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陈 静，田 甜（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迄今为止，社会资本已经深刻的嵌入到经济行为、政治领域以及人们社会交往当中，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追溯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社会学的起源，探究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分类，阐述了社会资本量化为具体的指标与维度，进一步探析社会资本机理，为社会资本在未来实践中提出相关建议与意见。
关键词：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声望
一、引言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开始不约而同的关注一个概念：社会资本。从社会学家布迪厄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个名词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诠释自己学科社会现象。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它的内涵、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与运用，但由于社会资本其本身内容的复杂性，所以众多的学者对它的定义、内涵、存量的测度方式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来探讨社会资本内涵、功能以及测量方法，并阐述近些年社会资本运用方向以及发展趋势。
社会资本是除人力资本、物资资本以外的第三大资本。目前众多的学者根据自己研究方向和目的的不同，将其运用与自己的各个领域，运用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众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用来诠释公共产品合作供给，农户参与选举，职业流动等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在现实当中取得一定的成效。由于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大概念，其内涵、测量方式、功能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没有明确统一的看法，但各位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并不相互排斥。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结构、功能作用、测量方式、运用范围等进行描述分析，试图为社会资本研究构建一个清晰明了的理论逻辑框架[1]。
二、社会资本的界定与内涵
社会资本概念是19世纪中叶学术界资本概念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影响的产物。西方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同时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纳入研究领域中，从而系统的统称“社会资本”，最早期社会学家代表是由皮埃尔·布迪厄、科曼尔等，此后掀起了学术界对该名称的热潮，作为一种理论的范式，那么在目前对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想要了解这个范式，把握社会资本的概念，厘清社会资本的内涵是重点。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随笔”一文系统的提出“社会资本”，他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获取的数量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个体所占有的关系网络规模大小；二是个体在密切联系的其他个体中所获得的资源总和，布迪厄更多的是从文化资本观探讨来研究个体行为关系，为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那么，社会资本最早的含义是由LydaHanifan（1916）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代表着个人或家庭互动的资产，这些资产包括社会单元的群体和家庭中的善意、同胞感、同情心和社会交往关系等等，社会资本是人际交往中自然而然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相互运用能够获得市场所需的技能与特质，给个人与家庭带来收益的一种资源。最先将社会资本引入经济学的是美国学者Loury（1977），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促进或帮助获得市场中有价值的技能或特点的人之间自然产生的社会关系”。[2]随着各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形成了各自不统一的见解，也正因为学者们不同的观点，将“社会资本”的内涵更加扩大化，用于解释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现象和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理论的范式，其内涵大同小异，社会资本内涵本质主要概括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规则论等：
（1）一次泵定流量/二次泵变流量模式。一级泵设于冷水机与集水器间，承担冷源侧水力损失，在用户端独立配备二级泵，承担用户侧水力损失。冷源侧和用户侧之间设平衡管，当用户侧的总流量低于冷源侧的总流量时，冷源侧多余流量利用平衡管调节，保证冷水机组蒸发器水量恒定。
（一）社会网络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网络分析，网络分析对社会资本内涵的解释有较大启示。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内嵌入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规模和数量。关于社会网络论起源，最早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基于社会本质假设不同分为整体学派和个体学派，因此社会网络论主要围绕个体与集体网络两个方面来理解。最初社会资本的研究以个人层面社会网络为主。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他认为是指：个体具有与某种特定持久性网络的所有现实存在或者是虚拟资源的总和，同时他也提出个体所拥有社会网络的规模与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利益的大小。