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区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地方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3)01-0018-07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先后有11个发展中经济体连续25年以上GDP年均增长超过7％①，中国更是表现出“高位－平稳”型特点，并且地区间(省际)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明显缩小趋势。相对于俄罗斯的U型政府组织结构，同为转轨国家的中国的M型政府组织结构不仅有利于小规模试验，从而走渐进改革道路[1]，而且便于诱发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从而能够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2]。增长需要“搞对激励”，维护市场的、中国式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提供了强烈的经济激励，而“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提供了足够的政治激励，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组合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激励。
事实上，即使将中国内地31个省份视为独立经济体，它们也能跻身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33位。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对于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发挥了特殊作用，地方政府“逐底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②。有文献把官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更根本的因素[3]，或从晋升和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干部交流和任期、来源与去向、更替等视角分析了中国官员治理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4－6]。但是，这些文献忽视了中国的计划体制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③，而这一点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在中国，政治家或政府官员集体智慧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思路具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又突出体现在五年计划(规划)的编制上，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无不如此④。对于地方而言，党政负责人对于五年计划(规划)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⑤。历次五年计划(规划)在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中均具有纲领性的意义，集中反映了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取向[7]，是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中国五年计划已经从经济指令计划转型为发展战略规划，由经济计划转向全面发展规划。胡鞍钢将“十二五”规划编制过程总结为11个步骤，说明其是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最好案例[8]。王利系统研究了中国市县“五年规划”空间布局规划的理论、方法和实例，认为“五年规划”突出产业发展，而空间布局观念鲜有反映[9]。可见，相关研究多限于历次计划(规划)的纵向比较、某次规划的深度剖析和市县规划，而基本没有对地方⑥“十二五”规划的研究，更没有各地方发展规划的横向对比分析。地方“十二五”规划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这三个方面正是政府和政府官员通过计划(规划)影响和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基于此，本文拟以各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切入点，构建一个囊括战略、规划和政策，涉及城乡、产业和区域的地方经济发展分析框架，分析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思路和政策体系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集聚区：中国的特征性事实
通过对各地方“十二五”规划的梳理，本文认为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都已经认识到城市群、各类特殊经济区、工业(产业)园区以及城市新区、新型农村社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集聚发展对于统筹城乡、产业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例如，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在“十二五”规划中均专设章节论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着力建设产业集聚区”，且重点发展若干“服务业集聚区”；河南“按照‘企业(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要求，强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黑龙江“推进十大产业向园区集聚发展”；新疆要求“做大做强现有产业园区，最大限度发挥好园区的产业集聚、资源整合、经济拉动、技术创新和辐射带动效应”；上海“统筹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大型居住区与新城建设”、“充分发挥新城在优化空间、集聚人口、带动发展中的作用”。另外，成都的“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村居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实际上也是在提倡集聚发展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各类特殊经济区，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开放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海关特殊监管区域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等。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是为了打开改革开放的窗口，而新近出现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某些重大战略任务而进行探索[10]。一般认为，设立特殊经济区是政府准许特定地区实施和探索差别化政策和制度安排，以促进要素集聚和经济发展[11]。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促进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取消限制的松绑政策[12]，在放权让利的特殊经济区遍布全国各地、“差别化”优势丧失之后，各地不再将目光局限于特殊经济区的产业发展功能，而开始探索从整体功能上打造综合集聚区。比如中新合作的典范“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新城”和“广州知识新城”，就实现了从“软件产业转移”到“知识经验共享”的蜕变。各地“十二五”规划中清晰地反映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开发“新城”的热情，各种被冠以“集聚区”、“试验区”、“示范区”、“合作区”、“功能区”、“投资区”、“交流区”、“融合区”等名号的新开发区域实际上也规划具备城市的综合功能。另外，从大的范围来看，各种经济区、都市圈、经济带、城市群、工业走廊、城市组团等，从小的范围来看，各种中心、基地、平台等，也具有集聚区的性质。
