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伟[1]2006年在《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文中指出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其自身也被世界所改造着。作为一种教育发展观,“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这一命题是对于教育改革真实意义的最简洁的概括,它蕴涵着一个理念的双重指向,即共同体理念关照下的“改造的主体”、“改造的对象”两个方面。其根本旨趣在于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教育的主体结构、教育的实体形态以及教育改革的主体构成,反思教育共同体现实生活世界的异化现象,为缺乏哲学思考的教育实践活动注入理论素养,进而在批判教育共同体现实生活世界各种弊端的过程中探询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体途径与基本策略。教育共同体具有结构开放性,它既是实体概念,也是关系概念,是实体与关系的统一。无论是从群体类型、组织形式还是从特定交往关系的维度来理解,“教育共同体”都一直存在于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人们一直在探索着建立一种普适的、理想的教育共同体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的产生正是这种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具有典型性。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的局限性日渐凸显,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已是必然趋势。因此,从“生活世界改造”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和认识教育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通过“交往行为”来考察教育共同体的现实生存状态,进一步揭示教育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的教育意义,针对性地提出并探讨教育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建构方法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教育是一项改进人生、创造生活的社会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自主的个人,为个人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教育不是一个静态的自系统,而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开放系统。教育是个整体,它所要达到的每一项目标,只有在整体的教育改革行为中进行才会有意义。教育回归生活即教育关注人,关注教育生活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注推动教育发展的理论主体、行政主体与实践主体,关注教育系统中的一切人,为其构建一种理想的、可能的生活。“教育作为生活”这一教育哲学命题的确立,意味着将教育理解为一种人作为主体在共同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全面生成的历史过程,意味着将教育改革与发展理解为“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意味着重新构建教育共同体的交往关系和实践范式,这直接影响着世纪之初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主旋律,我国的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实验改革的关键时期。总体看来,就实验改革的主体而言,基础教育发展呈现为一种从“专家引领”、“政府推动”到“民间自觉”的发展态势;就实验改革的重心和落脚点而言,呈现为一种从“社会改造”、“学校转型”到“教师发展”的趋向;就实验改革各种思想观点的争鸣而言,则表征为“学院之声”、“众声喧哗”、“平民话语”叁象共存的局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教育共同体”的叁个操作性概念,在无数关于教育的言论和出版物中,“新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新教育实验”成为叁个极为流行的主题词。叁项实验改革具有各自特定的理论结构、实践范式和改革愿望,进而呈现为一种“叁新鼎立”的基本态势。本文结合笔者课题管理和个案跟踪的亲身体验,在质的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叙事为主要手法
林玉连[2]2004年在《历史课程改革与国际意识教育的实践探索》文中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历史课程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关于“国际意识教育”的实施,尚未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趋势的角度,审视了我国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中加强国际意识教育的现实意义和具体内涵;提出“国际意识”的内涵应包括一定的国际知识、一定的国际性交往心智技能和一种高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并指出国际意识教育强调对中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拓宽和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容。围绕如何实现这一课程目标,结合历史课程改革,在实践的层面上,重点探讨了国际意识教育的实施途径和评价方式改革。历史课堂教学,是开展国际教育的主渠道。为提高教学效益,必须针对国际意识教育目标,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优化历史课堂教学设计,将目标具体化,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训练,精选相关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更新课程理念和史学理论,有意识地打破中外历史分开教学的隔阂,充分发挥新课标新教材的优势,倡导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多采取活动体验、合作讨论等形式增强教学的实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有助于改善国际意识教育的实施过程。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可资参考和推广的具体途径方法:1、发挥主动,实施校本课程开发建设; 2、春风化雨,营造国际意识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3、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各类历史活动;4、正确引导,鼓励网络条件下的历史学习;5、学科协作,发挥外语、地理等课程综合教育作用。为了促进国际意识教育的健康发展,本文还提出要改革教学评价方式,实行多元评价,主张对传统评价手段——考试及相关制度进行改良,提高命题质量,加大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考察力度;同时,提出用一种多元评价示意图来整合各种评价主体和方式所得的结果,更全面的更直观的反映国际意识教育的效果,为改进历史教学提供参照。最后,在展望历史课程改革美好前景的同时,本文通过对一系列网络调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国际意识教育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在新旧课程过渡阶段所面临的困惑。
