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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8）01—0107—05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经历着相似的全球化阶段。20世纪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发展、融合和繁荣的神话故事。对大部分第三世界而言，它是关于不发达、差异和被排除在外的故事。
一、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
1870年到1914年是自由放任的年代。跨国界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到了最低程度。经济开放是时代的特征，贸易、投资和金融跨越国界迅速扩张。
世界贸易以每年3.9％的速度增长，远超过了世界产出每年2.5％的增长速度。另一估计分别为3.5％和2.7％。世界贸易在世界产出中所占份额保持持续增长。西欧国家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870年13.6％上升到1913年18.3％。对16个现在是OECD成员的发达国家，则从1900年18.2％上升到1913年21.2％。
国际贸易的扩张部分归因于贸易自由化。19世纪上半期，自由贸易仅为英国所实施，欧洲约于1860年开始减少贸易壁垒，但贸易自由化仅限于欧洲，只持续了20年。只有英国和荷兰继续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推行保护政策，其他欧洲国家的制成品进口税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自由贸易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帝国主义通过炮舰外交和殖民统治在第三世界获得开放的市场。1842年，中国与英国签署条约，同意开放其贸易市场。18世纪40年代，英国将自由贸易强加于印度，荷兰将自由贸易强加于印尼。1858年，美国强迫日本从闭关锁国转向自由贸易。韩国通过与日本的市场一体化，遵循了同样的发展路径。拉美大部分国家也被强加于不平等条约，将关税定为最高5％。但到19世纪末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为追求工业化也转向了贸易保护政策。
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到1914年，世界长期对外投资总量达到了44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140亿美元，间接投资增长速度更为迅速，为300亿美元。1913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等同于世界产出总量的9％。西欧国家是外资的主要来源，而接受国主要是亚非拉地区和欧美小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接受外资总额从1870年53亿美元，上升到1900年114亿美元，和1914年227亿美元，占到其GDP的1／3。
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为间接投资流动提供了渠道。跨国债券包括政府公债的相互拥有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世纪初，外国债券占到在伦敦交易所有债券的59％，巴黎交易所有债券的53％。政府公债市场出现，1920年，穆迪公司的额定债券目录上列有50个政府的债券。国际银行借贷数量非常巨大。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直接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金融市场发行长期债券。商业和投资银行是推动这些资本流动的媒介。资本从发达国家的个人和金融机构流向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公司或政府。数量非常巨大，1880到1913年间，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资本输出者，其国际收支账户的平均盈余相当于GDP的5％，在某些年份高达8％。到1914年，大部分资本输出国的资本流动量都占到了GDP的5％。
二、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
国际贸易流动显著扩张。世界出口从1950年610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8830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63380亿美元。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产出。出口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50年6％，上升到1975年14.3％和2000年20.2％。工业化国家则从1975年13.6％上升到2000年16.7％。发展中国家从1975年17.5％上升到2000年31.2％。
国际投资流动同样如此。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60年680亿美元增加至1980年6360亿美元和2000年6258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从1960年50亿美元增加至1980年550亿美元和2000年1492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由1960年4.4％增长到1980年4.8％和1992年8.4％。每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从1960年4.4％上升到1980年6.1％和2000年20％。同期占全球固定资本投资总额比重由1960年1.1％增长到1980年2.3％和2000年22％。在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年均增长速度，从1981到1985年2.3％升至1986到1990年4.4％，在1991到1995年降至3.6％，但在1996到2000年又飙升至12.8％。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据分别为2.4％、2.7％、5.7％和11.7％。