在人类社会由简单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工业社会、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区域政策研究的深化，区域作为一种分类法概念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匀质区域(同质区域)”，第二阶段是认识“功能区域(节点区域、极化区域)”[13]。在匀质区域和功能区域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规划区域”的研究[14]。在编制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为尊重学术、避免混淆，国家发改委采纳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把纲要草案中以某一功能为主划分的优化开发等四类“功能区域”改称为“主体功能区”[15]。匀质区注重同一性，功能区强调功能联系和内聚性，这体现了区域发展进程，也体现了区域政策作用对象的变化，但两者都不能覆盖全部国土空间，因此有必要识别规划区域，确定标准区域和问题区域⑨划分体系，以满足区域管理的需要。主体功能区强调主体功能，也是中国在区域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根据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但是，集聚发展是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16]，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集聚发展的趋势，并且出现了各类集聚区，已有概念作为一种区域划分，并不能很好解释这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另外，关于集聚的经典研究多从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角度关注于区域、城市或国际贸易中的集聚效应[17－20]，对区域这一集聚载体本身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则不够深入，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有限。因此，本文根据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的需要，提出集聚区域(简称“集聚区”)概念。
所谓集聚区域，是指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各种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为追求集聚经济效应，跨区域(含城乡间)转移集中而形成的经济区域。集聚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各地“十二五”规划中经常提到的经济区、都市圈、经济带、城市群、工业走廊、组团等属于宏观层次，相对松散，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如“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各类城镇、城区、新城、工业(产业)园区和新型农村社区是中观层次，一体化程度较高，属于集聚区的实体层次，是最常见的，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各类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等属于微观层次，是集聚区的具体表现形式。一方面，如前所述，集聚区与匀质区、功能区、规划区和主体功能区等区域划分存在明显区别，特别在主体功能上，集聚区都是开发型经济区域，不同于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开发区域。另一方面，集聚区是各种资源要素在追求经济效率实现集聚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国际经验表明，在初期，历史和偶然事件是工业集聚的源头，这在中国也是适用的，而这时集聚区突出的政策优势使得集聚很可能是为了享受“政策租”而不是利用“集聚租”。而一旦优惠政策普适化，则需要依靠市场机制的累积循环机制或预期的作用才能保持集聚[21]，否则集聚中心将转移。“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我国开发区等集聚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非政策性的集聚经济效应[22]。
集聚经济效应来源于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两者都有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式，因从企业和产业角度观察或地理空间范围而不同。区域经济学文献更多地从产业角度静态关注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等外部效应，即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23]，前者认为同行业集聚带来集聚经济，形同中国浙江等地广泛存在的“块状经济”，多是市场自发形成，后者则是不同行业集聚产生的集聚经济，形同中国各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集聚区，多是政府规划所致⑩。从知识外溢的技术外部性角度动态地看，上述两者又分别被称为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11)。而新经济地理学(NEG)着重从人口和产业互动视角探讨由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产生的前后向市场关联及其资金外部性。总之，集聚经济是在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最终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
三、集聚区形成及其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模型
目前发展成熟的NEG模型主要有两大类，即经济关联(泛指一切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市场关联)和知识关联(特指知识交流与外溢产生的技术关联)[23－24]。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资金外部性的来源明确，有着清晰的福利效应，因而能够具体模型化，而知识和技术很难测度和模型化。NEG文献重点探讨资金外部性与集聚之间的关联互动。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集聚区，市场机制在集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重点从前后向市场关联的资金外部性角度研究集聚区的集聚机制。
本文考虑一个包括两个区域的经济体，一个区域用前文论述的集聚区表示，记作r，另一个区域用“集聚阴影”(12)表示，记作s。该经济体由垄断竞争的城市部门M和完全竞争的农村部门A组成。城市部门的规模收益递增，产出差异化的工业制成品和生产性服务；农村部门的规模收益不变，产出单一的同质农产品(含生态产品)和生活性服务。假定所有消费者对于两部门的产品具有相同的偏好，效用函数符合C－D形式：
，其中，μ为城市部门产品的支出份额，
；A为农村部门产品；M为城市部门产品集合，符合不变替代弹性函数
，其中，n为城市产品的种类数，m(i)为每种产品的消费量，ρ为消费者对差异化城市产品的偏好程度，0＜ρ<1，ρ趋向于0时，消费差异产品的愿望逐渐增强，ρ趋向于1时，产品的可替代性逐渐增强。令σ＝1/(1－ρ)，则σ为替代弹性，σ＞1。
方程(1)－(8)描述了瞬时均衡条件，实际工资方程(7)和(8)中的
为生活费用指数，
。一方面，从收入方程(1)和(2)可知，如果一个区域的一些城市职工转移到另一区域，导致被转移区域城市部门产品的需求市场规模扩大，则该区域的收入会提高，再结合工资方程(5)和(6)，该区域的名义工资将会上升，从而该区域的城市部门会加速扩张(15)，这种由城市部门产品需求市场变化引起城市部门份额变化的现象即为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反映了后向关联，其实质是人口集聚导致本地需求市场扩大，从而加速产业的集聚，即城市产品需求较大的区域，城市部门的增长速度快于本地市场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从价格指数方程(3)和(4)可以看出，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由于(1－σ)＜0，一些城市部门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通过城市职工转移实现)，将会降低后一区域的价格指数，从而使该区域对城市职工更有吸引力，这种由城市部门份额变化引起价格指数变化的现象即为价格指数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反映了前向关联，其实质是产业集聚导致产品供给增加，价格指数和生活成本下降，从而有利于人口的集聚，即城市部门份额较大的区域，其城市部门产品的价格指数较低。
由于历史或偶然因素(16)的外生冲击，初始对称的两个区域在上述前后向市场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以及预期的作用下，为追求集聚租金而开始了突发性集聚过程，这种过程因“区位粘性”(路径依赖)而得到强化。瞬时均衡条件(1)－(8)反映了农业运输成本T[A]和制造业运输成本T[M]对均衡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实际工资比率的变化而使两区域表现出内生的非对称性，最终走向集聚区－集聚阴影的中心－外围结构。大量NEG分析结果表明，当运输成本适中时，集聚力是最强的。
