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英[1]2015年在《在挣扎中前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史》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职业教育课程难以逾越传统模式成为了改革与发展的“瓶颈”。今天的职业教育课程为何是这样的状态?造成今天“瓶颈”的结果有无历史之源?教育传统是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因素,它的潜在性、规约性、排斥性等特点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影响着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教育传统自身的变革使得这种影响愈加复杂。西方近代职业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是我国最早建立职业学校并非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下,清政府为了保全自身统治地位而效仿西方的无奈选择。这种被动过程,受制于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呈现为滞后的状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传统教育相抗衡的力量。爬梳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技艺教育课程、实业教育课程以及职业教育课程叁个阶段。我国近代职业教育首先从具有高等技术教育特色的洋务学堂开始的,肇始于福州船政学堂。清末统治阶级引入西学课程虽然经历了翻译之学、制器之学、政治之学到技艺之学的认识过程,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于采取新的课程内容来培养“士”的层面,改革目的是为了弥补空疏陈腐的传统教育内容的不足。因此,在课程组织、教学方式、考试评价等方面,人们仍习惯于科举制度下书院教育模式,重记诵、轻实践,从洋务学堂到维新学堂都难以逾越这种传统。可以说,技艺教育课程阶段表现为外在模仿、内在规顺的特征。甲午战败,日本成为了我国全面推广学校教育的榜样,新学制成为了实施实业教育课程的行动纲领。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几任政府一致地将实业教育摆到了“救国”的突出位置,使实业教育课程发展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任。然而课程制度的效仿与改进远离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演化为制约人才发展的枷锁：课程管理过于强调集中与统一,牺牲了实业教育自身特性、背离了实业发展逻辑,造成实业学校普通化、实业教育政治化等结局。可以说,实业教育课程阶段表现为思想上挣扎、行动上妥协的特征。经历了移植课程到借鉴学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反省。民国时期,西方思想不再向过去那样被抵制,传统思想也不再向过去那样束缚人的心灵。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课程发展,是民间教育团体与国民政府相互较量的结果,是社会工业化发展需要与教育传统内在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职业教育课程阶段表现为挣脱混沌后觉醒、摆脱依赖后自立的特征。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经历了传统教育解构和现代教育建构的过程,每一段历史时期的课程发展都受到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演绎了复杂的课程发展逻辑。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存在着叁对主要矛盾：中西矛盾、内外矛盾和上下矛盾；表现出两种发展逻辑的交互影响：学校系统化规约下的课程发展逻辑、社会工业化进程驱动下的课程发展逻辑。以史观今,我们不能忽视来自自身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的制约性；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新问题、新举措时少些成见,少走弯路。
邵力[2]2004年在《我国文化传统与职业技术教育》文中认为职业技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9世纪60年代,随洋务运动的兴起,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初显萌芽,其发展的历程曲折多变。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高中阶段教育为重点,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培养与各种形式的培训并举,又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框架。 但是职业技术教育在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笔者认为文化传统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影响,具有巨大的渗透性,普遍性和稳定性。本文运用了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框架和分析方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切入,分析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变革历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分析了文化传统中最具核心作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当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影响。从而提示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与文化传统继承、选择、传递、创新的互动关系,指出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要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现代化的转化,为当前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建良性文化机制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
任丽娟[3]2015年在《我国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文化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从政策优惠到加大经济投入,都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职业教育在民间的反应依然较冷,职业教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社会大众更多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从而造成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素质较低,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导致“技工荒”的尴尬局面。造成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原因有很多,它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组织等方方面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我国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内在原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无处不在,并且深深影响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岁月的洗礼,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依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惹的祸”,更是当下文化氛围造成的结果。在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偏低,职业教育被迫沦为“次等教育”、“低级教育”。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概括分析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追溯“士”、“工”的社会认可度的文化起源,得出影响当下人们行为和选择的是现行经济政治体制下的文化,然后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反思职业教育大起大落的发展史以及现行社会体制对职业教育的排斥叁个方面对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进行反思,以期找到其吸引力不足的内在原因。然后从职业教育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中寻找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方法,并通过改革学校教育体制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第二章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概述,全面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第叁章是对“士”、“工”的文化追溯,并分析“士”、“工”地位变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第四章是对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文化反思,立足于当下人们的行为和选择是受到现行经济政治制度下形成的文化的影响;第五章提出增强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设想。
