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早期研究(学术主持人：周嘉昕)·
[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出版后，西方学界挑起了“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的理论争论。1933年，施穆科勒这位曾经在苏联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德国学者发表了《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对“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早期回应，该文既体现了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以唯物辩证法的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和无产阶级立场的获得为出发点的一般特征，也草蛇灰线般地展现出施穆科勒对政治经济学、国家、乌托邦等问题的思考。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史上这段被忘却的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历史演进、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阶段的基本特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关键词] 市民社会；MEGA1；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辩证法
本文讨论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研究史上具有特殊理论地位的一篇文献。该文的作者是卡尔·施穆科勒，一位曾经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工作的德国学者。在迁居莫斯科之前，施穆科勒曾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施穆科勒在《国际文献》杂志上发表了长文《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在该文中，施穆科勒回应了西方学者利用《手稿》的出版新发现一个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尝试，并从唯物辩证法的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无产阶级立场的获得出发，回顾了马克思从求学生活开始到《手稿》写作完成的早期思想历程。我们对本文的期待是：第一，填补《手稿》研究中的一段历史空白，发现苏联马克思主义早期研究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的回应。第二，透过施穆科勒和《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管窥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确立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思想史图景。第三，以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的争论为切入点，尝试论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改造、经典著作文本研究与方法论自觉等问题上，《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所具有的他山之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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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青年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问题占据独特的理论地位。这是因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的理解。或者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的理解影响甚至是决定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的考察、早期理论的定位和早期文本的阐释。这一点，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出版过程还是在《手稿》的发现过程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毕竟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探索道路的回顾中，曾多次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但却交给老鼠牙齿去批判的著作手稿。因而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争论，主要结合版本问题展开。相比之下，《手稿》则尴尬得多。因为马克思自己未提，恩格斯也不知，这部手稿在问世之初就纠缠着复杂的文本识别、理论定位和意识形态问题。这就给我们阅读、研究这部手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对于《手稿》研究史的回顾，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真切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演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学界耳熟能详的是，《手稿》于1932年在东西方同时以两个版本问世。一个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一个收入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阿多拉茨基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手稿》甫一问世，旋即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其核心问题就是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发现，或者说“青年马克思”“两个马克思”问题的争论。对此，美国“红色教授”悉尼·胡克曾经用“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来形容。就“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最初讨论来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介绍以及马尔库塞和亨·德曼的评论。
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收入的《国民经济学和哲学》只包括《手稿》的第三和第二笔记本，而且在文本编辑上错讹频出，但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他们认为：“在这里新发表的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这份手稿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它从哲学观念出发，直接经过人的自我异化(资本和劳动)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无阶级社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物”，“人的这种真正使命的实现就是贯穿整部著作的思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297页。
马尔库塞更加推崇的是《手稿》的MEGA1版本，他认为这“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因为“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这个基础就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的特定的实现”。“正是在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个概念上，在人的本质规定这个中心问题上，马克思完成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变，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这些基本规定归入人的本质规定中去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319页。
为了说明施穆科勒在《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中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回应，同时透过该文把握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手稿》的理解和判断，对施穆科勒其人其事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由于施穆科勒本人又是因为编辑出版MEGA1的需要，应梁赞诺夫的邀请，从德国前往苏联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因此在此过程中，势必涉及对MEGA1编辑以及与之相关的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介绍和评价。不仅国内学界而且英语学界对施穆科勒的关注和研究都十分鲜见，本节的讨论利用了南京大学康加恩博士的研究成果。
亨·德曼的评论则更为直接，他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指出：《手稿》“这部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本主义的动机”。[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
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运用《手稿》来阐发一个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在西方学界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的事情。对此，除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进行了斩钉截铁式的批判外，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回应。以奥伊泽尔曼、拉宾、巴加图利亚等为代表，通过仔细考证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大多得出了这样的观点：虽然在《手稿》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和要素，但就其方法论本质来说，此时马克思思想中主导性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不彻底的，只有在《神圣家族》中才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实现了第一个伟大发现。仔细回顾这段思想史历程，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手稿》并非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是一部得到公认存在的手稿，那么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其识别、整理、出版的依据是什么呢？相应的，在1932年西方学界已经开始为“新发现的马克思”欢欣鼓舞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又作何回应呢？