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费尔巴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1，B51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4-0077- 08
在20世纪刚刚过去不久，2004年L·费尔巴哈诞辰200百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并思 考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状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由于材料并不十 分完整，本文定有一些不足，请指正。
一
相对于早在1903年中国报刊上就有介绍、论述康(汗)德、黑格尔(黑智儿)哲学的文章 而言，费尔巴哈(费尔[儿]巴赫、费尔巴黑、佛尔巴哈[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报刊上则 是较晚的事。直到2002年9月中旬，笔者才查到他的姓氏出现在中国报刊上的较早时间( 是否是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还很难说)，那就是1919年7月18日的北京《晨报》。该报的“ 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日本学者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概要》中译文，把“Feuerbach ”译为“霍换尔巴哈”。同年12月1日的《晨报》有一篇绍虞据日文编译的《马克思年 表》，把它译为“黄巴县”并附德文姓氏。可能由于这两个从日文译来的名字与原文发 音相距甚远，它们似乎不怎么通行。在1927年出版的谢扶雅先生的《宗教哲学》中，“ 费尔巴哈”还是直接写成“L.Feuerbach”。至于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等人的论著、 文章或译著中是否提到费尔巴哈，还有待查考。随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 930)与普列汉诺夫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费尔巴哈的 名字、著作中译本开始流行和出版。1934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了《未来哲学原理》两个 译本，1935年出版了《黑格尔哲学批判》，1937年出版了《宗教本质讲演录》。这一年 还出版了约特尔的《费尔巴赫底哲学》中译本。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论著中提及费尔巴 哈(赫)，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艾思奇)，或指明马克思哲学与 他的继承关系(李达)，或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如陈伯达、叶青)。这期间还发表了卢文 迪的《费尔巴哈之生平著作及思想》(1933)和威夷的《黑格尔与费尔巴哈》(1935)两篇 文章。后一篇文章说，费尔巴哈“当着黑格尔的哲学在德国戴上了普鲁士的王冠而‘君 临’一切的时候，展开了猛烈的反观念论反宗教的斗争，确立了唯物论不可动摇的基石 ”。[1](P382)这显然是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写的。而1936年出版的郎格《唯物论史》中 译本，也把费尔巴哈“和唯物论者很接近”的说法传到中国。
如果说30年代还有成果的话，40年代就很难说了。这和当时的时局有关。由于我们对3 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延安新哲学会(这个学会以翻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 旨。据陕北公学老同志回忆，他们当年学过《费尔巴哈论》，它是干部阅读书目之一， 那时也有解放社的版本)的具体活动知之太少，很难说清他们讲述、研究费尔巴哈哲学 的情况。总之，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还说不上有什么真 正的、实质性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后5 0年西方哲学研究可以以1978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为界，分为 两个时期。50-60年代相继出版了洪谦先生、王太庆先生据德文翻译的费尔巴哈著作的 单行本，翻译出版了据俄文本编辑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下卷)，前苏联学 者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波兰学者的《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的伦理学》，也翻译发表了前苏联和前东德学者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论文 ，出版了《谈谈费尔巴哈的哲学》这本很薄的通俗性小册子。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 为止，国内学者共发表了26篇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文章。50年代的文章属于普及介绍性 的东西。但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人性 论和人道主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也牵涉到费尔巴哈，人们批判他的消极直观反映论， 批判他的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和“爱的宗教”。当然也有客观公正、严肃地作学术研 究的文章。1962年费尔巴哈逝世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先生的纪念性文章， 1963年《中国青年》第3-4期发表了张世英先生讲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文章。但当时 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是以恩格斯的观点为基调的。“文革”十年是一切学术活动中断 的十年。1971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读马列，《费尔巴哈论》是必读的一本书。为了辅导 读书，一些学者做辅导报告，参与辅导读物的写作，这对人们了解费尔巴哈的哲学是有 益的。
1978年以后，国内费尔巴哈的研究进入了真正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因为随着思想解 放，“左”的精神枷锁逐渐被打破了。1978到1984年间陆续出版了《费尔巴哈哲学史著 作选》(3卷)，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两本费尔巴哈的书，“宗教 文化丛书”也有他的著作，《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也由商务再版。80年代和90年代 出版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2]和《人：宗教的太阳——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研究》[3]两本专著。
第一本书的作者在60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此书出版后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共7篇。该 书论述了费尔巴哈哲学产生的背景，他的自然观、认识论、人的学说、无神论、伦理学 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是国内第一本完整地(美学思想除外)讲费尔巴哈哲学的著作。值 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构成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定，使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自成体系、具有某种独创性的特点……是它的人本主义。”[2](P17)作者还提出了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后者指“费尔巴哈关于人、人的本性、人与自然 环境、人与他人的关系等等的学说”。[2](P147)这些论点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很有意义 的。作者还对一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关系的论点做了回应。不 过作者关于“同黑格尔宗教哲学相比，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要深刻得多”[2](P5)的说 法，还是需要探讨的。