此外Burt（1980）在研究结构洞理论时，更多的关注个人的联系特征，他认为个人所拥有的个人网络的联系人之间并不存在联系，那么在这个社会网络模式里，其占有结构洞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带来的利益分为三种，包括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对资源和绩效的控制力、把握机会的能力。Granovetter（1973）也强调社会圈子的大小决定了他给个体带来异质性、独特的信息和资源多少。当然关于社会网络更多的学者研究集体或者群体社会网络结构。以Durkheim为代表的整体学派把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他认为个体成为团体后，其行为与思想是与原先独立于团体社会之外的模式是不一样，参与到团体会考虑其规范与道德价值观，成为团体后获得利益大于个体社会网络。[3]詹姆斯·科尔曼（1988）从较为全面的理性角度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本质，他在《在作为人力资源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中指出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社会资本是不同个体都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特质，这些不同的社会结构特质在群体或者集体中组成一个大资源，这些大资源有利于集体利益和个体行为；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且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社会网络论更多的偏向于社会成员个体以及集体所构成的网络关系，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给社会成员提供可利用的隐性资源。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这也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诠释社会资本的内涵：社会资本指社会各成员之间通过交往所形成的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包括家庭、社区、社团、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关系网络，网络成员可以相互的从其中获得一定的资源[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资本，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学学者更多的偏向于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短缺资源，并没有从集体合作的大范围利益进行考虑。
（2）帮助中职学生形成学习策略。 由于“翻转课堂”的教学中，学生占据主体地位，大部分学生任务靠学生自己完成。因此，学生的学习策略直接影响着学习效率与效果，教师应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
（二）社会规范论
学者们对社会规范论的阐述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规则、信任、制度。一是规则与有效惩罚。美国社会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群体之间共同达成的一种社会非正式的规则和价值观，他提出社会成员之间在这种非正式的规则和价值观下，可以达成相互信任从而达成合作，与此同时这种规范和价值观能够提高社会集体的效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主要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社会规则总体来说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社会群体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制定或者默认内在规则与惩罚机制从而达成集体共赢；目前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到来，我国社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性也加大，社会成员之间在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时更偏向于“匿名”化，要想提高一个集体的效益，社会成员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共同遵守制度参与、营造声望以外，社会规范也是必不可少。通过社会规则，制定共同的奋斗目标从而达到集体利益最大化。
二是信任。社会学家Nan Lin（2001）基于社会交易理论提出“社会信用”，同时强调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认可有助于个体行动者获得社会地位。此后社会学学者开始对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一些学者通过社会信任论来解释社会资本内涵与本质，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的结果。最典型的是罗伯特·D·普特南（Putnum）（1993）在《传统》著作中指出社会资本范式进一步扩展政治学与经济学。他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效绩时引入“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指出社会组织的特征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一系列特征构成，如信任、网络、规则等，它们有利于集体达成一致意愿，从而提供政府的工作效率。他着重强调在民主治理中，政府应该加强公民之间的信任感，能够推动合作行为，从而提高行政效率[5]；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也是“社会信任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信任》一书中提到趋同性的与规范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并强调社会信任有助于个体或者群体之间的合作。总而言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网络关系中各成员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能够促成合作，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效率。
三是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奥斯特罗姆（Ostrom）提出“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指出在集体行动中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殊性，一些集体行为者在没有承担成本的同时，可以获取集体所带来的利润，从而产生“搭便车”的行为，要解决这些“搭便车”的行为，有效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否则集体行动的利益将不会达到最大化，他强调理性的合作规范有利于避免“公共物悲剧”的发生。
