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博士园地 试论宣统政局与清王朝覆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统论文,史学论文,政局论文,试论论文,园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王朝以宣统朝而终，这是辛亥革命的结果。然而，何以清王朝于宣统三年在革命的冲击下而迅速覆灭？我们试图通过对宣统政局的剖析，以期对此问题作出解释。
一、宣统政局的形成
政局是影响决策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构成的政治格局，尤其是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演变态势。据此我们认为，宣统政局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绪末年的丁未政潮，而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则成为清末政局转换的机枢，正由此而形成宣统政局。
1.丁未政潮与奕——袁集团的鼎盛
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光绪末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两大对立政治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其中一派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
和宣赫一时的封疆重臣两广总督（1907年做过20余日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首；另一派以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首。两派斗争的结果，奕—袁集团大获全胜，权势盛极一时。
庆亲王奕劻1903年继荣禄而为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则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权倾朝野，所谓“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1〕，奕、袁勾结形成当朝一种显赫势力。 与此同时，朝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势力，以深受慈禧太后宠信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为首，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奥援。慈禧太后惯用的统治术，即是凌驾于各派冲突之上，操纵其间，利用矛盾，保持自己权势，每每因此可以维系政局的稳定。然而，当这种平衡术稍有倾斜，则预示着政局动摇和政潮突起。1907年的丁未政潮，正是因为慈禧太后对权势目重的庆亲王奕劻表示了不信任的意向而引起，结果出人意料，由于瞿鸿禨的弄巧成拙反而使奕劻、袁世凯先发制人地反戈一击，致使瞿鸿禨和岑春煊横遭罢斥和放逐。瞿被罢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岑由刚任20余日的邮传部尚书被放两广总督，旋被借故而罢〔2〕。奕—袁集团因此而权势至于鼎盛， 这是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不得不深以为患的。
在丁未政潮之后，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奕—袁集团势力再度膨胀的措施。首先，是调载沣入军机处，“希望分奕劻的权力”，然而“载沣谨小慎微，尚有父风，而才具平庸，尤乏手腕，岂是奕劻对手，徒成其为‘伴食中书’而已。”〔3〕对付奕劻，这种措施显然并非有效，但无论如何，这已预示着日后载沣的发迹。其次，去掉袁世凯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之职，调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实为明升暗降之法；同时又调张之洞入军机处，对袁加以牵制。显然，由丁未政潮开始，奕劻、袁世凯集团已成为威胁朝局的力量。
2.帝、后去世与载沣集团的形成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晚清政局由此而开始大转换。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何以能形成一个载沣集团。
首先，载沣之子溥仪继光绪帝之后而为皇帝。光绪皇帝病危之际，继统人选问题为宫中所注目，近支溥字辈中年长的恭亲王溥伟颇为活跃，自以为“如立长君，他当然有分”。然而，慈禧太后“根本没有作立长君的打算”，奕劻、袁世凯也认为“倘立一岁数大的，于己殊为不利”，这样一来，“溥伟之妄想，当然无望了。”〔4〕因此，便有慈禧懿旨使三岁小儿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5〕， 即宣统帝。
其次，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据载涛回忆，载沣“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既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殊不知这正是慈禧太后所需的合格人选，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6〕溥仪继位，乃父载沣便当然地被封为监国摄政王。慈禧太后本来想通过载沣来操纵朝政，慈禧懿旨：“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7〕然而，慈禧很快去世， 载沣便以监国摄政王身份总揽朝政，所谓“独揽大权者，仅载沣一人。”〔8〕
再次，为了对付权势显赫的奕—袁集团，便在载沣周围聚集了大批皇族亲贵，形成了载沣集团。载沣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紧紧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样，在与袁世凯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集团。
宣统政局就是在载沣集团与奕劻、袁世凯集团的争斗中形成的。
二、宣统政局的演变
宣统政局的演变可分两个时期：载沣时期和袁世凯时期。
1.载沣时期（1908.11—1911.11）
载沣摄政监国时期，或明或暗地始终贯穿着载沣集团与奕—袁集团的斗争，同时夹杂着皇族亲贵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载沣集团与地方督抚——立宪派的关系更是日趋紧张，政局因此而动荡不安。
