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两种科学活动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意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类社会活动的中国科学活动，并对某些有关的评价提出商榷意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科学体制化与两种科学活动
欧洲文艺复兴后，以哥白尼《天体运行》的发表（1543年）为标志，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科学活动在社会中得到了承认，并逐渐受到重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角色的科学家，他们之间的学术联系和交流也逐步加强，以至发展到建立相应的组织，确立一定的制度，形成科学共同体。这个过程就是科学体制化。从科学体制化最成功并且最典型的英、法两国的情况看，在科学体制化时期，都存在着以科学为中心的两种社会活动，即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前者包括科学建制（组织）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科学教育活动等内容，是科学体制化的实质性活动；后者则包括推崇科学、提倡科学方法的宣传和研究活动，以及一些上层人士利用权力和地位为推进科学体制化所进行的社会活动。这种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不仅为科学体制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而且往往还有更为广泛的宗教、社会或政治的目的。
1.科学体制化的两种模式
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被科学史家普遍看作是英国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变革的同时，科学研究也成就斐然，出现了像牛顿、哈维、波义耳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英国成为当时欧洲自然科学的中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与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的合流。这两类科学活动的合流导致了从1645年起“弗兰西斯·培根的实验哲学的追随者们的一个非正式社团……每周在伦敦聚会讨论自然问题。”（注：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71页。）参加者们把这种聚会称为“新哲学或实验哲学”活动，波义耳曾把它称为“无形学院”。（注：参见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正是这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密切合作，才使皇家学会得以诞生。皇家学会会员并非清一色的科学家，也有人文学者。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与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共同在英国科学体制化乃至整个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国在1666年成立了巴黎科学院。在这之前，也存在过像英国那样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组成的学术性聚会活动，他们为创设科学研究团体进行宣传和组织，笛卡儿、伽桑狄、帕斯卡等著名学者都是这类活动的参与者。但是，法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时，人文学者完全被排除在科学院之外。这样，在法国科学体制化初期，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与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就被政治权力隔离了。其后果，一方面是法国科学院以其由国家供养专职科学家，并把科学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特点，树立了一种与私人学术团体的英国皇家学会不同的科学体制化模式，这种模式对后来德、俄等国的科学体制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是促使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向社会政治改革方面转化，最后演变成了18世纪弘扬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的启蒙运动。
英、法两国是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体制化最早、最成功的典型，建立了科学体制化的两种模式。在这两种模式的形成过程中，都出现以科学家为主体的和以人文学者为主体的两种科学活动。
2.中国科学体制化时期的科学活动
在中国，最早充当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学成归国的理工科留学生。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们以现代科技为专业或职业。虽然洋务运动中就出现了以科技为职业的近代科学家，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但此辈主要是从事译介西方科技或会通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工作。二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活动是与科学体制化联系在一起的。自1909年创建中国地学会起，各种学会如中华工程师学会（1912年）、中国科学社（1915年）、中华医学会（1915年）、中华农学会（1917年）、中国心理学会（1921年）、中国化工学会（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等等陆续成立。学会的组织者和主要成员，一般都是留学生，活动也都较为规范、持久。这些学会有别于戊戌变法期间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的诸多学会。在这批学会中，最为突出的是其中唯一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团体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科学之发达”，其组织“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即：除介绍科学之外，它注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注：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页。）中国科学社在五四时期的科学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科学建制活动：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留美学生胡明复、任鸿隽等人于1914年在美国发起，次年10月正式成立的，1918年社总部迁回国内。到1924年，社员已达648人，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建筑、机械、矿冶、电工、医药、农林等学科的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五四时期科学社的建制活动包括成立机构、筹建社所、筹募经费、举办年会、设立科学奖金等。
(2)科学研究活动：社员们的科研成果通常发表在《中国科学社年会论文汇集专刊》（1922年起发行）上，科学社还出版社员的科学专著多部。1922年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主要从事动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民办基础科学研究机构。
(3)科学教育活动：中国科学社的成员绝大多数都在全国各地大学任教，对推动我国现代科学教育作出了贡献。科学社还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审订翻译科学名词的工作。
(4)科学宣传普及活动：科学社于1915年创办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刊登了大量宣传科学理性精神、介绍科学方法的文章，是五四科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月刊还刊登了许多科学普及文章，向民众介绍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科学社还出版了一些译介世界最新科学进展的著作，如《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1919年在南京社本部设立了图书馆，向民众开放。此外，还经常举办科学讲演和展览。
五四时期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是当时所有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的缩影。中国科学社与先后成立的其他大多数专业学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但确实类似总会与分会的主从联系。比如地质研究会的领导人丁文江、中国植物学会的领导人胡先骕均为中国科学社的骨干。因此，中国科学社在五四时期实际上代表着整个中国科学界。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失去了五四时期为中国科学社提供的那种皇家学会类型的生长土壤。1928年由政府机构主持成立了法国科学院类型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体制化通过这一转换而初步完成。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员仍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人物。