（三）社会参与论
首先，具为令。史料载：元年三月，养老“具为令”(《汉书·文帝纪》)。师古曰“使其备为条制”。[4]114从师古对具为令的解释可以看出，汉代，皇帝想把自己的某个敕令上升为法律，必须通过“具为令”的程序，“使其备为条制”。也就是说，必须获准立法，列入立法计划后，方能开始立法。如果没有具为令的程序，养老只是一项普通的行政命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可见，在汉代，皇帝的敕令要想上升为法律，首先得获准立法，就象我们今天只有某个立法方案获得批准，列入立法计划，才能正式立法一样。汉代，皇帝的某项敕令要想上升为法律，也要先获得批准，进入立法程序，方能正式开始立法。
（四）社会权威论
上述阐述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分类，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掀起学术界对它研究，不仅仅是它博大精深的内涵，还在与它包罗万象的实践测量方式，目前社会资本测量运用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点阐述社会资本与政治选举参与、企业、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运用测度。
三、社会资本类型的分类
社会资本的分类方法目前集中两类。第一类是依据主体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第二类是基于众多经济学、社会学等学术集大成者对社会资本内涵定位，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5]，这种分类也有其他说法，如理性社会资本与结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与结构社会资本，其阐述大同小异，本文定义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
（一）基于主体层次分类
按照主体层次分为三类微、中、宏观，顾名思义微观主要是基于个人层次，如个人所涉及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信任关系等人脉关系，也包括个人所拥有的学历、公司层次以及社会声望等。中观层次主要是指公司企业，社会组织，城乡社会资本等等；宏观层次涉及到国家制度、国家关系以及国际组织。基于不同的层次，研究者根据自己需求，明确定位，选择对应的指标与维度进行研究。如基于社会资本探析农村公共产品合作影响因素，基于微观层次以农户社会资本和中观农村社会资本为维度，确定社会网路、社会信任等指标进行研究。因此按照主体能够为研究者明确方向，也称所有者分类方法。
社会资本最微观的角度，强调社会资本嵌入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网络中，它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利用社会资本来满足自身物质与精神需求。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既包括个体自身拥有的知识、学历、能力、信息等，也包括个体处于社会的关系网络、交往程度、个体声望等。上述也体现了布迪厄两种论点说，即个体社会资本是个体资本与社会网络关系的结合。
社会资本研究从19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其内涵、特征、分类以及社会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其相关实践内容也不断深入，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成为一种衡量经济社会现象的工具。但目前社会资本研究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蓄水期间加强大坝安全监测，重点关注大坝渗流和绕坝渗流监测，做好监测资料分析整理。尽快建立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2.集体社会资本
集体社会资本是在建立在个体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关系上，所谓集体包含家庭、村集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具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政治目的和共同的社会利益。集体社会资本就是个体通过参与，包含社会资本元素嵌入的资源。科尔曼基于个体社会资本进一步强调个体都有自己某方面的社会结构特征，拥有的这些结构特征的个体共同组成大集体，这种集体资源能够促进共同目标。集体社会资本包括个体资源特征的方方面面，更包含集体的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与制度等。
3.区域社会资本
区域社会资本更加强调历史存在的认同感，总体而言包含个体与集体社会资本部分。在个体与集体社会资本差不多的情况下，区域社会资本的认同感越强，其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如研究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合作供给问题，在对个体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同时，我们也会提及到“乡土嵌入”“熟人社会”，即基于地缘、血缘、姻缘关系而存在的小型农村区域，农户之间通过长期交往、熟人网络、互助互惠等逐渐形成的农户社会资本存量，成为农户合作供给公共产品的重要资源。因此三者基于主体层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区域社会资本强调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基于社会资本内涵分类
基于社会资本内涵分类，Uphoff（1996）、Krishna（2002）基于二维分类法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也有许多学者基于此分为“心理社会资本”或“关系社会资本”与“结构社会资本”，Granovetter（1990）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但大多数学者基于二位分类法，即“认知型”是指意识形态、人与人潜移默化的关系、信凝聚力、价值观、声誉、等抽象无形却又真实的发挥作用的部分；而“结构型”则是指另一部分切身存在的有形部分，包括制度、责任、网络关系宽度、规范等要素的集合。这些维度嵌与双方活动中，因此，该分类方法基于“嵌入”观点，称社会资本内涵分类方法，也成为维度分类法。
当然，还有其他的众多分类，比如以社会资本核心要素分类、社会资本维度分类法等等。目前以上两种分类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管哪一种分类方法，都强调了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要素。
四、社会资本测量