20世纪的后25年见证了国际金融的爆炸性增长。跨国界金融流动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按照数量比较，贸易与投资流动简直不值一提。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有四个纬度：外汇、银行贷款、金融资产和政府债券。
外汇市场，1973年每天的交易量只有150亿美元，1983年为每天600亿美元，1989年剧增至每天5900亿美元，1992年、1995年、1998年分别为每天8200亿美元、11900亿美元和14900亿美元。其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外汇交易与出口的比率从1973年的9∶1，扩大至1983年的12∶1和1992年的80∶1、1995年的85∶1、1998年的100∶1。
国际银行贷款数额1964年相当于世界产出的0.7％，1980年上升到8.0％，2000年达到13.5％；与世界贸易的比率分别为7.5％、42.6％和66.9％；与世界固定投资总额的比率则分别为6.2％、51.1％和62.8％。跨国银行间债务从1970年仅有455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5560亿美元和2000年的89980亿美元。
国际金融资产市场方面，1980年至1993年，美国、德国、日本证券和股票交易额占其GDP的比重由不足10％分别上升到135％、170％和80％；英国养老基金中国外股票和债券资产所占份额由10％增至20％，美国则由0.7％增长到6％，日本由0.5％增长到9％。跨国并购从1987年的75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1510亿美元和2000年11440亿美元。其扩张速度和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扩张速度大致相同，但比发展中国家速度稍慢一些。其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占世界GDP约0.5％，到2000年约占3.6％。
政府债务成为可交易金融资产，国际交易市场不断成长。1980年至1992年间，海外投资者拥有的法国政府债券占其债务总量的比重由不足1％增长到43％，英国由9％增加到17％，德国由10％增加到27％，美国稳定在20％的水平。1993到2000年间，国际债券价值总量占GDP的份额，在世界经济中总体上由8％上升到了23％，工业化国家由8％上升到26％，发展中国家由2％上升到7％。国际债券并不仅仅包括政府债务。因为全球债券市场是由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组成的。2000年，公共领域债务占国际债券的21％，占发达国家国际债券的19％，和世界其他地区国际债券的35％。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2000年底，政府债务的国际市场规模大约相当于世界GDP的4.8％，工业化国家GDP的5％，发展中国家GDP的2.5％。
三、两个时代全球化的比较
世界经济在20世纪后25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经历了飞速的国际化，这一进程仍在继续。19世纪后25年的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经历了相似的国际化进程，一直持续到1914年。看起来，在20世纪经历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着惊人的相同、相似和差异。相似是根本因素，它使全球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成为可能。差异主要在全球化的形式、本质和深度方面。
（一）雷同
国际贸易一体化方面，英国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16.4％上升到2000年19.7％，而在1900年到1913年则从14.9％上升到20.9％。法国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14.4％上升到2000年23.1％，而在1900年到1913年则从12.5％上升到13.9％。德国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19.7％上升到2000年29.4％，而在1900年到1913年则从13.5％上升到17.5％。日本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8.9％上升到2000年10.1％，而在1900年到1913年则从8.3％上升到12.3％。美国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73年5％上升到2000年8％，而在1900年到1913年则从2.5％上升到6.1％。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1913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相当于世界产出的9％，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GDP产出的比率从1980年6.1％稳步上升至1990年8.9％，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头5年保持在9％，只是到90年代后期才迅速上升，超过了1913年水平。1900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存量相当于其GDP的1／3。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相当于其GDP的30％。
20世纪早期国际金融市场有着显著的一体化，在某些方面可与20世纪晚期相比，唯一缺失的是国际外汇交易市场的形成。跨国持有债券，包括政府公债非常相似。1920年，穆迪额定债券目录上列有50个政府的债券。而迟至1985年，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借钱的政府才有15个，直到1990年后才再次达到50个。如果换算成可比量，20世纪初的国际资本净流量比末期大得多。当时英国一般项目下国际支付余额平均保持在相当于GDP5％的水平，而自1950年来，美国经常项目下的支付余额从未超过GDP的3％，德国和日本也是如此。
（二）相似
