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再认识——重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思想路线论文,实事求是论文,团结论文,向前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A84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8）04-0003-05
以往理论界和一般教科书都认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二是在实事求是前面强调了解放思想，从而丰富与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在30年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下简称“讲话”），应该解读出以往被人们忽视的更多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邓小平在思想路线问题上的贡献，作出新的理论评价。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并不只是在于突出“解放思想”四个字（要说“解放思想”，毛泽东早就强调过），而是有着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即他不仅强调解放思想，而且强调实事求是是创新和求实的统一，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是思想作风和民主制度的统一。作出这一新的理论评价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现实政治生活中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诸多制约因素，即贯彻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不仅是认知问题，更是思维方式问题、价值观念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提升价值观念、改革体制机制等多重努力，扫除切实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障碍。
一、思维方式因素：实事求是包含了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
人们一般把实事求是的“是”作“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来理解，这并无大碍。但问题在于对“事物”的理解，传统教科书都把它解读为“物质”，似乎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旧唯物主义的原理，就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这是造成我们用简单化甚至庸俗化观点来对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不能自觉地、自始至终地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原因。因为把“实事”仅仅理解为“物质”，把实事求是简单地解读为从“物质”出发，就必然在方法论层面上会割裂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而如果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主客体相统一的社会实践而非纯粹的物质客体出发，这样贯彻思想路线的主体就需要不断根据主客体关系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突破原有认识的局限。这就增加了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艰难性。
邓小平在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我们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制定，要立足于“社会实践”而不是“物质”。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P141) 改革开放初期，他对中国国情的基本面的分析，就超越了从“物质”出发的“地大物博”的观念，而形成了“人口多，底子薄”的观念，这一观念之所以相悖于“地大物博”，就在于它将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因素的“人”，置于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之中。
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打破思想僵化。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思想僵化的恶果作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3) 其真谛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不能拘泥于原有“本本”所造成的习惯和偏见，就需要突破以往的思维模式，即突破过去对待党的基本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求把思想上的解放和实践中的创新结合起来，即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勇于“闯”和“冒”，大胆试验，同时，“闯”和“冒”又要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这就是“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2](P372) 邓小平把这一思维方式概括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生动地体现了科学的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它也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
要做到创新和求实的统一，不能排斥理论的指导而限于盲目的经验主义之中。因为社会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是全面的，涉及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权益的复杂关系，需要全面地看问题，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发展地看问题，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静止地僵化地看问题；它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需要把现象当作入门的向导，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提炼，以便能够“看准”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实质和主要矛盾，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而这一切，都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而这一理论，又必须具有创新的内容。而中国人相对比较难以自觉到在思维方式中确立起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其重要的社会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小生产的思维传统。正如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1](P142) 其劣根性是难以依据实践的发展而“创造”新思想、新事物。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因素及其社会基础的揭示，以及所提出的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要求，是他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二、价值观因素：实事求是包含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实事求是强调从社会实践出发，而社会实践都是人的实践，因而对社会实践的考察，既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同时也包含了价值判断。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对如何评价同样的实践结果，价值评价体系和观念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判断。因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就并非是纯客观的事实标准问题，而是蕴涵了价值观因素。当然，对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其价值观又包含三方面内涵，即要不要讲利益、讲谁的利益以及怎么讲利益。这同样增加了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艰难性。
实事求是不能回避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关于自我意识决定历史而否定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时，深刻地指出，一切历史活动都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为了某种利益；一切历史活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引起最广大群众关怀的程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在“讲话”中，遵循马克思的这一价值观，针对过去片面鼓吹“政治挂帅”的“左”的思想，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P146)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执政党及其成员要为谁讲利益。在“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1](P146) 这就扭转了过去把个人眼前的实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的“左”的总想倾向。邓小平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胆探索要“看准”，并且“不断总结经验”，这一“准”和“总结经验”的标准，就是通过生产力标准最终归结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标准。以后他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以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这一思想。于是，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标准，就体现为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这就不仅仅是事实判断，而且是价值判断了。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统一。