张萌[3]2011年在《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研究》文中认为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是指将国际的、跨文化或全球的维度融入示范性高中办学目标、课程、教学、活动、服务等方面的过程。全球化现象、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教育现代化的需要规定了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学校育人的职责和国际化的特性规定了它培养国际型人才的目的。我国高中教育的性质和现状规定了它的特点。鉴于全球化现象所包含的经济的全球联系、文化的全球联系、国家间的关系和全球性难题四个方面,以及学校办学的育人和自我保存功能,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的功能可以分为增强学校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学生与国外交往的能力、通过借鉴国外的教育模式改善教学、培养学生国际理解和国际责任担当的意识四个方面。上述四个方面的功能成为我们分析办学国际化举措的主要框架。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的举措可以分为机构、课程、人员交流叁类,主要包括国际部、孔子课堂、外国课程、中外合作开发的课程、培养国际型人才的中国课程、课外活动和中外人员交流七项。从对七项举措的分析来看,它们有助于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功能的实现,而且在增强实力、改善教学、培养人才和国际理解四个功能的实现上保持了应有的比例,同时也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比如统一规定国际部的性质,进一步规范收费；使得引进外国课程对本部课程有更大的帮助作用；增加我国师生与国外人员、教育模式接触的机会等等。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的各种举措出现或多或少的偏差主要源于学校的功利取向,它表现在片面追求办学声誉、过度追逐经济利益和学生能力两个方面。示范性高中只有从应对全球化现象的高度,秉持培养国际型人才的目的,着重学校整体国际化氛围的营造来进行办学国际化,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举措的作用,合理地实现办学国际化的各项功能,达成其国际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李联明[4]2012年在《后“9·11”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深知识在国与国之间的越境流动,它以国家政策为重要导向,以人员流动、课程教学、科研合作、境外办学等活动为主要方式,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能力的人才。国际化不仅己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向,而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进入“后9·11时代”(Post-9/11 Era),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也相应地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向：第一,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新保守主义狂热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和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高等教育政治论统领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各要素之中。《爱国者法案》、《高等教育法》等主要法律及其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对人员流动、学科等加以限制,使高深知识的越境流动呈现出“逆水行舟”的局面。第二,前往美国的外国学生人数连续四年保持下降态势,美国高等教育吸纳外国学生跌入一个低潮,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变得较以往更加困难。联邦政府把外派学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非传统国家正在成为美国学生前往的“热点地区”,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等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叁,外国师资进入美国的数量一度下跌,但在一些政府主导的师资交流项目中,一些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项目却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许多高校不断加大派遣教师出国交流的力度,并在学校规划、提升教师全球能力、教师资格证书发放、师资交流协议签署等众多方面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第四,高校课程国际化被赋予服务于国家目标、服从于国家安全战略、培养具有全球能力的公民和劳动力等使命。课程国际化的实施方式呈现综合化,体现出课程的功利性与不稳定性,呈现出输出与引入双向度、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多类型、课堂教学与网络技术多维度,揭示出政府与大学、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交织争锋的复杂画面。第五,美国国家主要安全部门对于外语人才需求量大增,服务于反恐战争和加强国土安全变成了美国大学外语教学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关键语言”呈现出“超常规”的发展态势,波斯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汉语、普什图语等“敏感地区”的语言学习人数比例大幅度增长。第六,外来移民和外籍人员的学术活动设置了各种严厉的限制措施,使美国高校的科研环境面临新的挑战。“视同出口”规定严重危害理工科师生科研活动。在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教师的言论自由受到强大冲击。一些敢于突破控制的教师和学生则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第七,美国高校依托“压力”、“推力”、“拉力”叁种力量形成的合力,加快海外办学空间拓展的步伐,纷纷前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和亚洲地区举办境外分校,在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也遭遇国际政治关系、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冲突、资金运作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在后“9·11”时代,美国颁布的系列法案和出台的相关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带来新的趋向,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既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又拓展和交流高深知识的相悖而又并行前进的复杂景象。在美国的高校,开放与控制、引进与输出、得到与失去等多种现象并存,折射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固有的“双刃剑”效应。
曾健坤[5]2016年在《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本科课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已有叁十余年历史,其办学质量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课程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因而,讨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对其课程的强烈关照。本文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案例法,运用知识价值论、跨文化理论、教育目的论和课程论,首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然后根据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新目标要求对其课程进行建构性设计;最后提出切实有效的实施策略。本研究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文献综述及本研究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第二部分为第二章“理论基础”,对本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一一阐释,着重论述了知识价值论与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课程知识的选择问题;跨文化理论与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课程的文化多元问题;教育目的论与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及其规格问题;课程论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的建构问题。第叁部分为第叁、四两章,通过案例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实施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把握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本科课程的现状。