第二本书的作者共发表了9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该书阐明的主题是：在费尔巴哈看 来，宗教是人创造的，是人以宗教方式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人是宗教的目的、中心和 太阳。然而无论是宗教本身还是宗教信仰者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人当作神(上帝) 的工具，把宗教当作人生的基础、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基础，围绕这个人创造的太阳旋转 。该书还特别就宗教改革以来宗教在近代德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意义，费尔巴 哈早期哲学—宗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关于“实证哲学”及黑格尔哲学的“非基督性 ”问题，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他只批判宗教而不反对宗教(他 是否无神论者)，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宗教的价值学等问题，作了论述。在宗教 异化问题上，作者阐发了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前提及异化的四种方式的观点，弥补了人 们简单地把他的异化观点说成两种异化的不足。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从反思近代理性局限 性的角度，充分阐明费尔巴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终结了近代启蒙的宗教批判问题，没有 阐发它对后人的影响(这由于当时资料不足)等问题。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79-2000年间，中国大陆刊物发表的有关费尔巴哈的文章共计 100篇左右(不包括辞书条目，也不含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综观这些论文，有两个主要 特色。
1.题材广泛，新见解或新意不断涌现。不仅有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宗教 哲学(无神论)这些以前就研究的问题，而且拓展到辩证法(如自由与必然)、唯心主义历 史观与唯物史观萌芽(含历史观的方法论)问题、人的本质、异化(对象化)、美学思想、 法学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的关系(如与施特劳斯、鲍威尔及施蒂纳的论争)、 与青年马克思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的研究，以及把他同孙中山先生作比较研 究等等新领域。在不少问题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论点，如人本 学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的区别问题(虽然都是形而上学的)，人学辩证法，人本学中 人的学说与他的自然学的辩证关系，他把“感性”这一传统的认识概念发展为一个本体 论的概念，他的生活是实践的积极意义，认识论中的辩证法因素，人与人(我与你)关系 的社会性问题，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观点，法学思想中的合理 因素，等等。
2.理论观点不再完全停留在恩格斯观点的基点上。当然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用现象学 、生存论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等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观点或方法(乃至用数理逻辑符 号的表达形式)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文章(不是说用上述观点和方法研究费尔巴哈的文章 就一定是好文章，而是说它有益于我们作新的探索)。但上面提到的种种新见解无疑突 破了我们原先思维的条条框框。它说明我们的思想视野开阔了，更具有包容或兼收并蓄 的心态。这也说明只要刻苦钻研，善于不断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就一定能够有所创新 或提出富有新意的见解。
在这20多年期间，费尔巴哈哲学有两次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热点话题”。一是70年代 末至80年代初关于费尔巴哈哲学是否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争论，二是80年代关于费尔巴 哈哲学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前者是芜湖会议小组讨论中提出的。 一方“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论述”，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与演变的不同特点”，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是唯 物主义哲学，反映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而费尔巴哈哲学则是唯物主义哲学，反 映这一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因而它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而“完全是属于另一种形态的 哲学”。[4](P474-475，478)另一方则提出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 [5](P481)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主张，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和演变的不 同特点，“构成了哲学史发展的基本内容。但是，它既不能作为划分哲学史中不同发展 阶段的客观标准，也不能作为划分哲学史中不同哲学形态的主要标准”[5](P489)，否 则就会给哲学史的研究带来混乱。赞同这种观点的人则进一步认为，这个问题还涉及唯 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是否有继承这一重要问题，并以宗教异化问题为切入点，肯定了 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继承关系。[6]
长期以来，人们不是沿着F·梅林的思路(注：梅林在《马克思传》(1919)中指出，恩 格斯关于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从《基督教的本质》开始的说法，是“错误” 的，“又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模糊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他认为费 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给马克思的印象很深”(《马克思传》，人民 出版社1965年版，第69—71页)。看来，他晚年的这一观点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早在190 3-1904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版第1卷中，他就以无倾向性的语气，转述了 恩格斯的观点(“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正确 理解到”)，而在以下讲述马克思直至1844年的生平和活动时，都没有直接提到这本书 的影响(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Ⅰ，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7页及以下页)。)，而是 依据《费尔巴哈论》探讨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亦即强调《基督 教的本质》第一版的影响。特别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Г·巴加图里亚在1968年的论著 中虽然只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在这种场合(指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引者注)起了催化 剂的作用。