然而，由于党和政府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们也是由人组成的，党务和政务领导者和工作者，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之一，也有自己的利益。马克思强调的是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没有与工人运动相对立的特殊利益。我们也强调的是共产党内不允许存在特殊的利益集体。马克思还认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3](P84) 认为因为是共产党执政，党务和政务的领导者和工作者就没有自己的利益，这一假定的前提就是空想的。因此，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形成一种好的利益机制，激励领导干部为人民的利益讲真话，办实事，使之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合理利益。
邓小平在“讲话”中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干部思想依然僵化的又一个原因，即“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1](P142) 这就触及到了党员领导干部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机制方面的原因。邓小平把机制问题纳入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制约因素，体现了价值判断上的重大调整，即能否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不仅仅是认知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思想境界问题，它还涉及到人们的利益关系。人们需要精神激励，同样需要在政策和机制上能得以实现讲真话、办实事的利益激励机制。
可见，如果不把利益问题纳入实事求是对“是”的追求中；如果讲利益仅仅从部门或者个人利益出发，甚至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如果没有形成很好地协调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国家利益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激励机制，是难以做到在实践中时时处处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难以做到求真务实的。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激励机制上的制约因素的揭示，以及所提出的“赏罚分明”的要求，也是他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三、体制性因素：实事求是包含了民主的思想作风和政治体制的统一
实事求是首先是求真，它要有科学的精神，但由于它面对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纯粹的物质客体，因而它包含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民主的关系。实事求是不仅需要科学精神，还需要民主精神。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来说，一开始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民主不仅仅是服从多数，还包含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权利。而民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更是执政者所建立的政治体制问题。对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没有兼听则明的气度，则下级和群众很难讲真话；而对执政党来说，如果没有形成对少数人意见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的体制，就很难使人们在人们缺乏理性的狂热中做到实事求是，包括领导者本身。这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所以具有艰难性的更为深层次的根源。
邓小平在“讲话”中揭示“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以后不少领导干部还不敢实事求是讲真话的根源时，首先指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1](P141－142)
邓小平这里所揭示的前一原因是政治原因，体现为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所谓真假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但之所以能设置思想“禁区”，“禁令”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有“追查”以及“扣帽子”和“打棍子”的权力。尽管林彪、“四人帮”集团已成为历史，但邓小平对这一“历史”原因的揭示，告诫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要时时警惕假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权力结合的现象，努力排除妨碍实事求是的政治障碍。邓小平这里所揭示的后一原因，则是深层次体制原因。因为这种“官僚主义”，是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同“权力过分集中”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而更是体制问题。与领导人的作风相比，“领导制度、政治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 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往往会“拉大旗作虎皮”，打着“革命”的旗号，这就必然会窒息党的思想活力，堵塞求真务实之路。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而有做到解放思想，民主是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1](P144) 这一命题，列为“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以显示其重要性。然而，不知何故，人们在阐述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都把这一部分内容舍弃掉了，而把思想路线问题仅仅解读为认识问题或思想作风问题，把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这就阉割了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因为仅仅依据简单的形式逻辑，我们便可从邓小平的关于“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条件”这两个著名论断，推断一个内含在邓小平思想路线内容中的命题：“民主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讲话”中总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1](P144) 为此他大声疾呼，党要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讲的“民主的条件”，既包括“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政策，更包含民主的制度化。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1](P144) 必须坚决保障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样才能改变“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的状况。即使对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也要进行分析和适当的解释，而不能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敢解放思想，敢出来说话，党的领导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那么，如何才能切实贯彻“三不主义”的政策？如何才能保证民主手段的实施呢？如何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呢？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问题。他极富远见地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P146) 以使人民群众能够在制度和法律的范围内畅所欲言。他还提出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法律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表明，依靠民主制度来保障党员权利和公民权利，从而真正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事求是才有不竭的动力。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要有经济民主作为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发扬经济民主，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他提出要“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实现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结合。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统一，是经济民主的实质，而经济民主则是民主的经济基础，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充分条件。社会的每一个单位，乃至每一位公民，只有成为一定的责任和利益的承担者，才能打破思想僵化。这就把经济民主与解放思想，使党和国家保持生机和活力，联系在了一起。
总之，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告诉我们，不突破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不调整价值判断，不发展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做到解放思想，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有宽阔的视野，要善于把握实践的脉搏，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要抓住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和党的事业坚持真理，发展科学；要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制度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给予强有力的社会保障。
收稿日期：2008－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