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合作还是潜在的冲突地区——远东边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边界论文,冲突论文,未来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苏边界之争，是两国长期尖锐对抗的问题之一。它几乎导致苏中全面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边界问题似乎已居于次要地位。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失去其紧迫性。不久前在杜马听证会上，对这一问题的密切注意就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半年来，关于中国人和中国黑帮分子大量渗入俄国领土，及中国人在俄国购置私产、战略原料和贿赂俄国官吏等其它有关描写中俄关系中消极因素的大量文章已屡见报章。对于同中国相邻的边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已成为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保持并发展边界经济关系，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有关他们生存的问题。
目前，中俄边境进行的划界，在双方当地居民中引起了相当激烈的情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我们的部分居民认为，俄罗斯外交部把自古以来就属于俄国的领土送给了中国。而中国社会各界则继续认为，按照过去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根据各种估算，沙皇俄国则从中国割去了1.5-3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片领土，现在是俄国或与俄国相邻国家的一部分。日本的舆论也正在唤起一种激情，它密切注视着俄国如何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寻求可资利用的有利自己解决俄日边界问题的微小例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去回顾一下不久过去的事实。
过去的苏中边界，长期作为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条边界多年前已经形成。它沿着天然的界线划分了两国的领土。从法律上讲，这条边界是沙皇俄国同中国通过过去签署的一系列条约而确定下来的。这条边界不是军事行动的产物，而是两个帝国通过复杂的边界谈判的结果。起初，这条边界是苏联同中国友好相邻的边界。按照1950年《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两国边界地区的居民保持了积极的联系，进行了活跃的贸易。总的说来，在相互理解的情况下，所发生的问题，都很得体地得到了解决。
在中苏关系的初期，两国领导人并未声称，中苏两国存在着有争议的领土的问题。因此，尽管从沙皇俄国承袭下来的苏中边界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至今仍被描写着，但并未遭到怀疑。在一定时期，两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接近，使人们忘掉了地缘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两国的国家利益似乎被描绘成完全一致。这首先是由“冷战”时期对苏中两国的敌对和包围，及军事紧张形势决定的。对于共产主义中国来说，还有来自美国帮助下的台湾蒋介石军队反攻大陆的威胁，和对它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众所周知，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当时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是在平等和尊重中国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在1956-1959年间，时常发生违反边界事件。这一地区已出现了某些不愉快的信号。但两国边界机关最初都没有麻烦中央当局，而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使负责外交解决的人士，对此产生了不适当的理解。于是，苏联当时曾向中国建议，同其它国家一起与之签订有关边界章程和调整边界问题的互助协定。可是，不论苏方的动因如何，在更加认清了两国国家利益分歧的情况下，中方是不能接受这一建议的。
在60年代，违反边界的事情已变得更加尖锐。为了防止边界摩擦，苏联政府于1963年提出，准备为搞清个别必须重新划界地段的边界线进行协商。于是，两国政府边界确定代表团于1964年2月至8月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在正常的睦邻关系下进行谈判，原本可以在短期内通过互相协商来确定边界线的。但由于两国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所以在北京的谈判未获成果，而在莫斯科的下轮会谈也未举行。
中苏两国的战略对抗已越来越具全球性质。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中苏间的军事对峙最终导致了诉诸武力。而1964年边界谈判的完全破裂，也是其武装冲突的原因之一。作为对外战略，毛泽东的声明被苏联认为是对其1.5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觊觎。说到中国方面的实际立场，不管中国政府1969年10月8日的声明的说法有何不一，但在这个文件中毕竟专门指出：“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和国家文献中只有一个说法，即中苏边界武装冲突首先是中国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看看，中苏分歧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毕竟中国首先是把边界争端用于了自己的内政目的。对这一事实的低估，是苏联外交最大的失误。据不同估算，苏联为此付出了按当时价格2千亿到3千亿卢布的代价。
在中国，当时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都认为，西伯利亚的大部和中亚的相当一部分领土，过去在某种程度上都曾属于中国。在中苏尖锐对抗的情况下，此类有关边界问题和俄中关系史的科学和科普著作，均被苏方认为是从“科学上巩固”中国人的“领土贪求”。苏共中央的立场，也唤起了苏联史学家同样味道十足的著作问世。这些著述同中国社会学家的大作一样，都带有对抗态度的痕迹。在中国则证实，苏联的政策是“沙皇俄国侵略政策的继续”。在苏联作为回答，则声称中国“在继续中华帝国的扩张战略”，“表现出了对苏联部分领土的觊觎”等等。这样，关于马列主义纯洁性的抽象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再清楚不过了。在苏联方面，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边界尽管常常是沿天然边界走向，但远没有总是与民族同一性的边界相吻合。民族历史边界可以随着时间而变迁。而在具体情况下，它由于行政方面的专横也可产生。因此，这类边界原则上说，就是对抗和不稳定时期的潜在紧张区域。这一点，无论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还是在苏联解体之时，我们都已有了切肤之感。
