Slaughter（2002）发现， 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更偏向于高技能的劳动力。
Feenstra和Hanson（1997）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不平等中，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外包所引起的，而不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通过研究墨西哥的区域数据，他们发现，在国外直接投资集中的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一半以上与国外外包相关。因此，随着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无论是在高技能丰裕的区域，还是在低技能丰裕的地区，技能越来越密集。Feenstra和Hanson（2001）通过对美国、日本、香港和墨西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国外外包和高技能工人工资的增长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高度相关。
市场结构的内生性不对称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外部性的外包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性压力，至少通过两条渠道影响了工资收入。一是产品价格影响要素价格的新古典渠道，由于供应商被迫降低它们的价格，它们就降低了工资。二是对供应商及其国家的竞争性压力导致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管制，进而迫使工人接受工资下降的制度渠道。相对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低技能劳动力处于弱势的谈判地位是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市场结构的内生性不对称并不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不平等，但市场结构的内生不对称性的确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而不是像传统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要素价格将趋于均等。
四、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国际生产体系的变革导致了生产要素的国际配置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国际生产体系是建立在国家内部组织生产，通过国际交换形成国际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因而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赋予理论解释传统国际生产体系下的国际贸易，形成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新的国际生产体系，使国际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日益让位于跨国公司的垂直非一体化的生产组织模式，其典型特征是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可以流动。这样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必然受到严峻的挑战。
本文从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出发，认为国际生产体系的变革已经改变了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条件的改变，必然影响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由于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比较优势将不再是国际贸易出现的原因，绝对优势将取代之。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物价铸币流动机制”不能成立，结果是比较优势将难以发挥作用。由于基于知识差异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传统的价格差异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结果是各个国家难以以比较优势作为进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资源赋予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将使国际范围内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特别是各国丰裕生产要素的价格将上升，使各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将增加。然而由于国际生产体系的变革，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越拉越大，而不是像资源赋予论所预言的那样趋于均等。
本文指出了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提出的挑战，在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方向应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入手，从国际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方向出发，系统地研究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过程及结果，从中把握国际生产体系变革的方向，进而形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
【收稿日期】2006—01—15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二期）的资助，项目编号：P1601。
标签：比较优势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价格发现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直接投资论文; 优势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