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183;杜威的新闻尝试与历史价值：基于《思想新闻》的文献考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新闻论文,文献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892年4月的一天，在美国密歇根市的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份公报：“4月22日左右，本市报界将推出一份新的报纸，即由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约翰·杜威（以下简称杜威）主办的《思想新闻》（Thought News）。4月22日将见证新闻与教育领域的新思想首次以销售出版的形式面世。”[1]然而，这份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还未出版，杜威就匆忙退出，继而刊物夭折。而今，在许多关于杜威的文献中我们能偶尔发现一两句关于杜威筹办《思想新闻》的介绍，而对于《思想新闻》背后的推动者及其理想与实践所反映出的传播思想，则如一粒微尘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较少有人探讨，本文拟沿着《杜威全集：早期作品》、《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与《杜威与美国民主》三部著作及其它散落的文献中寻找《思想新闻》背后的心路历程与思想启迪。 一、《思想新闻》：源起 （一）杜威与福特的历史性际遇 提到《思想新闻》，杜威的贡献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思想新闻》的提出与推动还与另外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却鲜为人知，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报人与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福特（以下简称福特）。 福特在遇见杜威之前，当过报纸主编，也热衷于社会活动，信奉社会主义，和美国当时的很多知名人物（如霍姆斯大法官）相识。作为报人，福特“曾详细报道过变幻莫测的股票市场以及新闻对股票的影响，他认为股票价格是舆论的反映，而舆论是新闻造成的，由此可以推论，只要报道的较为适当，就可使公众舆论对时事做出反映，其准确程度不下于股票市场。”[2]但是福特的志向远不在于通过办报来观测股票，而是通过办报影响公众舆论，最终影响基于公众舆论所统治的社会进程。而要达到这个理想，福特希望自己所办的报纸“不同于只是对事实进行零星的报道，而能够深入分析社会潮流，从而使事实具有真正的意义”[3]。1888年之后，福特开始在美国的大学寻找办报的合作者，在密歇根大学，福特在苦苦寻觅中终于与杜威相遇。而19世纪末的杜威，不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院哲学，受到孔德的影响，对社会科学充满兴趣，他“渴望走出课堂，传播自己的民主观念”[4]，在杜威看来，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是一个兜售思想的商人，他拥有的知识不能是“一个永不触碰的收藏品，而应尽一切可能去利用它”[5]。就社会名望而言，杜威是当时美国乃至世界级的知名学者，而福特被认为是“古怪”的报人，但是在两人筹办的新报纸——《思想新闻》的理想中，两个人找到了共鸣，那就是期望通过一份报纸来改造社会。1891年，福特成功地说服杜威担任《思想新闻》的社长，而出于宗教和道德的义务，杜威决定承接这个艰巨的项目[6]。 （二）社会福音运动与公共社会学者 从宏观来看，福特与杜威的实践也是当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缩影，19世纪80年代，美国正处于城市迅速发展的“镀金”时代，“1870年至1920年之间，美国的城市人口从9.9百万跃升至54.3百万。而同一时期，美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从15座飞跃至68座，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量从2座上升至12座”[7]。城市的发展在把人们带入繁华的景观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贫困、犯罪、种族冲突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了以推动社会改良与进步，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为目的的“社会福音”运动，一些神职人员、知识分子直面现代社会中的城市症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改革的实践之中。这一时期，杜威的有机民主思想正处于日渐成形与完善的阶段，“杜威把信息发布（publicity），即信息的公开传播，而不秘密地局限于少数人，看成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福音。”[8]19世纪末，芝加哥大学建立之后，标签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之下的学者杜威、库利、帕克、米德、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都“有深度介入公共生活的趣味”[9]，并积极扮演公共社会学者和公共传播学者的角色，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解释并推动当下社会事件的发展。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城市化之后的芝加哥市街头的黑帮、舞女以及移民到美国的波兰农民；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研究了移民报刊对移民融入城市共同体的作用；福特创办《思想新闻》的想法也直接影响到帕克和米德，两人都为《思想新闻》的创办贡献过力量。 