然后结合案例,首先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本科课程存在如下问题:课程目标的依附和悬空;课程设置的移植和拼盘;课程实施的守旧和单一;课程师资的不适应。然后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课程理念、课程机制、办学环境和课程的文化的深入分析,得出:课程理念的偏离是中外合作办学课程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课程机制的不健全是中外合作办学课程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办学环境的复杂多变是中外合作办学课程问题产生的外部原因;文化的多元是中外合作办学课程问题产生的内部原因。第四部分分为五、六两章,针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别从课程目标、课程体系和课程实施叁个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进行设计。在课程目标设计上,坚持“开放性”、“协调性”、“共享性”、“创新性”、“跨文化性”的原则,将培养目标定位为“民族心”、“国际性”和“整全人”。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将“国际化”作为课程体系设计的基本取向,确立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方案。在课程实施设计上,主要围绕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海外锻炼叁个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实施进行设计。然后根据课程设计,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实施的系列策略。一是确立创新、开放、人本、整合的课程理念。二是创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融合的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文化。叁是拓宽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实施途径,围绕“叁个课堂”,即:“学生的课堂”、“活力的课堂”、“双语的课堂”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课堂教学的具体策略建构;同时充分利用中外双方优质的网络教育资源,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模式,将国内实习与海外锻炼同时并举,从而实现课程实施的多样化。四是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出: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之心和对家国民族的赤子之心是中外合作办学教师的基本道德素养要求。另外,具有较强的双语素质和专业能力素质是中外合作办学教师的基本业务素质要求。根据以上基本要求,提出加强优秀海归的“外引”和中方师资的“内培”力度,以及规范外籍教师的教学管理,重视教学质量建设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队伍的建设的主要举措。五是从垂直行政管理、日常运行管理、师生共建机制和第叁方评估四个层面着手建立健全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实施的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语,是对本研究的简要总结:首先,准确把握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以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学生成长成才需求为主要依据,围绕课程目标、课程体系、课程实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最后,通过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理念,创生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文化,拓宽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实施途径,建设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队伍,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机制来建构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实施策略。最后指出,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如课程设计的方案还不够完善,课程实施策略的建构还要进一步丰富等。本研究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今后将继续加大实践探索,并力争将研究成果运用到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去。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入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我所用,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中外合作办学所要培养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的最终落脚点是课程,因而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便是课程的引进、吸收、消化和利用,也正是本论文所关照的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研究和建设的主要内容。
马晓玲[6]2016年在《我国台湾康轩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研究》文中认为基于环球成长趋向于一体化的背景下,人类生活的众多方面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海潮中,教育的发展也不能独立于外。为与时代的号召相应,全球各国不但广泛参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而且通过各类组织形式鞭策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中国台湾地区教育当局颁布的《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的基本理念提出,培养学生有效应用中国语文,从事思考、理解、推理、协调、欣赏、创作,以扩充生活经验,拓展多元视野,面对国际思潮。小学《国语》教科书既体现了教育目标与课程目标,又是教师与学生交流的主要媒介,且当前国际理解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学科渗透。因此,研究中国台湾地区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意义重大。本研究将国际理解教育分为国际议题、国际文化、国际联结叁大主题,选择台湾康轩文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在参考以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康轩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进行分析,了解其主题呈现方式和分布情形,并得出研究结论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康轩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现存优势有:第一,数量随着年级呈现递增趋势,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一致;第二,教科书中涉及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选文来源“双管”,内涵“齐下”;第叁,选文的体裁呈现多样性,形式活泼;第四,内容丰硕多彩,主题分布广泛;第五,选文的时代性分布合理,重视对现当代文化的关注;第六,教科书中的支持性内容,更有助于学生增强对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的关注。其中存在的不足有:第一,教科书中涉及到的国家和洲际分布不均,且存在着明显的“强国”、“大国”倾向;第二,反映国际理解教育叁大主题的选文分布不均,主题分布严重的失衡;第叁,选文较多的呈现了国际文化共性,对的国际文化差异性关注度不够;第四,倾向于以男性为中心,不利于认识女性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第五,教科书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实践行动力的形成;第六,国内外近代文学作品较少,不利于学生全面的理解国际文化。最后,针对康轩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现存在的不足,以及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理解教育在小学国语学科中的渗透,笔者从教育部门、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教师素质四个层面提出了思考建议,以期为中国大陆地区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带来启示。
