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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在一年前预料到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变动的剧烈程度，仅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就能引发金融海啸，使全世界步入经济衰退，这的确超出了所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想象。可以说，在朔风萧索的经济寒冬中，世界各重要经济体的政府、中央银行、经济学家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应对危机和衰退的思路竞争和政策竞争。过去若干年，国际经济学界中曾出现过“脱钩”理论，即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贸易资本等方面可以在松散的联系中按各自的规则和规律运行，它们之间不会出现同损同荣的现象。现在看来，这种理论已站不住脚。在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只要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就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在世界出现危机和衰退时独善其身。现在，美、欧、日、韩等国面临的难题是危机和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受到拖累后面临的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方方面面脆弱性的暴露。最乐观估计，美国可能在2009年第四季度到达可预示经济增长反转的底谷，欧日韩的复苏进度恐怕要稍缓慢些，而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否重新获得增长动力则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或地区能否采取恰当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认为，所有国家出台的经济政策都是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合作的产物，这些政策的质量又主要由它们的调节效果来判定。在一定的时点上，各个经济体都有特定的经济基本面，这些调节政策最终能否奏效，就看决策者们选定的调节方案能否符合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体制、制度、微观基础和人事条件。
在最近几年来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大都倾向于用体制制度来解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绩效差异，这当然不错。不过，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体制框架下，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人事和政策选择也可能使制度和绩效之间产生不理想的配合关系。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一定人事条件下由于认识上出现偏差或知识欠缺，这些决策者做出了错误的政策选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一直认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样板国家，它法律健全、社会制约机制完善、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透明度都堪称世界之最，如此等等。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恰恰是美国，美国仅以“有毒”债券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直接损失就以千亿、万亿美元计，而且，由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恐怕已难以估量。美国的体制和制度一直以相对稳定闻名，因此，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应当在政策和人事两方面，即负责制定政策和执行监管的人应当在本次危机中承担主要责任。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将本轮金融危机划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8月至2008年9月14日之前可视为第一阶段；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2009年8月为第二阶段；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充分暴露与蔓延阶段；第二阶段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世界性经济衰退引致各经济体政府频繁采取政策行动应对危机和衰退阶段；第三阶段是政策逐步见效、全球金融信心恢复、经济重新出现活跃和增长回升阶段。在这个三阶段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第一阶段责任在美国政府和金融决策及监管当局，因为它们见事迟钝对次贷危机的影响估计不足因而错过了最佳救援机会，致使危机迅速蔓延；第二阶段的核心内容则是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比拼反衰退反通缩政策招法。各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将在这一年时间里陆续见效或表明效力有限，因此，这一阶段也将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期；第三阶段，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走出谷底，全球经济出现回暖局面。一般情况下，本轮全球经济衰退时间不会超过两年。其理由是：中国采取了最强有力的以保增长促就业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组合下拉动的内需特别是2009年的新增投资将占同年全球新增投资的70％左右。以基建、修路、环保等公共设施为主的投资不仅能防止中国本国经济增长的明显下滑，还能对全球大宗原材料能源技术及金融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进程起算是登上了全球化列车，经过30年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由三等车厢乘客升级晋升到火车头的位置上。