社会权威说也就是所说的“社会声望说”，该理论集大成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1990年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指出：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存在于惹急关系结构中，是人们自己一部分权利转让给他人。他强调社会资本同大量的物资与人力资本一样，具有再生性与创造性，是掌握社会资本资源越多谁的控制权利就越大，达成的目标可能性越大，这就是网络的权威者与发言人。因此说社会资本的内涵也是权威论，当然权威关系说不能等同于社会声望，还是有一定本质区别。权威说是西方对社会资内涵部分评论，社会声望偏于中国学术界，它们大同小异，侧重点有不同，权威强调能力者居之，声望不仅仅强调能力还更强调道德品质高尚者。
（一）政治中社会资本测度
公共产品合作供给测量一般根据社会资本主体分类法进行研究，以区域社会资本为导向，划分为城镇与农村公共产品合作供给[10]。以农村公共产品合作供给为例，朱玉春（2015）分析在村域社会视角下，农户通过对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维度进行测度，探究进行合作能够有效的提高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崔宝玉、张忠根（2009）基于627户调查，选定农户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周围村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3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得出社会资本对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很大。王晰（2014）于农户社会资本视角，农户社会资本如何对合作供给产生影响，重点通过岁社会资本的测度回答了“合作发起、成本分担和合作效率”问题。刘春霞（2016）基于个体、集体、区域视角将社会资本分为农户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与村域社会资本，通过调查文具，对社会资本指标维度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得出社会资本各个方面对农村环保公共产品合作供给有着积极影响[11]。因此，公共产品测量方法主要是确定区域目标，选定指标与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等），通过对其信度与效度检验，基于因子分析法，探究社会资本对公共产品的影响机理[12]。农村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如下：
（二）企业社会资本测度
企业社会资本测度基于普特南、张林与贺琛等学者对企业社会资本定义，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资本测度各方各面[8]。唐方成、申子雯（2012）基于对社会资本（社会结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等维度）评价指标进行测度，阐述社会资本对公司业绩的嵌入效应。严子淳、薛有志基于2010—2012年制造业主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社会资本测度探究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邹思明（2015）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中心指标测度，探究社会资本嵌入对企业技术标椎化能力的影响。王涛（2016）通过选取2010—2014年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以资源获取能力为中介，探究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资本测度运用与企业方方面面，除了上述研究还包括建立结构性模型，对社会资本测度与企业责任、历史业绩、会计与财务、知识创造等挂钩，得出相应的研究成果。[9]不管社会资本对企业哪个方面产生影响，目前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很重要，下面是从主体分类角度建立指标，也有从社会资本维度出发，设立情感社会资本与结构社会资本维度。
图1：企业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
（三）公共产品合作供给测度
社会资本也运用与政治生活中，易小香（2010）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团体参与三个方面，设定11个变量对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进行回归，得出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6]。马得应（2013）基于中国20个乡镇的比较，通过社会资本测度，将社会资本因子化，从而探究乡村政治效能与社会资本关系。陶强（2015）基于CGSS2010的数据，选定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指标，通过对指标的测量，得出农村参与选举离不开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运用与政治更多的基于参与选举以及政治效能两个方面做论述，少数部分学者也研究社会资本与近期政策实施的影响研究，其测量方式也较为简单，但也是创新了研究政治部分的内容与方式[7]。
LC-20A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JPCT0328超声波提取器（武汉嘉鹏电子有限公司）；JA203H电子天平（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葛根（成都仁济宏药业有限公司，批号：171101）；玉竹（成都仁济宏药业有限公司，批号：170401）；葛根素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110752-200912，含量96.0%）；甲醇（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批号：20170101）。
图2：农村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
除了上述社会资本测度运用内容以外，社会资本测度还运用与农民工职业探究、公共危机领域、大学生就业问题、PPP模式的推动等方面，涉及内容广泛原因是社会资本本身内涵丰富，其贴切生活，经过不断完善发展，其测量指标维度也自成体系，对研究政治问题，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发挥最大的技术作用，成为各学术界研究的有效手段与方法。