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依据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献遗产研究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手稿》的问世在直接的意义上服务于辩证唯物主义形式史研究的需要，对于包括《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手稿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折射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第二国际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教育的要求。举例说来，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理和出版，需要回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道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过程，批判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注]参见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手稿》在最初问世时之所以被判定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响应列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号召，集中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批判，阐释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清算的理论产物[注]参见梁赞诺夫：《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载Archiv K. Marksa i F. Engel’sa, Vol 3 (1927)。。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本研究是具体的内容和载体，列宁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判断是参照和标尺，而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潜在的批判对象。
对此，我们可以在梁赞诺夫1927年发表的《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中找到直接的印证。作为对新发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马克思学生时期著作”的介绍，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理解[注]参见梁赞诺夫：《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载Archiv K. Marksa i F. Engel’sa, Vol 3 (1927)。。将这篇文章放在《手稿》的发现史中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手稿》第三笔记本之所以最先被整理出来，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同对《神圣家族》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改造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既与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要求关注辩证法问题相关，也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中对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相关。这一线索贯穿于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德法年鉴》，再到《神圣家族》的准备和写作的思想历程之中。同时，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也蕴含着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注]参见拙文：《从〈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兼论梁赞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二、历史：施穆科勒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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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梁赞诺夫的请求和社会研究所的提议下，施穆科勒前往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参加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次年，施穆科勒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布)。直到1931年，施穆科勒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并实际参加了MEGA1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作为编辑或撰稿人，施穆科勒在MEGA1第一部分第1卷两册、第三部分第3卷中都有署名。MEGA1第一部分第3卷、第5卷，第三部分第4卷虽然没有署名，但他实际上也参与了编辑工作。《手稿》就收在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此外，施穆科勒还参加了《列宁全集》德文第一版的翻译工作。作为对MEGA1工作的介绍和说明，施穆科勒1927年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MEGA1的评论文章。1931年，因为“鲁宾事件”，阿多拉茨基接替梁赞诺夫承担MEGA1的编辑工作，施穆科勒也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为共产国际下属的《德意志中央日报》、《国际文献》等德语杂志工作。193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施穆科勒在《国际文献》上发表了《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作为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施穆科勒于1938年不幸罹难，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得以平反。[注]参见[土]康加恩：《卡尔·施穆科勒与苏联MEGA1编辑工作》，《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简要回顾施穆科勒的生平经历和探索历程，可以发现施穆科勒对“青年马克思”问题展开研究和回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其早期早年的学习过程中，他就通过古斯塔夫·迈耶尔这位“青年恩格斯的发现者”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文献。在博士论文的写作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中，他也通过乌托邦问题广泛涉猎“市民社会”和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问题。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受梁赞诺夫领导参加MEGA1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施穆科勒得以系统全面地接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并直接参与了包括《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编辑和出版。这样，作为“在苏联工作的德国学者”，在面向德语读者的《国际文献》上发表研究《手稿》以回应西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的论述，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有趣的是，回顾上世纪30年代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和早期思想研究的历史演进，施穆科勒的经历集中体现了这一“到芬兰车站”的历史趋势。
我们知道，尽管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存在一个出版马克思文献集的计划，但并未付诸实施。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稿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首先是在第二国际时期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进行的。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伯恩施坦和倍倍尔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联)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其早期成果就是在梁赞诺夫主持下编辑出版的MEGA1以及作为其准备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上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工作的总体概览，可以在梁赞诺夫1923年所作的报告《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得到展现[注]参见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在这篇报告中，梁赞诺夫提到的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外，还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提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23个笔记本、《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通信，以及《巴黎笔记》、《伦敦笔记》、《危机笔记》、《人类学笔记》等。当然，上述内容的表述我们使用了今天通行的表述，在梁赞诺夫的文章中并未使用全部这些命名。
