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巴蜀初探（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巴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两次政治实践的根据地
道教有很丰富的政治思想，非常值得我们系统地研究。王明先生在晚年所留下的遗作《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即明确地指出：“道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是一个“首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他说：“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像太平道、五斗米道，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汉末农民起义军黄巾的领袖就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五斗米道也参加当时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这些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里还保存着一些宝贵史料，反映当时农民的愿望，如主张自食其力，反对残酷剥削，劝人救穷周急等。这是道教典籍里极其罕见的思想言论，在尔后神仙道教的发展史上，再也不见这样类似的进步议论了。”[84]王先生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可说是给我们道教研究者留下的宝贵遗嘱，应当认真对待。特别是，早期道教在政治思想方面，不仅留下有丰富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有将他们的思想言论付诸于行动的政治实践。在这些政治实践中，他们凭借其前后两次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用以全面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并取得了成效，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是我们研究道教政治思想的活样板和宝贵资料。这两次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就是指由张鲁于东汉末年在汉中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和由李雄于西晋末年在成都地区所建立的政权。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东汉时候的汉中地区，乃是属于益州，[85]故二者均在巴蜀的范围。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张鲁据守汉中以后，即“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86]实行政教合一，即以五斗米道来推行其治理，并十分注重对民众的道德伦理思想的培养和教育，要求他们要以“诚信不欺诈”作为自己的信条。此外，他还叫“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在大路上设立公共宿舍，供过路的人住宿，里面备有义米、义肉，让“行路者量腹取足”，不收任何费用。民有不老实隐瞒了自己的小过的，罚修路一百步就算了。（注：《太平经》有“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至）太平”（王明《太平经合校》15页）的说法，可用以说明修路补过的宗教意义。）犯了法的，以说服教育为主，先原谅三次，不给处分，再不改正，仍继续犯法的，然后乃行刑。“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生物，又禁止酿酒。（注：在《太平经》里，也有“禁酒”的主张，这可能与当时粮荒这一社会现实有关。）东汉后期，在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广大农民大批破产，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对比之下，张鲁这些政治和经济的措施，不仅深深地受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巴夷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范晔和陈寿也不得不同声称赞说：“民夷信向”[87]或“民夷便乐之”[88]，“朝廷不能讨”[89]。张鲁以五斗米道雄据汉、川将近30年，汉中成了人民群众避难的“乐土”，关西人民逃来避难的前后达数万家之多。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亲自率领10万大军西征张鲁，遭到当地少数民族氐人的顽强抵抗，最后终于寡不敌众，全部被曹操所屠杀。尽管最后张鲁是向曹操投降了，但从当时他的那些政治和经济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应当说这是早期道教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