关于恢复调整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的协商，只是到了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和周恩来总理才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双方认为，必须寻求办法制止对抗，特别是在敏感的边界地区。遗憾的是，正是刚刚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译者），和谢米巴拉京区的扎拉纳施科利居民点发生的流血冲突，导致了这种对抗。不同程度的紧张局势，使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了30年之久，中苏两国终于在1991年5月16日，签订了未公开化的东段边界协议（除了蒙古以西的55公里地段外，即现在的俄中边界）。
1991年的协定达成了一种妥协，即在当时的外交场合下，确认了双方所认同的问题，任何一方尚不想解决的问题，外交战略家们留待“以后”去解决。但在这些地段上，也留下了常常引起问题的“小漏洞”。如大乌苏里岛和靠近哈巴罗夫斯克的塔拉巴洛夫岛，及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一个大岛（即在我国边境一侧的大小黑瞎子岛等3个岛屿—译者）。这个协定对于俄国尤为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同中国9／10以上的边界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了在苏联解体之时，俄国外交取得的主要成就。至于说按照1991年5月16日的协定，俄国似乎把领土让给了中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论根据过去的俄中条约，还是按照现在公认的国际法则，这个协定都在国家关系中首次确定了共同的边界。没有理由重新审议这个协定，这只会造成前苏联唯一与中国有着4355公里共同边界地区的不稳定。这一地区也应避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今天，中国政府很关心中俄边界的确定，因为很小的动荡都会造成中国边疆民族冲突的导火线。这只能加剧它自身的离心倾向。协定的不公开化，以及协定签订前私下的准备工作，和中央对地方的漠视态度，在当地居民中也产生了不满情绪。苏中边界谈判的密闭是边界关系趋于尖锐的原因，在当时，这又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但是，在划界协定签订后，外交部有责任向居民作解释工作，向本国舆论界通报一下信息也并非多余。这正是产生今天的小误会的原因。
在前苏中边界的西段，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同中国的边界地段，情况要更为复杂。用今天的观点看，在过去的中俄条约中，相当一部分领土没有确定，或者不很完善。目前尚不清楚，从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几个新的地缘政体，何时能够稳定，稳定到何种程度。这一地段的谈判，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俄国和塔吉克斯坦政府的联合代表团同中国进行的。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无可置疑，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也无可厚非。所以，中国总理李鹏春天出访这些国家并非偶然。李鹏访问哈萨克斯坦的结果，是该国同中国签订了边界协定，消除了大约70公里地段上的歧见，使哈中1.7千公里长的边界变成了李鹏所说的“和平区域”。当时，在该地区还没有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样方式，近期也不存在。这仅是各种不同力量的一种不太固定的妥协。无论为了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都会争斗。在哈中边界协定签订的同时，土库曼斯坦却声称，它要在5月作为“和平伙伴”加入北大西洋组织。这样，在俄罗斯地区建立自己的关系时就该牢记，任何一种妥协都存在正负两个方面。妥协当然接近了目的，但对所取得的成果也产生了一种有害的信念，认为在某种条件下这是不切实的东西。因此，只有签订永远囊括了所有过去遗留问题的边界条约，才是值得承袭了苏中边界的各国力求达到的唯一重要目的。
今天，80％左右的俄中经济关系正好是由地方贸易和边贸完成的。这种贸易成了边境地区的重要生活依存，获得了多年来不能从欧俄足够得到的东西。同中国进行的边贸实际上存在着毫无限制的趋势。但这一点很清楚，中央力图把它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因为地方从这种贸易中，首先看到的是自己局部问题的解决，有时就忘记了俄国的地缘政治问题。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央的担心缺乏根据。所说的由于划界和对签订边界协定的抵触情绪引发的边界的不稳定，也不可信。如果地方上能够严格地控制俄中边境贸易，中央就应该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而且，新宪法也允许这种做法有相当的弹性。中央的限制实际上等于削弱俄国远东，它最终将导致不稳定情绪的加剧。
中俄贸易中的消极因素，大部分是同我们的内部问题相关联的。如贿买官吏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及低酬的法律保护机构的工作不力。不平等交换，是由于俄国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和中小商人的经验不足。中国人的非法渗入，则是由于缺乏外经活动和保护外国商人及投资的法律依据。同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也缺乏税收分配的立法和关于自由经济区的立法等等。当然，最为经常的还是对中国人实行严厉的签证控制。但今天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贪污的增长，以及在某些边境地区同中国的贸易减少了40％。这样，在保卫民族利益的漂亮口实下，无意以文明方式解决问题的做法，常常变成了一种损失，而最终，则是全部民族利益的损失。
的确，中国人大量地渗入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已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但应明白，在俄中和苏中关系史上，已有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即象本世纪初沙皇俄国一样，或者在肉体上消灭他们，用机枪把他们逐出俄国领土，或者建立一个无处不有镇压机构的集权国家，由这些机构去对付这类“种族问题”。
两种办法无论从人道，还是从长远来看都是不会起作用的观点，也都不能采用。通过专门立法，寻求使这些居住人口参加有利俄国福祉的经济活动，要比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或低效禁止要积极有益得多。同时，对于来自邻近边境的俄罗斯难民要制定特惠，使他们首先在俄国人口稀少的边区定居（有点象斯托雷平纲领）。而思考一下鼓励在太平洋地区有着自己利益的国家，如南韩，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投资问题也不无益处。因此，对中国人渗入这个问题视而不见或只是禁止，我们将来要承担一种政治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所幸的是，尚为时不久的过去，似乎使中俄双方已经相信，在国际关系中，某些领土的历史归属的争论是没有结果和令人生厌的。
我们同中国的边界，将来只应以专门的外交文件，边界协定，最好是专门的边界条约来确定。这条边界不能依赖于当时国家关系的性质。这里不容许由于过去条约的不完善，以及某国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对抗。对于我们来说，边界的安全从战略意义上，应该保持核威慑。同时，也要保持双边都关心的稳定，并根据经济方面的确切法律依据，保持劳动分配和经济联系的互惠。只有这样，才能把中俄边界变成合作区，而不是潜在的冲突地，使双方再不至于重蹈不久过去在边界关系中的复辙。
（张宗海译自俄《独立报》1994年第103期。译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