施穆科勒生于189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参加德国的十一月革命。1919年，在图宾根学习哲学和神学期间，结识了费利克斯·韦尔和海因里希·苏克德。前者就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创立者。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建议下，施穆科勒前往柏林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柏林期间，施穆科勒曾参加了古斯塔夫·迈耶尔组织的一个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讨班。1921年，施穆科勒转到耶拿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曾经旁听了卡尔·柯尔施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1923年，施穆科勒参加了韦尔组织的著名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卢卡奇、柯尔施、佐尔格、波洛克、魏特福格尔等人。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讨论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手稿。同年，施穆科勒完成了自己以乌托邦的逻辑和历史因素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他从事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来阐释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注]参见[土]康加恩：《卡尔·施穆科勒与苏联MEGA1编辑工作》，《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第五部分考察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以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发现。施穆科勒已经明确指认，从《莱茵报》时期的探索开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马克思，所着力思考的市民社会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一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现实关系的发现，二是对黑格尔哲学“神秘主义”的最初批判。二者始终相互交织渗透。这样一种主谓颠倒的方法，是《资本论》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进行批判的理论发轫，实际开启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与此同时，施穆科勒也强调，虽然马克思尚未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已经开始关注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对抗出发来理解国家，其中市民社会的分析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那么新的问题是：市民社会中对抗性形式的物质承担者是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客观动力是什么？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坦白地说，囿于思想史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专题研究，而只能从一些相关研究中管窥其貌。例如，通过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一书所提到的部分信息进行回溯，或是通过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对《手稿》的阐发进行观察。近年来，伴随MEGA1研究的拓展，一位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的学者——施穆科勒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这位在苏联工作的德国学者于1933年发表了《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注]参见Karl Schmueckle, “Der junge Marx und die buergeliche Gesellschaft”, in Karl Schmueckle: Begegnungen mit Don Quijote. Ausgewaehlte Schriften, Argument Verlag, 2014。文本引用中译文由李亚熙提供。。该文针对奥托·鲍威尔、亚瑟·卢森贝格、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亨·德曼在“青年马克思”问题上的曲解，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为线索，梳理了马克思从1837年到1844年写作《手稿》的思想历程。在我们看来，这篇文献不仅可以构成我们对前述问题回答的基础，而且可以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段历史空白。
因此，当MEGA1将《手稿》完整整理发表出来的时候，所关注的并非是后来引发广泛争论的异化问题，而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通过对社会中的现实矛盾的彻底研究，以及对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发展并具体化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对一切历史研究的严格的科学奠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与他从空洞的‘纯粹抽象’中解放出来的探索相一致，马克思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真实经济结构的深刻研究，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注]参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le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3, Einleitung, Marx-Engels-Verlag, Berlin, 1932。而这一判断，也构成了施穆科勒《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的理论内核。
三、文本：《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
如前所述，1931年之后施穆科勒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MEGA1编辑工作，投身到理论报刊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去。《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就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而作，1933年刊发于受共产国际领导、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献》上。在这一长文中，施穆科勒回应了西方学者在《手稿》和“青年马克思”问题上的理论“伪造”，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或者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出发，着眼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论证，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为线索，回顾了马克思从1837年转向黑格尔，经过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索，再到《德法年鉴》和《手稿》所实现的方法论变革。该文除一个引言外，还包括七个部分。现将这篇文章的内容简述如下：
第二部分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市民社会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其成熟的理论形态就是《资本论》中对拜物教的批判。施穆科勒援引列宁的表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示了资本的秘密，发展了自己的科学理论。而这一理论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前提和指导。施穆科勒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民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假象外观源于异化的表现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拜物教特征。这种神秘化的根本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此基础上施穆科勒引用了《资本论》第三卷中“三位一体的公式”中的表述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强调现代工人阶级才是新社会形态的主体。在该部分的最后，施穆科勒专门指出：只有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的成熟的内容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思想发展的重大意义；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才能彻底学习并领会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史。
就这一声闷响，三妮一声惊叫扑在了我怀里。我紧紧地搂住她。这时候，我感到她两个硕大的奶子像两只小猫，热烘烘地在我胸口上只抓挠。我有些受不了，解下了她的上衣和裤子。
引言部分概述了文章的写作意图：第一，明确提出该文着力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历史的几个基本问题，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问题。因为马克思自其青年时期的理论发端开始，逐渐获得越发丰富、清晰、确定的思想原则和洞察。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晚期的作品中获得了成熟的表达和科学的论证。第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性扬弃，与之相关是透过矛盾和隐藏的表象把握真正本质的新世界观的获得。这一点得益于马克思青年时期开始的对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整体形式的批判性分析。第三，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及其现实意义。以奥托·鲍威尔、卢森贝格、朗兹胡特、亨·德曼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不过是以拙劣、粗野的方式将青年马克思伪造为一位资产阶级的庸俗理论家。
第一部分概述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历史和本质。借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的观点，施穆科勒指出，人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及其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与前现代社会不同，市民社会荒诞混杂的外表掩盖了一切真实的社会联系，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现实生活关系和斗争的总和。在市民社会中，物成为统治者并以幽灵般的“意志自由”取代了人与人的交往，这是一个颠倒的、着了魔的世界。然而，“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换言之，市民社会就是资本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施穆科勒的“市民社会”概念既指涉了马克思所言“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又明确具有了“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含义。
为比较本文方法的成像性能，采用距离向IFFT，方位向CS重构方法[5](方法1)；传统CS方法，即基于CS的先距离向后方位向成像方法[3](方法2)、基于CS的先方位向后距离向成像方法(方法3)以及文献[10]中基于距离向联合稀疏模型的成像方法(方法4)作为对比算法.实验中，基于联合稀疏模型的方法采用DCS-SOMP算法[10]外，其他均采用MSL0算法[9].实验中距离向采样率统一设置为0.75.在不同的方位向采样率条件下的成像结果如图6所示，图7为不同采样率条件下成像结果熵值以及对比度的对比.