孟景舟[4]2007年在《职业教育概念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叁次大的名称之争,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在名称之争背后,隐藏的是职业教育概念根基的脆弱和人们对之认识上的模糊。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重新确立了“职业教育”术语的法律地位。但是,关于“什么是职业教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方兴未艾的职业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能否对其作出科学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从“什么是职业”出发界定“职业教育”的思维定势不同,本文以历史、文化和逻辑相统一的视角,通过分析职业教育的历史来源,以及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实业教育等教育类型的关系,从不同侧面对与“职业教育”相关的事实或现象进行考察,并从中揭示其丰富内涵。从历史来源看,职业教育的本质是技术性。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被狭义成培养技术工人的专用名词,并与技术教育、专业教育一起构成教育制度上的叁分法,反映的是西方阶级社会鄙薄体力劳动的文化传统和严重分裂的社会基础。我国关于职业教育概念的许多分歧,正是源于中西文化与社会制度差异,或者源于人们对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职业教育观念的理解与取舍。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概念问题,首先是一个语言逻辑问题。职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任何试图用一个术语取代另一个术语的努力,实践证明都难免瑕疵。为了尊重这一复杂性,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本文对职业教育术语的使用提出如下建议:在思想或观念层面上,使用“职业教育”;在学校制度和学科层面上,使用“技术教育”;在非学历岗位培训层面上,使用“职业培训”;将“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作为一个综合性术语使用,取代“职业教育”。
欧阳靖峰[5]2011年在《中等职业教育遭遇尴尬的文化反思》文中认为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遭遇政府鼓动热，民间反应冷；政府投资大，实际收效微；市场需求大，中职学校却招不到生，供求严重脱节的尴尬境遇，同时由于中职教育的教育体制，办学环境及教学现状等不尽如人意，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的问题，遭遇困境。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当前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职业教育仅仅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在中等职业院校学习完全是出于无奈的选择。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如此缓慢与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究其原因是职业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相冲突，主要体现在轻视劳动和劳动者的观念阻碍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君子不器”的观念排斥公众认同职业教育；轻视实践的观念背离职业教育实践性特性以及极端功利的教育传统会消解职业教育工业文化的传承职能，另一方面是与我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冲突，具体表现是：优势身份的价值追求排斥职业角色认同及对技能型劳动者身份歧视限制了技能型人才成长。这些传统的文化因素都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当然文化因素并非是唯一的因素，基于此，我们不仅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创新，建立职业准入制度及其晋升机制，同时也要改革我国现行教育招生考试制度，叁管齐下，逐渐扭转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促进我国新时期的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迎接中等职业教育灿烂美好的明天。
关晶[6]2010年在《西方学徒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徒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职业教育形态,但它却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生命力。虽然在大工业时期,它曾因学校职业教育的兴盛而被边缘化,但在许多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爱尔兰、瑞士、丹麦等),现代学徒制已然成为了它们新的职业教育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与西方现代学徒制颇为类似的“工学结合”是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方向。它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遇到了学校在校企合作中“一头热”,学生在实习中被“放羊”,工和学的结合停留于形式等问题。出于对学徒制在西方国家复兴的好奇以及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困境的思考,本研究选择了西方学徒制研究这一主题,力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学徒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对我国职业教育有何借鉴经验?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论文在介绍研究背景和对已有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案,并根据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需要,分别构建了西方学徒制历史演变比较框架和西方现代学徒制国际比较框架。第二章,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论文以学徒制形态的变化为依据,将学徒制的历史分为前学徒制、手工业行会学徒制、国家干预行会学徒制、集体商议的工业学徒制、以及现代学徒制五个阶段。其中重点讨论了现代学徒制的产生、特点、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并通过西方学徒制历史演变比较框架的运用,总结了西方学徒制历史演变的基本特征、动因以及学徒制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原因。第叁章,德国学徒制。论文首先对德国学徒制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然后从背景因素、开展情况、法规框架、组织管理、教育实施、挑战与改革几方面展现德国当代的双元制；最后将德国学徒制的特点总结为以职业性为首要原则、建立在利益均衡的合作机制上、高度的企业参与、较为完善的规范体系、提供有力支持的叁轨教育体系以及有利的历史文化传统。第四章,英国学徒制。论文首先对英国学徒制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然后从背景因素、开展情况、法规框架、组织管理、教育实施、挑战与改革几方面展现英国当代的学徒制；最后将英国学徒制的特点总结为建立在准市场机制上、雇主占主导地位、学徒制体系阶梯化、培训与考评基于能力结果、体现终身学习社会的理念。第五章,英德现代学徒制的比较与经验总结。论文通过对西方现代学徒制国际比较框架的运用,分别总结英德现代学徒制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接着,论文以英德现代学徒制的经验为基础,从现代学徒制的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机制、影响企业对现代学徒制参与的原因与激励措施、影响青年对现代学徒制参与的原因与激励措施、现代学徒制的培训质量控制以及现代学徒制中的政府角色几个方面总结了现代学徒制的基本经验。第六章,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借鉴——工学结合的视角。首先梳理我国与西方学徒制类似的职业教育形态的历史演变；进而从我国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背景、开展情况、法规框架、组织管理、教育实施几方面呈现了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现状；并将其特点总结为以学校为主体、非典型的市场机制、多样化的形态以及区域差异与合作。论文认为我国职业教育工学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范不完善、校企合作层次低、经费机制不适当、企业参与热情低、教学质量没保证。提出的改进对策包括建立中央-省-地方叁级分工、充分体现各方利益的运作机制；标准控制和过程控制软硬结合,保证工学结合的教育质量；优化经费机制,促进公平,体现效率；完善立法,细化操作规则；加大宣传,使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双向互动。