贺新宇[7]2016年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上长期共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共生共荣、和谐共处,其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尤其是多样性发展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层面,为探寻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教育传承提供了难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本。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我国民族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对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基础上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论文试图从教育与文化两个纬度,围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目标进行跨学科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综合研究,认真厘清这些关系的特征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充分体现多元文化时代特色、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理论体系,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理论。全文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元”与“教育和谐”的基本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下,充分汲取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和谐教育理论、我国古代“和合论”与当代多元一体化教育等理论的营养,比较、借鉴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教育与和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借助国内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要样本,在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现状和民族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等各种非和谐现象及其成因,指出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缺失、主流文化中心倾向和少数民族儿童失学、辍学与学业失败问题、文化认同迷失问题以及双语教学、教师队伍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客观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一系列实践策略和建议。作者认为,民族地区和谐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到中观的和谐学校建设再到微观的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等多个层面去整体建构。就宏观层面而言,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教育并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需要从政策制定、教育立法、资源配置、教师交流、监测评价、优化布局等层面,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努力实现;就中观层面而言,从民族地区学校和谐文化建设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从基于文化理解的多元和谐的课程设计、实施到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拥有跨文化理念与技能的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和谐学校建设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再从微观层面而言,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和谐发展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而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不同民族的每一位学生在获得多元文化相应知识、拥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取舍、美人之美、和而不同之观念和消除偏见、歧视的情感、态度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文化价值观,获得相应的消解文化冲突的社会行为技能,从而在享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的普遍繁荣与和谐共处。为此,论文对立足多元民族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从民族文化认同到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文化认同的系统建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培养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李爱萍[8]2005年在《美国“国际教育”：历史、理论与政策》文中认为美国国际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发展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国际教育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政策与教育制度并对当代美国社会与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际教育体现出向全球教育转型的趋势。本论文探讨美国国际教育问题的历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美国的国际教育理论与国际教育政策,目的是在清理美国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线索的基础上,探明美国国际教育的实质与特点;国际教育与国民教育、全球教育的关系;国际教育理论与国际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的关系,为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高等教育改革、教育理论建设以及国防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 论文分为导论、国际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国际教育的理论与观点、国际教育的政策与法规,以及结语五个部分。 “导论”部分阐述五个方面的问题: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文献综述;研究范围与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特色与后续研究。 第一章“美国国际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以几个重要国际教育法案颁布的时间为依据,将国际教育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国际教育的“萌芽期”(1936—1946);国际教育的“勃发期”(1946—1966);国际教育的“回落期”与“抗争期”(1966—1991);国际教育的“强盛期”(1991—2002);国际教育的“转型期”(2002—)五个部分进行阐述,每一个部分又围绕国际教育政策、国际教育管理、国际教育实践与国际教育理论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叙述,使国际教育的历史发展可以通过国际教育的四个问题得到具体展现,使历史研究与问题研究紧密结合,在国际教育历史的纵向陈述中完成对国际教育四个问题的纵向比较。最后,在对国际教育历史进行追溯的基础上,概括出美国学者对国际教育基本含义的认识。 第二章“美国国际教育的理论与观点”在对不同美国国际教育家的教育理论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将美国国际教育理论按“问题”而不是按思想家分为五个方面进行介绍与阐述:国际教育与社会发展;国际教育与教育变革;国际教育与课程开发;国际教育与教师培训;国际教育与教育研究。其中每一个问题之下又包括不同国际教育的具体教育理论或教育观点,例如“国际教育与社会发展”就包括:“国际教育是现代社会教育的本质”;“国际教育是国家社会安全的保障”;“国际教育是全球公民生活的需要”叁种不同观点,事实上也是叁个思想家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专题的国际教育思想可以通过不同国际教育家的不同研究视角得到展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这一专题思想的总体认识。与此思路一样,本章试图通过对国际教育思想五个问题的阐述与介绍,