因为中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6％左右，我们算是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但还算不得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因此，我们还不是主驾驶员。在当今世界上，能称得起全球化火车头主驾驶员称号的依然只有美国。欧盟虽然经济总量与美国相若，但27个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府权力各自独立不可能有统一号令，因此不可能担当全球火车头主驾驶的重任。日本虽然经济总量在各国排名中仅次于美国，但其政治倾向和文化价值观负面影响较大，且经济上内部需求、市场容量有限，距离全球化火车头主驾驶条件要求相去甚远。从今后几年反危机的实践看，全球复苏的希望主要还是寄托在美国身上。美国GDP占全球的1/4，有全世界最具领先地位的科研和教育资源，特别是以“变革”为竞选口号的年轻黑人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44任总统，在未履职前就组建了最有经验和最具专家特色的政府团队，并提出了以结构调整为特色又兼具拉动内需特征的反危机政策组合，所有这些因素让很多人已感到灰心和绝望的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一般情况下，对有相应能力的国家来说，在经济萎靡不振、内部矛盾激化难以解决时，发动战争会成为拉动内需的最有效手段，但布什“想打谁就打谁”的单边主义路线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从奥巴马本人的价值取向说，美国也不会走这条以极端手段摆脱危机的邪路。所以，2009年应当是以合作为主基调，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携起手来、协调政策行动、共同迎战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年。
从2008年9月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开始，世界主要经济体就一直把目光投向中国，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时代，只有中国配称流动性普遍短缺时代的王者。人们希望中国能拿钱救美国、救欧洲、救世界；人们在关注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的表态和举动；人们在研究中国自2008年11月份以来密集出台的各种宏观经济措施。这里所说的“人们”，指的是国外研究者。相较之下，我认为，我们中国自己的反危机对策尚有许多待改进之处。
第一，2008年11月中央密集出台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各种政策方案后，我们已从中央提出的4万亿进而看到地方政府又进一步上报的所谓18万亿甚至33万亿的累计刺激计划。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即使是中央提出的4万亿刺激金额，直至今天也没有一个支出主体、支出进度、支出方向、落实程序的明细。难道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仅仅是个提振信心的经济口号吗? 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和政策研究者都看不到我们想看到的刺激措施细节呢?这其中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我们的决策机构行政效率不算太高，相应的计划还在编制过程中，“千呼万唤未出来”仅仅是动作慢一些而已；二是因为某些宏观相关部门由于各自本位主义倾向还无法在4万亿真金白银的来源上达成共识，因此也没想到一定要给市场参与者提出相对明晰确切的政策实施细节信号。但无论怎样说，我们的非常时期应对危机的决策机制都存在许多待改进之处。甚至我觉得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直接牵头成立一个“反危机特别行动委员会”类的组织都非常必要。这类的组织如果让它能切实克服经济政策或重大决策出台前“部际协调、部际会签”制度下各部委出于本位利益考虑造成的决策效率损失，使我们能在这场全球经济复苏或回升中争取宝贵时间，那么，建立这个临时机构就是值得的。假如这个动议能够付诸实践，那么，这个新的有权威的临时机构的行动目标应当是：(1)保证能让财政的刺激资金尽快出笼，成为信贷资金、地方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的引领力量，这种引领作用一定要在2009年上半年有明显体现；(2)转变国家外汇储备原有的被外界所诟病的运用方式，在本轮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国际市场石油、大宗原材料价格、资源类公司股权价格探底时，协助相关微观主体展开“抄底”行动，建立囤积性库存，最低目标是把2008年6月之前由中国公司抢购高价原材料、高价石油期货等行为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补回来；(3)对各个宏观相关部门的本位主义倾向各式怠惰行为进行抑制，保障经济刺激资金能顺畅到位；(4)协调和指挥相关部门对大项目资金、大宗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督，甄别和剔除地方政府上报项目中的低效甚至浪费性资金申请项目，在扩张的主基调中始终贯彻清晰的结构调整目标，不保护落后生产力，坚决压缩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投资，不搞只着眼于就业和迎合短期民心的浪费性重复建设。