侯长林[7]2011年在《技术创新文化：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生态基础》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随着高等学校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使以经济为主的竞争逐步转向了以人才为主的竞争,这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高职教育,在过去的十余年间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目前却面临着国内总体生源逐步萎缩、普通本科院校逐步朝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转型、国际教育对生源的争夺和毕业生对就业市场的占领等多方面的压力,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高职院校必须培育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本研究从文化生态和技术创新文化的角度,对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培植和提升进行思考,采取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对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基础进行检讨,找到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得出了技术创新文化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生态基础的结论。本研究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从“充满竞争的世界”的社会大背景入手,到对国际国内高校间的竞争的分析,提出了本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意义,然后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并提出本研究努力创新的地方：在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联性研究方面创新,提出“技术创新文化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生态基础”的新观点；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提升的对策。第二部分,介绍了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文化生态及其技术创新文化的内涵。先介绍高职教育的内涵和特征,接着介绍核心竞争力的含义、特征和构成,然后介绍文化生态的内涵和特征,再介绍技术创新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本论文认为：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又属于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职教育主要属于技术文化范畴,技术文化特征十分明显；二是高职教育培养的主要是高端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就是指高职院校竞争力中那些最重要、最关键、最本质的能使整个学校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竞争力,主要就是指人才培养竞争力和技术研发力,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价值性、不可替代性、延展性、长期性、统摄性、知识性等方面。文化生态主要就是指构成文化整体的各子文化系统的状况和各子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子文化系统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其特点主要有时代性、系统性、渗透性和可控制性。技术创新文化就是技术创新实践中所创造的创新产品以及形成的制度规范,是技术创新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创新认知与观念的总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技术功利性、时空开放性、人文创造性等方面。这些基本认识为本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第叁部分,对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联性进行了讨论。具体从文化生态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生态基础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了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联性。在文化生态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中,认为高职院校文化生态是核心竞争力培植的必要条件、文化力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核心群中重要的内容、高职院校文化和谐是核心竞争力生长最好的文化生态条件,同时认为核心竞争力对高职院校文化生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在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生态基础的讨论中,认为技术创新文化既是高职院校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力提升的“土壤”,也是高职院校技术研发力提升的生态前提。第四部分,对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我国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现状分析,总结出了我国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进一步对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进行检讨,找到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校园文化生态的失衡。这种校园文化生态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高职院校文化价值的选择具有矛盾性。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竞争力培植中所存在的校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矛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技术文化的工具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技术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矛盾,造成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生态的失衡。(2)高职教育制度文化生态残缺。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竞争力培植的过程中,高职教育制度文化生态残缺,主要表现在高职教育层次体系不健全、人才培养模式制度缺失、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竞争激励和评价的良好制度没有形成等方面。(3)高职院校物质文化生态类型特征缺失。近几年,我国高职院校校园物质环境建设步伐很快,很多高职院校都建有了现代化的新校区,但是基本上没有考虑高职教育的特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新校园与普通高校的校园没有什么差别,看不出高职教育技术文化生态的特征。(二)技术创新文化薄弱。当前,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文化生态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主要还是其生态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别的,正是技术创新文化的薄弱,主要表现在：(1)高职院校技术创新主体价值取向偏离,具体表现在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偏离、职业教育思维方式单一、职业教育惯习陈旧等方面。(2)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积淀不足。在科学技术竞争力培植过程中,高职院校技术文化生态存在学术基础薄弱、技术原创力不足等问题。(3)高职院校重视技术传授,轻视技术研发。第五部分,对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文化生态重构的思想基础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主要涉及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文化生态重构的思想观念的更新、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叁个方面的问题。