第三部分强调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的方法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其核心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施穆科勒看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在其经济学说中得到了最为深刻、全面、详尽的证明和运用。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为了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施穆科勒宣称，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说明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历程，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一批判只是在近来才为人所熟知的《手稿》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手稿》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地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程，贯穿其中的具体问题就是对市民社会秘密的破解。
第四部分回顾了马克思从1837年转向黑格尔开始到《莱茵报》时期的理论探索，特别强调了博士论文中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在这一部分的开头，施穆科勒概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定位：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哲学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从宗教批判转向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第一次批判；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这一转变过程的起点是马克思在1837年转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受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成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与《手稿》的理解相关，施穆科勒强调只有马克思后来完成了对黑格尔的彻底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不满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有所体现，这就是在哲学与世界辩证关系的理解基础上，对思辨唯心主义内部的非辩证环节的批判。施穆科勒强调，这一批判只有在《手稿》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中才得以完成。与之密切相关，施穆科勒特别强调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解中的社会历史要素，以及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之于唯物辩证法制定的理论意义。
参照MEGA1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所掌握的新文献已经基本涵盖了后来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同时，这份报告还体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基本思路：一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相关表述和说明；二是依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公开发表的著作，对手稿档案进行定位和分析；三是反映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确立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判断，这一点，在马克思早期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第六部分考察了马克思《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回答了上一部分遗留的两个问题，论证了马克思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施穆科勒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但主要是在《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已经发现了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和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秘密。这一秘密应当在市民社会的特殊形式及其虚幻意识的批判、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得到澄清。更进一步，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乌托邦”特征，并开始批判当时德国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施穆科勒在回应西方学者人本主义倾向的意义上，强调只有在市民社会批判、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所宣扬的作为共产主义的普遍本质的“人的解放”才能得到现实的理解。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对725名研究生连续三年的跟踪问卷调查发现，知道并经常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研究生不到50%；将近60%的研究生未系统学习过文献信息检索和使用等相关课程；仅有26%的研究生通过查找相关专业数据库获取信息；在文献类型上，研究生大多聚焦在纸质图书 、学术期刊以及学位论文上，对会议论文、专利文献 、标准文献和科技报告的利用不足17%[3]。
最后一部分集中论述了《手稿》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于辩证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意义，以及从《手稿》出发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总体理解，也就是市民社会批判之于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意义。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在唯物史观形成的意义上，强调了《手稿》重要的理论转向意义，即从宗教和法的批判到形而上学和国家的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转化，逐层深入所实现的对市民社会内在颠倒结构的剖析。第二，《手稿》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上，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神秘主义进行了彻底的颠倒，这与马克思对现实的社会联系的神秘化的揭示特别是对异化的批判直接相关。第三，市民社会批判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都指向了对资产阶级内在对抗性矛盾的分析，以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和实践诉求。“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六）在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和发挥效果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企业，企业就应该自负盈亏，政府不必要介入其中。
四、理论：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立场
基于施穆科勒的《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我们可以发现：该文对于《手稿》之前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为线索，以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为内容，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为参照，回顾分析了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探索之路。以之为基础，施穆科勒批判性地回应了西方学者对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折射出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定位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结合施穆科勒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理论背景，该文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乌托邦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问题上，也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施穆科勒个人的思想特征。无论如何，该文对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无产阶级立场的论述，代表了苏联学者对西方学者利用《手稿》发现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早期回应。