第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政策信息的前瞻性。从2008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我们并没有犯大错，但针对市场人士对10月份之前强力紧缩措施的种种质疑，货币政策有没有可供反思之处呢?现在，我们可以从宏观效果说2008年前10个月的信贷和流动性紧缩可能避免了中国企业大规模扩张和不计后果的囤积高价原材料行为。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10月份前准确地预测美国次贷危机给国际市场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并由此在2008年9月份时就给出一个确切的以应对经济衰退为目标的前瞻性政策信息呢?显然，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决策依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开会表态等方面都应当增加透明度。货币政策在决策前应当以国际市场变动趋势、国内实体经济和银行系统实际需求为关键参考因素。我认为，值此扩张内需的关键时期，中央银行应考虑以数量型政策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出台的政策应讲求实效性。例如，中国历史上存款准备金率最低水平为6%，如果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远较1999年11月至2003年9月的形势严峻，中央银行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将存款准备金率一步到位地调到6%，这样能给所有的银行类机构一个确定的可贷资金预期，而当前这种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并行且采用“零揪式”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既无法使被调控者建立明确的市场预期，也不能保障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目标的有效落实。
第三，应改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状况。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货币政策有紧缩功能、无迅速扩张功能，而中国的财政政策有扩张功能却无有效的紧缩功能。正因为如此，只有将这两大宏观政策进行精心搭配才能取得最佳调节效果。在本轮危机应对中，如何贯彻结构调整意图于总需求扩张之中？实事求是地说，货币政策在这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中央银行不可能指令商业银行去对某些行业或增加放款或减少放款，但财政政策则可用贴息减免税等方式，引诱商业银行争先恐后地采取行动，将信贷资金配置于那些有减免税待遇从而能直接增加其自身盈利水平的方向上。我们的最高决策层不是一直在关心“三农”、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资金可得性问题吗？那好，财政部只要出台对这类企业的银行放款实行免税或减税待遇就是了！这些事做起来非常简单，但相关部门为什么就迟迟不采取行动？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样道理，针对各地方政府节能减排任务难以完成的现实，财政政策只要将加税这个政策工具运用到信贷配置不当的银行业头上，这类银行当然也会自动紧缩关联的信贷供给，并根据财政部出台的加税减税目录去自动调节其业务行为。
最后，再说说中国股市。2008年，中国A股市场是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如果2009年股市还无起色甚至进一步阴跌不止，这个市场就会成为我们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的“提振信心”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性因素，它甚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国有许多事让人看不懂，股市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事项目录中则可雄踞榜首。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套用这个句式也可以说“持续的股市行情也是检验资本市场政策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一定时期如果泡沫过大说明我们的政策有误；同样道理，如果股市融资功能严重萎缩，行情长期低迷也肯定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都在参与一场拯救市场信心的政策竞赛，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在这场信心竞赛中拔得头筹，最大的拖累因素就是股市政策失当。阴跌和低迷行情甚至使得许多国外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人说：“中国股市业已崩溃。”我不明白决策层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正视“大小非”问题的严重性，理论界为什么不对2006年的股改发挥想象力，追溯当年可能比“对价”方案有无更优的选择，例如不会引起目前“大小非威胁”局面出现的“缩股”方案的可行性等等。经济史展示的永远是事后结果，已经行之有年的政策我们无法再推倒重来，但是，为什么不采取用两个交易所对“大小非”解禁进行逐笔审批的折中办法来弥补当年股改的失误呢？事实上，用逐笔审批对“大小非”进行变相限售这是使中国股市重拾上升行情的惟一有效办法，我们许多“瞎参谋”、“烂干事”给上边出的其他所有招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无效对策，这已被2008年11月以来的股市状况所证明。2009年是取缔反动组织法轮功10周年、“6·4”政治风波20周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集团武装叛乱50周年、建国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因此是一个政治敏感之年。我们必须从政治高度去考虑中国股市行情回暖问题。在改革开放30年中，尽管中国已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在30年中生成的利益相对严重受损群体、在2008年以来企业倒闭风潮中涌现的失业大军以及在地方政府城市开发中因举措失当滋生出的一批“怨民”，他们都是对现实心存不满的社会力量。如果我们不重视股市问题，在1亿多股民中人为地再创造出一批“怨民”，那肯定是相当大的失策。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决策层应当将股市的稳定发展当成是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构成内容，把股市行情的回暖向上当成是考验有关部门能否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检验尺度。
尽管我们的决策层已经在本轮全球反危机竞争中表现非常出色，中国业已具备许多反衰退的经济优势，但对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与其做乐观估计，不如悲观估计，这样，我们才能毫不懈怠地出台各种恰当有效的经济政策，争取在全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率先获得强劲增长势头，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