它们使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了，加速了马克思向 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但他又说“从1841年起，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7](P282)诚然这并非专指《基督教的本质》，但主要是指这一著作。197 9年两篇肯定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是《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仲裁人》一文作 者的论文有了中译文(注：扎斯：《是马克思而不是费尔巴哈》(1967)、陶贝尔特和舒 芬豪艾尔：《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1975)，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2辑，人民 出版社1979年版。)，80年代初又先后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著作( 注：这四本译著是：《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2)、《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 研究》(1982)(这是60年代到1980年间前苏联和东欧学者论文的选集)、《西方学者论<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3)、《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1984)。)。 新见解新观点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某些论点成为国内学者立论的“参照系”。马克思百 年诞辰，1983年前后开始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也大大推进了学者们对青年马 克思的研究，自然也就涉及费尔巴哈与他的关系问题。从那时发表的论著看，大多数学 者肯定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的德国，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角度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比其他任何哲 学家都要大”，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转变“起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这一“影响开始于 1841年”[8](P116)。也有学者认为，“影响”的起始时间是1844年[9]。也就是说影响 的切入点至少有费尔巴哈1843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而不是《基督教 的本质》(就是恩格斯本人也是通过《临时纲要》纠正了自己当初对《基督教的本质》 的片面认识[10])(注：陶贝尔特和舒芬豪艾尔在《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中指出， “可能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2年1月(引者按：应是1842年2月)发表在《德国年鉴》 上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评判》一文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接近费尔巴哈。”见《马列著 作编译资料》第2辑，第68页。)。但是，也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 证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是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真实结果”，费 尔巴哈哲学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充其量只起了“积极的促进或 催化作用，‘中间环节论’是过高的估计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11]。
当时这两次争论都没有以前那种乱扣帽子的现象，而是心平气和的学理论争。这是学 术氛围较为平和宽容的表现。当然它也有我们长期形成的引经据典的烙印，有治学应严 谨的自律问题。尽管一次讨论不可能有定论，但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进展无疑是有益的。
这里还要提及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研究费尔巴哈活动的情况。1989年国际费尔巴哈研究 协会(拉丁文缩写为S.S.H.C.C)在德国比勒费尔德成立。中国有几位学者参加了成立大 会，有人提供论文并收入文集。这是一件好事。要是这一联系维系下来，那就更好了。
二
回顾百年来特别是后50年中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哲学的历程，如下一些问题是值得我 们注意或认真思考的。
第一，从主观上说，20世纪的中国学者对费尔巴哈的研究是尽了力的，虽不尽人意， 但毕竟有一定的成果。
第二，1949年以来，学术研究多次受到非学术因素的严重干扰，学术问题动辄和政治 问题、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挂钩或干脆说成就是这两个问题。这既严重地挫伤了研究者 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健康发展。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西方以往哲学无疑有其 历史的局限，要评论、要批判、要对话，但这应是学理上的。然而在50-60年代几次重 大的思想批判中费尔巴哈都充当“陪绑”的角色。还有，有个时期为了突出三大实践( 实际是突出阶级斗争实践)，甚至连列宁对他生活实践思想的高度评价也不愿提及。这 里还要提到一件事。1982年初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老先生组织一些人写关于费尔巴哈的书 ，以便1984年费尔巴哈诞辰180周年时纪念他，提纲已拟好了，也有人开始动笔。但不 久开始的思想理论领域的清理运动使它夭折，数年后这位先生也离开人世。这是一件憾 事!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第三，进一步的研究一定要有创新或新意，不要发表一些无新意或雷同的东西。要开 拓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也要改进，要有严谨踏实的学风。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研究的 理论原则要融入新东西。这里笔者就这一问题做点阐述。
费尔巴哈哲学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东渐到中国的。解放前，从西方留学 回国的老一代学者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用辩证 唯物主义哲学去解读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既没有发生过用中国 传统哲学解读的情况(相反地费尔巴哈本人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却不时地引用我们的《 诗经》、《礼记》等古籍的思想)，也较少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这可能也是西方哲 学东渐中的少有现象(至少前80年是这样)。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克 思主义哲学构成了我们理解费尔巴哈哲学的处境(视域)的一个必须坚持的传统或“前理 解”，是我们理解视域的主要部分，更何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费尔巴哈作了很多直接 的论述。然而我们总不能在这个“前理解”上不越雷池一步，而要与时俱进。当然这不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常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以往哲学。而解释学哲学则提出理解 文本时的“视域融合”。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研究的主体，作为在场的“解释者 自己视域”的主体都是同一个，即我们中国人，深受自己母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传统文 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物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从前者还是从后者 解读费尔巴哈，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视域的不容否定、不容忽视的因素。自 觉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我们理解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作为我们解读对象 的费尔巴哈是一位外国哲学家，熟悉西方文化(特别是它的独特之处的东西，如基督教) ，借鉴、融入西方学者尤其是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构建我们理解视域的重要因 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视域融合也是流动变易的。只要 时刻想到并实践这些，我们对费尔巴哈的研究也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成就。