在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文化生态重构的思想观念更新的讨论中,明确提出要更新传统技术观和坚持技术文化与新人文主义的统一；在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文化生态重构的价值取向的讨论中,提出了核心培养力的提升和技术创新研发力的提升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文化生态重构的价值选择的观点；在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文化生态重构基本原则的讨论中,提出了要坚持技术教育的原则、坚持“合和”的原则、坚持继承发展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创新与技术伦理相融合的原则。第六部分,对我国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提升的对策进行了讨论。通过讨论,明确提出了我国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提升的路径主要有：(1)唤醒高职院校主体技术创新文化的自觉。(2)重塑高职院校大学精神文化生态。(3)加强高职院校技术创新和谐团队建设。(4)改善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生态环境。(5)培植高职院校良好的地缘文化生态。(6)重视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特色凝炼。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的提升,如果没有文化的觉醒和文化的自觉,显然是不行的。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充分认识技术创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加强技术文化生态建设,唤醒高职院校主体技术创新文化的自觉。大学精神是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之魂,因此要以技术创新理念为核心、以技术精神为重点、以校训建设为载体、以文化传统为基础,重塑高职院校大学精神。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生态内在地要求其技术创新团队不断走向和谐,只有和谐的团队才具有较高的高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力和技术创新研发力,所以,高职院校要通过统一规划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打造理论水平较高的专职教师队伍和动手能力较强的兼职教师队伍,构建其技术创新和谐团队。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生态环境对提升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应该通过营造高职院校学术自由、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健全高职院校各项制度文化生态,再造高职院校物质文化生态,重点培育高职院校技术原创力,来建设其良好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环境。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提升,还必须考虑其外部环境的问题,因为其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不仅需要校园内部各文化生态间的平衡与和谐,也需要校内文化生态与校外文化生态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所以,培植高职院校良好的地缘文化生态就是其必然的选择。要培植高职院校良好的地缘文化生态,就要充分挖掘地缘文化中传统文化生态因子,重视产学研结合,才能实现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生态整体的平衡与和谐。特色是技术创新文化追求和发展的方向,对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水平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职院校技术创新文化特色凝炼牵涉到很多因素,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突出高职教育特征,继承文化传统,挖掘区域文化资源。第七部分为结语。根据研究,得出了“技术创新文化是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生态基础”的结论,提出了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之技术创新文化的对策。
贺艳芳[8]2018年在《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特别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紧随其后,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越来越关注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事实上,在我国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基本办学模式。并且,在国家努力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现代学徒制试点就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经验,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形式。企业参与是实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基础,而关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企业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并不高。如何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构建过程中强化企业的重要作用成为关键问题。德国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形成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是现代学徒制的典型代表,双元制培训企业所积累的经验可以被我国借鉴。德国企业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德国培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有哪些?是如何生成的?这些动力因素在我国又是怎样的表现形式?本研究将以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探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企业的参与动力因素及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不足的原因。已有的大量研究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是企业、学校以及外界环境相互交织的结果,但是这个相互交织过程中的复杂关系仍未得到深入挖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研究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即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激励等外部因素来讨论,也需要涉及企业本身运作细节及要求的企业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使用以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定性研究,基于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企业的实地调研,探究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因素及其生成,结合文献分析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梳理,阐述其因果关系,并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模型,以此模型作为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参照标准,结合中国的实地调研,分析和对比了德国和中国在动力因素之间的异同,希望藉此深度理解企业的参与动力及其背后原因。同时,本研究辅以定量研究数据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及现代学徒制参与情况进行调查,为质性研究访谈提供了支撑。本研究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主要受叁种动力影响:行为结果性动力、社会性动力和内部控制性动力。首先,行为结果性动力是指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而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合格专业人员、获得包括比较优势、质量优势和认同优势在内的培养效益。行为结果性动力因素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希望得到的预期结果。