当前，连接中国东部发达省市及其周边省份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较高，运输成本较低，集聚力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而省区内部各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则相对薄弱，同理，在省区内部，连接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远高于城市内部城乡间的基础设施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有利于中西部(非中心城市)劳动力集聚到沿海(中心城市)与海内外资本汇合形成集聚区，却不利于劳动力本地集聚，从而在周边地区形成集聚阴影。另外，由于运输成本中包含生态产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成本，集聚区会在这些条件优势明显的区域首先出现。因此，现阶段，各地方要想通过集聚区的集聚效应促进人口和产业集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应该更加关注本区域内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改善。
四、集聚区的政府干预
中国的集聚区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各地“十二五”规划比较清晰地展现了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循环体系促进辖区集聚发展的意图。
(一)集聚区发展战略
结合前文对集聚区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集聚区发展战略可以作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其目的是为集聚区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顶层思路和战略支撑，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向集聚区加速集聚，解决地方产业、城乡和区域发展问题。
地方“十二五”规划旨在“阐明政府战略意图，明确发展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指导思想”部分大多有关于发展战略的表述(见表1)，而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各地“十二五”规划中均有体现。从“十二五”期间各地发展战略来看，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已经进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齐飞的高级发展阶段，相对更加关注科技、创新、绿色等关键词，而其他省份还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更多从产业、城乡和区域等角度考虑发展战略。部分发展战略反映了对不同层级集聚区的重视，比如：浙江的“八八”战略即“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之一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前所述，其中的“块状经济”便是集聚经济中地方化经济的典型表现形式；另外，山东的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河北的“四个一”战略、湖北的“两圈一带”总体战略、黑龙江的“八大经济区”战略、安徽的中心城市带动战略等都是集聚区发展战略的雏形。特别地，各地发展战略普遍关注的“工程”、“项目”和“行动计划”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集聚区发展战略的分解形式。因此，落后地区政府及其官员以集聚区为载体促进本地经济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必然会表现为通过五年规划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即通过集聚区发展战略及其配套政策干预集聚区的形成过程。
(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
我国地方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几乎不涉及区域经济格局问题，因此应区别于区域经济政策及子区域政策而称为“地方发展政策”。地方发展政策直接作用于地方经济发展，间接影响区域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程度与区域发展水平会对地方发展政策的性质和工具有较大影响。魏后凯等认为应在国家层面采取“4＋2”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其中在政策操作层面，按照主体功能区和关键问题区域两种类型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调控与国家援助政策[25]。国内政策研究多以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作用对象、政策工具、政策评价等为分析框架研究区域政策，并且多以问题区域或主体功能区为作用对象，而对地方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集聚区却鲜有系统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国家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制定区域政策，需要有覆盖全部国土空间的标准区域和问题区域划分体系，但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作用对象，集聚区不需要也不可能涵盖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只需考虑部分“重点区域”，这便大大降低了区域识别和划分的难度。而集聚区以外的集聚阴影，则需要从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考虑区际关系协调政策和非经济政策。
如前所述，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集聚发展和集聚区的重要性，并积极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各类政策作用于集聚过程。通过各地“十二五”规划可以看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方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从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再到推动转型升级的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一方面，该政策循环体系是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培育产业集群、促进转型升级的时序发展过程中长期政策实践的积累和总结，他们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规律，适时调整集聚区发展战略的内容，从促进转型升级的新起点上引进高技术产业等高端要素和经济活动，进而步入下一轮发展循环，相应地，地方经济发展政策也进入下一轮循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循环体系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体系，并且每一轮政策都会被赋予新的内涵。另一方面，该政策循环体系又直接来自于处于同一时点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这些政策自然形成了一个引－育－转的政策体系，不能否认，虽然也有因地制宜和改造创新的成分，但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和集群培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发达地区的学习和模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该体系的所有政策都必须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即必须将转变发展方式的理念融入其中，这使得该体系两个层面的内涵都有了质的飞跃，而不再是原有发展方式的简单螺旋上升。