杨婕[9]2016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新技术的兴起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社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对我国的公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民教育作为未来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是我国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公民教育是提高我国公民素质、推动现代化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落实公民教育需要专门的、规范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然而,我国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没有一门课程可以承担公民教育的任务。建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是落实和深化公民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尽快实现公民教育课程化,建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体系,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本研究针对当前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公民教育课程现状,清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阐明建构该课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建构公民教育课程的理论依据,力求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包括课程的地位、属性、目标、内容以及课程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内容如下:第一章建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必要性。本章主要研究公民教育课程现状,诊断现实问题。首先,从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两个角度分析建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对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现状及中小学教师对公民教育课程的认识进行调查研究、对品德课程标准以及教材中有关公民教育的内容课程做内容分析,调查发现我国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有公民教育课程,教师对公民教育及公民教育课程的认识明显不足,在现有的德育课程框架中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开展,限制了公民教育的进程和水平,建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任务十分紧迫。第二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的理论依据。本章主要梳理相关理论学说,为建构公民教育课程寻找理论依据,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结构合理、富有弹性和充满活力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首先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公民"、"公民教育"、"课程"、"公民教育课程"、"课程建构"等核心概念,厘清了公民教育与德育之间的差异;梳理多元文化公民教育思想、多向度公民教育理论和世界公民教育理论叁种当代公民教育理论,并明确各理论对本研究的意义;总结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认知和道德发展特点的相关理论学说作为设计课程目标和内容的依据;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论,即经验主义课程理论和人本主义课程理论作为课程建构的核心理念。第叁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地位、属性及建构原则。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必须是必修课程和核心课程,课程具有教育性、公共性、体验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建构学校公民教育课程过程中必须遵循五点建构原则——目的性原则、针对性原则、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目标的建构和内容的建构。公民教育课程的目标体系建构要遵循叁个原则:建构体系适应性原则、目标结构立体化原则和价值内涵动态平衡原则。具体目标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知识维度、能力维度、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和公民行为维度,这四个维度是一个整体,公民的培养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公民行动上。课程的内容包括公民知识、公民道德与价值观、公民认同和公民行为能力四个方面。第六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的组织。是对公民教育课程组织形式的设计。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应该以学科课程为主,结合活动课程,尤其是发挥公民教育的"服务-学习"活动课程对公民行为培养的重要作用,并重视发挥潜在课程的作用。第七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走向实践的若干建议。公民教育课程要最终走向实践,必须要加强政府、学校、教师等各个层面对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视,并分阶段逐步推进公民教育课程,从准备阶段到启动阶段,实现最后的常态化发展阶段。
邱琳[10]2010年在《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西方,价值教育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形式。价值教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公立学校实施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价值教育。其中,英国公立中小学的价值教育颇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其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对中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与西方价值论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价值教育就是价值论为解决价值基础危机、反拨科学主义倾向、应对功利主义教育观、倡导人生意义和价值追求的一种实践尝试。