国际经济交易障碍的缺失或分解。全球化第一阶段是自由放任的年代，对跨国界经济交易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高速经济增长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良性循环创造了全球性经济的核心。接下来是30年的冲突和独裁，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政治经济冲突年代建立的各种壁垒和管制限制了国际经济交易，但其在20世纪下半叶逐步解体。首先是贸易自由化，导致了20世纪50到70年代国际贸易史无前例的扩张。接下来是对外投资体制自由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波国际投资热潮。最后是金融自由化，工业化国家国内金融领域管制解除和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可兑换性的引入，使得金融全球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飞速前进。
技术发展。两个阶段都经历了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技术革命，极大程度降低了人们跨越地域界限所需成本和时间。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蒸汽机、铁路和电报。铁壳蒸汽轮船取代了木质外壳帆船，苏伊士运河开通，使得海洋运输成本大幅减少，铁路扩展将国家的内陆带入世界经济当中。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和卫星。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活动全球化在两个阶段更为容易。
新兴工业组织形式。19世纪晚期是以严格的功能划分和高度的机械化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的出现，福特提出引进流水线和生产可互换部件，以及泰勒的管理制度为新形式的产业组织奠定了基础。大规模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大幅降低了成本。资本积累和集中加强了全球化进程。20世纪晚期，由技术进步推动所形成的新兴灵活生产体系，迫使公司不断在贸易和投资中间做出选择，跨国界地扩展经济活动。生产成本中工资比例的下降，生产商和消费者接近的重要性以及服务的日益外化，注定要在持续的全球化进程中影响到公司的战略和行为。
政治霸权和统治。全球化第一阶段符合我们所描述的“帝国时代”，英国或多或少地统治着世界。第二阶段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政治统治，在所谓“历史的终结”后，变得更为强大。此外，在英美治下和平的经济领域还存在另一种相似，就是储备货币的存在，相当于作为计算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备的国际货币，先是英镑，而后是美元。全球化要求出现一个支配性的经济大国，其国家货币可以作为国际货币。
（三）差异
贸易流动领域，存在着贸易形式和贸易渠道方面的差异。1870年至1913年期间，不同部门间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着绝对份额，主要是初级产品交换制成品。主要贸易国英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美国和西欧主要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开展贸易，主要基于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的比较优势原则。1950到1975年间，主要基于要素禀赋差异、劳动生产力或技术领先或落后的产业间贸易，占据了国际贸易相当大比例。1975到2000年间，主要基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区别的产业内部贸易，占据了相当大比例。大国际公司的贸易流动在过去和现在似乎一样，但有两点重要差别。第一，19世纪大的贸易公司就像恐龙，体积很大，但脑部很小。跨国公司的先驱不是他们，而是19世纪后期的小型工厂和企业公司。第二，当前阶段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下属企业的内部贸易占据了国际贸易相当大比例，其构成逐渐变化。初级产品重要性持续下降，制成品以及中间产品重要性迅猛上升。
投资流动领域，其流向地域、部门分配和风险形式存在差异。1914年，世界经济中长期对外投资存量分配格局如下：55％在工业化国家，45％在欠发达国家。而到2000年格局分配更不合理，66％在工业化国家，32％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吸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82％，而发展中国家仅占16％，更为边缘化。部门分配方面，1913年，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吸收了55％的长期对外投资，运输贸易等部门吸收了30％，制造业仅吸收了10％，而这又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2000年，初级产品部门仅吸收了不到10％，制造业吸收了大约35％，服务业吸收了55％。风险形式上，20世纪早期，2／3是间接投资，其余是直接投资。而20世纪晚期，尽管间接投资在90年代迅速上升，但绝大部分长期投资是直接投资。
金融流动领域，最显著的区别是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两个时期在流向地、流动目的、流动媒介和工具上存在巨大差异。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资本流动是把有投资价值的资源转移到欠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目的是为长期投资获取利润找到道路，银行是唯一媒介，绝大部分是由借入国政府或皇权所提供主权担保的长期债券。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绝大部分流向工业化国家，主要由短期资本组成，目的是获取资本收益，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或共同基金的重要性远超过银行，后者继续充当媒介，但所需金融工具比过去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两个阶段最根本差异在劳动力流动领域。19世纪晚期，跨国界人员流动没有限制，国际劳动力移民数量非常巨大。20世纪下半叶早期，从发展中国家到工业化国家有一定数量的国际劳动力移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洲战后劳动力短缺和基于共同语言的后殖民联系。但此后国际移民大幅减少，唯一重要的是工人临时移民到欧洲、中东和东亚。全球化的出现有益于新形式的劳动力流动，即以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形式替代的劳动力流动。工业化国家进口体现稀缺劳动力的制成品，输出资本在国外雇佣劳动力提供产品。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通过资本和劳动力跨国界流动所推动的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市场一体化。第二阶段的特征是除移民几近缺失外，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生产一体化，它不仅反映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信息和观念的流动上，而且反映在跨国界经济活动的组织上。