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方法论提示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除了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说明外，就是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书评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在后两篇文献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改造，或者说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经过恩格斯晚年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发，这样一种方法被命名为“唯物辩证法”。对“唯物辩证法”的讨论，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与之相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关系、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凸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考虑到第二国际时期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新康德主义的泛滥以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新发现，这些问题本身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20世纪20年代后期，也正是在上述理论语境和现实背景中，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得到了专门的关注。其中，马克思对辩证法问题的探讨又成为重中之重。表现在《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中，就是施穆科勒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关注。而这一关注又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强调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二是着眼于对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过程中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与上文提到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传播情况有直接的关联。更进一步，聚焦《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一个被关注最多、引起争论最大的主题就是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批判。在被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而在施穆科勒看来，对虚假表象背后的现实本质的分析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唯物辩证法的本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施穆科勒回顾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发现了黑格尔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即哲学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对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隐形超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国家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解剖，借助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思辨神秘主义，开启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辩证法理解；这一推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抗性矛盾的阐明和无产阶级立场的获得；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继续推进，马克思在《手稿》中说明了市民社会的异化现实，并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以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贯穿这一历史进程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经济过程中颠倒性结构的解析，以及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越。
④工程效益显著。淮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流域面积27万km2。1194年黄河侵泗夺淮，其泛滥带来的巨量泥沙淤塞了淮河两岸的许多河道，淮河从此失去了原先的入海通道，流域内“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入海水道主要功能是增加淮河泄洪能力、提高洪泽湖防洪标准、确保下游地区2 000万人口、3 000万亩 （200万hm2）耕地安全。自2003年建成投入使用以来，前后经历了2003年、2007年两次大洪水以及2010年小流量行洪的考验，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减灾效益。
与西方学者有关《手稿》的人本主义阐述根本不同，施穆科勒的分析最终指向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样一种无产阶级的立场内蕴于施穆科勒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市民社会批判的分析之中。在《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的最后，施穆科勒专门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是因为：对市民社会的虚假表象掩盖现实本质的颠倒性结构的剖析，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地位；而这一剖析和揭示本身是马克思从宗教和法的批判走向政治和哲学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一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
[3]韩光,常颖,张连波,等.手术安全核查表实施的干预模式及效果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2,8(3):1-2.
较之西方学者借助于《手稿》新发现一个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施穆科勒的研究显然更加契合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历程和文本本义。如前所述，这一阐释当然也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这既包括上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问题上的一般共性：从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回溯其历史形成，遵循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理论家的相关表述和观点，自觉回答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回应西方学者在“青年马克思”问题上的过度诠释。同时这也涉及施穆科勒本人的思想背景以及该文写作的直接理论语境：一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出发追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将其落实于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和剖析之中。这与施穆科勒早年在柏林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法兰克福研究资产阶级国家理论有直接关系。二是在对无产阶级立场的论证中，专门强调了马克思对既有乌托邦思想的超越，这也令人强烈地回忆其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三是对照梁赞诺夫的相关分析，施穆科勒文章中呈现出新的特征，从关注作为《神圣家族》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准备材料的《手稿》第三笔记本转向关注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轫的《手稿》。这不仅同MEGA1文献研究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所取得的新进展有关，而且受到这一时期逐步整理发表出来的列宁《哲学笔记》的理论影响。在这一语境中，《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获得了更为突出的理论地位，而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讨论则相对弱化了。
最后，我们尝试用四个拓展性的讨论作为本文的结束。第一，《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一文直接涉及《手稿》的理论定位。针对这一问题，学界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作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发源地，《手稿》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确立发展的基本要素，但是在总体理论方法上仍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从市民社会角度出发回顾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直接关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施穆科勒的出发点，即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对它的批判，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辩证法关系的考察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两个伟大发现的关系等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第三，由于施穆科勒自身生活和思想经历的特殊性，对于包括《青年马克思和市民社会》在内的施穆科勒文献遗产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全面地把握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早期历史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有MEGA1的历史和意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研究等。第四，由于《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写作的直接背景是《手稿》这一新文本发现所引发的理论争论，因此，从施穆科勒的这篇文章出发，激活《手稿》研究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一段尘封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文本研究与理论阐释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研究不能回避或忽视既有理论阐释的客观存在，但它同样是新的理论阐释无法悬置的客观前提。实现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切的历史责任感与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和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4-0005-08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