西晋时在汉川地区领导流民起义的李特、李雄，其祖辈本属信奉张鲁五斗米道的巴西宕渠（故城在今四川渠县东北）之賨民。“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在曹操消灭张鲁的汉中政权以后，其曾祖李虎即与张鲁之教的信奉者“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氐”[90]。永宁元年（301年）十月，当李特起义时，即“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跋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91]。与当时西晋王朝的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的专横跋扈，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到处“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并“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92]为蜀所恨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蜀民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李特起义后，他们又为歌谣说：“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93]在广大四川人民的支持下，李特所率领的起义军于太安二年（303年）正月即攻占了成都少城。“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94]，纪律严明，居民安堵。在李特壮烈牺牲之后，其子李雄统领部众，继续坚持斗争，经过浴血奋战，于同年闰十二月攻入成都，罗尚弃城夜遁，李雄遂占领益州。永兴元年（304年）冬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永兴二年（305年）六月称帝，[95]国号大成。传至三世李寿，改国号为汉，故史称成汉。这次起义之所以胜利，巴氐李氏之所以建国，与青城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李范二氏之间，本有宗教信仰的联系，当李特于新繁战败被杀，义军处于官军几路进攻之中，加上义军粮食匮乏，士众饥困，情况非常危急之际，范长生便及时出来支持义军，对于挽救这一危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雄在范长生的支持下继续率领义军攻入成都建立政权之后，本欲迎立范长生为君“而臣之”，但因“长生固辞”，并“劝雄称尊号”，而“诸将”亦“固请雄即尊位”，雄乃“即帝位”，尊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拜为丞相。李雄在位30年，在范长生的辅助下，刑政宽和，事役稀少，甚得人民的拥护。史称其“虚已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豆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事少稀役，民多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96]。而且“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97]，废除了封建王朝那一套繁文缛节的朝仪和森严的等级，保持了劳动人民平等质朴的作风。特别是他不仅“兴学校，置史官”，而且还在“听览之暇，手不释卷”。[98]足见他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并能够以身作则。“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99]可见，这个从农民起义中产生出来的成汉政权，完全和张鲁雄据汉川时的“民夷便乐”情况一样，成了当时全国战乱纷争之中的乐土，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广大人民所共同向往，这可说是早期道教所进行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这次政治实践，从李特以西晋永宁元年（301年）起兵，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三月李势为晋大司马桓温所灭，凡经六世47年，故成汉政权存在的时间比张鲁政权存在的时间还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道教前后两次政治实践所推行的一些具体措施，都和《太平经》的一些主张颇为相似，这一些情况说明王明先生嘱咐我们在研究道教思想史的时候，对于道教的政治思想是一个“首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的确是非常正确的。
四、巴蜀地区历代神仙人物的传说与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甚多
自古以来，即有蜀国多仙山之称，在巴山蜀水之间，历代神仙人物的传说甚多，除前面所介绍的《山海经》中各种有关巴蜀地区的神仙人物的传说之外，在记载四川古代历史的一些著作中，还有不少关于巴蜀开国君主的一些神话故事。如《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栢濩，后者名魚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100]关于蚕丛，民间还传说他在位期间曾教民蚕桑，死后遂成为青衣神。《三教搜神大全》卷七对此记载说：“青衣神即蚕丛氏也，按传，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庙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青神县亦以此得名。”[101]按照当地的传说，青神县乃蚕丛的出生之地，他主要活动的地带叫青衣江。他死后，青羌人民将其葬于瓦屋山，并修建了巨大的庙堂以祀奉之，叫做“青衣之祀”。
《蜀王本纪》又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原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鱉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鱉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鱉灵决玉山，民得陆处。……帝自以薄德不如鱉灵，委国授鱉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鱉灵即位，号曰开明。”[102]