二、《思想新闻》：理想 （一）解释社会有机体与建构共同体 1892年3月和4月，福特在密歇根市两次发布公告，为《思想新闻》的发行做宣传。在4月份的一次宣传中，福特声称“《思想新闻》报道的内容只有一项，其所发布的消息只有一条——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存在。”而且声称“若要理解社会机体论，就有必要目睹社会机体的运作——有必要对其加以报道，即对其运行方式进行报道。这就是《思想新闻》的宗旨”。[10]杜威对福特4月份所发的宣传公告并不知情，但是被福特当做办报宗旨的社会有机论以及为实现社会有机而利用媒介塑造共同体的理想却一直是杜威的旨趣所在。 19世纪末，伴随着城市社会的崛起和大众传媒的勃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及人的社会性的社会有机理论逐渐取代了把人看做是原子状、孤立无援的分散的社会理论，社会的协作方式也由以相同和相似为基础的有机团结过渡到以分工和异质为基础的有机团结。但是由乡村社会转入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接近了，而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却疏远了，最终形成了大都市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和“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边缘”[11]的边际人。社会如何存在？有机社会的融合如何成为可能？成为当时社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杜威看来，维系一个有机社会，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经验、共同意志的庞大的共同体。 杜威把达成这种“共同体”的动力寄望于传播，和当时的许多学者一样，杜威也感觉到了大众传播勃兴之时带来的“皮下注射”般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认为，大众传播能够实现公众的有机结合，塑造共同的信念，并最终形成有机的社会。杜威有段话被广泛引用，“社会不只是经由传输，经由传播而存在，我们还可以很公正地说，社会存在于传输、存在于传播。共同、社区与传播这些字眼的连结不只是词语上的。人之所以可以说是住在同一社区之内，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东西，人们有了共同之处，正是因为传播的存在。”[12]在这里，杜威区分了传播的两种观念：传递观和仪式观，而且他更加强调传播所带来的仪式共享，但是在这方面，杜威过分注重了技术而忽视了普通民主的能动性。詹姆斯·凯瑞评价道：杜威“过高地估计了科学信息与传播技术，把他们奉为解决社会问题之良方与社会纽带之所在。”[13] 尽管有些技术至上的倾向，但是杜威关注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塑造社会的共同经验以及城市共同体的想法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的许多观念都从封建社会的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渡[14]，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向“社会”概念的改变就体现了这样一个趋势，而且对大众媒介如何塑造共同体的追问也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一个传统，其后的帕克、米德等学者都关注过这个课题。 按照滕尼斯的理解，共同体的生活是“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15]，是一个亲密、温暖而美好的字眼。共同体由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进而发展为精神共同体。那么在杜威的视域中，理想的共同体又是什么状态呢？杜威把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看作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只有个体认识到他与家庭在利益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家庭生活才是符合家庭理念的。”[16]据此，杜威想在工业社会之后的城市中重现这种共同体的形态，让社会如乡村共同体和家庭共同体一样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城市社会中，杜威认为，人们要想建立共同体，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信仰、渴望与知识——一种对社会的共同的了解”[17]而这种理想也对大众传媒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到这种目标，不仅仅要改革大众传媒的内容，使其更具公共性，更要改革传播机制，让公众平等的获取信息，这也是杜威参与《思想新闻》的动因之一。 在《思想新闻》的理想中，杜威期望通过提供有价值、有营养的公共信息来改变大众报刊初期“黄色新闻”泛滥的局面，弥补大众报刊一味地迎合大众口味的不足，切实地使大众传媒成为社会价值的塑造者、公共领域的引导者和社会责任的守护者。 （二）建立情报信托与情报法则 《思想新闻》的理想与实践还和福特与杜威建立情报信托和情报法则的理想有关，情报信托与情报法则是更为宏观的传播原则和传播思想，对于福特来说，《思想新闻》的实践是其情报信托的一部分[18]。在福特的视域中，情报并非单纯的信息，而是“真理与商业合而为一”[19]，这样情报就具有了客观性和公共性，建立一套关于情报的生产和发布系统将有利于共同体理想。 