仅谈几个具体想法。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对它作 完整准确的理解。比如说马克思曾指出，“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 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 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12](P140-141)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宗教问题上同黑格尔的继承关系。而列宁的 解释却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13](P580)如果列宁说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那当另作别论。但说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那这个说法就完全与马克思原意相悖。而我 们长期僵硬地固守哲学上的两军对立，把后一个论点奉为圭臬，制约了我们的研究。
其次，人本学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就人与自然两者的重要性、地位来 说，人是第一位的，自然则是第二位的，尽管从时间上说后者是第一位的，前者是第二 位的。而注重人论(人、人生、为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从“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民为贵”到“三纲五常”、“遏人欲而存天理”等等人所知晓的话 语，无一不讲人事。它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都是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以人的问 题为切入点，思考它们有无共通之处因而有无某种互补的可能性，对它们的差异，各自 的历史价值及命运等问题作比较研究，如何把中国的人学思想传统融入我们理解费尔巴 哈的视域，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再次，如果我们的思维视域开阔一些，那我们研究的范围也会广泛些。比如说，我们 在充分肯定德国理性主义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充分重视、肯定感性哲学，特别是 费尔巴哈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直接否定集近代理性主义大成的黑格尔哲学的 哲学——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过分崇尚近代启蒙运动用理性批判一切 的想法成了我们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以致忽视(对一些哲学家则是彻底否定)德国 哲学中施莱尔马赫(情感)、叔本华(意志)、费尔巴哈(感性)、狄尔泰(生命哲学)、哈特 曼(无意识哲学)、尼采(强力意志)等人的非理性思想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德国一些学 者的视野就比较开阔。早在1917年，奥托在《论神圣》中就指出施莱尔马赫“是第一个 最大胆、最坚决的力图克服这种理性主义倾向的人”[14](P131)。洛维特在1928年那篇 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15]同名的论文，以及《从黑格尔到尼采》[16](1939)一书中 ，都一再强调费尔巴哈“感性”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施密特则以《解放了的感性》(197 7)为书名，探讨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感性哲学。[17]最近笔者复印了1998年出版的两本 德文著作，一本名为《放弃与革命——叔本华与费尔巴哈伦理学的比较》[18]，另一本 是《费尔巴哈和尼采——恢复19世纪德国哲学的感性与肉体的名誉》[19]。虽然还没有 细读这两本书，但一看书名，就有耳目一新之感。我想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同样能够有 所作为，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需要进一步解放。
第四，既要接触、借鉴、吸收外国学者的成果，更要研究它，要与之对话，决不能只 是介绍介绍，充当“翻译”角色。我们这20多年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几乎没有 涉及到20世纪西方特别是德国学者研究费尔巴哈的极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既没有 借鉴也没有对话，可以说是闭门造车。这一不足应该有所改变。
第五，费尔巴哈著作的翻译问题。全集和新译单篇著作暂且不谈，现有的《哲学选集 》的一些译文似应修改，特别是一些据俄文翻译的译文，它译错了，中译文也跟着错。 《基督教的本质》有漏译。此外，《哲学选集》也许要补充他的重要著作。
第六，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 学中的伟大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彻底消失了或终结了，也不意味 只有工人阶级继承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遗产。作为德国哲学(人类文化)的一 份宝贵遗产，费尔巴哈哲学已积淀在德国(世界)哲学—文化的丰饶沃土中。它不仅影响 了同时代的赫斯、施蒂纳、格律恩、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也影响了弗洛依德、荣格、 布伯、布洛赫、马尔库塞、洛维特、萨特(注：自弗洛依德以下的人名是依据里斯的《 费尔巴哈——哲学家、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K.Riess:Feuerbach,Philosoph,Atheist ,Sozialist)》(费尔巴哈逝世100周年图片展览说明书，纽伦堡1972)一文列举的。)等 人。甚至在伽达默尔关于我与你的论述中，我们也可能有意无意地联想到他的思想。这 里还要指出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也引起20世纪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大神学家巴 特、汉斯·昆的极大兴趣，一些神学博士的论文也以他的宗教哲学为主题(当然是出于 辩护或申辩目的)。原因何在?实际上，费尔巴哈哲学的两个主题——关于人的学说和对 宗教及神学的批判，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因而他的哲学始终具有诱人的 魅力。人的问题是永恒主题不言自明。至于宗教，它也许会在人类社会某个时候消亡， 但这不是我们所能预见的时期内就能实现的事。宗教特别是高级精神宗教将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存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也将长期地存在。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人类 社会还有黑暗，人们就需要“火流”(注：由“Feuer(火)”和“Bach(流)”组成的“Feuerbach”，其词意是“火流”，音译是“费尔巴哈”。)。展望新世纪费尔巴哈哲学 的研究，我们充满信心。
收稿日期：200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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