关于巴蜀开国君主的一些传说，在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里对此亦有类似的记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祀于湔。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字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值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03]杜，古与土同音。解放前四川各县城乡皆有土主庙，或称川主庙，其神即杜宇，大都为农民所敬奉。民间又传说，子鹃鸟为杜宇死后魂魄所化，故又称杜鹃，或直称杜宇，又名子规，又叫蜀魄，盖以此鸟为农候之鸟，其鸣声乃系此王教民务农，故有此称。杜甫曾作《杜鹃行》，中有“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之句。又作《杜鹃》诗云：“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可见，这类神话故事，在民间是十分广泛而持久的。根据以上这些记载，可知巴蜀的开国历史，即与神仙人物是分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地与天师道历史相关的神话传说，如《一统志》称：黄帝时人的甯封，“隐居青城山丈人峰下，黄帝从之问道。自唐以来号五岳丈人储福宣命真君”[104]。刘向《列仙传》亦载其事说：“世传为黄帝陶正，……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甯北山中，故谓之甯封子焉。”[105]《列仙传》里，还有一个陆通和一个葛由，都是较早在峨眉山的长生成仙者，据称：“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好养生，食橐庐木实及芜青子，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历数百年去。”又云：“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山下立祠数十处云。”前已说明，这种羌族的宗教信仰，与后来张陵的创教当有一定的关系。《蜀王本纪》又说：“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亦称：老子为关尹喜作《道德经》上、下二卷之后，“老子与关尹喜别，约曰：‘千日外，寻我于蜀中青羊之肆。’今为青羊观。”所谓青羊观，即是现今成都的青羊宫。唐乐朋龟所题《四川青羊宫碑》则说：“青羊肆者，按本纪则太上玄元大帝第二降生之所”。在巴蜀地区，不仅有老子与关尹喜相约于成都市青羊肆的传说，还有老子与张陵相会于成都玉局治的传说。如编纂于北周宇文邕建德六年（577年）的《无上秘要·正一炁治品》称：“玉局治，上应鬼宿。昔永寿元年（155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鹄来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治，在成都南门左。”中唐道士王悬河所修《三洞珠囊》卷7“二十四治品”亦称：“玉局治，在成都南门左二里，以永寿元年（155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鹄来此，坐局脚玉床，即玉局治也。”玉局治是张陵创教时所建的二十四治之一，地点在今成都南门外万里桥（原名长星桥）附近。唐代在玉局治所在的地方修建了玉局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重修。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十二月，彭乘《修玉局观记》说：“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之一也。传云后汉永寿中，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老君升坐为道陵演正一之法，既去而座隐入地，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这里应当指出，在《无上秘要》和《三洞珠囊》等中唐以前的道书中，仅有老子与张陵相会于此的记载，并无其他内容，而北宋彭乘则称这次会见是老子“为道陵演正一之法”，到南宋祝穆所编《方舆胜览》卷51“成都府”在介绍“玉局观”时，则云：“老君升坐，为张道陵说《南斗北斗经》”，其余记载大体相同。
四川地区不仅是五斗米道的发源地，而且还是李家道的发源地，故这里的许多神话传说，不仅与早期天师道有关，而且还和李家道也有密切的关系。据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卷第九》的记载，李家道是由蜀中传到江南的，时间是在吴大帝时（222-252年）。为首者是李阿和李宽，他们崇拜“李八百”，或号八百岁公，或径称李八百。葛洪《神仙传》卷3《李阿传》说：“李阿者，蜀人也。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如故。常乞食于成都市，而所得随复以拯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其所宿也。或问往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颜色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不审也。”此与《道意篇》的记载完全相同。接着又说：“有古强者，疑阿是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年十八，见阿色如五十许人；至强年八十余，而阿犹如故。后语人云：被昆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耳。”另据《云笈七签》卷28《二十四治》下八品第五平冈治注：“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于此山学道得仙。”