其次,社会性动力是企业所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社会的压力,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合格专业人员的供给,企业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员工流动情况、学生的升学愿望以及学习基础等对企业技能满足的影响。同时,社会中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学徒制的历史传承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外部驱动力。最后,企业自身的技能密度、分工精细度和组织扁平度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内部控制性动力。归根到底,这些企业内部的因素影响和决定着企业用工的数量和质量需求,进而影响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这些以上所陈述的各方面因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其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人力资源战略的基础。打破职业教育培训和企业内部培训的壁垒,实现学生从学校到进入职业的过渡,既能体现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性,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职业院校的培养质量和效率以及企业的内部培训质量和效率。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模型、对比了中德企业在这些因素方面的特征和差异、揭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剖析当前影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积极性的背后原因,有助于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在合作企业选择方面提供注意事项,同时,有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最重要的是,在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中德对比的探索历程中,企业研究被纳入职业教育研究中,将有助于以企业角度思考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实现企业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构建中的重要主体作用。
施旭英[9]2016年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起步并不断发展起来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思想为主线,探讨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脉络,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以期对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借鉴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着名的“钱学森之问”引发社会各界深思的同时,更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教育问题的诘问。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究其原因,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还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始终在指导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教育实践过程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思想,我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思想、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各种教育政策都是对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从中观层面看,人类社会实践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今时代,教育与经济、科技等社会实践联系越来越紧密,教育与整个社会实践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教育通过与生产劳动结合、与革命实践结合、与科学研究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文明和人的发展。第叁,从微观层面看,教育作为一种根据社会需要提高人的身心素质发展的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教学途径实现的。个体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在理论知识教学和教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实现的。针对新时期中国教育的时代使命和现实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研究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在教育改革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思想、指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亓俊国[10]2010年在《利益博弈：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与问题。正如同美国联邦政府“奥克兰计划”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而引起了人们对政策执行研究的重视一样,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没有在现实中充分实现的现象,也让我们开始反思职业教育政策执行问题。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首先要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政策科学的理论为我们进行政策执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职业教育政策发展以及执行效果则为分析提供了现实基础。解决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是政策执行的本质所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阻滞问题,开始让我们从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的层面去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存在。职业教育在“求善”的传统文化观、封建“礼治”的思想束缚、人才选拔的科举制影响下不具备健康生存的土壤,而社会分层的现实也让技能型人才失去了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尊严。无论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个体,都有以经济人身份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都会基于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认识做出各自决定。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转型期,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是双方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进行策略选择的一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利益博弈表明,在满足不同利益主体需求方面存在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导致了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产生;政策执行阻滞问题源于社会“公平物品”供给制度的缺失。职业教育所具有的促进公平的价值意义,让我们重新审视政策执行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实现。由此,构建立足于“公平物品”理论基础之上,以“政府主体”、“公平优先”、“以人为本”为指导原则的政策执行机制,成为本篇论文的落脚点。
参考文献：
[1]. 在挣扎中前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史[D]. 夏英.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2]. 我国文化传统与职业技术教育[D]. 邵力. 河北大学. 2004
[3]. 我国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文化反思[D]. 任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15
[4]. 职业教育概念问题研究[D]. 孟景舟.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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