四、过去的不平衡发展
有理论家认为，19世纪的全球化导致了迅速工业化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商品交换的市场一体化导致了商品价格的融合，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要素价格的融合，最终与参与国经济增长和收入的融合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融合假说是否由19世纪世界经济的经验所产生值得探讨。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确有商品价格的融合，这主要是由于交通革命，贸易自由化的作用非常有限。要素价格的融合也有一些，主要发生在大西洋经济。如果我们把东欧包括进去，这一融合几乎为零，如果把第三世界包括进去，它就完全消失了。这一观点的逻辑非常简单。全球化导致了工资率较低的土地资源稀缺国家工人工资的上涨，和工资率较高的土地资源丰富国家土地租金的上涨。土地资源稀缺的欧洲经历了工资—租金比率的飞速上升，而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见证了工资—租金比率的迅速下跌。在实际工资方面有一些融合，但被夸大了，因为它仅限于欧洲部分国家。
19世纪的研究并没有证实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显示，即使在大西洋经济中，要素价格融合不能简单归结于商品价格融合。移民是解释要素价格融合的重要因素。欧洲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深远影响，因为它降低了失业，提高了实际工资。进入美国的移民增加了劳动力，抑制了实际工资和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跨大西洋移民，旧世界的实际工资可能更低，而新世界的实际工资可能更高。
增长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加速和融合。增长从时空而言都是不平等的。增长没有加速，也没有趋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两者差距逐渐拉大。全球化第一阶段没有跨国间增长的融合，更不用说收入的融合。其特征是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和增长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大部分是在工业化国家间进行。帝国国家获得了绝大部分收益。一些国家像美国、加拿大等，具有适宜的气候和白人移民，也获得了一些收益，建立了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提高关税壁垒所引起的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技术与管理流动，带来了工业化与发展。但这不是到处发生的故事。发展在工业世界是不平衡的，南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国家落在了后头。这是分流而不是融合。
把19世纪晚期全球化视为国家间经济迅速增长和融合的时代是不正确的。它与不平衡发展相连。工业化国家繁荣，小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加强其国内成就。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却导致了去工业化和欠发达。结果是中心和外围国家人均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准差距的日益拉大。印度、中国和印尼推行自由贸易，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接受国，但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其发展。在亚非拉其他地方类似，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出中所占的份额锐减。采矿、种植和商品作物农业中的出口导向产品，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飞地”（enclaves），它与世界经济在劳动力的纵向分工方面实现了一体化，但在这些出口“飞地”以外的生产力处于低水平的停滞状态。他们仅是创造了二元经济结构，全球化的收益绝大部分增加到了外部世界，还有一小部分归于当地精英。
五、当前的发展和排除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晚期被定义为“全球化时代”。与20世纪40到70年代所谓的“黄金时期”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增长没有加速，反而缓慢下来。国家和人民间的收入水平趋于分流而非融合。经济不平等在20世纪晚期增加，贫富国家和人口间收入差距拉大。国家内部收入分配趋于恶化，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尤为显著。拉美、加勒比海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贫困发生率增加，东欧和中亚大部分国家在90年代经历了贫困率的急剧上升。只有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同期贫困率稳步下降，这得益于两个拥有巨大人口国家（中国和印度）的改变。