又《道意篇》谓李阿“号为八百岁公”，并称：“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炁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又说：“吴曾有大疫，死者过半。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瘟病，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非为真死也。”从其“到吴而蜀语”，显然这个李宽也原本是蜀人，后来到吴地去传道的。又从其传道方式是以祝水神符为人治病和设置“道庐”等情况来说，这个李家道与张陵的天师道颇相类似，与葛洪主张的以炼丹服食求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金丹道派不同，故葛洪甚鄙视之，称“其术至浅”，并指责其为“妖道”，“亦皆宜在禁绝之列”。从葛洪的叙述来看，李宽死后，李家道在东晋葛洪时候仍在江南盛行，因此他说：“杀亲识多有及见宽者”，又说：“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足见其信从者不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阿与李宽均为蜀人，均号称李八百，尽管后者是被人误认，但说明了李家道是发源于四川，并与四川的李八百这个神仙人物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李八百或许就是这个道派的始祖，故其信徒皆打着李八百的旗号，或以此为号召。李八百又作李八伯，《云笈七签》卷28《二十四治》中八品第一昌利治注云：“山在怀安军金堂县东四十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昔蜀郡李八伯初学道处。八伯，唐公房之师也，游行蜀中诸名山，常自出戏于成都市，暮宿于青城山上，故号李八伯也。”将这一条与上引平冈治注联系起来看，可知李阿与李八伯学道之处，均属张陵“二十四治”之一，这说明李家道与天师道当有一定的联系。另据葛洪《神仙传》卷3《李八伯传》说：“李八伯者，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之，已年八百岁，因以号之。或隐山林，或在廛市。”并述其以“度世之诀”和“《丹经》一卷”传授其弟子唐公房（一作昉）等事。由于他的行踪不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也愈来愈多，且愈来愈离奇。《四川总志》又称：“李八百，蜀人，初居筠阳之五龙冈，历夏商周，年八百，一云动则八百里，时人因号李八百。……周穆王时，居金堂山，号紫阳真君，其遂得仙。封妙应真人。”这里对“八百”之号，除云“年八百”之外，又提了因“动则八百里”而来，此与南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12所引《神仙传》佚文的说法相同，在这里亦说：“神仙李八百，动则八百里。”但与今本《神仙传》有异。按《瑞州府志》称：“李八百，《续仙传》云蜀人，后来高安，名真，尝得仙术，自称年八百余岁，故人以为号。又相传白鹿先生谓陈抟曰：神仙李八百，动辄八百里，二说未详孰是。”由此可知，关于“李八百”称号的来历，历来即说法不一，因本系神话传说，固不足以详究其实也。或许本为“李八伯”，传为“李八百”，于是“八百里”与“八百岁”的附会，因以孽生。但不管“八百里”与“八百岁”的分歧如何，其为蜀人所崇奉的一位神仙人物，则是一致的。而这些说法不一的传说，也许正是四川地区对这位神仙人物的各种偶像崇拜的反映。据《集仙录》载：“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中，今有真多古迹犹在。”《瑞州府志》又说：“李明香，李八百女弟也。初修行于华林山之元秀峰，后于五龙冈冲举，苏诗有‘弟妹还应共一家’之语。”这个与李脱有关的李八百的神仙故事，究竟有无真实性，难于考定。但东晋初年，确有道士名李脱，号称李八百者。《晋书》卷58《周札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说，这位李脱有个“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今安徽霍山），云应谶当王”，因与李脱“谋图不轨”，准备起义，失败被诛。这个李弘是否为托名，因史无明文，故不得而知。如果按照道书的记载，则李弘是“真君”，又称“木子弓口”，且已成为当时利用道教领导农民起义之领袖的代名词，为数甚众。这些李弘，显然并不一定都是李脱的弟子，但和道教却有一定的联系。北魏时，寇谦之在《老君音诵诫经》里假借老君的口吻指责说：“世间诈伪，攻错道经，惑乱愚民，但言老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据史书所载，以李弘名义起事者，上起东晋，下迄于隋，上下二百余年之间，遍及安徽、山东、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各地，时间如此之久，地域如此之广，且从汉族到少数民族皆有之。可见，这个发源于四川、最早是以四川神仙人物李八百为崇拜对象的李家道，在当时群众中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巴蜀地区除有上面所介绍的众多神仙人物的传说和道派领袖人物的一些活动外，历代著名的道士和道教学者的数量，更是非常众多，不胜枚举，这里仅选介部分如下：
1.李意其：据《三国志》卷32《先主传第二》注引葛洪《神仙传》说：“仙人李意其，蜀人也。传世见之，云是汉文帝时人。先主欲伐吴，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之，问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以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其画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106]今本《神仙传》卷10有传，但作“李意期”，其行迹与李阿类似，或许也属李家道的道士。