情报信托要解决的是谁来生产和发布信息的问题，“福特相信，美国社会正义的关键在于对知识生产和知识分配的彻底重组”[20]，而一个由“知识分子和记者所组成”的“智力托拉斯”能够建立一个促进情报（传播内容）均衡分配的情报信托，这个情报信托能够为公众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并且能够启蒙公众去分辨理解有价值的信息，从而解放自己。 而情报法则解决的是如何分配与传递信息的问题，在信息相同的情况下，公众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机会是不同的。杜威的有机民主论强调公众的参与，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平等的财富分配与平等的知识与信息分配同样重要。杜威认为，“普遍的知识分配方式太缺乏民主性，固有的阶级利益的重负引发了导致趋同异化的劳动分工”，而“由于智力分配的机构被阶级利益所控制……民主仍未经检验”[21]。《思想新闻》的设想也是在尝试一种知识的分配方式，既由公共的知识分子和记者告诉人们真正有用的（从知识分子阶层角度）、值得关注的事实。因此，情报信托与情报法则不仅关心传播的内容，也关心传播内容的生产与分配的方式，以及传播本身在“传递”信息之外的仪式作用。 据此，情报信托与情报法则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建立一种传播的专业主义，这一点和新闻的专业主义与客观性的实践非常相似，尽管不能等同于强调客观性，但是福特和杜威希望这份报纸能够坚持报道事实，让报纸履行传达思想和公共议程的职能。在《思想新闻》发行之前的宣传文稿中这样写道：“这份报纸不会效法过去把思想乔装打扮，而是将报道纯粹的思想；这份报刊不会报道事实中的细枝末节，而将以事实为重点；这份报刊不会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哲学作为解释思想活动的工具……”[22]；其二是通过精英阶层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与民主素养的教育。杜威虽然反对单纯的以数量来衡量民主，但是他重视公民在民主中的作用，而且对在巨型社会中塑造巨型的共同体充满信心，这一点和李普曼相反，李普曼认为公众仅是一个幻影，他们缺乏资源，缺乏能力，无法应对日渐复杂的公共事务。公众仅仅是公共事务的旁观者，“只有对相当规模和复杂性进行深入调查的代理人才能够了解局部事件”[23]，也只有这些代理人才能更好的行使公共职能，在对公众的这种假设之下，“一个巨型社会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的巨型民主共同体。”[24]而杜威认为，建立一个情报信托和情报法则机制，并对公众进行教育，是可以形成一个巨型的共同体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演变过程中，杜威所在的阶段往往被定位于保护主义的阶段，但是从杜威这些观点可以表明，他对公众媒介素养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保护主义，走向公民教育的阶段，这是一种给公众“提供实现其目的和手段的积极的自由[26]。福特与杜威的实践也清晰的表明，二者所认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主体是精英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是劳心者对劳力者所做的媒介素养教育，在这一点上，杜威是有着精英情结的。 三、《思想新闻》：夭折 与宏大理想相悖的是，《思想新闻》还未经发行，其夸张的宣传公报就受到了来自业界的批评，这些批评让杜威始料未及，在各方面的质疑与压力下，杜威心灰意冷，匆忙退出了《思想新闻》的计划。福特其后虽然对建立情报信托和情报系统一直充满热情，却再也没能找到另外一个“思想商人”去延续自己的理想，《思想新闻》就此夭折。 对于《思想新闻》的夭折，杜威与福特各有其说法，杜威认为《思想新闻》的方案失败是在于福特提出的情报信托体系“无所不包”，而“我们根本没有手段，也没有时间来付诸执行”[26]；其次，杜威认为，《思想新闻》的想法太过超前，而当时能够实践这种想法的社会条件却不够成熟。而福特兄弟则认为，杜威因为担心《思想新闻》中的激进报道会影响其教职，因而退出了《思想新闻》。 以当下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份发行刊物的《思想新闻》在新闻信息的把关原则、信息的生产方式、刊物的经营以及报刊所处的社会生态等环节上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思想新闻》是思想与新闻的结合，对于杜威来讲，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在宣传材料中，福特写到：“在《思想新闻》中，记者对事实给予科学的报道，熟悉理论的学生将成为记者。这样就永远弥补了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差距”[27]，而同时代的很多报纸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其次，在很多人眼里，以杜威一己之力报道无所不包的社会思想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务，而且，这种只有杜威才能充当报道思想的救世主的宣传论调既容易树敌，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感。在《思想新闻》的宣传材料在密歇根街头传递时，当地的报界，特别是《底特律邮报》毫不客气的讽刺了这份公告。 尽管杜威注意到了大众传播背后经济与政治的权力控制，但是他没有寻找到更好的支持报纸发行的模式。《思想新闻》的实践缺乏对经营和创收的考虑，一份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大致有两个思路，要么依赖政党获得资金支持，要么独立面向市场实现赢利。而福特和杜威已精英的视角设计报纸的内容，忽略了受众多元化的需求，而且这种以“报道纯粹的思想”为目的的杂志难免会有说教的色彩。