社会参与本质上能够体现社会资本的内涵，任何政治、经济、社会的活动在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的是 “参与”，社会参与中嵌入社会资本的理念，同时社会资本也离不开参与的互动。总体来说二者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相成。美国社会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Burts）在2000年提出：社会资本的本质就是社会参与，基于社会参与从而达到互信、规范、合作的目标。当然社会资本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实践、评估与测量，也更多在与社会资本最终的目的是合作达成最终结果。社会资本内涵强调参与，总来说更讲求“效率”。波茨提出“互惠预期”，强调社会资本嵌入，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参与的一种共享“资源”，因而被称为“社会参与论”，通过社会资本嵌入，群体成员获得参与资格，融入群体与组织，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达成最终社会目标。同时他也强调“理性的嵌入”与“结构的嵌入”，社会资本是嵌入结构，实际就是一种参与过程，“理性嵌入”更加强调双方互惠的预期结果；“结构理性”则强调随着预期结果的增加，从“强行推行各种制度与规范”来理性的达到预期结果。这就是社会参与论，社会资本的内涵就是社会参与。
五、研究困境与未来展望
1.个体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定义继续完善补充
社会资本研究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定义丰富且博大精深，尽管国社皮埃尔·布迪厄、科曼尔、林南等对社会资本定义作出界定，但大多定义有各自看法，没有共同认同的定义。在国内，社会资本定义大多数是引进国外概念，没有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定义，因此明确内涵，适合本土定义有待于继续挖掘与探讨。
（二）测量方式有待创新
社会资本在国内外运用探究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社会问题其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测量方法上限于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法等，创新方法不够，分析问题角度过于单一。在测量指标与维度上，基于假设较多，概括方面不全面，基本只涉及研究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维度与指标，不能真实确定事务存在的关系与联系，难以从整体、全面的角度看待内在本质，因此如何科学创新测量方式以及合理测量社会资本存量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社会资本指标数据难以收集
社会资本指标数据难以收集，既包括上述内涵不明确、测量方法单一，还包括横向指标难以确定，可操作层过于不全面；纵向社会资本测量动态化过程，数据难以把握，也难以掌控内在维度与问题的实质性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创设的主体是学生，而他们又是具有生命体的个体。因此，教师在创设过程中，要“以人为本”，旨在构建一个轻松愉悦、和谐共生的课堂环境，而课堂教学的最终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学习者的学习潜力和热情，促成其成长。但同时学生也是动态的，创设过程中要注意有一定的延展性，对于突发事件等不确定因素能够制定出相应的应急措施。
嗅嗅在现实中的原型是澳洲针鼹和鸭嘴兽。针鼹又被称为“食蚁兽”，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它看起来有点像刺猬，皮毛上有坚硬的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它常常把自己蜷缩成一个球并藏匿在洞穴里。雌性的针鼹在繁殖期中，腹部表面的皮肤会凹折成一个口袋，装着针鼹宝宝的卵壳。
当地农民购肥积极性很低，主要因为农民种粮不挣钱，施肥量较往年减少了25%左右，再加上当地假冒伪劣肥料扰乱市场，正规经销商的日子十分难过。复合肥方面，当前出厂报价较秋季备肥期上涨了100元/吨左右。对于冬储，李晓阳表示，今年冬储的意义不大，一是因为后期价格涨跌不好预测，二是因为明年开春小麦追肥用量不大，所以今年不计划冬储。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1）基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明确社会资本含义要立足与我们国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广思集益明确宏观定义。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资本”源于国外社会学，其“社会资本结构嵌入”源于新经济学，中国对其研究较晚，十分不成熟，由于社会本没有明确的定义与框架，如果不能因地制宜，符合本国特色的政治行为、经济活动、社会问题，所研究的问题，探究的现实可能缺乏说服力[13]；（2）建立较为全面的测量系统。社会资本测量系统要涉及内涵、方式、种类、指标、维度等，其中根据确定研究内容，细化指标维度，创新测量方法。目前更重视对社会资本数据技术处理，忽略了没有科学合理的测量框架，许多研究只停留于冰山一角，因此社会资本测量理论部分也很重要，众多学者集思广益，将其系统化使社会资本测量更明确，更能反映各个方面问题；（3）大数据时代为社会资本提供技术支持。所谓大数据时代就是利用先进的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存储等技术，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利用、决策等，社会资本存量也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建立详细的宏观社会资本框架，基于先进大数据技术，将社会资本实时收集与测度，能够更全面系统的说明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内容的更新，社会资本存量也与时俱进，反映现实问题[14]。
社会资本系统框架有待完善包括构建好社会资本这张网络维度，探寻社会资本嵌入机理、积极借助信息科技与大数据时代的技术[15]，探究科学合理测度模型，对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提供广泛深刻的空间，有利于深刻反映相关现实状况。随着社会资本研究内容的与时俱进，为现实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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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福建省农村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研究”（FJ2016C0）
作者简介： 陈静（1991- ），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治理研究；田甜（1987- ），女，湖北咸宁人，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从事农村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