2.邵硕：据《南史》卷43《齐始兴简王鉴传》载：“自晋以来，益州刺史皆以良将为之。宋泰始（465-471年）中，益州市桥忽生小洲，道士邵硕见之，曰：‘当有贵王临州。’刘亮为刺史，斋前石榴树生华，亮以问硕，硕曰：‘此谓狂华，宋诸刘灭亡之象。后二年君当终，后九载宋当灭。灭后有王胜憙来作此州，冀尔时蜀土平。’硕始康人，元徽二年（474年），忽告人云：‘吾命终。’因卧而死。后人见硕在荆州上明，以一支故履缚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484年），南齐武帝不复用诸将为益州，始以鍳为益州刺史，都督益宁二州军事，加鼓吹一部。‘胜憙’反语为‘始兴’，硕言于此乃验。”[107]
3.李珏、赵昱：据《一统志》载；隋李珏，“蜀人，隐青城山，为道士，后仙去。唐明皇时封祐应保慈先生。”又据柳宗元《龙城录》称：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事道士李珏，炀帝知其贤，征召不起，督让益州太守强起。昱至京师，縻以上爵，不就，乞为蜀太守，帝从之，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人患之。”昱蒞政之后，即“持刀没水，顷刻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事为神明。隋末大乱，以隐去，不知所终。太宗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眉山太守上章，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
4.刘知古：字光玄，四川临邛（今邛崃县）人，唐高宗龙朔（661-663年）中出家为太清观三洞道士，修行上清大法。睿宗召见，问道家事，对答称旨。明皇开元（713-741年）中，以治疫而功垂天下。天宝十五年（756年），诏知古于大内建醮，久之，乞还蜀，以其居改名大千秋观，上亲书额赐之。知古兄业儒，弟崇信佛教，因设三教像于观内，供奉事之，燕国公张说作《三教铭》以赞之。遇异人于蜀中，授以上清隐文高奔上道之要。又得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较早地将《参同契》理论用于指导内修。结合成丹体验，撰《日月玄枢篇》，阐述丹道秘法，载《全唐文》第334卷。《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2有传。
5.程太虚与谢自然：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2《程太虚传》称：程太虚为四川果州西充人，幼好道，节操不类于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东山，飘然有凌虚意。年十八，恃怙俱矢，弃资产，居南岷山，“绝粒坐忘，动逾数月”。“得碧玉印两钮，每岁农人乞符箓祈年，以印印之，则授者愈丰阜”。“有女道士谢自然授法箓印讫，则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卒。程太虚的道法中，既有上清经法的“坐忘”之类，又有天师道的符印，可见他已经融合了各家的道法。
又据《太平广记》卷66引《集仙录·谢自然传》说：谢自然，其先兖州人。父寰，居四川果州南充。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贞元三年（787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紫灵宝箓。另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5《谢自然传》说她年四十，出游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靖庐、二十四治。不久离蜀，历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灵迹之所，无不辛勤历览。后闻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诣之，师事承祯三年，遂传授上清法。后归蜀，于果州南充县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去世。
如果说，隋及初唐，巴蜀一带尚有浓郁的张鲁米道遗风，那么，从刘知古所行上清大法以及程太虚的道法和谢自然所传授的法箓来看，至迟在唐玄宗时，上清经法已在蜀中流传，并和原有的道法交融在一起了。
6.杨通幽：据《仙传拾遗》载：杨通幽“本名什伍，什邡人，驱毒厉，翦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及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之后，唐玄宗“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寝。或云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置场，以行其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遍访不知其处。至三日夜，奏于东海蓬莱之顶，有上元女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圣上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念也。’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盒各一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什伍引进，上赐名通幽，问其所受。曰：‘臣师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又问升天入地。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热，入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居之。’上善其对。居数载，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一旦与群真俱去。”白居易的《长恨歌》亦称引其事，内容与此基本相同。