五四时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集中表现在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宣扬科学精神、推崇科学方法，用以反对封建迷信、改造国民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这方面活动的具体内容，以往的有关五四的论著中有大量的论述，此处不赘。笔者要强调的是，五四时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和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并非互不相干的两回事，而是如上文所述英、法两国科学体制化时期那样，必然出现的两种密切相关的科学活动。其时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中，不少人都是志同道合且私交甚笃的同学友好。如胡适与任鸿隽、丁文江，鲁迅与杨铨等，在学术研究或论战中他们常常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重要的是两种科学活动相互促进，活动内容上相互交织。
中国科学体制化发轫于1915年英国皇家学会模式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初成于1928年法国科学院模式的官办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其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等等重大思想和政治变革。可见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社会背景，以及在体制化过程中发生两种科学活动的现象，与17世纪英、法两国的情形有诸多相通、相似之处。这种相通、相似，并非偶然的历史重复，而是可比较的双方内涵相同的历史必然性的外现。通过上文对英、法和中国的科学体制化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英、法和中国科学体制化都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社会思想和政治制度处于或面临剧烈变革的时代。科学家的和人文学者的两种科学活动，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重视科学技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又注意全面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自觉运用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两大武器，与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主义斗争的表现。
二、五四时期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及其评价
关于五四时期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的评价，曾有过两种流行观点：第一种是把这类活动看成是改良的、非革命的“科学救国”行为，将其排除在新文化运动之外。这种观点流行于80年代以前的国内学术界。第二种是褒扬这类活动对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但将其与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被贬称为“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割裂开来。这种观点来自海外，从80年代后期起流行于国内。笔者对这两种观点匀持异议，于此提出几点看法。
1.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为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改善了社会接受条件
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五四时期的两类科学活动实际上是科学体制化过程中同源共生的两类社会活动。尽管这两类科学活动各自的主要目的并不相同：科学家主要是为了建立科学体制，研究科学技术，发挥科学的物质功能，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进行科学活动；人文学者则主要是为了弘扬科学理性，传播科学方法，为发挥科学的精神功能，达到改造国民精神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而进行科学活动。但是，这两类科学活动不是分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其关联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科学家们除了进行科学建制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外，还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和科学宣传活动。这些活动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水平，从而为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改善了社会接受条件。
以《科学》月刊上刊登大量的科普性文章为例。发刊伊始，科学社同仁们意识到“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亦不敢过求高深，致人难解索”，因此有必要做好科学的普及宣传，“使读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注：《例言》，《科学》第1卷第1期。）在1915～1919年，《科学》刊登了诸如《万有引力之定律》、《说虹》、《论水》、《说风》、《雷电说》、《彗星》、《照相术》、《电灯》、《空中航行之历史》、《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等浅近通俗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对于缺乏科学知识的民众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1919年以后，《科学》还刊登了一系列介绍最新科学发现的高级科普文章，如《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爱因斯坦相对说》、《原子的构造》、《染色体学说》等等，满足了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了解科学进展的需要。除《科学》外，五四时期还有许多刊物也刊登过由科学家撰述或译述的大量科普文章，还出版了不少这类书籍。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才有可能进一步接受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因此，科学家的科学普及活动，无疑为人文学者的科学宣传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2.宣传科学精神，介绍科学方法，是两类科学活动的共同领域
80年代后期，海外传入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时期人文学者宣传科学精神、介绍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唯科学主义，对社会有害，于科学无利。这种观点对国内学术界一时影响很大，有些研究五四时期科学活动的论著大概是出于保护科学家的用意，力图划清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与“唯科学主义”的界限。然而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关于所谓“唯科学主义”的是非，我们下文再论，这里先探讨一下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与所谓“唯科学主义”到底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用以改造国民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陈腐的价值观念，就是唯科学主义的话，那么，我们不难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五四时期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中也包含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首先，五四时期最早揭橥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就是科学家。比《新青年》早8个月诞生的《科学》月刊，在1915年1月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写道：“……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等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倖焉。”这里的“民权”与“学术”就是民主与科学。其次，五四时期由科学家撰写的宣传科学精神，介绍科学方法的论著多不胜数。如1919年中国科学社将创刊5年来《科学》月刊所刊载的这方面的文章辑成《科学通论》一书，其中涉及的领域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以及“科学的人生观”等。科学家的这些文章，在论述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改造社会的作用，用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等问题时，理论性强，鞭辟入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恰可为人文学者们激情澎湃、大哉气魄的同类文章作学理上的补充和阐释。再次，发生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联手，与否定科学的精神价值的玄学派进行的学术论战。科学派的丁文江、任鸿隽、唐钺、章演存等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文学者有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和胡适。这场历时一年的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划上了句号。通过论战巩固了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科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科学体制化的进程。