而对于面临的困难，杜威与福特并未设计好完整的发行与创收模式。 《思想新闻》夭折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能够产生足够推动力的社会生态环境。如诺瓦克所认为的那样，《思想新闻》“缺乏强有力的变迁主体”而且其理想只是接受“当下社会的主导力量与结构”[28]，因此《思想新闻》的实践仅仅是有良知的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基于理想的一种尝试，缺乏来自经济与政治的动力，也缺乏来自公众的支持与响应。而杜威所理想的知识分子把社会现实解释给普通公众的做法也难免落入“劳心”者对于“劳力”者进行规训的窠臼。 四、《思想新闻》：启迪 尽管福特与杜威筹划的《思想新闻》没有成功，但是这是一次社会活动家与知识分子共同推动社会改革的一次尝试，是一次充满责任心和想象力的尝试。这次尝试对于杜威的教育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筹划《思想新闻》过程中所产生的理想将永远成为杜威思想中的重要因素。”[29]在杜威哲学思想的演进体系中，杜威延续了在《思想新闻》计划中所形成的观点，“交流的观念将成为他后来哲学的一个主要概念。他继续呼吁报纸与最新的社会科学联合，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创造民主社群的关键，因为这样的社群需要有组织起来的，善于表达的公众。”[30]而在当下，在《思想新闻》的理想与实践中所形成的这些观点依然能对我们反思传媒的公共性、传媒与民主社会的关系以及探索实现信息平等和获取信息的机会均等等方面带来启迪。 《思想新闻》的尝试直指传媒公共性的应然层面，按照文森特·莫斯可的解释，公共性是“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化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31]，公共性理想对传媒的社会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众传媒不仅要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信息，还要创造条件保证这种公共信息能够平等地传播给公众。杜威发现了大众传媒背后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传媒公共性的影响，为了保证传媒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公共信息，他把公共性的理想寄望于有良知和社会伦理的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与李普曼不同的是，杜威认为这些专家的责任在于“向公众提供更全面和更准确的信息”和“把专业的抽象的知识用普通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给他们”[32]，然后由公众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在信息分配与共享的层面，《思想新闻》的理想与实践暗含了一种信念：即对大众进行启蒙，使大众成为称职的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公众。这种信念为公众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自由。 而在当下，我国的传媒公共性理想也受到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和市场化娱乐导向的影响，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成为建构公共性的关键因素。杜威提到的解决方案过于理想，但毕竟开辟了思考传媒公共性的一种进路，他的失败是范式转变过程中的“试错”与“证伪”，正是这些伟大的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伴随着网络社会勃兴与市民社会的崛起，民众的主体意识觉醒，自我表达的意愿日渐活跃，微博等社会化媒介平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活跃的舆论场。而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网络世界里，更需要知识分子从专业的角度提供对当下历史进程的解读，推动协商民主的进程，培养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公众。同时，也要关注信息生产与分配体系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关注信息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失语者，把信息的分配提升至资本分配同样的高度，这样，我们日渐壮大的社会才会逐渐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大共同体。 杜威是一个现实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如许多充满浪漫色彩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媒介应然层面的追求多于对实然层面的理解，对思想的痴迷多于对实践的尝试。也许这种精神气质注定了公共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与尴尬，但他所提出的理想依然如人类社会的指路明灯，引导人们思考理想社会的应然所在。杜威及其同时代公共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辈学人，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付诸社会革新和进步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