7.李荣：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人，生卒年不详，蒙文通先生疑其为成玄英弟子，他和成玄英均是唐代重玄学的代表人物，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均具有重大的贡献。曾受唐高宗的征召，进京后主要活动于长安、洛阳，并作为道教方面的代表参加与佛教辩难，被称为“老中魁首”。主要著作为《道德真经注》，收入《道藏》洞神部王诀类，但已残缺不全。蒙文通先生根据《道藏》残本及敦煌写本辑成李荣《老子注》，基本恢复了它的原貌。在本书中，李荣进一步发挥了成玄英的重玄思想。经成、李等人的努力，使重玄学派成为道教老学中的重要流派。唐玄宗注释《老子》亦采其说，王玄览的《玄珠录》，亦明显受其思想方法的影响。
8.王玄览（626-697年）：俗名晖，法名玄览，广汉绵竹人。被尊为“洪元先生”。对佛道经教，均曾研讨，其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渊源于道教，而杂有佛教色彩。他的一些著作均已亡佚。其门人王太霄根据诸人私记所汇集的《玄珠录》，是研究他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收入《道藏》太玄部。
9.薛季昌：据《南岳总胜集》载，为广汉绵竹人，家世官显，自不好荣、不茹荤，衣常布素。酷好山水，一日游青城，遂南如桃源，“后遇正一先生司马承祯于南岳，授三洞经箓，研真穷妙，勤久不懈”[108]。唐玄宗召入禁掖，延问道德，乃谈及精微，玄宗甚喜，恩宠优异。寻即还山。尝撰《道德玄枢》，以上清大洞秘法传田应虚。属南岳天台派。
10.杜光庭（850-933年）：字宾至（一云字宾圣），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一曰长安人，或云括苍人），为天台道士应夷节之弟子，唐僖宗曾召见之，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中和元年（881年），随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封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王衍立，受道箓于苑中，以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晚年隐居青城山白云溪，年八十四卒，葬于青城山清都观后。光庭学识渊博，精通儒、道经典，平生著述甚多，收入《道藏》的就有20余种，主要有《道德真经广圣义》50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广成集》17卷、《历代崇道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教灵验记》15卷、《神仙威遇传》5卷、《墉城集仙录》6卷、《录异记》8卷、《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太上黄箓斋仪》58卷，以及其他斋忏科仪10余种。
11.张素卿：据《十国春秋》卷115《拾遗》记：“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精彩欲活，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孟昶）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叹赏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令伪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又遣水部郎黄居宝八分题之，亦谓之二绝。”八仙者，李耳、容成、董仲君、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为区别“八仙过海”的八仙，后人称此为“蜀中八仙”。
12.申天师：据《十国春秋·后蜀本传》称：“唐元（玄）宗之裔也。修道青城山，有奇验，广政（938-965年）末，后主颇耽情苑囿，天师辄进红栀子种两粒，其花班红六出，香气袭人，后主甚爱重之，会图写于团扇，绣于衣服。诏赐束帛，天师随手散尽，竟不知其所之。著有《怡神论》若干卷，《服气要诀》一卷。”
13.彭晓：据《十国春秋·后蜀本传》：“字秀山，永康（今四川崇庆县）人也，善修炼养生之道，别号真一子，尝辑魏伯阳《参同契》为九十章而注之，以应火候九转，且为图八环，谓之《明镜图》，今有《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行世。”均存《道藏》，所撰《还丹内象金钥匙火龙水虎论》已佚，《云笈七签》卷70有节录，含《黑铅水虎论》、《红铅火龙论》两部分。这些是研究彭晓内丹思想的重要资料。
14.张伯端（987-1082年）：一名用成（诚），号紫阳，天台（今浙江境）人。《一统志》说：“尝入成都，遇刘海蟾，得金丹术，著秘诀八十一首，号《悟真篇》。年九十九而尸解，国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敕封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这位被尊为金丹派南宗祖师的张伯端，是在成都遇“真人”指点而得道的，这在《悟真篇序》中也有他的自述，并称其具体时间是“熙宁己酉岁”（1069年），但这里并未具体指明这位“真人”的姓名。薛道光《悟真篇注》则称：“仙翁（指张伯端）游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还丹之妙道。”而《山西通志》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张用成传》则均谓“遇刘海蟾，授以金液还丹之道”，与《一统志》的记载相同。
15.勾台符：成都青城人。受业青城丈人观为道士，与白云溪隐士张愈为诗友。自号“岷山逸老”，自云：“左扑范贤袂，右拍薛昌肩，举头傲白日，长啸揭青天。嚣嚣者，安知华夏之内有此逸乐乎！不知岷山之逸老于我，抑我之逸老于岷山乎？”明代文士杨升庵《青城五隐赞》，台符为其一。著有《岷山集》，《岷山异事》3卷，《卧云编》3卷，《青城山方物志》5卷。