五四时期的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做“为科学而科学”的超然物外者。他们在年少时几乎都受过儒学教育，“修齐治平”和“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观念，在外强凌辱、国步维艰、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里，转换为“科学救国”的抱负，他们不仅指望用科学技术为国家治弱治穷，还试图依靠科学知识开启民智、匡正世风。《科学》月刊《发刊词》称：“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注：《发刊词》，《科学》第1卷第1期。）由此可见，他们不可能不是今天某些论者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者”。
3.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内外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汗牛充栋，却很少有将五四时期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置入新文化运动范畴内加以研究的。在50～70年代，“科学救国”被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梦想而遭批判，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的业绩几乎不为青年人所知。一些研究五四的重要的工具书如《五四时期的社团》，不收录中国科学社之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团体，《五四时期的期刊介绍》不介绍《科学》这样为宣传德、赛二先生立下汗马功劳的刊物。80年代以后关于五四时期科学家的研究渐趋活跃，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若干篇研究中国科学社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论文。可是大量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仍然对科学家在五四时期的活动未加注意。
根据上文所论科学体制化时期两类科学活动的必然联系，以及五四时期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的实际内容，笔者认为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然组成部分。这样看问题，不仅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更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对其中涉及科学思潮的理论问题，能作出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但以往论及五四时期的科学，大多仅以人文学者的“科学思潮”视之，而不将其与当时的科学建制、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等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这样，五四科学思潮成了“无源之水”。殊不知五四科学思潮的本源乃是于从洋务运动起逐渐发展起来，到五四时期初步形成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如果没有这三四十年的科学实践活动，没有五四时期科学体制化，科学思潮是不可能产生的。也正因为过去脱离了科学实践活动来谈科学思潮，所以就给了“五四科学思潮是唯科学主义”的命题以立足之点，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才有理由说五四科学思潮是与科学无关的东西。
三、五四时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及其评价
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国内学术界长期得到正确评价。80年代后期，国内翻译出版了海外一些研究五四的论著，其中一种观点将五四时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判定为唯科学主义，指责这种主义最终导致了“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并抱怨这种唯科学主义“并不有益于科学本身的进步”。（注：郭颖颐、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这种基本否定五四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的观点，很快得到一些论者的认同而风行于90年代的国内学术界。笔者曾针对这种观点撰文提出驳议（注：参见徐辉：《五四科学思潮辨》，《自然辩证法通讯》1944年第2期。），这里再补充两点看法。
1.略评所谓“中国的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又译作“科学主义”。江天骥先生指出，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凡是被人称为科学主义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注：江天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哲学研究》1996年第11期。）笔者认为这个解释是具有权威性的。由此可见，凡是“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思潮或运动”，就可能被反对者扣上唯科学主义的帽子“加以贬斥”。五四科学思潮被某些论者指认为“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而加以贬斥，正是如此。是的，五四时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的确是“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但问题是，“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一定就是错误的吗？
笔者以为，对某种学说或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只有置于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并且深入到这个学说或思潮提出和运行的具体语境之中，而不是在观念的层面进行一般推论，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现代（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以至产生“异化”，导致了与人类整体的价值追求相悖的严重社会问题，如果仍一味坚持“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的最高部分”，这样的学说被称为唯科学主义而遭到贬斥，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80多年前的中国，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民主与科学，文化的核心部分——精神层次（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亟需理性地加以改造，这时若“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难道也是错误的、有害无益的、一如当代西方被贬斥的唯科学主义吗？
有些论者还依照某种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把现代中国产生文化专制的根源归诸五四“唯科学主义”，这种说法更是荒诞不经。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专制传统，而这两千多年的文化中缺乏的就是科学理性精神。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民主政治文化，如在古希腊雅典城邦、中世纪后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以及近代欧洲的民主国家，而这些民主政治文化恰恰都是与科学理性精神密切相关的。因此，在所谓“唯科学主义”与文化专制之间加上因果关系是荒谬的，无法解释科学及其精神和方法在历史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那种解放作用。