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调查、历史归纳、比较分析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坚持客观求实、合理借鉴的原则,对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历史进程和实施现状进行完整、深入的探讨,联系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民族心理,揭示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特征与趋势,剖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以便为我国学校价值教育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背景,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因素的影响。文章首先论述了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经济背景,揭示市场经济在价值导向上对价值教育的现实要求；其次,考察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政治背景,阐明多元民主制度、两党路线政策在学校价值教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最后,剖析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文化背景,透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文化对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建立在特定的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之上。文章首先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价值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以及人的价值本性和教化本性,从而确证价值教育的人性论依据；并着重考察价值教育的价值论背景,透视英国教育价值观对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其次,探讨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基础,剖析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价值多元论有关价值教育的主要观点,揭示其对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指导作用。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经历了宗教化、世俗化改革和国家化叁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之前,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处于宗教化阶段,以早期宗教教育和古典绅士教育为主要形式；《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政府正式干预公共教育事业,学校价值教育逐步摆脱基督教会的控制,走向世俗化改革；20世纪末,《新国家课程》将专门的价值教育课程纳入国家课程体系,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从此步入国家化阶段。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受到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时代因素的共同影响,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和认知、情意、技能叁个维度确立其目标,依次表现为国家教育目标、学校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依据价值类型的划分来构建其内容,涵盖了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环境价值、健康价值及经济价值等,并将其全面融入各门学科的具体教育内容中。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主要通过显性的正式课程教学和隐性的学校生活渗透实施,不仅利用公民课,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课,宗教课,以及其它国家课程进行直接的价值传递；还充分借助课外活动、精神关怀、学校风气、教师榜样示范、心理咨询及生涯指导等隐性课程施以间接的价值渗透。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方法,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分为描述性方法和指导性方法；从实践角度考察,则包括直接指导、问题讨论、集体礼拜、圆周时间及角色扮演等具体方法。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深受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影响,在总体上表现出宗教性、多样性、融合性及渐进性特征；并随着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校课程改革的推进、教育民主思想的传播及网络教学技术的运用,呈现出综合化、统一化、民主化及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在本国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条件和西方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既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种种局限。人本主义、经验主义、隐性课程和后现代主义大都对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产生了正面作用,使之表现出主体性、实践性、渗透性和开放性；而科学主义、相对主义、放任主义和功利主义,则对英国学校的价值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其在地位、基础、体系和效果上面临挑战。我国学校的价值教育,应合理借鉴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的优秀经验,在教育内容上,兼顾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在教育原则上,统一个体取向与社会取向；在教育理念上,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教育方法上,融合价值引导与价值商谈。在“功能”、“效用”日益成为人们首要追求的背景下,我国学校的价值教育陷入了“不合时宜”的尴尬境地；价值教育活动本身一定程度的空洞说教和强制灌输也使其效果因受教育者的“虚假”顺服而不断弱化。因此,从哲学生存论和人学目的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阐明价值和教育的关系,将价值教育统摄于人的存在和现实境遇中,合理认识人的价值本性及价值教育的本质,无疑是我们正确把握价值教育内在规定的基础和前提,有利于促进我国学校价值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 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D]. 张荣伟. 苏州大学. 2006
[2]. 历史课程改革与国际意识教育的实践探索[D]. 林玉连. 广西师范大学. 2004
[3]. 示范性高中办学国际化研究[D]. 张萌.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4]. 后“9·11”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发展研究[D]. 李联明. 南京大学. 2012
[5]. 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本科课程研究[D]. 曾健坤.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6]. 我国台湾康轩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研究[D]. 马晓玲. 西南大学. 2016
[7].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D]. 贺新宇. 西南大学. 2016
[8]. 美国“国际教育”：历史、理论与政策[D]. 李爱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9].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民教育课程建构研究[D]. 杨婕.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10]. 英国学校价值教育研究[D]. 邱琳.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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