16.贾善翔：蓬州（今属四川仪陇县）人，字鹏举，生卒年不详。曾任右街都监同签教门公事，赐号“崇德悟真大师”，与苏东坡为方外之友。著有《太上出家传度仪》1卷、《南华真经直音》1卷、《犹龙传》3卷、《高道传》10卷等，可以看出，他对道教理论、道教人物、神仙、科仪等方面均有贡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51有传。
17.陆墅：字子野，南宋人，为金丹派南宗阴阳丹法传人，被称为西蜀陆真人，著有《紫阳真人悟真篇注》传于世。
18.清微派道士朱洞元、李少微、南毕道：据元初陈采所撰《清微仙谱》载：他们三人分别是南宋时清微派的第七、第八和第九代传人，皆隐居青城山。朱洞元，成都人，号“青城通惠真人”；李少微，房州保峰一水人，号“云山保一真人”；南毕道，本名东南珪，字西滨，眉山人，号“眉山混隐真人”。他们三人的行迹，表明当时的清微派曾在巴蜀流传，但当时史料中不见记载，说明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后来南毕道的弟子黄舜申，首次将清微法编辑成书，传之于世，于是清微派便走向兴盛。
19.清初，先后有六个龙门派道士入川，在成都青城山等地传教。他们是穆清风、陈清觉、张清夜、张清湖、张清云、张清仕等，其中以前面三个人对四川道教的影响最大，因此分别对他们简介如下：
穆清风，字玉房，四川忠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受龙门第九代詹太林之传，为龙门第十代传戒律师。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始来成都梓潼宫，三次开坛传戒，收取弟子。
陈清觉（1606-1705年），道号寒松，又号烟霞，湖北武昌人，也是詹太林的弟子。康熙八年（1669年）入川（一说是康熙二十六年始入川），止杖青城山天师洞，将它整饰一新，即交道友张清湖经理，于康熙二十六年到成都青羊宫养静。三十四年（1695年），因得赵良璧的捐助修建二仙庵，并任住持，开堂接众，大阐真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敕封“碧洞真人”，又赐御书“碧洞丹台”匾额。其弟子甚众，多为四川境内各地宫观的主持人。这些弟子又递相传授，逐渐形成了一个有较多徒众的龙门支派，尊陈清觉为开山宗师，以其碧洞真人号之“碧洞”二字名宗，称碧洞宗，成为清代民国时期巴蜀地区很有影响的一个宗派。
张清夜（1676-1763年），字子还，号自牧道人，原名本尊，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市）诸生。溯江入蜀，览峨眉、青城诸胜，遂易羽衣，结庐成都武侯祠之西偏。乾隆八年（1743年），华阳令安洪德、成都令夏绍新，请其主持青羊宫，清夜以老辞，荐其徒汪一萃任之。而他自己则常往来于青羊宫、武侯祠之间。为“敷扬道要”，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作《玄门戒白》；为阐释《阴符经》之秘，又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作《阴符发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享年八十八。
20.傅金铨：字鼎云，号济一子，又号醉花道人，江西金溪珊城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清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年间，生平事迹仅见于零星记载，是属于净明道的著名道士，也是清代阴阳双修内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清代东派内丹家。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入蜀，寄居巴县垂四十年，从游者甚众，合川知州纪大奎也曾拜他为师。阿应麟在为他所著《杯溪集》的序中，谓其自言“受训于纯阳祖师，应八百之谶，首先忠孝，若尧舜禹文周孔，道统相承。为君止仁，为臣止敬，为父止慈，为子止孝，各止至善，即各正厥修也”[109]。著述甚多，有《入药镜注》、《天仙正理读法点睛》、《道书试金石》、《道书一贯真机易简录》、《新刻道书椎阳经附集》、《鼎器歌》、《吕祖沁园春注》、《真经歌》、《采金歌》、《心学》、《赤水吟》、《杯溪集》、《性天正鹄》、《新刻道书五篇注》、《丹经示读》、《金丹真传顶批》、《康节邵子诗注》等。《藏外道书》第11册收录有《济一子道书十七种》和《济一子顶批道书四种》，大体包括了他的所有著作。
21.李西月（1806-1856年）：四川乐山人，初名元植，字平泉，人道后更名西月，改字涵虚，又字团阳。其名号甚多，如：长乙山人、圆峤外史、紫霞洞主人、卷石主人、树下先生等，见于他撰写和编辑的各种著作中，还署名火西月、火涵虚。这些异名别号，不仅体现出他的个性特征，也反映了他的思想渊源；而最具有宗教意味的，是他在《收心法题词》中还自称已在天上被封为“善教大真人”，张日章为《道窍谈》所作的序因此将他称为“善教真君”。著有《太上十三经注解》、《大洞老仙经发明》、《二注无根树》，合册称“道言十五种”，又名“守身切要”；又有《九层炼心》、《后天串述》，俱刊行于世。李还编辑有《海山奇遇》、《三丰全集》；另外尚有《圆峤内篇》、《三车秘旨》、《道窍谈》三书，李在世时均未刊行。上述各书，除《大洞老仙经发明》、《圆峤内篇》外，我们今天都还能看到。他在内丹修炼方面，建立了一套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内丹派别的“西派”。
22.彭定求、蒋元庭、阎永和、彭瀚然：对道教丛书的编纂，是晚清民国时期道教发展史上所作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最主要的，首先是《道藏辑要》的编纂，而这项工作，也是四川道教学者所作的贡献，为首者是康熙（1662-1722年）时一位自称“守纲道人”的彭定求。他从明本《道藏》中精选出道书200种，编成丛书，按28宿字号分为28集。举凡道教重要经典，历代祖师、真人著作，修炼丹诀、科仪规戒、仙传谱记，悉有收录，实为《道藏》之辑本。因是从《道藏》选出重要道书编纂而成的道经丛书，故总名之曰《道藏辑要》。
到嘉庆（1796-1820年）年间，有好道之士蒋元庭，在彭定求所编《道藏辑要》的基础上，增加了明本《道藏》失收道经及其以后新出道书共79种，按各书内容，分别补进28宿字号的有关字集，仍保持《道藏辑要》的书名，但总数已增为279种。