从就业形势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前后25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前25年完全就业几乎是工业化国家的标准。后25年工业化国家的失业大幅增长，从此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有组织部门就业机会的创造持续落后于劳动力增长，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工人依赖于低效的生产率和非正规部门的临时雇工。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在世界各地都在增长。这与劳动力的日益临时工化相联系。因为在有组织部门的就业机会处于停滞状态，以至于劳动力吸收很大程度上集中于经济的非正规部门。
在某些重要方面，世界经济在黄金时代似乎比全球化时代进展更好。我们不可能把原因与结果简单归于时间巧合，但可以认为全球化通过机制加强了不平等。贸易自由化导致了熟练和不熟练工人间工资的日益不平等，这不仅发生在工业化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作为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结果，资本以劳动力为代价，几乎在世界各地获益，利润份额上升但是工资份额却下降，降低税率和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了这一趋势。资本的流动性与劳动力的非流动性改变了雇佣关系的本质，降低了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管理通货膨胀的目标被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性所困扰，政府被迫采取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既挤压了经济增长，也挤压了就业增长。劳动力的过度供应压制了实际工资。金融自由化意味着公共和私人债务的迅速扩张，与新兴的食利阶层兴起相联系。金融资产不可避免的集中化或许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全球竞争迫使大国际公司通过并购巩固市场权力，这使市场结构更加垄断化而不是竞争性的。国家间对出口市场和对外投资的竞争加剧导致了贸易和投资收益的不平等分配。
全球化扩张是不平衡的。一些国家和人们从这一进程中被排除在外是生活中的事实。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组成了全球化的前线，工业化国家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贫困国家被排除在外。此外，还有他们进入全球化的路径，即通讯和技术方面的局限。在互联网、电信系统接入以及人均个人电脑及移动电话数量方面，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差距较大，分配极不平衡。
贫富国家的快速分裂并不奇怪，但全球化在发展中世界内部也是不平衡的。不超过12个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他们占据了发展中世界总出口的70％以及制成品出口的75％，吸收了流入发展中世界的72％的对外直接投资和90％的间接投资。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几乎被排除在外。
20世纪晚期全球化的故事并不是有关增长和融合的神话。当然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以及关税急剧减少的贸易关税壁垒的逐渐解体，导致了商品价格的融合，但并没有出现要素价格的融合。因为跨国界人员流动在这个时代是受限制的。全球化有助于某种形式的劳动力移动，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客工”，但这可能加强了跨国间的工资不平等或使他们保持不变。结果是价格全球化，而不是收入全球化。
全球化的这一时代和早期一样，特征是不平衡发展。对少数富裕国家和人群，它带来了繁荣，对大多数贫困国家和人群，它带来的即使不是排除在外，也是边缘化。工业化世界和小部分发展中国家获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收益。
全球化使我们有必要在更广义范畴上确定赢家和输家。如果我们认为资产拥有者、食利者、受教育者及流动的和具有专业的管理和技术能力的人是赢家，那么无产者、工薪阶层、债务人、未受教育者和不流动的半熟练或不熟练工人是输家。如果我们认为大的、国际化的、全球性的、抗风险的和技术领先的公司是赢家，那么小的、国内的、地区性的、抗风险能力弱的和技术落后的公司就是输家。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和技术输出、净借出者，及具有强大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并具有结构灵活性的经济是赢家，那么资本和技术输入、净借入者，以及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脆弱并且结构僵化的经济是输家。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划分。
全球化为解释排除提供了新的维度。排除不再仅是没有能力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需求。它更复杂，由于与全球化相连的富裕国家和人群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电子媒体广泛而深远的传播着消费信息，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那些贫困和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的，也可能接触到消费的前沿。这为他们带来了期望，但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在市场上买到商品和服务，消费主义的天堂对普通大众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带来了挫折和疏远感。一些人通过毒品、犯罪和暴力寻求捷径；另一些人在民族身份、文化沙文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中寻求庇护。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侵蚀社会稳定，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可能在国家内部加剧社会紧张或激起社会分裂。
原文发表于《剑桥经济学杂志》2006年第30卷，第1期．
［收稿日期］20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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