2.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的分化
五四时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突出宣传科学在解放思想、改造社会方面的精神价值。关于科学精神，胡适概括为“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54页。），陈独秀则以“一尊理性”、“事事求诸证实”（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为科学精神的真谛。他们指出的不仅是一种求知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尊重事实和证据，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一切，勇于探索真理，这是一个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具备的基本的科学理性。至于科学方法，陈独秀认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胡适概括科学方法为“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认为科学方法是“思想的训练，……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使我们）不至于上天下地胡思乱思。”（注：胡适：《杜威论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洲书馆1931年版，第24页。）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是研究学问和看待一切社会问题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在新文化运动的前阶段（1915～1919年），以陈独秀、胡适及《新青年》作者群为代表的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是遵循共同的宗旨，有着一致的目标，即认为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主张通过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运用科学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清理和改革，目的不仅是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孔教和鬼神迷信，而且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改造国民的精神品格，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实质上是人文学者们政治思想和立场上的分化的结果。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人文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他们对民主与科学都赋予了新的含义。陈独秀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方法，认定马克思的学说是真正的、广义的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从此，陈独秀等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就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和实践活动。这一转向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效果，已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所阐明和证实。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人文学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也受到现实政治的冲击和影响，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依附反动势力成了官僚或御用学者。有些人则依然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崇奉民主、科学的理念，但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他们已失去了五四时期尚能拥有的自由空间。因此，他们的科学活动只得转向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类。
人文学者科学活动的分化使得科学地改造国民精神的历史任务、搁置多年。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缺乏科学理性，我们的民族精神演绎过一些重大的历史失误，令人深感痛心。
四、五四时期科学活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时期的科学活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录，其历史意义非常重要，而且是多方面的。兹仅从科学史和思想史的两方面简要分析之。
五四时期的科学活动，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开端。中国科学社社员刘咸说过：“论者每以本社之成立，象征我国新科学事业之发轫，似非过誉，良足庆念。”（注：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5页。）的确，1915年之前，除了一些舶来的科技产品，中国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科学研究。“大张旗鼓地提倡科学事业，通过自己的披荆斩棘、惨淡经营而给学术界树立榜样的，当首推中国科学社”。（注：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竭力推动科学体制化，形成了全国性的、综合性的科学共同体，为中国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其荜路蓝缕、开拓进取之功，应当永志史册。
五四时期科学活动的思想史意义学术界褒贬不一，上文已有所论及。在笔者看来，最重大的意义有两点：第一，为中国人确立了新的科学观。洋务运动中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科学观，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西学”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技术，人们仅将它看作制造轮船火器的“器用”之学，如中国科学社社员王琎所说：“同光间吾国之言科学者，在提倡者不知科学为何物，但悬一富强之目的……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注：王琎：《中国之科学思想》，《科学》第7卷第10期。）维新运动中人们又将一种科学学说（进化论）引申为社会哲学，虽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但终究是对科学的一种曲解。五四时期的科学活动，从技术的和文化的两个方面向国人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对科学的概念作了明确、完整的说明，确立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观。五四先进人物充分肯定“科学是实业之母”，（注：任鸿隽：《科学与工业》，《科学》第1卷第10期。）揭示其物质技术功能，同时又强调科学的文化精神功能，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成就，往往“不特科学界上辟新纪元，宇宙全体之观念为之大变，而凡吾卜平日之生活态度、交通方法、社会行为、道德思想，俱受其直接与间接之极大影响”。（注：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科学》第2卷第7期。）总之，“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注：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记事》，《科学》第3卷第1期。）
第二，五四时期的科学活动的思想史意义还在于它明确提出了运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改造国民精神的历史任务。尽管由于社会政治裂变等诸多原因，使得这项历史任务未能很好完成，但五四先驱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令80年后的我辈仍由衷钦佩。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理性，这个命题今天基本得到共识，它实际上是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缺少理性成分，而包含诸多直觉思维、权威崇拜和从众心理等非理性因素。我们民族精神的这些落后成分几十年来仍未得到彻底的科学改造。它曾经是以往若干次大规模非理性的经济和政治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前不久又在迷信荒谬绝伦的“法轮大法”的群众中再现。于是，我们在感叹历史的遗憾之后，还须努力继承五四先驱们未竟的事业，“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尽早尽善地完成人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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