关于区域经济政策工具，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奖励工具和限制工具两种，前者包括拨款、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直接援助政策，基础设施、工业或科技园区等间接援助政策，后者包括直接禁止以及行政许可和课税等间接控制。直接禁止和行政许可属于行政手段(或工具)，而非经济手段；基础设施、工业或科技园区等间接援助政策还可以再细分，并且其本身便是地方经济发展政策作用对象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上述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完全可以演化出不同程度的奖励或限制政策。地方经济发展政策有别于区域经济政策，其作用对象主要为集聚区，各地“十二五”规划中也常有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产权等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集聚的表述，因此，促进集聚区发展的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应从要素层面设置政策工具，将土地、财税、投融资、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政策工具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使它们相互支撑。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高位平稳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经济和政治的激励组合下“为增长而竞争”，通过五年计划(规划)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是一条重要渠道。本文以各地方“十二五”规划为切入点，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以各类集聚区为战略和政策高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现象，构建了一个包括集聚区发展战略、五年规划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涉及城乡、产业和区域的地方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由于我国的集聚区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因此，本文根据世界经济分工的发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经典假设的改进，将中心－外围模型表述为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等市场机制通过收益递增、冰山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促进集聚区－集聚阴影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同时指出，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是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培育产业集群、推动转型升级的引－育－转体系，以土地、财税、投融资、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政策为干预工具，而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集聚区发展战略和配套政策循环体系来干预集聚区的形成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应该理清其在集聚区发展过程中的职能，要把握好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不能无所作为、任其发展，也不能越俎代庖、揠苗助长。另外，政府干预不应仅仅表现在促进集聚区和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上，同时也要在保持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下工夫，即解决因为追求集聚效应和经济效率而产生的集聚区与集聚阴影之间的社会不公、生态失衡等问题，这需要统筹考虑集聚区发展战略、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标准区域和问题区域划分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区域调控。
［收稿日期］2012－08－05
注释：
①这11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马来西亚、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阿曼(西亚南部)、马耳他(欧洲地中海)、泰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
②当然，“逐底竞争”是以地方政府压低土地、劳工乃至环境价格为基础的，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乃至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所以，相对于已经实现的“搞对激励”，现阶段中央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搞对协调”。
③中国的市场化是从沿海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推进的，迄今，即使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仍没有完全放开，比如资源要素市场和资本金融市场。“五年计划”在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才改称为“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后，计划基本完成从微观领域的退出，但在宏观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得到强化，计划和市场从相互排斥转变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④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领袖人物全程关注“五年计划”的编制。而中共中央一般会提前通过关于“五年计划(规划)”的建议。
⑤笔者参与的一些地方“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皆因党政负责人不满已有发展思路而立项。
⑥这里所指的地方主要是相对于中央的各省份，并适当兼顾15个副省级城市、50个较大的市和其他地方行政单位。
⑦资料来自各相关省份的“十二五”规划。
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有效吸引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先后设立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跨境工业园区等六大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特殊监管区近年来逐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延伸。
⑨针对落后、萧条和膨胀三种区域问题，张可云提出问题区域，并主张将其作为中国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
⑩中国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多是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等产业多样化园区。
(11)MAR外部性强调专业化和垄断对于创新的重要性，而Jacobs外部性则认为差异化、多样性及其竞争促进创新。Porter认同Jacobs有关竞争和多样化有利于知识创新与溢出的观点，但却认为知识溢出主要发生于同行业内。
(12)“集聚阴影”指两个集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本文用其借指两区域模型中与集聚区相对的另一个区域。这一表述也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在调研中，一些特大城市周边地区的政府官员将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向集聚区集聚、本地经济难以起飞的现象比喻为“灯下黑”、“大树底下不长草”，集聚区以外地区的发展正如处在“阴影”中一般。
(13)1826年，屠能(Thünen)假设谷物运输成本主要由拉车的马在路上消耗的谷物构成，被认为是冰山运输技术的先驱。1952年，萨缪尔森(Samuelson)正式提出“冰山成本”。
(14)这一假设是为了建模方便，比较接近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情况。
(15)能够支付较高工资的城市部门当然也有较大的意愿集聚到较大的市场。
(16)如战争、灾荒、污染或政府新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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