载沣摄政伊始，即大力加紧中央集权，排除异己，任用亲贵，集权于皇族。自1906年官制改革与1907年丁未政潮以后，清王朝贯于使用的满汉平衡权术已经出现极大的倾斜。光绪末年，京师有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9〕即此之谓也。 慈禧太后晚年的这种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政策在载沣摄政期间很自然地得以继续发挥。当其时，权倾朝野的袁世凯是载沣最主要的政敌。虽然在慈禧去世前袁已被解除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军政大权，而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但他在北洋军中遍布着亲信，“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10〕他们“只知有宫保，而不知有朝廷。”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也被袁重金收买以为奥援，或曰：“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11〕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12〕。这是载沣集团最大的难题。眼看着自己耍大权旁落，监国摄政王将徒具虚名，于载沣而言，袁世凯是非去不可了。他开始打算杀掉袁世凯，但由于载沣生性懦弱无能，犹豫不决，便商之于朝廷大臣，而遭到奕劻、那桐、张之洞的反对，最后只是于1909年1 月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解除其一切职务〔13〕。袁世凯既被轻易地驱除出朝，他们即将矛头对准有袁“后台老板”之称的庆亲王奕劻。“那时的皇族，派别虽然不同，而对于奕劻，不能容忍其挟制揽权，意见是完全一致的。”〔14〕但对付奕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们便在罢斥袁世凯之后，转而拿有“奕劻心腹”之称的陆军部尚书铁良开刀，“认为若有他为陆军领袖，则奕劻仍不易搬倒，所以连他一起排去。……遂把铁良放了江宁将军。”〔15〕然而，奕劻仍然把持首席军机大臣职位丝毫而不动摇，致使袁世凯能够于“辞去军机大臣，而返回河南之后，仍在暗中操纵一切”〔16〕，以及日后能乘机而轻易东山再起。
在与奕—袁集团争斗的同时，载沣加紧集权皇族。如前所述，这是慈禧太后晚年政策的继续。当然，这个所谓的载沣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载沣个人庸碌无能，并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的铁腕人物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因而难以控制皇族亲贵，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
“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
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 又在七党之外。海军本肃王建议，载洵等出而攘之，故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载
专司训练禁军大臣。朗好谈洋务；,载振弟也。载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摄政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谘府。唯溥伟以倔强与诸王不合，只派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下。”〔17〕
由上可见，皇族亲贵们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上的争斗。当然，在对付袁世凯方面，则除奕劻外而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载沣摄政监国期间，袁世凯垂钓洹上，皇族亲贵们各自占住相应的权位，表面上，载沣尚能控制朝政，朝局相对稳定。然而，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立宪运动中载沣集团与地方督抚——立宪派的矛盾。
宣统时期，地方督抚中未有显赫人物，不能形成与朝廷相抗衡的地方势力。由于载沣摄政期间继续了自1906年以来的宪政政策，虽然并不真正主张立宪，但却给予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的所谓立宪派以很大期望，他们多次发动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得到一般督抚的支持。地方督抚与立宪派在立宪运动中合流。然而，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却日益紧张。 1911年5月，清廷推出“皇族内阁”。“直省谘议局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行组织，呈请都察院代奏。奉旨以黜陟百司为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干预，不许。”〔18〕清廷此举“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朝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19〕清廷政治已不可为，其与立宪派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此后，立宪派转向革命，地方督抚不愿效忠，当是自然之理了。
2.袁世凯时期（1911.11—1912.2）
武昌起义后到宣统退位时，这段时间也应属于宣统政局的考察范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载沣为首的满族王公亲贵终于束手无策，“武昌起义后，清廷的王公大臣们自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而下都没有应变的大才，都拿不出处理军政的上策。”〔20〕袁世凯再起的时机就这样来到。1911年11月，袁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只好“以醇亲王归藩，不预政事。”〔21〕此后便是袁世凯挟持清廷与革命党议和，一批皇族亲贵如良弼、铁良、溥伟、善耆、载洵、载泽等集结为宗社党（1912年1月），他们企图挽救垂死的清王朝。 袁世凯欲借重革命势力威胁清帝退位，这是宗社党所无法容忍的，他们一度成为一种坚定的清帝退位反对派势力。终于，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合作给予良弼以肉体的消灭，〔22〕在“铁血”面前，宗社党不得不败下阵来。良弼被炸2日而亡，“亲贵丧胆，逊位议定。”〔23〕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就这样，以袁世凯的最后胜利而结束了宣统政局。