光绪（1875-1908年）年间，成都二仙庵道院阎永和方丈与新津彭瀚然等，又在蒋本《道藏辑要》的基础上，增补了17种道书和23种道经书目，共40种，名之曰《重刊道藏辑要》。这样前后经过了三次制作，才成了现今世人所见的这部道教经籍汇编。这是一部道教典籍文化的缩影，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保存于成都二仙庵的《重刊道藏辑要》木刻板，文化大革命中曾有部分损坏。1985年巴蜀书社将缺板补齐重印，1995年又将它缩印为十册出版，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23.黄裳：清末道教学者，生卒年不详，字元吉，江西丰城人。道光（1851-1850年）、咸丰（1851-1861年）之交，曾在四川富顺乐育堂讲授内丹法诀。著有《道德经注释》，其门入将其讲道内容编为《乐育堂语录》（收入《藏外道书》第25册），《道门语要》（收入《藏外道书》第26册），为“中派”正宗丹法。
24.易心莹（1896-1976年）：俗名良德，字宗乾，道号理轮，四川遂宁人。1913年出家为道士，拜青城山道士魏至龄（松霞）为师，为全真龙门派丹台碧洞宗22代。1955年，选任青城山天师洞住持。1957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又任四川省道教协会会长。与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有交往，著有《道学源流考》、《道教三字经》等。
25.刘咸炘（1896-1932年）：字鉴泉，号宥斋，四川成都人。曾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道教征略》上、中、下三册，对道教学术渊源、道教各个时期派别及道教经书，均有论述，其中不乏创见，为研究道教历史的宝贵文献。发表于四川省图书馆主办之《图书集刊》第5期（1946年10月）和第8期（1948年6月）。
26.蒙文通（1894-1968年）：名尔达，四川盐亭人。1911年入成都存古学堂，受业于廖季平，刘师培等经、史大师。1923年南走吴越，到欧阳竟无大师“支那内学院”研习佛教哲学。先后教授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东北大学等。1940年后，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在道教研究方面成果显著，撰有《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载1946年10月《图书集刊》第7期；《道家三考》：坐忘论考、杨朱学派考、晚周仙道分三派考，载1948年6月《图书集刊》第8期；《辑校老子李荣注跋》，载1948年6月《图书集刊》第8期；《陈碧虚与陈抟学派》，载1948年6月《图书集刊》第8期；此外还有《道书辑校十种》，即老子成玄英疏6卷，老子李荣注4卷，老子古注补8卷，老子指归拾遗2卷，老子河上公章句校本4卷，老子王弼注附音义校正2卷，遂州本老子校义1卷，老子章门1卷，道德经陈景元注2卷，庄子陈景元注10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下列几点认识：第一，古代的巴蜀文化，与道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的许多内容均为道教所吸取，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第二，在道教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巴蜀地区既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又是他们先后两次在这里建立政治实践的重要根据地，将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里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虽然这两个根据地都先后被统治者所摧毁了，但却使这里成为道教孳生和成长的沃土，后来，许多重要的道派，均在这片道教的沃土上得到了传播和发展。第三，蜀中的许多神仙传说和神仙故事，均可为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教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第四，从古到今，蜀中的高道和道教学者不断涌现，许多外地出生的高道和道教学者也云集在巴蜀地区传道和著书立说，从而使巴蜀地区成为道教人才的荟萃之所，为弘扬道教文化，促进道教思想理论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说：巴蜀文化在道教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起着重大的作用。在21世纪里，随着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和各国人民相互往来的日益频繁，在文化发展方面，也将走向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局面。而道教文化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它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可称之为东方文化的瑰宝，其中许多的合理思想，可以纠正西方文化中的严重失误，值得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取，并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因而，在当前大力加强道教文化的宣传，乃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希望巴蜀地区的广大学者能继续发挥巴蜀文化的传统，和全国全世界的学者一道为弘扬道教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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