在袁世凯与满族亲贵争斗的同时，立宪派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而转向与革命派合流，成为反政府势力，整个社会大动荡起来，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综观宣统政局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的最后3年中， 各方面的明争暗斗是很激烈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与清政府斗；摄政王与袁世凯及立宪派和革命党斗；善耆与载沣兄弟斗，结果均归失败，成功者只—袁世凯。”〔24〕如前所述，载沣处置袁世凯，仅以“开缺回籍养疴”，无异于“纵虎归山，养痈成患”〔25〕；而袁世凯对付良弼，则是置之死地而后快。载沣之懦弱，满族亲贵之无能，袁世凯之干练横暴，昭然若是，宣统政局如此演变当为自然而然。
三、宣统政局的特点与影响
1.政局动荡不安
宣统政局就潮局而言，表面上是相对稳定的：载沣摄政监国，袁世凯退隐在籍，皇族亲贵各安其位，在短短的三年中——也许正因为如此短暂，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种表面稳定现象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一是朝廷与地方的关系紧张，矛盾日益激化，主要表现在立宪运动之中；二是地方上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尤其是经常性的武装起义。因此，就整个宣统政局而言，由于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直到最后合流，致使政局动荡不安，以至于清王朝覆灭。
2.权力处于失控状态
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幼年宣统继承皇位，载沣摄政。由于载沣资历浅，年纪轻，且生性懦弱，又庸碌无能，而所有皇族亲贵也是彼此彼此。无疑，汉族重臣袁世凯“已成为全国政治重心，一朝罢斥，政治重心便失去了平衡”，以至于“满廷的中枢已成真空地带”〔26〕。所以说，清王朝于宣统时期缺乏一个权力核心，呈现失控状态。朝中派系林立，各自为争权夺利，这是铁腕人物袁世凯得以乘机崛起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朝廷对地方督抚失控，使离心力增大，使得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督抚各自逃命，几乎未有拚死抵抗效忠王朝的。
3.皇族亲贵擅权，满汉矛盾激化
载沣摄政期间，加强皇族集权，尤其是少壮亲贵们充斥朝廷，他们个个碌碌无为，而都占住显要权位，并且不断地明争暗斗，大多的精力就这样内耗了，以至于政治则无所为。正如徐世昌所说：“清王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27〕满族亲贵把持中央，汉族重臣袁世凯之流被排挤出去，虽然我们不能把载沣集团与袁世凯集团的权力斗争纯粹归结为满汉矛盾，因为其中包含着更多的个人或集团的权益之争，但是在宣统时期，满汉矛盾更加激化则是毋庸置疑的。武昌起义后，这种民族矛盾更表现在袁世凯集团与宗社党的斗争上；同时，“反满”无疑是辛亥革命一个颇具号召力的口号，以至于革命派竟以迫使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拥戴袁世凯以达到共和目的。
现在我们该已明白清王朝何以于宣统三年在革命的冲击下而迅速覆灭了。本来，武昌起义或许并不足以威胁满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 据时人记载：“鄂垣兵变，仅一小部分，……彼系乌合之众，人心未定，收复不难。”〔28〕然而，满族王公亲贵早已自坏长城，不得不听任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正所谓“革命之事，乃诸王之自革而已。”〔29〕“满清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30〕由宣统政局分析可知，宣统时期，清王朝本身隐伏着各种危机，大厦将倾之时，加以革命的撞击，清王朝覆灭了。可以说，这正是宣统政局演变的必然结局。
注释：
〔1〕〔9〕〔29〕刘体智《异辞录》第194、197、230页， 中华书局1988年。
〔2〕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一）第273、2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岑春煊《乐斋漫笔》，《近代稗海》（一）第103—105页。
〔3〕〔4〕〔14〕〔15〕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4、64、65、65页。
〔5〕〔7〕《宣统政纪》卷一，第1页。
〔6〕〔10〕〔11〕〔21〕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79、79、82页。
〔8〕〔24〕李泰棻《独树一帜的善耆》，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4、89页。
〔12〕〔13〕〔16〕〔25〕载润《隆裕与载沣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8、77—80、78、78页。
〔17〕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一）第299—300页。
〔18〕〔23〕金梁《光宣小记》，《近代稗海》（十一）第324、 325页。
〔19〕〔26〕刘厚生《张骞传记》第184、165页，上海书局。
〔20〕冯耿光《庙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22〕参见吴兆清《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7〕叶纲侯《徐世昌的晚年生活》，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5页。
〔28〕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第57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93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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